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上了黑名单
仲马与他昔日的主人奥尔良公爵、也就是新登基的七月王朝国王路易·菲力普决裂时，曾经在公开信中宣称：他“作为文学家只是作为政治家的序言”。虽然仲马从来都只是文学家，而不是什么政治家。但是他热衷于政治，却是始终如一的。他在整个七月王朝时期的政治态度表明，他与路易·菲力普决裂，并非说说而已。
路易·菲力普是趁人民在七月革命中推翻复辟王朝的机会才爬上王座的；当政之初，他曾经竭力装扮成“公民国王”的模样。只见他经常戴着一顶圆呢帽，挟着一把雨伞，像一个退休的小职员似的在巴黎大街上信步闲游，笑容可掬地同他遇到的杂货商和手工业者握手寒暄。不过，表面的伪装终难长久掩盖真相，他反人民的阶级本质很快就暴露无遗。七月革命后，他不得不委任在资产阶级各阶层中颇有声望的自由派银行家拉菲特组织内阁，任命深受广大民众爱戴的前共和国将领拉法耶特将军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可是，到了第二年，他就让自己的心腹、顽固保守的佩里埃取代了拉菲特，并且使拉法耶特将军有职无权。以路易·菲力普为首的七月王朝统治集团的一系列反动政策，不仅侵犯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更把劳动人民逼得走投无路。1831年11月，在丝织工业中心里昂，工人们高举着写着“活着没工作，不如战斗而死”口号的黑旗，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起义，给了七月王朝一次猛烈的冲击。
仲马身在巴黎，没法去参加里昂工人的起义，只能遥望着它被路易·菲力普派去的讨伐队淹没在血泊里，愤然兴叹。他有幸参加的，是嗣后不久在巴黎爆发的1832年六月起义。
1832年，对巴黎人民来说是灾难格外深重的一年。一次经济恐慌还未过去，从春天起，一场霍乱又在全城蔓延，持续数月，夺走了2万巴黎人的生命，而受害最深的是贫民区，那里卫生条件极差，使霍乱如虎添翼。人祸天灾肆虐的巴黎，民怨沸腾，犹如一个火药桶，随时可能爆炸。拉马克将军出殡，又偏偏为它提供了导火线。
马克西米利安·拉马克生于1770年。1791年投身于保卫资产阶级革命的战斗，功勋卓著。帝国时期跟随拿破仑驰骋沙场，更是威名赫赫。拿破仑“百日”复位时，他担负过剿灭旺岱地区保王党叛乱的重任。第二次波旁王朝复辟后，他于1815年被放逐国外，1818年重返法国，1828年当选为议员。作为共和派的发言人，这位信念坚贞的老人，在讲坛上同当年在沙场上一样勇敢无畏。还在拉马克将军弥留之际，忧郁的阴云便笼罩着巴黎上下：人民担心失去一位斗士，统治者深恐他的死会成为一次起义的契机。然而忧虑中的事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拉马克将军是6月1日去世的。出殡订在6月5日。从前一天起，愤懑的巴黎平民阶级就准备好了各种武器。6月5日那天，时晴时雨。出殡的行列由倾向共和派的国民自卫军步兵、骑兵、炮兵护卫着。一群青年人推着灵车。拉法耶特、拉菲特等共和派要人牵着帷幔的四角。残老军人院的军官们手执桂枝紧跟在后面。然后是大批“人民之友”社的成员，法学院、医学院的学生，在巴黎的各国政治流亡者，以及自动聚集来的工人和市民。七月王朝当局也做好了镇压的准备，一队队禁卫军、龙骑兵早已布置停当。武装冲突是在5日傍晚开始的，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仅在街垒战中死伤的起义者就多达800人！
这一年，仲马首先同巴黎人民一起分担了霍乱的病苦。当这场瘟疫迅速蔓延开来的时候，整个巴黎人心惶惶，惟有仲马以他独特的方式来对付这场祸害。这时，他已迁居拉萨尔街的奥尔良公园。他从自己的住房里，每天都可以看到五六十具棺木被送往蒙马特尔墓园。但是他根本不去想这场瘟疫，照常生活、写作，而且一有机会就寻点消遣。他已经写完一出题为《丈夫和寡妇》的喜剧。一天晚上，他送走了一位健谈的老友，回到客厅。
“噢！先生，您的脸色这么苍白！”女仆卡特琳娜看着他，惊呼道。
“真的吗，卡特琳娜？”仲马不以为意地笑着说。
“您照镜子看看。”
仲马照镜子一看，果然苍白得厉害。而且奇怪，立刻就感到疲软不适。在惊慌失措的女佣的服侍下，他错把乙醚当作马拉加麝香葡萄酒，喝了满满一大杯。他立刻昏厥过去；过了两个小时才恢复知觉，浑身打着寒战，只见医生把一根导管插进他的被窝，给他作蒸汽浴。与此同时，一位好心的女邻居用一个燃烧着木炭的长柄暖床炉在他的被子上面来回摩擦着。他足有五六天，连脚都没有伸出被窝。待到基本痊愈，他体重减轻了25磅。
拉马克将军的死，给仲马带来的悲哀更是非同一般。一则，因为拉马克是已故仲马将军的同僚，平素对仲马很是关心。二则，因为前国王查理第十的儿媳贝利公爵夫人正在罗亚尔河下游一带组织叛变，再也没有比拉马克将军更适合带兵勘乱的人了。仲马正哀思重重之时，接到逝者家属的来信，请他任治丧委员会委员，并委托他在出殡之日负责维持护卫灵车的炮兵的队形。不用说，仲马慨然应允。
6月5日，仲马穿着他那身国民自卫军炮兵中尉的军装，披着镶有金色流苏的三色肩带，右手紧握军刀，走在炮兵队伍的一侧。尽管重病初愈，身体虚弱，他还是勉力迈着标准的步伐，保持着尽可能昂扬的姿态。悲愤填膺的出殡者和虎视眈眈的政府军都是剑拔弩张，气氛紧张已极。仲马心情激动地等待着一场厮杀。路旁的人群中，不时走出一位热情的支持者，向仲马表示：“仲马先生，请让您的炮兵勇士们放心，人民站在你们一边！”碍于军风纪，仲马只能微微点头作答，两眼却闪烁着感动的泪花。他率领炮兵队伍从圣奥诺雷城厢拉马克将军的府邸出发，到旺多姆广场，又北至圣马丁门，继而掉头向东，在巴士底广场听过拉法耶特将军的葬礼演说，然后又行进到奥斯特利兹桥头广场。行进途中虽有些小摩擦，但期待中的战斗还不知何时才能打响。仲马从早晨8时半就赶到拉马克府邸，现在已经午后3时多了，他刚刚病愈的身体再难支持，不得不走进一家饭店。当他同两位伙伴正在为纪念拉马克将军而干杯时，忽然枪声大作。他连忙跑到街上，问发生了什么事。“有人朝老百姓开枪，炮兵进行了还击，路易·菲力普老爹已经垮台，共和国已经成立！”一个年轻人回答。不到一顿饭的时间，就取得如此全面的胜利，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不过，仲马也来不及思考了。他一口气跑到圣马丁门城厢。路过剧院门前，恰遇经理阿莱尔。
“你上哪儿去？”阿莱尔问仲马。
“去道具商店。”
“做什么？”
“去买枪。对了，你能借我一支枪吗？”
“我有100支！你是知道的，圣马丁门剧院不久前刚演过一出武装戏。”
“那么，借我一支吧。”
“天呀，你这样会让人把这剧院烧掉的。”
阿莱尔怕剧院受连累，不愿借枪。正在这时，一群起义者冲进剧院寻找武器。阿莱尔深恐剧院遭到洗劫，转而求仲马帮忙。心无芥蒂的仲马便向众起义者介绍道：
“朋友们，阿莱尔经理在帝国时期任过县长，复辟时期受过流放。”
“万岁，阿莱尔！”起义者们喊道。
“但是作为经理，他不得不对现政府负责。”“我们只要他拿出枪来！”
“枪可以发，就算我借给大家的。战斗中死了的，自然没话说，但是活下来的，一定请把枪还给我。”“一言为定！”众人欢呼道。
起义者满意地离去。阿莱尔把仲马当恩人一样再三道谢。走出圣马丁门剧院，仲马便到拉菲特家打听情况。参加了一场关于当前事态的讨论后，他直觉着身体发烧，匆忙赶回住处之时便昏倒在楼梯上。第二天醒来，守门人才告诉他：是别人把他抬进房间的。
健康不佳，使得仲马未能在6月起义中有更多的作为。但是，在声势浩大的示威性出殡队伍中，他是那么引人注目，以致引出这样一段趣事来：6月9日，仲马打开一份刚送来的波旁王朝派报纸，只见一则消息以大字标题赫然登在报端：作家亚历山大·仲马因积极参与6月骚动，已于6月5日夜间被捕，并经军事法庭审判，于次日凌晨3时处决！对于这种无聊的谣言，仲马一笑置之。许多朋友也不相信。诺蒂埃读了这则“报道”，给仲马写来了一纸十分风趣的短笺：
亲爱的仲马：
倾读某报，称你已于6月6日凌晨3时惨遭处决。不知此事是否妨碍你于明天光临“兵工厂”图书馆晚餐。届时，我将洗耳恭听你来自阴间的新闻。
忠于你的沙·诺蒂埃
仲马风趣地回答诺蒂埃：他也难说自己是否还活着；不过，不管是实体还是影子，他第二天一定准时去吃晚餐！
可是，一家自由派报纸却把那谣言信以为真，对仲马的牺牲表示哀悼，并视为法国文坛的一大损失。仲马哭笑不得，连忙投书该报，鸣谢之余，声明他脉搏正常，安然无恙。
虽说是谣言，但据国王的一位副官透露，仲马的确上了七月王朝统治当局的黑名单，被列为逮捕对象。鉴于这一情况，朋友们劝仲马去国外住些日子。仲马与路易·菲力普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了。
2暴风雨中的海燕
然而路易·菲力普国王和仲马彼此的恶感，并没有妨害仲马与国王的儿子——新一代奥尔良公爵费迪南·菲力普的友谊。费迪南的年龄比仲马小8岁，他们第一次接触是在《克里斯蒂娜》上演的前夕，费迪南到公爵府图书馆来找仲马，请他向老奥尔良公爵说情，允许他和弟弟们去观看《克里斯蒂娜》的首场演出。此后，费迪南便常到图书馆来同仲马谈心。他衷心喜爱作家仲马，仲马也不因他年幼学浅而慢待这位崇拜者。不消多久，二人便结成忘年之交。王公贵胄的子弟之任性是可想而知的，费迪南惟有在仲马面前才变得恭顺。因此，老公爵甚至得请仲马对费迪南多加教导。
从这样一件事，可以想见费迪南王子对仲马的诚挚友情：
一次，仲马得了重病。医生建议他去意大利休养，那个半岛之国的温和气候对他的健康很有好处。
“去意大利？我倒是应该到那里去，参加我的一出戏的首演仪式。可是没有盘缠啊！”仲马叫苦不迭。
给仲马看病的这位医生，恰好也是费迪南王子的医生，王子很快便得知仲马的困境。他写信催促仲马打好行装、毫不迟疑地动身去意大利，并随信附来10张1000法郎的钞票。仲马领受了他的好意，但退回了钞票。这一下，王子着急了，连忙驱车来找仲马：“我一向认为我们是朋友。否则，我会允许你对我这样发号施令吗？”钞票又放到仲马的书桌上。盛情难却，仲马只得取了3张，答应明天就动身。
一方面，与路易·菲力普国王政治分歧很大；另一方面，同费迪南王子友情甚笃，仲马与王室的关系在一段时期里不能不显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况。从下面这件事可以窥见一斑：
1837年，费迪南王子与德国公主海伦·德·麦克伦堡·史弗林结婚。为表庆祝，路易·菲力普国王宣布在凡尔赛宫举行盛大晚宴，邀请法国各界名流出席。就在这前一天，仲马怒气冲冲地找到雨果。他告诉雨果：又将有一批人被授予荣誉勋章，名单上本来有仲马，可是国王把他的名字划掉了。这使他的自尊心大受伤害，已拒绝了要他出席婚礼晚宴的请帖。雨果很讲义气，当即表示不平，并写信给费迪南王子，宣称他也将不出席晚宴。
这可急坏了费迪南王子和海伦公主。他们宁愿有20位王公不参加他们的婚宴，也不愿看到这两位文坛巨子缺席。事情闹到国王那里，路易·菲力普只得让步，答应分别授予仲马和雨果十字勋章和玫瑰花形勋章。为显示彼此的团结和共同的胜利，仲马和雨果身穿笔挺的国民自卫军军装，并肩来到凡尔赛宫的宴会厅。形成对照的是保王党人巴尔扎克，他那晚穿的是现从估衣店里租来的侯爵服。
可是，飞来的横祸打断了仲马和费迪南王子的友谊：1842年7月13日，王子不慎从车上摔下，当即身亡。噩耗传来时，旅居意大利的仲马正在拿破仑的弟弟、前威斯特法利亚国王热罗姆家里作客，他一头扑进热罗姆的怀抱，哽咽着说了声：“大人，请允许我在一个波拿巴家族人的怀中，为一个波旁家族的人痛哭吧。”便失声痛哭起来。费迪南王子的死，割断了仲马与王室仅有的一点感情的联系。如果说过去他同七月王朝最高统治者发生冲突时还有个调和人，那么，此后连这样一个人物也不复存在了。
七月王朝作为金融资产阶级剥削全体国民的股份公司，到1847年已经腐败透顶。全体人民，包括中小资产阶级在内，都起来反对政府。希望改革选举制度、降低选民财产资格的资产阶级，从这年年中起展开所谓宴会运动，在宴会上呼吁政府采纳他们的要求。对七月王朝统治者来说，这种宴会运动当然是无伤大雅的。恩格斯在那年11月指出：一旦人民从巴士底广场突破一切障碍向士伊勒里王宫前进时，“恐怕出席改革宴会的那些大人先生们大部分都要躲在自己家中最黑暗的角落里，或者像枯树叶一样在人民的狂风暴雨中四散飘落”。3个月以后，资产阶级宴会派的懦弱行径，完全证实了这番英明的预言。1848年2月22日，这些人预订举行一次盛大宴会，宴会以前还将搞一次和平示威，可是政府既不准举行宴会，也不准示威，宴会组织者乖乖地屈服了。但是，从这天一早起，巴黎的工人、大学生、手工业者走上街头，开始街垒战，并于第二天中午冲进王宫，吓得路易·菲力普仓惶出逃。这就是推翻七月王朝的1848年二月革命。
但是，仲马不属于那在革命暴风雨面前“四散飘落”的大部分资产阶级。七月王朝末年，弊政给文艺界带来的普遍萧条，没有谁比仲马更深受其苦了。去剧院看戏的人很少，去书店购书的人也不多，仲马的收入锐减，而他却有一大批人和好几处住房的经济负担。这使他对七月王朝统治集团的愤慨有增无减。他是圣日尔曼城乡大规模宴会的最积极成员之一，经常在宴会上发表激烈的反政府演说，使谨小慎微的宴会组织者们瞠目结舌。1847年8月，仲马又在以18世纪末叶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背景的话剧《红屋骑士》中，以旧的波旁王朝隐喻七月王朝，发出了武装推翻七月王朝的热切的呼吁。在该剧最后一幕中，他让革命的吉伦特党人引吭高歌：
通过告警的炮声
法兰西在召唤她的儿女。
走！士兵说，拿起武器！
去保卫我们的母亲。
为祖国而献身，
最美好，最值得庆幸。
朋友们，我们远离沙场，
只能在黑暗中慢慢死去；
那么为法兰西和她的自由，
至少要献出我们的葬礼！
为祖国而献身。
最美好，最值得庆幸。
这首歌道出了广大人民对七月王朝的仇恨的心声，很快就传遍巴黎的街头巷尾。直到1848年4月，巴尔扎克看了《红屋骑士》，还在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不禁惊呼：“这出戏辉煌夺目，充满可怕的革命精神。”
“人们在街上只唱出这出戏里的歌，军乐队也只演奏这出戏里的乐曲。”
1848年2月22日革命爆发时，像海燕一样呼唤过革命的暴风雨的仲马，当然不会像企鹅一样躲避起来。他立即换上那身悉心珍藏着的炮兵中尉的军装，率领着他所在区的国民自卫军向巴黎市中心进发，并于第二天中午参加了攻克七月王朝的最后堡垒——士伊勒里王宫的战斗。当起义者发现国王路易·菲力普已经逃跑，把王座抬到巴士底狱付之一炬
时，在滚滚浓烟中欢庆胜利的人群里，可以看到仲马那比一般人显得更欢快、活跃的身影。当晚，仲马便在他的历史剧院门前栽了一棵象征革命成功的“自由之树”，并且派出剧院的交响乐队为狂欢的人群演奏……
回首数十年的政治历程，仲马可以自豪地说，从复辟初年冒险入狱援助被囚的帝国将领到1830年七月革命，从1832年六月起义到1848年二月革命，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他都和人民战斗在一起，他跟上了历史前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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