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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人传记(64部)

大仲马

第三章 初到巴黎的岁月

 1. 觅职巴黎

 第二天黎明,仲马就结束了闪电式的巴黎之行。回到克雷皮,他进门看到的是勒菲弗尔律师的拉得长长的脸。这位公证人可不欣赏仲马的这种浪漫举动,他彬彬有礼然而暗含讥讽地警告仲马:下不为例。仲马血气方刚,哪里受得了这样的侮慢?他索性提出辞职,第二天就返回维莱尔—科特莱。

 烟草店的生意很不景气,儿子如今又辞职回家,叫母亲好不发愁。仲马请母亲放心:他已经决定去巴黎安身立命;那里的戏剧界天地广阔,他自信一定能够大显身手。

 儿子一时冲动,或许考虑不周。母亲却比较冷静,不能不为儿子瞻前顾后。

 “你初去巴黎,怎么生活呢?”母亲问。

 “我去找父亲的老朋友:现在当陆军大臣的维克托元帅、塞巴斯蒂亚尼将军、儒尔当元帅……他们会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给我安排一个差事,起初每年拿1200法郎,以后,薪水会逐渐增加,等我每年拿到1500法郎,就接您去。”仲马说。

 “孩子,这些人都已经归顺了波旁,成了保王党;新归顺的人往往比老牌的保王党还虔诚。他们会接待一个共和派将军的儿子吗?”母亲又问。

 “我这里还有丹雷先生写给帝国将军、现在议会中的反对派领袖富瓦的一封介绍信。如果保王派将军们不接待我,这位反对派议员会给我援助的。”仲马胸有成竹地回答。

 仲马总算勉强说服了母亲。为了筹措仲马去巴黎所必需的费用,母亲变卖了仅剩的一点地产和房产。仲马也把自己心爱的大狗庇拉姆转让给一位英国游客。他还去同承包公共马车的卡斯蒂埃老爹打了整整5个小时弹子,赢得600小杯苦艾酒,折合现金90法郎,相当于从维莱尔—科特莱到巴黎之间打6个来回的车票钱。接着,仲马又去给父亲扫墓,向亲友辞行。诸事已毕,1823年的一天上午,仲马与母亲挥泪而别。

 次日清晨,仲马在巴黎市中心的布鲁阿街下了马车,仍旧住在老奥古斯丁旅店。稍事休息后,他就跑去找阿道尔夫·德·勒万,打听儒尔当元帅、塞巴斯蒂亚尼将军和维克托元帅的住址。勒万见仲马竟然对这帮人寄托希望,大为惊讶。他预言仲马的希望将要落空。

 果不出勒万所料。冷淡的儒尔当元帅坚持说他从未听说仲马将军有一个儿子,无情的塞巴斯蒂亚尼将军把他赶出门外,老于世故的维克托元帅干脆拒绝和他见面。仲马已经到了希望之路的尽头,现在只有最后一次机会。他敲响了布朗峰街六十四号反对派领袖富瓦家的大门。这位前帝国将军读了丹雷先生写来的引荐信,对仲马非常热情:

 “你就是指挥过阿尔卑斯方面军的仲马将军的儿子吗?”“是的,将军。”

 “我听说拿破仑对他很不公平,甚至牵连到他的寡妻。”“正是拿破仑使我们陷于贫困。”

 “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我要承认,您差不多是我惟一的希望了。”

 “我首先得知道你都会些什么。你会一点数学吗?”“不会,将军。”仲马答。

 “你至少有一些代数、几何、物理的概念吧?”“没有,将军。”

 “那么,你总学过法律吧?”

 “没学过,将军。”

 “真糟糕!……不过让我们来看看,也许我能把你安置在银行家拉菲特那里……你会做会计吗?”

 “一点儿也不会。”仲马惭愧地说。“不过我向您保证,我将从头学起。总有一天,我将对您说‘会’。”“那么,在学会以前,你靠什么生活呢?”

 “没有,我毫无指靠。”

 这实在让富瓦将军一筹莫展。但他并不想就此撒手不管。“把你的住址写给我,我再想想办法。”富瓦将军说,并且取出一支新笔递给仲马。

 仲马伏案写他在巴黎的临时住址。富瓦将军关切地站在一旁看着。

 “好啦!好啦!我们得救啦!”将军惊喜地喊道,“你竟有一手好书法。”

 这大概是眼下仲马仅有的一技之长了。不过在富瓦将军看来这已经绰绰有余。

 “我今天将去奥尔良公爵府吃晚饭,我要同他谈一谈,让你去他的秘书处工作。”

 富瓦将军所说的奥尔良公爵,名叫路易·菲力普,是前文提到的奥尔良公爵“平等的菲力普”的儿子。他早年受父亲和让利伯爵夫人的影响,倾向资产阶级革命。作为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他在1792年反击奥普联军的瓦尔米战役和热马佩斯战役中,表现出众。波旁王朝复辟后,国王路易十八把奥尔良家族的巨大财富发还给他,但把他排斥于宫廷和政治生活之外。可是他很快就同波旁王朝的反对派建立了联系,明里暗里给他们以支持。他爽快地答应富瓦将军,让仲马作为临时雇员在自己的秘书处做事。

 当富瓦将军告诉仲马,奥尔良公爵将付给他每月一百法郎薪水时,仲马大喜过望。等他尝到了巴黎大都会生活的昂贵代价,才知道这笔薪水实在菲薄。而且为了这点报酬,从此他得在坐落于王宫花园的奥尔良公爵私人秘书处每天伏案工作10个小时,上午10时至下午5时,晚上7时至夜间10时。

 找到工作后,仲马便在意大利人街的喜歌剧院对面租了住所。那是五层楼上的一间带有放床的凹室的小房间。几天以后,母亲从维莱尔—科特莱寄来了必要的家具。仲马的新居就这样安置停当。只是仲马不善理家,家中又缺少主妇,新居没有个新鲜样儿。

 就在仲马新居的同一层楼上,住着一个独身的缝衣女工,名叫卡特琳娜·拉贝。她比仲马年长9岁,金栗色的头发,白皙的皮肤,身材丰腴适中,面庞富有动人的魅力,举止也落落大方。仲马和她接触日多,彼此产生了感情,便搬到一起生活。1824年7月27日,卡特琳娜·拉贝生下一个男孩。同父亲一样,儿子也起名叫亚历山大。日后,这孩子成了著名戏剧家。世人为了区别父子两个“亚历山大·仲马”,便称父亲为“大仲马”,儿子为“小仲马”。不过这是后话。在一段时间里,人们仍继续称孩子的父亲为仲马。

 22岁的仲马做了父亲,不能说他对孩子的母亲已毫无感情。但是,受恶浊的世风所熏染,他完全不准备要卡特琳娜·拉贝做自己的终身伴侣,他嫌卡特琳娜·拉贝既无文化又无地位。他梦寐以求的是高贵的妇人、风流的女伶。所以当仲马将军夫人迁来巴黎时,他没有告诉母亲自己与卡特琳娜·拉贝的关系和已经有了孩子。他在圣德尼城厢找了一处房子,搬去和母亲同住,只是在晚上还常去看望卡特琳娜·拉贝和儿子。

 2. 广收博取

 仲马定居巴黎,并不是为了继续过文书生涯。自从见了塔尔玛,做戏剧家已成了他惟一的志向。他这次到巴黎的第一天就去看戏。此后,更密切地注视着巴黎戏剧界的一切动向。早在18世纪启蒙运动作家卢梭的时代,浪漫主义的主观情绪的抒发在法国文学中就开始抬头,古典主义的唯理主义倾向就受到挑战。但是直到19世纪20年代,当英国的拜伦、司各特、华兹华斯和德国的歌德、席勒已经把浪漫主义文学推向极大繁荣的时候,法国文学依然是老态龙钟的古典主义和拙劣的伪古典主义居于统治地位。这一情况在戏剧界尤为严重,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戏剧以及当代戏剧家的伪古典主义戏剧,霸占着法国戏剧的圣殿——法兰西喜剧院。虽然1823年在作家夏尔·诺蒂埃的兵工厂图书馆的客厅里成立了第一届浪漫主义文社,但革新的目标并不明确。而未能跻身于第一届文社的仲马,却在良师益友拉萨涅的启发下,较早地认识到法国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戏剧。

 拉萨涅是奥尔良公爵私人秘书处的副主管,仲马的顶头上司。仲马进公爵府那年,拉萨涅还不到30岁。他为人正直、善良,有扎实的文化教养,业余从事轻松喜剧的创作,还是几家自由派报纸的撰稿人。由于仲马也喜爱戏剧,两人意趣相投,认识不久就成了知心好友。

 拉萨涅赤诚的友情、富有真知灼见的言谈和兄长般的循循善诱,使初来巴黎定居的仲马得益匪浅。

 拉萨涅最不屑于伪古典主义戏剧。一提起那些以模仿17世纪古典主义作家为能事的当代的伪古典主义者,这位通常十分厚道、宽容的人也不禁嗤之以鼻:“老阿尔诺的《翟尔玛尼古斯》吗?——拙劣!小阿尔诺的《雷古鲁斯》吗?——平庸!若没有塔尔玛和玛尔斯小姐担任主角,他们的戏连10场也演不了!”

 拉萨涅对于法国戏剧的前途同样有明确的看法:伪古典主义将很快被人们忘却;必须向英国、德国的浪漫主义者学习。但不是模仿,而是在学习的基础上创造。拉萨涅向仲马预言:“你将会看到更大胆的作家突兀而起。”他鼓励仲马:“争取做这些人中的一员!”“学习吧。”拉萨涅要求仲马,“既不要编造喜剧,也不要编造悲剧和正剧;要着眼于情欲、事件、性格;把这一切都在你的想象中熔于一炉,铸造出科林斯的青铜像似的人物!”“科林斯的青铜像是什么?”

 “你不知道吗?这真是你的幸运!这样你就可以自己来学习;你将不受其他的限制,而只凭着自己的智慧,不受其他的影响,而只依靠自我的教育。”

 拉萨涅还为仲马制定了广泛的阅读计划。戏剧方面,仲马没有读过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对莫里哀的作品也涉猎得很少。现在他必须读而且反复读这些人的作品。为了弄清一种戏剧的来龙去脉,他应该从莎士比亚往下到席勒,从莫里哀往上到泰伦提乌斯、普劳图斯、亚里斯托芬。在诗歌方面,古人中要读荷马、维吉尔、但丁的作品,近人中要读拜伦、歌德、弥尔顿、拉马丁、雨果的作品。至于小说,歌德、司各特、库柏的都在必读之列。这书目可够长的。然而还没完——“你还得读法国历史。”拉萨涅说。

 “为什么?”仲马问。

 “因为我们需要法国的历史小说和戏剧。”

 “法国历史多沉闷啊!”

 “谁说的?”拉萨涅难得这么激动,“你先去读,然后才有资格发表意见。”

 “那么该读些什么呢?”

 “啊!一大批作家;茹安维尔、弗华萨尔、夏特兰、圣西门、拉法耶特夫人、黎世留……”

 “一共要读多少本?”

 “大概有两三百本。”

 “你都读过吗?”

 “当然喽。”

 “我一定要读吗?”

 “如果你想写小说,那么不但要读,而且要记在心里。”

 “天哪!我以前浪费了多少光阴呀。”

 “那就弥补失去的时间吧。”

 对善良的拉萨涅的建议,仲马起初并没有认真照办。他忙于同阿道尔夫·德·勒万合写轻松喜剧。这种对白和诗文相杂的剧种,当时很卖座,收入较多。不过他们接连写了好几出轻松喜剧,竟没有一出被人采纳,白白花了许多力气。于是他们决定同大名鼎鼎的轻松喜剧作家皮埃尔·约瑟夫·卢梭合作。争取卢梭的合作可不容易。此人不听瓶塞响、不见潘趣酒火苗是不写东西的。为了劳动他的大驾,仲马和勒万不知耗费了多少酒。终于有一天,仲马在席间讲了一个自己当年打猎的故事,卢梭认为是写一出轻松喜剧的材料,商量好提纲,三人便分头执笔。十来天的功夫,写成了剧本《狩猎与爱情》。这剧本居然被昂比古剧院搬上舞台。虽然仲马知道这算不得真正的戏剧文学,但是第一次用自己的笔挣了五十法郎,他还是满意的。他和拉萨涅根据《一千零一夜》中水手辛巴德的故事写出的《婚礼与葬礼》,却在轻松喜剧院首次上演就遭到冷遇。

 谁知道还有更扫兴的事在等着他。《婚礼与葬礼》首演失败的第二天,仲马刚进王宫花园的办公室,拉萨涅就闷闷不乐地告诉他:“乌达尔先生怪我把文学爱好传给了你,他说这种爱好会葬送你的前程,要求我们放弃文学。”这消息给了仲马很大的刺激。他径直走进秘书处主管乌达尔的办公室,眼眶里满含着泪水,声音却还镇定。他指责乌达尔先生强迫他全家只靠每月125法郎的薪金生活(他的薪金已经加了一次);并且说明他写剧本并不占用办公时间。

 “你一定要搞文学吗?”乌达尔先生问。

 “是的,先生,我生来就喜欢文学,而且又有这种需要。”

 “那么,你就像卡西米尔·德拉维涅那样从事文学吧,我不但不会责备你,还会鼓励你……”

 德拉维涅是拿破仑帝国和波旁复辟王朝时代的著名诗人。他的历史剧在近代的情节中渗透了作者自由派的思想见解。他的创作有着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双重风格。乌达尔先生鼓励仲马向德拉维涅学习,不仅是要他以戏剧为自由派的政治服务,而且是要他做一个真正的戏剧文学家。乌达尔的话,使仲马怨气顿消。

 “先生,我年龄比德拉维涅先生小得多,他在1811年就当上了桂冠诗人。我也没有受过德拉维涅先生那样的教育,他是在巴黎最好的学校读过书的。我只有22岁,我的文化都是平时在别人正娱乐的时候学习得来的。不过,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一定要写出比德拉维涅先生更好的作品。”仲马坚定地说。

 再铮铮的誓言也须用行动去实现。仲马立刻行动起来了。他掀起了一场歼灭知识空白的大会战。拉萨涅的教诲,是他的行动指南。拉萨涅为他制订的计划,是他进军的路线。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文学作品,从瓦尔特·司各特的,到拜伦和库柏的。歌德和席勒的著作,他无一遗漏。卡尔德隆的戏剧,他无不熟悉。他不仅尽可能广博精深地吸收文学知识,还努力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特别是法国历史的知识;弗华萨尔、沙特兰、圣西门、黎世留等人的史学著作,他都爱不释卷。此犹不足,他还学习自然科学。他曾有一段时间坚持跟年轻的医生蒂波学习科学知识,清晨六、七点钟同蒂波一起赶到慈善医院,为的是学习生理学和解剖学;晚上就在蒂波的房间里钻研化学和物理学。他后来在《基督山伯爵》中对维尔弗夫人下毒的描写,就是以这时获得的科学知识为基础的。

 光阴荏苒,3年过去了。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又有锲而不舍的学习精神的仲马,已经为创作法国浪漫主义历史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遗憾的是,他至此还没有在舞台上领略过他在书本上结识的外国浪漫主义戏剧,缺乏实际的感受。

 1827年,一个英国剧团渡过拉芒什海峡来到巴黎,仲马的渴望得到了满足。剧团中有基恩、肯布尔、哈丽特·史密森小姐等英国剧坛明星。此行专门演出莎士比亚的名剧。以往莎士比亚的戏剧只是通过拙劣的改编本和法国观众见面。现在,莎士比亚名剧原本由英国名角在法国戏剧的心脏演出,显然是对法国古典主义、伪古典主义戏剧的一次挑战。演出《哈姆雷特》的那个晚上,仲马和诗人维尼、雨果、奈瓦尔,音乐家柏辽兹,画家德拉克洛瓦等浪漫主义的信仰者都在场。肯布尔扮演的王子哈姆雷特,哈丽特·史密森小姐扮演的莪菲丽亚,给仲马留下了意想不到的深刻印象。他觉得舞台在他眼前变成了伊甸园,上帝创造出来的有血有肉的人,代替了以往充斥着法国舞台的毫无生气的“石膏模型”。他一场不落地欣赏英国艺术家们的演出。凶杀、自杀,奥赛罗的妒嫉,德斯特蒙娜的惨死,使他心潮难平。他听不懂英文,但是剧情和演员们的动作、语调,足以使他了解和感受这一切。

 “只是从这时起,我才知道什么是戏剧;我在精神上刚刚受到的震颤,震落了残留在我身上的过去的一切陈迹。我懂得了构筑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这是我第一次在舞台上看到激情,激励着有血有肉的男女的真正的激情。”仲马后来写道。

 勤奋的学习,使仲马登上了文学修养的高峰;虚心的观摩,向仲马展示了未来戏剧的蓝图。现在该仲马走进工地,去构造他的“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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