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流亡瑞士
在七月王朝的18年里，大仲马曾经多次出游，在欧洲和非洲不少国家留下他的足迹。他精力充沛而又工作勤勉，旅途中，白天尽兴地游览交际，晚上总要记录下一天的见闻和感触，秉烛伏案，直至深夜。他每次出游都带回一卷乃至数卷游记。这些游记不仅有对当地风光古迹的描述，更穿插以小说笔法记叙的历史掌故和轶闻趣事，可谓别具一格。
1832年六月起义后，大仲马面临七月王朝当局迫害的危险，经友人敦劝，决定出国避避风头。《安东尼》正在演出，他不能久去，便选了距离最近的瑞士。在短短一个月行程中写成的《瑞士旅行印象记》里，不乏精彩的插曲。
一天，大仲马去乌里县城阿特道尔夫参观瑞士独立运动英雄威廉·特尔射苹果的遗址。据说，13世纪末，统治瑞士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派驻瑞士乌里县的执政官，为了考验瑞士人民是否驯顺，曾在阿特道尔夫广场一棵椴树下立一根竿子，竿头放一顶与哈布斯堡王朝旗帜色彩相同的帽子，强迫瑞士人对之敬礼。特尔路经此地，拒不敬礼。于是执政官便将他的儿子捉来，令其站在20步远的地方，头上置一苹果，让特尔用弓箭射那苹果。不想特尔一箭破的，挫败了敌人的毒计。大仲马身临遗址，景仰之余，不觉技痒，说道：“离开20步，用枪射击一个苹果该是不难的。”一位向导以为他在夸口。大仲马便抄起随身常带的一支短枪，从衣袋里掏出一枚面值一百苏的银币，宣称：“我若两枪不能击中这银币，今生今世再也不带这支短枪。”令在场的人惊叹不已的是，他两发两中。为此，瑞士山地向导行会的理事还颁发给他一纸证书。大仲马感到的喜悦，不亚于看到《安东尼》上演的成功。
只有在瑞士四县湖西北端的吕赛纳小城的世外桃源般的环境里，大仲马才得以同持敌对政见的夏多布里昂度过几小时平静的时光。这位顽固不化的保王党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在七月革命后即自愿亡命瑞士，闭门谢客。大仲马过去在巴黎与他未曾有过个人交往，但对这位老人素怀敬意。这次，他不揣冒昧，登门拜访，却不料仆人回答他：“夏多布里昂先生刚刚出去喂母鸡了。”弄得大仲马莫明其妙。第二天，他终于得见夏多布里昂。身处异国，更念同胞之情，二人的态度都很友善。但毕竟是政见不同，难以深谈，主人便邀请大仲马一道去“喂母鸡”。原来所谓“喂母鸡”，便是到湖上的桥头，用面包屑投喂水中的鱼儿。夏多布里昂一边掰碎面包，一边不断兴叹。他说：他怀念巴黎，然而他不能回去；他不愿看见一个被宪章捆住手脚、同市井无赖握手寒暄的国王。但是他表示：如果正在罗亚尔河下游领导叛乱的前国王的儿媳贝利公爵夫人被捕的话，他将回国为她辩护。否则，他就继续留在瑞士喂他的“母鸡”。
事隔不久，大仲马又拜访了前荷兰王后、现圣勒公爵夫人奥尔丹斯。她是拿破仑的妻子约瑟芬同前夫所生，后来被拿破仑嫁给自己的弟弟、荷兰国王路易。路易于1810年退位后，她长居巴黎。波旁王室第二次复辟后，流寓瑞士。大仲马应邀去公爵夫人府吃晚饭。饭后，公爵夫人坐在钢琴前弹奏起来。她还唱了自己从前谱写的几支浪漫曲。大仲马请公爵夫人唱她创作的题为《你离别我去建功立业》的歌，公爵夫人本人已忘记那首歌词，而大仲马却记忆犹新：
你离别我而去……
我悲伤的心到处追随着你的足迹……
那是一支为即将出发参加瓦格拉姆大战的拿破仑皇帝唱的歌。缅怀往事，公爵夫人不禁潸然泪下……他们又谈到政治，谈到拿破仑家族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大仲马认为，如果哪位拿破仑家的后裔要重整天下，他必须结束流亡生活，回法国定居，并借助前皇帝在民众中的巨大声望，竞选议员，并进而争取议会中的大多数，利用他们废黜路易·菲力普，拥戴自己为国王……未来竟不幸为大仲马而言中。奥尔丹斯公爵夫人的一个儿子，后来就是大抵采用这一办法，登上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宝座。
2. 异国的声望
从1835年到1842年，大仲马多次前往意大利，几乎每次都带着伊达·费里埃，而且有时一住就是一年半载。他对佛罗伦萨的熟悉，不亚于一个土生土长的佛罗伦萨人；他对罗马和那不勒斯的人情地理也了如指掌。不知为什么，教皇格列高利十六竟赏光接见了他。大仲马竭力要使教皇相信，他的《卡里古拉》可以为上帝争取到许多信徒。教皇也不加否定，只是随和地一笑。不过，教皇的款待并没有使意大利警察放松对大仲马的监视。鉴于法国当局通告大仲马是“煽动性作家”和“革命代理人”，大仲马经常都享有意大利警察部门免费提供的两名“保镖”。
对大仲马来说，在意大利度过的最得意的时光是以德里尼为首的一个法国剧团到佛罗伦萨演出的那些日子。德里尼是一位出色的演员兼剧团经理，曾在巴黎成功地扮演过《理查·戴林顿》的主人公。这次他心血来潮，要把《理查·戴林顿》《安东尼》《奈尔塔》介绍给意大利观众。可是，法国保皇党报纸的蛊惑宣传，已使大仲马在欧洲一些保守政府心目中成为一名伤风败俗的作家。意大利检查机构不准上演这些戏。德里尼灵机一动，把剧名分别改为《野心》（又名《刽子手的儿子》）、
《情杀》和《被惩罚的奸淫》，剧作者则统统改为“欧仁·斯克里勃”——一位当时颇负盛名的法国喜剧家。检查机构于是不加追问就批准上演。心里明白的意大利观众，乐得在“斯克里勃”的名下一瞻大仲马戏剧的风采。这几出戏在意大利受到的喝彩，可与意大利人视为本民族骄傲的罗西尼的歌剧相比。
1838年，为写一出以德国为背景的话剧，大仲马和他的合作者瑞拉尔·德·奈瓦尔前往莱茵河地区旅行，考察风俗人情。奈瓦尔取道瑞士，大仲马取道比利时，二人相约到法兰克福会合。一年前获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勋章的大仲马，挂着绶带漫步在布鲁塞尔街头，到处都是围观和欢呼的人群。奈瓦尔后来不无嫉妒地说，大仲马很晚才抵达法兰克福，因为他一路上受到隆重的接待和盛情的挽留。
但是，大仲马在旅游方面最轰动一时的壮举，要算是1846年的西班牙和阿尔及利亚之行。
1846年夏季的一天，公共教育部长萨尔旺迪建议大仲马去法国刚刚征服的阿尔及利亚旅行一次，写一本关于阿尔及利亚的书，以增进法国人对这块新殖民地的了解。大仲马当即表示同意，只有一个条件：政府除资助10000法郎旅费以外，还须提供一艘军舰。这是王侯的待遇，不过部长还是许诺照办。第二天，蒙邦西埃公爵得知大仲马拟作此行，坚请大仲马首先绕道西班牙，参加订于10月11日在那里举行的他同西班牙公主的婚礼。大仲马也满口答应。就这样，10月3日，大仲马带着儿子小仲马、合作人马凯、画家布朗瑞，以及他会说五国语言的仆人保尔，向第一个目的地西班牙进发。
踏上西班牙的国土，大仲马才感受到自己在国外的声望已高到何等程度。在科尔都市的城门，海关人员听说他是《基督山伯爵》的作者，便把不检查他的行李当作自己的神圣使命。抵达马德里，蒙邦西埃公爵给予这一行人以盛大的欢迎；西班牙王室对大仲马加以格外的礼遇，并授以伊莎贝尔勋章；在卡托利克王后设的晚宴上，仲马高坐在主宾席大主教的身旁。
婚礼活动结束后，大仲马一行南下，于1月18日抵达加的斯港。在那里，以法兰西非常代表自命的大仲马，威风达到了顶点：他大摇大摆地穿过法国王家海军三桅战舰“迅捷号”的跳板，泰然自若地接受了应有尽有的礼仪。“迅捷号”渡海到了非洲，大仲马每到一个港口，必得登岸观光。当他的战舰以法兰西的名义向突尼斯发出21响礼炮的时候，大仲马想必真以为自己肩负着代表法兰西的重任了。据他说，他登岸时，突尼斯当局为他举行了数百人出席的盛宴。并且多亏他出面，突尼斯当局才释放两年前在法突战争中被俘而幸存的法国士兵。不过事实是：在
“迅捷号”抵港以前，突尼斯已经决定释放这批俘虏，而那“盛宴”，也是为获释的俘虏准备的。
大仲马于1847年1月初回到法国。他为这趟旅行付出的代价很大：自己赔进3万多法郎；两家报纸因他延误了交稿日期而对他提出控告；在议会里，他这次出游还受到两位议员的抨击。不过，这两位议员言词中带有人身攻击的成分，他们事后既不愿向大仲马道歉，又不敢同大仲马决斗。本来对大仲马就没有恶感的民众，反而增加了对他的同情。不消多时，大仲马记叙此行的《迅捷号》一书问世，更是争读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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