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启蒙教育
仲马将军没有留下什么财富。尽管布律纳元帅、缪拉元帅出面争取，奥热罗元帅、拉纳元帅和儒尔当元帅也私下里活动，拿破仑依然固执己见，拒绝给昔日那个不驯服的将军的孤儿寡妇以任何抚恤。仲马将军死后不久，家里仅有的一点钱花光了。一无指望的仲马将军夫人，只得带着子女投靠家道已经破落的老父老母。
此刻的仲马一家，无钱无势，可朋友和保护者却不少。其中关系最密切的有三家。同这三家人相处，对小亚历山大·仲马的成长影响甚大。
脾气暴躁的让·米歇尔·德维奥莱纳是仲马家的表亲和最热心的保护者。他原是波旁王朝时期维莱尔—科特莱地区的森林督察，在拿破仑帝国时期仍留任原职。小亚历山大经常跟随这位“森林之王”去林中办事。在林中的日子，是小亚历山大最愉快的节日，因为他从小就迷恋大自然。
达库尔夫人是一个军医的遗孀。每天晚上，仲马将军夫人照例会仲马将军墓所在的陵园散步以后，常常带着小亚历山大去达库尔夫人家串门。小亚历山大把一本带插图的布封写的《自然史》摊开在膝上，在仲马将军夫人、达库尔夫人和她的女儿艾莱奥诺尔三位妇女耐心、细致的教导下，认字和了解动物的历史及习性。就在这个别具一格的家庭课堂上，亚历山大在10岁以前便通读了英国作家笛福的冒险小说《鲁滨逊飘流记》、法国作家费纳龙的宣讲人情世故的小说《泰雷马克》、当地出生的作家德姆斯吉埃写的有关神话的著作《给艾米莉的信》。
住在离维莱尔—科特莱12公里的一座古堡中的和蔼可亲的雅克·科拉尔先生，是仲马将军临终以前为儿子亚历山大指定的监护人。科拉尔先生是贵族世家。科拉尔夫人是赫赫有名的奥尔良公爵同著名女作家让利伯爵夫人的私生女。这位奥尔良公爵在资产阶级革命后改名为“平等的菲力普”，并投票赞成处死国王路易十六。科拉尔夫人非常熟谙资产阶级革命前的旧王朝的历史。小亚历山大每次去科拉尔家，总要听科拉尔夫人讲旧王朝的故事。此外，他还爱读科拉尔先生珍藏的那部精装本《圣经》。说实在的，在上述这三家人中，小亚历山大最爱去的还是科拉尔先生家。因为达库尔夫人家没有花园；德维奥莱纳家有花园，却没有和气的面孔；而科拉尔先生家则兼而有之。
小亚历山大对于1789年革命以后的法国历史也绝不陌生。他有母亲做他最好的教员。她向小亚历山大讲述仲马将军经历过的关系法国命运的每一次重大战役、每一次政治事变，讲得绘声绘色，娓娓动听。
仲马将军夫人非常重视对儿子的教育。小亚历山大10岁前的几年，母亲省吃俭用，托人从巴黎买了一把小提琴，让他跟伊娄老爹学琴。这可难坏了伊娄老爹。三年下来，仲马连简单的曲调也拉不准。伊娄老爹不得不向仲马将军夫人实话实说——他不忍心让这位令人尊敬的夫人白费钱。
亚历山大·仲马10岁那年，表兄孔塞依神甫去世了，留下一笔钱，资助仲马去专区首府苏瓦松的神学院学习。仲马实在不羡慕神甫的职业，母亲苦苦劝说了三个月，他才同意。他到了苏瓦松，可就在他在神学院附近的一家小铺里买墨水的时候，碰见了表妹赛希尔，她挖苦地祝愿他“前程远大”，并说将来一定请他做自己的神父。一气之下，仲马扔掉墨水瓶，跑回了维莱尔—科特莱。母亲便也不勉为其难，改送他进本城的副本堂神甫格雷瓜尔的私立学堂读书。仲马跟格雷瓜尔神甫学了一点拉丁语，一点法语语法。
波旁王族的幼支奥尔良家族世代居住的维莱尔—科特莱，风景宜人，宛如仙境。但这里并非世外桃源。这里是巴黎—普鲁士—俄国的必经之地。维莱尔—科特莱的居民曾目睹1812年6月拿破仑数十万大军出征俄国时是何等威武雄壮，也目睹了同年年底在俄国惨败后残余的法军归来时又是如何狼狈不堪。1813年10月，拿破仑在同第六次反法联盟军的大会战中再次惨败。1814年初，以俄皇亚历山大一世为首的联军进入法国。少年仲马亲眼看到这位俄国皇帝乘坐一辆三驾带篷马车朝巴黎方向急驰而去，随后是沿途奸淫烧杀的野蛮的哥萨克大兵。不久，反法联盟宣布旧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八为法国国王，在法国实现了封建的政治复辟。
形势稍定，仲马将军夫人仍让儿子去跟格雷瓜尔神甫读书。此外，仲马还跟市立学校教师奥勃莱先生学习算术。奥勃莱先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未能教会仲马比乘法更复杂的运算。不过，奥勃莱先生写得一手好字，在他的影响下，仲马爱上了书法。奥勃莱先生曾经说过，拿破仑手下的军官经常由于认不清拿破仑那难以辨认的笔迹而贻误军机。仲马听了很震动，因而练起字来煞是认真。没有多久，他就练成了一手清秀的好书法。当然，仲马将军夫人却宁愿儿子能在算术方面有些长进。
如果说仲马对音乐和算术缺乏天资，那么他对剑术、枪法却是心有灵犀，一点即通。在当过武术教师的济贫所职员莫尼埃老爹的指点下，他使弄刀、剑、手枪、步枪都得心应手。母亲在儿子身上仿佛又看到丈夫的英姿，自然十分欢喜。
2. 在复辟的日子里
波旁王朝复辟后，以旧贵族和反动僧侣等封建复辟势力为一方，资产阶级共和派和拿破仑的拥护者为另一方，出现了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的新形势。维莱尔—科特莱本来就是封建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复辟后，这些人又露出了凶相。居于少数的共和派和波拿巴的信徒经常受到挑衅。仲马母子属于少数派。他们忠实于共和国将领仲马将军的政治信念。由于仲马将军曾和拿破仑为着同一事业而征战，他们也同情拿破仑。仲马母子自然而然地成了本城保王党人敌视的对象。保王党人的子女经常成群地聚集在仲马家的窗前，高呼“国王万岁！”或者当仲马走在街上的时候，喊他“波拿巴派”。少年仲马也决不示弱，好几家保王党人的劣少都尝过他的拳头。
最使仲马引为骄傲的是，他虽然只有13岁的小小年纪，却冒着很大的风险，做了一件“事关重大的政治行动”：1815年3月1日，被放逐的拿破仑神出鬼没地逃离厄尔巴岛，在法国南方的儒昂港湾安全登陆，向巴黎顺利推进。就在这半个月以后，维莱尔—科特莱的帝国时期的将领拉勒芒两兄弟，被控阴谋反对路易十八政府而被捕，投进苏瓦松的监狱。他们和当年仲马将军穿着同样的军装，配着同样的肩章。仲马将军夫人对他们深表同情。她把儿子叫到身边，轻声地说：“听着，我们要去做一件事，这件事做不好就会使我们遭殃，可是我认为，为了纪念你的父亲，我们应该去做。”
母亲所要做的事，就是让仲马送几支手枪和一些钱给关在牢房里的两位前帝国将军，供他们越狱之用。钱和手枪都是维莱尔—科特莱的一个叫莫奈松的公证人提供的，此人是拿破仑的热烈信仰者。
经过周密的策划，仲马母子来到苏瓦松监狱。他们认识监狱的守门人里夏尔。母亲亲热地上前打招呼：“亲爱的里夏尔先生，我要去拜访一家人。让我的亚历山大来跟您的小夏尔玩。”母亲去了。仲马裤腰里藏着钱包，衣袋里揣着手枪，同小夏尔玩耍起来。他甚至让小夏尔把他带到拉勒芒兄弟的牢房前。他撺掇小夏尔：“告诉他们，我是仲马将军的儿子，兴许他们认识我父亲哩……”拉勒芒兄弟俩果然认识仲马将军。这时已是傍晚7点钟，两位将军床边的桌子上点着一支蜡烛。少年仲马小声对他们说：“我是来看你们的，快把夏尔支开。”于是一位将军装做剪烛花，把蜡烛弄灭了，叫夏尔去把蜡烛点着。趁此功夫，仲马向他们说明了来意。不过两位将军拒绝收下手枪和钱。既然拿破仑已经快到巴黎，他们就很快会得救，要钱和武器还有什么用呢？果然，拿破仑复位后，这两位将军都获得了自由，并且重新披挂上阵。
在拿破仑复位的“百日”帝政期间，少年仲马曾经两次见到这位举世称奇的人物。然而，前后的情景是何等的不同！
1815年6月12日，拿破仑率领大军向比利时进攻，途经森林小镇维莱尔—科特莱给车辆换马时，已近傍晚。那是一辆带篷的四轮马车。拿破仑坐在后排座位上，他身穿蓝面翻白边的军装，苍白的脸微微搭向胸前。他的左边坐着他的弟弟热罗姆，热罗姆的对面是他的副官勒托尔。换马已毕，鞭声爆响，皇帝向围观的人群略一招手致意，马车沿着通向苏瓦松的大路急驰而去。帝国的雄鹰战旗瑟瑟招展，出征的将士意气风发。
拿破仑大军在比利时境内与第七次反法联盟军的会战，结束得出人意料地快。6月18日，在滑铁卢村的决战，法军被兵力占绝对优势的联军彻底击溃。当拿破仑退向巴黎，在维莱尔—科特莱换马时，少年仲马又看到了他。那天，仲马正站在家门口，只见一个传令兵策马驰来。他不愿回答人们的任何问题，只是吩咐立刻准备四匹快马，供随后就到的一辆马车换用。忽听得震耳的隆隆声，那辆马车由北向南而来。
“是他吗？是皇帝吗？”仲马拉一拉正在发愣的驿站长的袖口，问道。
“是他。”驿站长回答。
拿破仑还是那副神情，只是头垂得更低一些。他还是那样茫然地扫视着周围，问一声：“我们现在到了哪儿？”而马车的去向却相反。
滑铁卢之役决定了拿破仑的命运，也决定了法兰西的命运。拿破仑被流放到更遥远的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法兰西开始了波旁王朝的更加穷凶极恶的第二次复辟。阶级斗争空前激化，封建势力开始大规模血腥的反攻倒算。在不合法然而受到政府纵容的白色恐怖中，许多波拿巴主义者和被怀疑为拿破仑或共和国同情者的人，包括仲马将军的挚友布律纳元帅，惨遭杀害。与这种不合法的白色恐怖相互补充的，是复辟政府推行的合法恐怖。经过政治犯特别法庭的草率审讯，许多帝国将领遭到镇压，包括拿破仑手下最有天才的元帅内依。政治犯中固然有真正的拿破仑主义者，也有被挟嫌诬陷的人。恐怖之盛行，弄得人心惶惶。
就在这种气氛中，一天晚上，母亲同仲马进行了一次十分严肃的谈话。她向儿子解释道：路易十八又被外国人扶持上台，当了法国国王，他的弟弟、极端保王党头子阿图阿伯爵也成了实权人物，他们都是在革命中被处死的前国王路易十六的兄弟。仲马的祖父达维·德·拉帕耶特利侯爵曾经为路易十六效命，而父亲仲马将军则相反，曾经为共和国服务。现在到了仲马进行选择的时候：是恢复祖父的贵族姓氏，还是坚持父亲的共和国将军的姓氏？择姓的难题如今提到少年仲马的面前，就像当年提到他父亲的面前一样；不过现在的形势更严峻，关系更重大。母亲进一步指出：达维·德·拉帕耶特利的姓氏会给他开辟锦绣前程，而仲马的姓氏只会使他到处碰壁，军队和政府机关都将把他拒之于门外。
“你好好考虑考虑，然后再回答。”内心十分矛盾的仲马将军夫人对儿子说。
“妈妈，这不需要考虑！”仲马自豪地说，“我叫亚历山大·仲马，决不叫别的。我认识父亲，并不认识祖父。如果我放弃了父亲的姓，改姓祖父的姓，父亲会说什么呢？父亲死的时候还向我告别来着。”
母亲的脸上立刻焕发出幸福的光彩。
“你真的这样想吗？”她问。
“妈妈，您也这样想，不是吗？”
“唉！是啊……不过，我们将来怎么办呢？”
母亲为自己的未来发愁，更为儿子的未来担忧。可她没有想到，达到远大前程，除了做文官、武将，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道路；她的儿子就即将沿着这许许多多道路中的一条——文学家的道路阔步前进。
3. 良师益友
就在这次严肃的谈话以后不久，多亏科拉尔先生的活动，仲马将军夫人获准开一个烟草店。烟草店设在拉封丹广场，租的是锅商拉法奇的店堂，内设两个柜台，一个卖烟，一个卖盐。房东的儿子奥古斯特·拉法奇在巴黎一家公证人事务所当首席文书。仲马家在这里开店后不久，奥古斯特·拉法奇回维莱尔—科特莱的家中小住。这是个金栗色头发的漂亮小伙子，穿着六层领子的外套、紧身的长裤、匈牙利骑兵式的马靴，挂一条有小饰物的金表链，一望而知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一个这样了不起的人物是不能住在店堂里的，于是仲马家腾出一间房来招待他。仲马主动接近拉法奇。拉法奇也喜欢同这聪明的少年人交谈，向他介绍巴黎，以及巴黎文学界、戏剧界的情况，并且还把自己写的讽刺性短诗读给他听。拉法奇向仲马揭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那里，文学不仅可以作为一种职业，而且产生强烈的反响，带来巨大的荣光。仲马对文学的兴趣勃然而生。三天后，拉法奇回巴黎去了，他就去央求格雷瓜尔神甫教他作诗。格雷瓜尔神甫对他这突如其来的热情不胜惊喜。但是，这位神甫仅仅粗通17世纪的古典主义诗歌。高乃依·拉辛的摹仿古希腊、罗马的诗艺很快就使仲马兴味索然。他又去树林里打他的野兔。
不过打野兔总非正事。15岁上，仲马被送进莫奈松律师的公证事务所当一名办事员，专门把各种公证文件送到周围的村子里请当事人签字。仲马对这种工作并不抱怨，因为他可以借此机会骑马巡游他热爱的大自然；同时他也没有忘记，公证人事务所里可以出拉法奇那样非凡的人物。
维莱尔—科特莱长期是奥尔良王族养尊处优的享乐之地，风气所及，民间的生活风俗也非常开放。仲马更是情窦早开。16岁的时候，他的浪漫史就掀开了第一页。令仲马伤心的是，他与本地成衣店老板的女儿阿黛尔·达尔文的爱情变成了一场悲剧。他们热烈相爱了两年，那姑娘竟为家长所迫嫁给了别人！
好在仲马很快又有了精神寄托。经科拉尔先生的长女介绍，他认识了瑞典贵族青年阿道尔夫·里宾·德·勒万子爵。勒万子爵的父亲勒万伯爵因参与谋杀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而流亡法国，此刻他们父子正在科拉尔先生家作客。他们此来是为了向即将出嫁到俄国去的科拉尔先生的女儿路易丝告别。年轻的勒万子爵对路易丝怀有好感，依依惜别，偷偷在她的纪念册上写下四行诗：
为什么到寒冷的伊比利亚，
路易丝，去埋没如花似月的娇容？
俄国人离开我们美丽的祖国时，
曾经向我们许诺过永久的和平！
后来发现自己误把俄国的西伯利亚写成了西班牙的伊比利亚，勒万子爵感到大失体面，深夜潜逃路易丝的闺房去取回那本纪念册，不料惊醒了路易丝，被科拉尔先生捉住。不过就很快弄清了原委，勒万子爵和路易丝小姐的名誉都得以保全。同风度翩翩的勒万子爵的几天相处，仲马对他十分敬佩，心中再次燃起学诗的热望。
不久，勒万离开维莱尔—科特莱；颇有文化教养的轻骑兵军官阿梅代·德·拉朋斯又接踵而来。他和仲马一见如故，交上了朋友。他像亲哥哥一样语重心长地对仲马说：“你要相信我的话：生活中除了恋爱和打猎，还有别的，还有工作！学会工作吧，学会工作就是学会做一个幸福的人。”在拉朋斯的劝导下，从来不知工作为何物的仲马开始用功了。他跟拉朋斯学习意大利语和德语。他们一起翻译18——19世纪之交的意大利作家乌戈·弗斯科洛的小说《雅可波·奥尔蒂的最后几封书信》。在翻译过程中，拉朋斯给仲马讲解语法上的疑难问题。两个月以后，仲马就可以相当准确地操意大利语，并开始翻译诗歌。在拉朋斯的帮助下，仲马还通过原文阅读了德国作家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和戈特弗利德·奥古斯特·柏格的《列诺尔》。同时，他还涉猎了世界各国文学名著的一些法文译本。
阿道尔夫·德·勒万这次去巴黎，是到父亲的好友安托尼·万桑·阿尔诺家作客。阿尔诺是个悲剧作家。由于阿尔诺的关系，勒万见到了著名剧作家欧仁·斯克利勃、维克多·约瑟夫·艾蒂安纳·德·汝依，以及后起之秀弗雷德里克·苏里耶等。他在巴黎度过了五个月，回到维莱尔—科特莱以后，像着了魔似的，一心要创作剧本，并且鼓励仲马与他通力合作。勒万离开维莱尔—科特莱的这段时间里，仲马自己也已迷上了戏剧。他曾同莫奈松公证人事务所的同事帕耶去苏瓦松看了一场戏，那是音乐戏剧学院学生巡回剧团演出的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用的是法国戏剧家让·弗朗索瓦·杜西改编的剧本。原著的魅力已减少了许多，但还是使仲马顿开茅塞。回家后，他立即写信请人在巴黎买一本莎翁《哈姆雷特》的法文译本给他寄来，读了又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全无古典主义戏剧的刻板、沉闷之感。它情节生动，热情奔放，结构自由，令仲马赞叹不已。对于戏剧创作，他也正跃跃欲试。
勒万和仲马紧张、卖力地写作。在1820年和1821年的两年里，他们写了好几个剧本，以轻松喜剧居多。1821年年底，阿道尔夫·德·勒万同父亲一起去巴黎居住。他从两年来两人合作的剧本中选出三部最满意的带去，作为打开巴黎戏剧界大门的敲门砖。
勒万走了，仲马的心也随他飞往巴黎。他已经想像着他们的剧本在巴黎的富丽堂皇的剧院里受到满堂喝彩的盛况，桂冠戴在自己头上的情景。不过，现实却是他必须在莫奈松先生的事务所里继续抄写婚约，起草遗嘱。勒万从巴黎传来的信息也令人沮丧：《朋友们的晚餐》戏剧性不足；《斯特拉斯堡的少校》与巴黎刚刚演过的《农民出身的士兵》雷同；至于以阿拉伯宫廷斗争为题材的《阿本赛拉奇家族》，十几年来类似的剧本一直在巴黎的舞台上上演。三个剧本全都遭到各家剧院冷冰冰的拒绝。
这不啻是给热望成为剧作家的仲马当头泼了一瓢冷水。当有人介绍他去克雷皮的公证人勒菲弗尔律师的事务所当文书时，他便欣然接受了。主人管吃、管住，这待遇已经比莫奈松律师那里强得多了。可是不久仲马又心猿意马写起诗来，因为勒万在召唤他去巴黎。勒万竭力让他相信：只要他俩合作，总有成功之日。
一天，莫奈松事务所的老同事帕耶到克雷皮来找仲马。他很喜欢仲马，见勒菲弗尔律师不在家，便提议带仲马去巴黎逛两天。可是帕耶只有28个法郎，仲马只有7个法郎，怎么够路费呢？穷人自有穷办法。帕耶骑了一匹马来，仲马有一支猎枪，何不以马代车，以打猎糊口？他们于是一路上轮流骑马打猎。到达巴黎的时候，马背上已驮着四只野兔、十二只山鹑、两只鹌鹑。他们在老奥古斯丁街找到一家旅店。以这些猎获物为代价，老板答应供他们两天食宿，并在他们回去的时候，给他们准备几张馅饼和一瓶葡萄酒。
食宿有了着落，二人去洗了个澡，便回旅店安歇。仲马哪里睡得着？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爬起来，径直去找到了阿道尔夫·德·勒万。仲马的主要心愿是看戏。第二天晚上，法兰西剧院将演出汝依的悲剧《苏拉》。剧中的主角，古罗马的执政官苏拉，由当代法国首屈一指的悲剧明星弗朗索瓦·约瑟夫·塔尔玛扮演——当时古典主义悲剧已使人们腻烦，只有塔尔玛登台还能吸引观众。仲马和勒万必须立刻为戏票而奋斗。他们直奔法兰西喜剧院，闯进塔尔玛的工作室。幸好塔尔玛还记得曾在圣乔治家里见过仲马将军，他当场给两位年轻人签了两张戏票。
塔尔玛！名不虚传的塔尔玛！他的表演是那样的朴实，那样的富有诗意！仲马觉得自己像是中了什么魔法，他“为之陶醉，为之颠狂，为之入迷”。当仲马到塔尔玛的化装室去向这位大演员表示祝贺和感谢的时候，塔尔玛正在卸装，只见他被赞赏的人们团团包围。而这些赞赏者，都是巴黎文艺界的名流。仲马涨红了脸，谦恭地伫立在门边，不敢上前。
“塔尔玛，我们向您表示感谢来啦。”阿道尔夫·德·勒万说。
“啊！啊！你们走过来呀！”塔尔玛亲切地招呼两位年轻人。
仲马向前走了两步。
“怎么样，诗人先生，你感到满意吗？”塔尔玛问。
“先生，我不仅满意……我觉得好极了！”
“那么，就常来找我，向我再要些别的戏票吧。”
“唉！塔尔玛先生，我明天就要回外省了。”仲马惋惜地说。
“你在外省是做什么的？”
“我不敢对您说。我是公证人的文书。”仲马深深叹了一口气。
“唔，不要因此绝望。高乃依还做过诉讼代理人的文书哩。先生们，我向你们介绍一位未来的高乃依。”仲马的脸直红到眼圈。
“请您摸摸我的额头，”仲马对塔尔玛说，“这会给我带来幸福的。”
塔尔玛把双手放在仲马的额上。
“好吧，亚历山大·仲马，我以莎士比亚、高乃依和席勒的名义，称你为诗人！……回到外省去吧，继续你的工作吧，如果你真有才能，诗神会到你所在的地方找你，并且像先知哈巴库克那样，抓住你的头发，把你带到你应该去的地方。”两个青年告辞出来。仲马兴奋万分。他觉得塔尔玛祝福的手犹在额头，鼓励的话犹在耳边。他满怀着未来的坚定信念，激动地喊道：“我一定会再来巴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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