1. 新的尝试
从写作戏剧《亨利第三及其宫廷》开始，大仲马就热衷于法国历史题材。可是在历史小说《三个火枪手》问世后，他却紧接着穿插进现代题材小说《基督山伯爵》的创作，这是在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也在进行一场商业的竞争。
19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一位与大仲马一样因写作连载小说闻名的作家，名叫欧仁·苏。此人早期受美国小说家弗尼莫尔·库柏的影响，发表了一些描写江洋大盗的小说，如《蝾螈》。以1841年的《玛蒂尔德》为开端，他改写社会风俗小说，1842至1843年在报纸连载的《巴黎的秘密》使他声名大噪。此后他又写了《流浪的犹太人》（1844—1845）和《人民的秘密》（1849—1856）等小说。但他给人最强烈印象的作品无疑是《巴黎的秘密》。这部小说以当代为背景，叙述贵族公子鲁道尔夫怎样在青年时代放荡不羁，后来为了弥补自身的罪过，化装成各种不同身份的人物，在巴黎社会各阶层中游历，在“堕落的灵魂中撒布善良的种子”。在这部小说中，欧仁·苏特别突出地描写了巴黎“下层等级”所遭受的贫困和道德败坏，从而引起当时人对穷苦者的生活和命运的关注。《巴黎的秘密》发表后，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为作者带来10万法郎的稿酬。欧仁·苏的这一成就给他的同行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在揭示当代社会内幕的题材中，蕴藏着巨大的财富。于是出现了竞相效尤的热潮。
深深着迷于历史题材的大仲马，并没有步欧仁·苏后尘的打算。他是在出版家的推动下才走上这条道路的。那是1843年，大仲马旅游意大利归来不久，应出版商贝图恩和普隆的要求，他签了一个合同，预定为他们写一部8卷本的著作，题为《巴黎漫游印象》。按大仲马的本意，这将是一部怀古和考古性质的游记。但是在他业已动笔写作的时候，出版商们却说这与他们的意图不符，他们希望作家把眼光从过去移向现在，描写现实社会中的奇遇故事，只是其中的某些奇遇要以巴黎为背景。
“为欧仁·苏的成功而激动的头脑，也只能生出这样的计划来！”大仲马不屑地慨叹道。
不过大仲马并不拒绝作一次现代题材的尝试。他下定决心，不但要写，而且要写出不同于欧仁·苏的特色来。
2. 皮科的故事
像他往常写历史小说一样，大仲马首先去寻找真实的素材。他记起自己曾经浏览过一部记述真人真事的书，其中有个故事非常曲折动人，便借来重新细读。该书出版于1838年，作者为雅克·波歇，书名叫《从巴黎警察局路易十四时代至今的档案中摘录的回忆录》。波歇原是巴黎警察局的档案管理员，退休后，在记者艾弥尔·布施里以及拉摩特·隆贡男爵的协助下，将他在职期间摘抄的大量案情笔记加以整理，遂成这部6卷本的巨著。引起大仲马特别兴趣的那段记载，出自该书第5卷中题为《金刚石和复仇》的一章。这里，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个令人惊心动魄故事的梗概：
事情发生在1807年，那时，巴黎住着一个年轻的皮鞋匠，名叫弗朗索瓦·皮科。皮科虽穷，但相貌堂堂，新近刚同一个姑娘订婚。狂欢节的一天，他穿着节日的礼服来到他的朋友马蒂厄·卢比昂开的咖啡馆。卢比昂和他同乡，是尼姆城人，他嫉妒成性，见别人交了好运，总感到不是滋味。这天在咖啡馆里可巧还有三个尼姆人，都是卢比昂的邻居。见皮科穿得像新郎似的鲜亮，他们一齐拿他打趣。皮科喜不自禁地告诉他们，他果真要做新郎了，未婚妻玛格丽特·雅戈鲁是个孤女，不但人长得漂亮，还拥有一笔10万金法郎的财富！四个朋友听了，无不羡慕得眼红。
“什么时候举行婚礼啊？”卢比昂假意关心地问。
“下星期二。”皮科笃定地回答。
喝得醉醺醺的皮科离开了咖啡馆。剩下的四个人七嘴八舌地谈起来。在他们看来，臭皮鞋匠实在不配有这样的好运道。
“我要使这婚礼到时举行不成！”喜欢恶作剧的卢比昂宣布。
“你有什么办法？”其他三个尼姆人问。
“警察分局局长就要到这里来。我要对他说，我怀疑皮科是英国人的间谍。皮科受到审问，一定大为惊慌。这样，他的婚礼至少就要推迟一个星期。”卢比昂胸有成竹地说。
1807年，正值拿破仑帝国时期。自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来，英国几乎一直是法国的头号敌人，它是历次反法联盟的主要组织者。1807年，第四次反法联盟建立不久，英法两国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全面对抗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在这种形势下，向帝国当局揭发某人是英国间谍，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三个尼姆人当中一个叫安东·阿吕的觉着于心不忍。
“这可是个损德的把戏啊。”阿吕说。
“没关系，狂欢节里是可以捉弄捉弄人的！”卢比昂和另外两个尼姆人都觉得这样做有趣得很。
卢比昂说做就做，当天就向警察分局局长打了小报告。偏偏那位局长是个轻信、莽撞而又小有野心的人。他认为能抓住这个英国间谍是显身手、出风头的良机，也不加调查核实，就写了一份报告呈交给拿破仑的亲信萨瓦利将军，即未来的帝国警察总监罗维戈公爵。当时旺岱地区由英国支持的保王党叛乱相当活跃。萨瓦利想：“毫无疑问，这个皮科一定是路易十八的一个秘密间谍！”于是可怜的皮科当夜被捉去，从此杳无音信。父母和未婚妻多方追寻，得不到半点线索。
漫漫7年过去。1814年，拿破仑帝国在第六次反法联盟的合击之下垮台了。一个犯人从费奈斯特莱尔堡监狱获释，他就是弗朗索瓦·皮科。7年铁窗生涯，把他折磨得憔悴不堪，与当年的皮鞋匠判若两人。在狱中，他曾尽心地照顾过一个由于政治原因而被监禁的身患重病的意大利高级神职人员，此人感激皮科的一片赤诚，不但传授给他各种知识，而且在临终前指定他为自己财富的惟一继承人。出狱后，皮科首先按照此人的指示，前往意大利、荷兰、英国等地取得应继承的全部财产，共有800万法郎的动产，200万法郎的珠宝和300万法郎的黄金，还有大量各国钱币。皮科一变而为富豪。然后便化名约瑟夫·吕歇尔回到巴黎，在他从前的住处安顿下来。他装着随随便便的样子向人们询问：7年前突然失踪的皮鞋匠皮科究竟遇到了什么意外？有人告诉他：四个恶作剧的家伙开了一个玩笑，葬送了皮科，未婚妻雅戈鲁小姐认为皮科一准丧了命，在哀悼他整整两年之后，迫不得已，嫁给了带头肇事者——已经死了妻子的咖啡店老板卢比昂。皮科接着打听另外三个肇事者的姓名，有人对他说：
“你可以去问一下叫安东·阿吕的人，这人现住尼姆城。”
皮科化装成意大利神父，连忙赶往尼姆，找到了开小饭馆的阿吕。他自称从费奈斯特莱尔堡监狱出来，受狱友皮科之托，来弄清究竟谁害皮科坐的牢。
“按照皮科的意愿，如果你把那些坏蛋的名字说出来，这颗金刚石就属于你了。”假神父边说边摆弄着一颗迎着灯光闪烁的金刚石。
金刚石使阿吕忘乎所以了，他不顾一切后果地回答：
“告密的是卢比昂，帮凶是食品杂货商尚巴尔和制帽工人索拉利。”
皮科既已探出他的四个仇人，一连串不择手段的复仇活动就开始了。
几天后，卢比昂的咖啡馆雇用了一名叫普罗斯佩的侍者。此人生着一张饱经风霜的面孔，穿着一身磨损了的旧衣裳，看上去有50岁的模样。他就是皮科新的化身。阿吕向他揭发出的另外两个尼姆人还是这家咖啡馆的常客。可是有一天，其中一个叫尚巴尔的没有露面。原来前一天他被人刺死于艺术桥上。当人们发现他的尸体时，只见插在他身上的那把匕首的把柄上挂着一张纸条，上写：第一号。
咖啡馆老板卢比昂的前妻撇下一子一女。女儿今年16岁，长得如花似玉。忽然有一个自称侯爵和百万富翁的纨袴子弟追求她，致使她怀了孕。卢比昂原谅了那浪荡子，并答应他娶自己的女儿。可是就在婚礼进行当中，新郎逃之夭夭。原来他既非侯爵，也非巨富，而是一个在逃的苦役犯。卢比昂的女儿只落得身败名裂。
祸不单行，几天后的一个星期日，一场神秘的大火又烧毁了卢比昂的店堂和住宅。卢比昂破产了，只有另一个老顾客尼姆人索拉利和侍者普罗斯佩还关心他。不过几天以后，索拉利被人毒死，在盖着他的尸体的黑布上，别着一张纸条，印有“第二号”的字样。
卢比昂的儿子欧仁是个意志薄弱的青年。不知从哪里来的一群坏人勾引了他，把他卷入一起盗窃案，被判20年监禁。卢比昂丧尽了名誉和财产。卢比昂夫人，起先是皮科的未婚妻玛格丽特，也在1820年痛苦地死去。普罗斯佩趁卢比昂穷途末路，向破了产的老板献出了自己的一点积蓄，不费力就买得卢比昂失去身价的女儿做了情妇。
接踵而来的灾祸，害得卢比昂简直要发疯了。然而皮科对他的报复还没有结束，一天傍晚，卢比昂正在士伊勒里公园的一条幽暗的小径上散步，一个蒙面人出现在他的面前：
“卢比昂，你还记得1807年吗？”
“为什么？”
“因为那是你作孽的一年。”
“作的什么孽？”
“你难道不记得，出于嫉妒，你曾把你的朋友皮科投进牢房吗？”
“啊！上帝惩罚得我……多严厉啊！”
“不，不是上帝，是皮科。为了报仇，他刺死了尚巴尔，毒死了索拉利，烧毁了你的房子，带坏了你的儿子，让一个苦役犯做你女儿的丈夫……是的，在你的侍者普罗斯佩的身上，认一认皮科吧，不过这只能是在他放置‘第三号’纸条之时！”
皮科刺死了卢比昂。可是在他走出士伊勒里公园的时候，一只钢铁一样有力的手臂抓住了他，堵住他的嘴巴，把他拖到一个地窖里。
“怎么样，皮科？你花了10年时间来报复三个倒霉的人，……你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而我做了你的帮凶，因为是我把你遭受不幸的隐情出卖给了你。……我就是安东·阿吕！我远远地注视着你的犯罪活动。我终于明白了你是谁。我到巴黎来就是为了把一切都告诉卢比昂。魔鬼却让你比我先行了一分钟。”
“我现在在哪里？”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你是在一个既得不到援救又得不到怜悯的地方。”
一报还一报，皮科被野蛮地弄死了。阿吕逃往英国。1828年，阿吕重病垂危之际，把一位牧师请到他的病榻前，口述了这桩可怕奇遇的详情，并允许在他死后把记录寄给法国司法当局。
忏悔牧师遵循了阿吕的遗愿，这份珍贵的文献才得以存入巴黎警察局的档案。正是在那里，雅克·波歇读到了它。
嗅觉灵敏非凡的大仲马，断定“在这牡蛎的深处，有一颗珍珠。这是颗难看的珍珠，粗糙的珍珠，毫无价值的珍珠，等待着宝石工人琢磨的珍珠”。他决心承担起这宝石工人的任务。
不过大仲马起初并没有很好地利用前档案管理员波歇提供的宝贵原材料。他最早制订的情节蓝图是这样的：住在罗马的一个自称贵族的人，给一位年轻的法国旅客帮了一个大忙，作为回报条件，他要求对方在他旅行巴黎的时候充当他的向导。他去巴黎旅行，表面上是为了访古览胜，实际上是为了复仇，因为在他年轻时，几个隐秘的仇人曾经坑害他，致使他蹲了十年冤狱。小说的主要部分就是复仇。
3. 背景——马赛
大仲马为写这部现代题材的小说所约定的合作者，是与他配合最默契的奥古斯特·马凯。他向马凯谈了自己的设想。马凯听了，直率地表示异议道：
“我认为你忽略了主人公最有趣的生活阶段，也就是说，忽略了他同那位美貌姑娘的爱情，忽略了那些小人对他的出卖，忽略了他同那位意大利神职人员一起度过的10年狱中生活。舍弃了皮科故事中的这些吸引人的情节，值得吗？”
“这一切我将采用回叙的方式。”
“你总不能回叙4、5卷吧，而这些情节是足可写4、5卷的哩。”
“对，马凯，看来你是对的：应该把原来就有吸引力的有趣过程叙述得更详细些，而且时间要经过漫长的10年。”
“你要写的主人公还是皮鞋匠吗？”
“不，他将是一个当兵的。——真见鬼，像我的父亲一样。”
“把他写成海员不好吗？这样更富有浪漫意味。”
“同意。不过，这样一来，他就应该住在一个港口。让我们安排他住在美妙的港城马赛，在马赛港外的伊夫堡监狱度过十年，你看如何？”
仲马是个乐于听取别人意见的人。只要你说得有理，他总能虚心接受。从那天傍晚到深夜，从深夜到第二天凌晨，他一边认真地考虑马凯的意见，一边修改写作计划。第二天，当马凯到来时，只见仲马刚刚完成的新写作计划已经把整个作品划分为三个部分：马赛——罗马——巴黎。
然而这计划也只是一个草稿。当天晚上，大仲马便和马凯一起制订出前5卷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将用一卷来展开情节，三卷写狱中生活，一卷写越狱和报答船主摩莱尔。其余部分虽然没有完全定下来，却也大致有了眉目。
大仲马虽然非常富有想像力，但是作为一个注重地方色彩的作家，他几乎从未写过一部背景是他没有到过的地方的小说和戏剧。“为了写《克里斯蒂娜》，我去过枫丹白露；为了写《亨利第三》，我去过布鲁阿；为了写《火枪手》，我去过布洛涅和贝图恩；为了写《基督山》，我重游了迦太兰村和伊夫堡。”他后来这样写道。
大仲马把主人公写成马赛人，从而让马赛成为他的这部新小说的重要背景之一。这不仅是因为小说主人公“应该住在一个港口”，还出于作家本人对马赛这座“美妙的城市”的由衷喜爱。
大仲马第一次到马赛是1834年的事，那时，他已经是戏剧界的知名人物了。他由画家戈德弗洛阿做伴，在旅行法国南部的中途，从罗讷河口的马提格城乘双座四轮马车到达马赛。第二天，若瑟夫·梅利就到大使馆来看望他，给他做向导，带他遍游马赛的每一个角落。梅利，这个破产商的儿子，是个多产作家，不过流传下来的佳作寥寥。他比仲马大10岁，对仲马却怀着大师般的敬意。后来他写了一本题为《马赛和马赛人》的著作，就是专门提供给大仲马的。正是梅利，用自己对马赛的深挚的爱感染了大仲马。从1834年起，大仲马几乎每年都要到这个地中海岸边风光明媚的港城来小住。他已经把马赛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此刻，当大仲马挥笔写他的新小说时，港城马赛的景象历历如在眼前。他仿佛置身在马赛港码头的人群里，看到“埃及王”号远航归来；他仿佛走在繁华的卡尼般丽大街上，和小说主人公邓蒂斯擦肩而过；他仿佛坐在佛喜俱乐部里，船长摩莱尔就在他的邻座读着《信号台》周报；他仿佛到了里瑟夫酒家，目睹邓蒂斯在订婚宴席上意外被捕；他仿佛伫立在兰顿纽岛的灯塔脚下，只见押送邓蒂斯的小船向黑森森的伊夫堡驶去；……大仲马对马赛城的景物着墨并不多，然而由于作家对它怀着无比亲切的感情，他笔下烘托出的这座港城特有的气氛，使读者如临其境。
大仲马不但从马赛借用了环境背景，而且从马赛获得了这部新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法里亚长老。
那是大仲马初到马赛的时候。一天，在马赛港的码头上，船夫们争先恐后地向这位外地来客兜揽生意，要渡他去港口外的大海上参观神秘的伊夫堡。据他们介绍说：那本是古时的一个护港的碉堡，曾经改作监狱，关押过许多危险的犯人，其中有著名的戴铁面具的人、萨德侯爵、法利亚长老……
戴铁面具的人在法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据说那是路易十四的孪生兄弟，因与路易十四有矛盾而被迫长年戴着铁面具。萨德侯爵对大仲马来说也不陌生。这是位在世时被视为秽淫作家的人物，一生中常和监狱打交道。但是——
“法利亚长老是谁呢？他怎么会被关进这石头监牢里去的？”大仲马好奇地问。
“不知道。不过，30年前伊夫堡的暗牢里确实关押过这么一位长老。”船夫回答。
大仲马转问梅利，这才了解到法利亚长老的近乎神奇的历史：
何塞·科斯塔迪奥·德·法利亚于1756年出生在靠近印度西海岸的葡萄牙领土果阿。15岁时，父亲带他经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辗转到达意大利的罗马，进神学院学习。1780年毕业，回里斯本，在王宫里做牧师。法利亚父子由于卷入果阿的一次政治密谋，事情败露，于1788年离开葡萄牙前往巴黎。
到巴黎的第二年，年轻的法利亚投身法国大革命，并且当上营指挥官。可是，人们不能原谅他过去为教会和宫廷效劳的历史。于是他到了法国南方的马赛。第一帝国时代，他在马赛中学任哲学教师，同时致力于动物磁性的研究，并且是马赛医学会的会员。因支持学生反对校长，他被调往尼姆，在那里，警察以他信仰空想社会主义者巴贝夫为罪名逮捕了他，把他装在铁笼里押回马赛，投进伊夫堡。
谁也说不清他在暗牢里度过了多少岁月，只知道1813年他又回到巴黎，在克里希街开了一个催眠诊疗室。只要交5法郎，就可以领受一次法利亚长老的催眠术。他无需药物，而是利用所谓“磁性现象”，通过捕捉和运动人身上的某种“超自然的电流”，起到催眠作用。崇尚时髦的巴黎人，对这种印度婆罗门已掌握了千百年的“新”医术狂热一时，法利亚长老简直应接不暇。“青铜色的神父”——因为法利亚长老生着青铜色的皮肤——成为轰动巴黎的能够创造奇迹的人。
可是法利亚长老的成就触恼了教会。神学家们断言催眠术是恶魔发出的“精神流质”活动的恶果，因此对法利亚长老大加诽谤。势力庞大的教会终于使他名声扫地，再也无人光顾克里希街的诊室。法利亚长老陷于贫困之中。他死于1819年。就在那一年，他发表了自己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论清醒的睡眠的由来——婆罗门、神学教授法利亚长老关于人的本质的研究》。
梅利的生动介绍唤起了大仲马的记忆。是的，在他少年时，确实听巴黎来的人说起过这位“青铜色的神父”。夏多布里昂曾亲眼见他用催眠术杀死一只黄雀。若把这样一个人物写进自己的小说，一定会增加读者的兴味。
于是法利亚长老代替了皮科故事中的那位同监的神职人员。不过大仲马对于生活中的原型，总要运用想像加以改造和夸张的。真实的法利亚是葡萄牙牧师，小说中的法利亚是意大利主教；真实的法利亚参加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小说中的法利亚是争取意大利统一的英雄；真实的法利亚只懂得神学和催眠术，小说中的法利亚博大精深，犹如百科全书；真实的法利亚死于贫困，小说中的法利亚遗下无数财宝……
4. 书名的由来
大仲马和马凯开足了马力，新小说的写作在全速进行着。每天早上，马凯必须把前一天夜以继日写出来的一章放到大仲马的书案上。大仲马更忙，他不仅要赶写自己的负责的那一部分，还要修改马凯交来的稿子，完成统稿工作。预定连载这部小说的《辩论报》报馆主人已经多次登门索稿，小说的第一卷必须在10天内赶写出来。大仲马叮嘱马凯：“必须按期完成，咱们没日没夜地干吧！”盲目崇拜大仲马的报馆主人只承认大仲马亲笔写的文稿，而马凯细小紧凑的工整字体与大仲马的洒脱奔放的字体显然不同，为了满足报馆主人的癖好，只得把一个名叫维奥的人雇来把稿子重抄一遍。维奥是市井无赖，但有技之长——写得一手与大仲马的字体相似到可以乱真的书法。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大仲马来到马凯的书房。马凯正在笔记本、纸张和书籍的包围之中伏案疾书。放在案头的满满一杯咖啡已经凉了，他还没顾得喝。
“亲爱的马凯，报纸定在8月28日开始登我们的小说，日子快到了，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按时赶写出来。”大仲马说。
“我正不停手地干着哪！不过，要注意，我们还没有想出邓蒂斯逃出伊夫堡后叫什么名字。”马凯提醒他。
“我们这位主人公要像《三个火枪手》中的阿多斯那样，住在巴黎，住在离卢森堡公园不远的费洛街。他第一次在首都出现，用的是布沙尼长老的名字。这是爱德蒙·邓蒂斯逃出监狱以后用的假名之一。”
“可是，他应该有一个固定的名字。他非常富有，就让他叫萨昆公爵或者诸如此类的名字吧。”
“你说得对，必须有一个让人一下子就记住的不寻常的名字。我今天晚上想想这个问题。”
这天深夜，完成了一天的写作计划，大仲马凭窗眺望着夜色中鳞次栉比的房屋，陷入了联翩的遐想。他回忆起在马赛的海滩上同女演员艾丽萨·费利克斯·拉舍尔散步的甜蜜时光。由此，他又联想起一次海岛之行。
1842年春天，大仲马旅居意大利期间，拿破仑的弟弟、前威斯特法利亚国王热罗姆·波拿巴请大仲马带他的儿子、19岁的拿破仑王子去爱尔巴岛旅行。这个昔日拿破仑皇帝的流放地，在他家族成员的心目中已经成为一块圣地。
爱尔巴岛地处第勒尼安海上，隔皮昂比诺海峡与意大利西海岸相望。大仲马一行从里窝那登船，经过几小时暴风雨中的危险航程，到达了目的地。他们踏遍了爱尔巴岛，参观了拿破仑皇帝的所有遗迹，然后便到邻近的皮亚诺萨岛去打猎。那里盛产兔子和山鹑。从那里，他们远远望见一块圆锥状的岩石耸出海面，足有二、三百公尺之高。这巨岩引起大仲马的兴趣。
“噢！阁下，您要是到那里去打猎，才美呐！”给他们做向导的一个当地人指着那巨岩慨叹道。
“那里有什么野物？”
“成群成群的野山羊。”
“这得天独厚的小岛叫什么名字？”
“基督山岛。”
可惜那小岛正在检疫隔离期间，大仲马只能提议乘船绕岛一周。
“绕一圈儿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呢？”拿破仑王子不解其意。
“为了纪念我有幸同您所作的这次旅行，我将给以后写的一部小说题名《基督山》。”
“那么，我们就绕岛一周，等您的小说出版了，请把第一本寄给我！”
“基督山”，如大仲马后来在小说中所说的，这是“一个非常富有宗教意味的名字”，将它赋予出狱后的神秘莫测的主人公，再合适不过。基督山伯爵便由此而得名。
波歇口授的皮鞋匠皮科的故事，只有31页，不到2万字。而大仲马据以写成的长篇小说《基督山伯爵》有100万字，可以想像，为写成这部巨著，作家需要增设多少人物、情节和细节。
为了使皮科故事的思想意义得到升华，作家主要采取了三项点石成金的措施。
皮科的冤案发生在第一帝国时代。如果据实写来，就会给拿破仑对复辟势力和反法联盟的斗争抹黑。大仲马当然不肯这样做。他巧施妙计，把时间向后推移，让水手邓蒂斯蒙冤于复辟王朝时代。这样，这一件事就获得了全新的意义，成为对复辟王朝镇压人民的无情诉状，像一朵腾跃的浪花，反映了激荡于复辟王朝时代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政治波涛。
造成皮科冤案的是几个做小生意、小手艺的平民百姓，他们日后的社会地位一直没有多大变化。皮科的复仇活动不过是对平民社会中鼠肚鸡肠的小人的报复。大仲马的高明之处，在于让邓蒂斯冤案的制造者们日后一个个爬到七月王朝资产阶级社会上层，分别成为金融、政治、司法界的显贵，从而把基督山伯爵对他们的惩罚升格为受压迫的下层人民对反动统治集团采取的实现社会正义的行动。
皮科诚然是一帮无赖汉恶作剧的受害者。但是，他对仇人们进行报复的手段之卑劣和恶毒，比那帮无赖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结果是他这个受害者反而转化为罪人。小说中的基督山伯爵则不然。他不是复仇狂。他赏善惩恶，态度鲜明。即使惩恶，也是既严厉又策略：他让爱金钱胜于生命的银行家邓格拉司在金融危机中一次次蚀本，直到彻底破产；他揭发自命高贵的马瑟夫伯爵叛卖希腊总督的丑史，使之身败名裂；他把
“铁面无私”的执法者维尔福作为通奸和杀人犯推上被告席。总的来说，基督山伯爵的复仇行动只给读者以大快人心之感，而很少有过火之嫌。这就使这一人物具有了令人喜爱的风采。
5. 虚实交融
作为大仲马最富有进步社会意义的作品，小说《基督山伯爵》在思想内容上也有一些明显的缺点，宣扬利用金钱的力量来赏善惩恶即是其一。基督山伯爵声称：“我用两种东西来达到我的希望——我的意志和我的金钱。”实际上，他能赏善惩恶，归根到底是仗着他有一座“比金山还值钱”的小山。金钱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确有很大的魔力。但是要用金钱来纠正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世道，却纯属幻想。资产阶级作家大仲马毕竟无法突破其世界观的局限。
但是，尽管如此，小说《基督山伯爵》通过主人公的赏善惩恶，反映了人民大众对七月王朝赏恶惩善的不平世道的愤懑，表达了他们对实现社会正义的渴望。再加上它有一连串出人意外而又入情入理、富有奇遇色彩而又充满生活气息的精彩情节。积极的思想内容和动人的艺术魅力，决定了它必然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事实正是这样，从1846年8月28日到1848年1月15日，小说《基督山伯爵》在《辩论报》上断断续续地连载了136期，历时近一年半。在这一年半里，因之如痴如狂的读者何止千万！信件上从四面八方飞向巴黎的报馆，打听主人公以后的经历。近水楼台的巴黎读者甚至向印刷工人“行贿”，以便早一天探知刚付印的下期内容。《基督山伯爵》取得了法国连载小说史上最辉煌的成就。
“这是个富于想像的作家！”人们经常这样称赞大仲马。但是，最值得赞叹的应该是大仲马使想像与现实水乳交融的奇才。小说《基督山伯爵》大概是最雄辩的证明了。大仲马在这部小说里所想像出来的人物和事物是那样充满生命力，自从它们从大仲马的笔下涌现出来以后，人们就再难把它们和真实的人物和事物区分开来。
大仲马每次到马赛，下榻在旅馆里，总要显示一下他的手艺。他穿着雪白的衣裳，戴着草帽，走到码头去买一些鱼和蛤蜊，回到旅馆，径直走进厨房，挽起袖子来做一道最鲜美的鱼汤。
有一次，一个马赛人见他如此精于此道，竟问道：
“是真的吗，仲马先生，邓蒂斯也会做这种鱼汤？”
大仲马回答得妙：
“呦！就是他教我的呢！”
的确，许多马赛人诚心诚意地认为，小说中所描写的那些马赛人，是真在他们的城市里生活过的。而今，卡尼般丽干道已经吞蚀了米兰巷，现代化的建筑群已经取代了迦太兰村。在那以前，他们会向一个外来人认乎其真地介绍，米兰巷的某一处房屋里居住过邓蒂斯和他的老父，迦太兰村的某一间窝棚里居住过梅黛丝和她的老母……
小说中关于伊夫堡监狱的描述，给船夫和向导们带来最大的好处。这里早已不再是一个可怕的所在了，但是船夫和向导们却还在极力渲染着它的阴森过去。他们把邓蒂斯的名字和真正在伊夫堡尝过铁窗风味的一些历史人物的名字掺和在一起，借以招徕游客。他们会领着参观者去瞻仰邓蒂斯和法利亚长老的囚室，并指着一个洞穴，说这就是他们挖掘的暗自来往的通道！
马赛这座公元前6世纪奠基的古城，2500年不乏历史的记载。然而，把这座城市的形象连同它的名字传播到世界人民心里，令人无法忘怀的，却是大仲马的小说《基督山伯爵》。马赛人毫不掩饰为此而感到自豪的心情。顺着俯视卡尼般丽街的小丘倾斜而下的那个街区里，有一条街名叫“基督山”，另一条街名叫“法利亚长老”，还有一条街名是“爱德蒙·邓蒂斯”。此犹不足，马赛人又把郊区的一条干道命名为“亚历山大·仲马林荫大道”。
世界上很少有哪一部文学作品，为作者赢得如此巨大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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