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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人传记(64部)

车尔尼雪夫斯基

第七章 成家立业两手忙

 1. 奇特的求婚

 1853年1月26日,车尔尼雪夫斯基应邀参加一位远房亲戚的命名日晚会。在晚会上,出现了一位他不认识的年轻姑娘。她活泼、爽朗、落落大方;有一种独特的、与众不同的风采。

 别人告诉他,姑娘名叫奥莉佳·索克拉托芙娜·瓦西里耶娃。一听到这个名字,他马上就有印象。

 记得一位熟人给他讲过,这女孩思想进步,在某次娱乐晚会上,她曾经大胆地高高举起酒杯,欢呼“为民主而干杯”。从此人们就称呼她是个“民主主义者”。哎呀,仅此一点就足以使车尔尼雪夫斯基倾倒。现在他终于亲眼见到了这个活泼可爱的19岁的姑娘了。他觉得仿佛有某种共同的东西,把他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初次见面就一见钟情,是否有点轻率和唐突呢?

 其实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个谨慎又大胆,冷静又热情的青年。他决不会像那些纨绔子弟,随意玩弄美好的感情。此前他倒是尝过一点恋爱的滋味。大学时曾经爱慕过同学的妻子纳杰日达·叶戈罗芙娜。在同亚历山德娜的交往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感情。回萨拉托夫一年以后,有一段时间他对他的学生科贝林的姐姐产生过好感。他自己觉得老是惦记着她,有一次甚至想向她表白爱情。但她回避了,也许她心中明白,他们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她父亲在城里颇有地位,是不会愿意同一个中学教师结亲的。

 然而,这一切和他认识奥莉佳后所产生的强烈爱情相比,以往曾经闪现过的情愫,便不值一提了。

 他起初半开玩笑地,接着便越来越热烈地向她倾诉自己的感情。他坦率而又大胆地对她说:

 “我对您充满热爱,不过这是有条件的,就是您身上的确存在着我设想您具有的那些品质。”

 在欢乐而喧闹的舞会上,车尔尼雪夫斯基抓住每个机会,越来越殷切地要她相信,他的爱情是真诚的。稍后,在同她跳卡德里尔舞时,他对她说:

 “您不相信我的话是真诚的吗?那就给我机会,让我证明我的话是发自肺腑的吧。请您要求我作这样的证明。”

 后来奥莉佳回忆说,他那天晚上的举止使她深感惊异。第一次见面就求爱,使她觉得有点过于鲁莽,甚至感到受了侮辱。但还是装着若无其事;也许,最好还是用开玩笑把它岔开。

 但用开玩笑把它岔开已无济于事了。有的人是不可用爱与之开玩笑的……

 第一次见面后,他们逐渐了解加深。

 她是萨拉托夫的一个医生索克拉托夫·叶夫根耶维奇的女儿。母亲不大喜欢她,哥哥对她也不好,目前她深为家里的处境所苦恼。于是,他便更加同情她,并产生了想与她结合的想法。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待婚恋的态度很有特色。他自己说:“往往由处境的可悲和艰难而引起了我的注意。洛博多夫斯基和亚历山德娜,这是我真心喜爱的两个人。引起这种喜爱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不幸境遇,而不是他们个人的品格。”

 不管如何,第一次的爱情成了他终生保持的、惟一的爱情。这种感情后来经受了许多考验,始终没有动摇或者衰败。

 为了帮助她摆脱家庭的束缚,他决心尽快与她结婚。2月19日,他向奥莉佳正式求婚。

 这次求婚非常奇特,除了一般的表白爱情,谈婚论嫁,海誓山盟,另有一番常人难以想象的、过分沉重而又过分严肃的谈话。

 他直率地对奥莉佳说:

 “您可以笑话我,恕我直说。您想出嫁,是因为你们的家庭关系很紧张。”

 “不错,这是事实。当我还年轻时,是欢乐的;但现在,我发现家人对我的态度变了,我感到十分痛苦。如果说我有时表现得高兴,那多半是强装的。”

 他看到奥莉佳同他坦率相待,便继续说道:

 “请您听完我发自内心的话。我在萨拉托夫这里没法生活……在这里前程渺茫。我得去彼得堡。我不能在这里结婚,因为我永远不可能在这里自力更生,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建立家庭生活。不错,妈妈非常爱我,她会更爱我的妻子。但我们家里的规矩不是我所能生活下去的。所以说,我应该到彼得堡去。到达那里以后,我将一无所有,我要大量地工作。”其实,不只是这些困难;使他惴惴不安的是另有一件心事。他说:

 “把另外一个人的一生跟我自己结合在一起,在我来说是卑鄙可耻的。因为我不敢肯定我是否能长久地享受生活和自由。我可能要随时等待宪兵的到来,等待他们把我弄到彼得堡,把我投入监狱。天知道,我会在监牢呆多长时间。我在这里干的这种事,是要罚苦役的——我在课堂上就发表这类谈话。”

 “这我知道,我听说过。”

 “我无法摆脱这种思想。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会变得淡漠些,不过也未必。”

 “为什么呢?难道您真的就不能改变吗?”

 “我无法摆脱这种思想,我生性如此。我不知道,我是否有朝一日会淡漠下来。至少到目前为止,我的这种倾向还只是在加强,变得更为明显,越来越成为我的习惯。总之,我随时等着宪兵的到来,就像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随时等待吹响最后审判的号角声一样。再说,我们国家即将发生暴动,一旦发生,我必定参加。”

 她几乎笑了起来——她觉得这种说法太离奇,太不可思议了。

 “怎么个发生法?”

 “这个问题您很少考虑,还是根本没有考虑过呢?”

 “根本没考虑过。”

 “这种事一定会发生。人民对政府,对苛捐杂税,对官僚和地主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厉害。只要有一点儿火星,就能把这一切烧着。受过教育而又敌视现存制度的人正在增加。这样,火星已准备好了。不能确定的是什么时候燃烧起来罢了。也许再过10年,也许会快一些。一旦燃烧起来,尽管我胆小,我将无法袖手旁观,我必定参加。”

 “和科斯托马罗夫一道吗?”

 “未必,他这人过于高雅,感情过于丰富,屠杀会使他感到害怕。无论是手持棍棒的喝得醉醺醺的农民,还是屠杀,都吓不倒我。”

 她说:“也吓不倒我。”

 “结果会是怎样呢?不是服苦役就是上绞刑架。所以我不能把别人的命运和自己的结合在一起……母亲的命运已同我联结在一起了,她经受不住这类事件。做这种人的妻子,将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我给您讲个例子,您知道赫尔岑这个名字吗?”

 “记得。”

 “他很富有。他同一个在一块儿受教育的姑娘结了婚。过了不久宪兵把他抓进去,在监狱关了一年。他的妻子怀了孕,因担惊受怕,生下了个聋哑儿子。她的身体也彻底垮了。最后赫尔岑被释放了,但必须离开俄国;理由是他妻子有病需要矿泉治疗,还要医治儿子。到了法国,法国皇帝路易·拿破仑想为沙皇效劳,逮捕了赫尔岑并将他遣返俄国。他的妻子听到这个消息,当时便倒下死了。我不敢拿自己同赫尔岑的才华相比,但我的激烈程度不亚于他,我应该等待类似的遭遇。”

 尽管他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还是估计不足——他们今后所承受的考验,要比赫尔岑承受的艰难痛苦得多。

 好个奥莉佳,并没有因他的这些警告而离开他。她分明懂得,供她选择的这条道路充满着危险。也许她那时并没有坚定的信念,可能只是出于本能。

 起初,车尔尼雪夫斯基跟未婚妻商量好,开春以后他先到彼得堡逗留几个月。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好,再回萨拉托夫来接她。但很快又改变了这个计划,奥莉佳在家里处境艰难,同母亲及哥哥的矛盾扩大,一天也不愿多留。她开诚布公地表示,结婚后要马上同丈夫一起到彼得堡去。

 男方的父母,起初对这门婚事持否定态度,因为市民舆论姑娘过于活跃。车尔尼雪夫斯基敬爱父母,一贯顺着他们。但这次他宁可使他们伤心,自己的决心毫不动摇。他在日记里这样表明态度:

 “婚姻问题上他们不是裁判员。因为他们和我的理解根本不一样。……在政治或宗教等问题上,听从他们是荒唐的;在婚姻这件事上征求他们的意见也是奇怪的。”

 母亲起初试图阻止儿子,但她发现儿子的决定已无法动摇,终于被迫让步了。婚礼定于1853年4月29日举行。谁知母亲没等到良辰吉日,突然得了重病医治无效,撒手西去与世长辞了。儿子也因忧伤劳累,生了一场大病。

 婚后不几天,车尔尼雪夫斯基便偕同妻子动身去彼得堡。出发那天来了很多学生,住房的周围挤满了人,他们含泪给老师送行。

 2. 定居彼得堡

 在去彼得堡的路上,他无时不惦念着留在家中的父亲。老人家年事已高,母亲的去世使他深受震动并万分忧伤,内心的寂寞孤苦可想而知。

 车尔尼雪夫斯基旅行途中每到一站,利用短暂的停留必给父亲写一封书信。在楚纳基、阿尔扎马斯、下诺夫哥罗德等地,无论多疲劳,都坚持写的。为了安慰父亲,他报告说他的身体好些了,已不那么虚弱无力,不再发冷发热。

 他们行进得很缓慢,只是白天走,晚上停下来歇息。奥莉佳第一次出远门,坐在四轮马车上头晕得厉害。车尔尼雪夫斯基急着快赶到彼得堡,因为韦津斯基正准备出国,希望在他走以前能见面,所以马车在莫斯科只呆了两小时。韦津斯基可能帮助他在军事院校找到教书的工作。

 从莫斯科到彼得堡,他们乘坐的是刚开通的火车。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萨拉托夫任教的两年,亲眼看到人民的生活多么艰辛。无权、愚昧和赤贫的农民,遭到多么深重的凌辱和痛苦。少年时代他就生活在这里,不过那时他不可能认识到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所在,更不知道打破古老生活秩序的办法。大学时期扩大了他的精神境界。萨拉托夫的两年使他加深了生活体验。现在他决心已定,此生要投身于革命斗争。

 车尔尼雪夫斯基来到彼得堡,因未找到合适的住房,暂时住在捷尔辛斯基家。捷尔辛斯基的妻子一年前去世了,但仍然同佩平及车尔尼雪夫斯基两家保持着亲戚关系。

 车尔尼雪夫斯基立刻以惊人的精力,开始去实现既定方针。

 他的主要愿望,是在文学和政论领域大干一番。但这一愿望没能很快实现;达到这一目的还需要时间,需要作准备,需要和期刊出版界建立联系。除了这个长期目标,当务之急是谋个职务,挣钱养家糊口。在他看来最具吸引力的是在大学当教授,要不就在公共图书馆里当一名学识渊博的图书馆员。但也要一两年的努力才有可能谋取到这种高级职位,而且首先必需取得学位。于是便向教育区的督学提出申请,要求参加硕士学位考试。督学答应他等到明年秋天应试。在这之前,他决定在中等武备学校教书。

 他偕新婚妻子来到彼得堡,韦津斯基和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都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比他所期望的还要亲热。

 韦津斯基暂时出国,他把自己在军事学校所教的大部分课程,交给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担任。车尔尼雪夫斯基带来了已完稿的《伊帕季耶夫编年史词典试编》,交给了斯列兹涅夫斯基,希望刊登在《科学院通报》上。斯列兹涅夫斯基接受了这部稿子。这部书稿并不能获得物质报酬,按当时的规定,这类著作没有稿酬。但专著的发表会增加他在大学教师中的威望。可以说这是为科学、为他的学术地位投入的无偿劳动。为编纂这部词典历时数载,他付出了多少心血啊!现在还得关照词典的排版、校对和印刷,要花大量的劳动。他本人也说:“和别的学术著作相比,这是最枯燥、最难懂,恐怕又是最费力的一部东西。”

 这年夏天,他同《祖国纪事》的编辑克拉耶夫斯基商谈,为这家杂志撰稿的问题。果然,这份杂志的7月号上,刊出了他对《论斯拉夫语和梵语的共同性》和对《诗人文选》两书的评论文章。这两篇书评处女作,标志着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评论的开始。

 《祖国纪事》在三四十年代是一份很有影响的进步刊物。别林斯基在主持该杂志的评论栏目,把它办成了优秀文学和进步思想的阵地。1846年别林斯基离开编辑部后,由克拉耶夫斯基主持编务,刊物每况愈下今不如昔了。到了五六十年代,杂志完全丧失了以往的战斗性,变成了一份保守的自由主义的杂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激进民主主义立场,当然郁郁不得志。直到1853年秋天,结识了主持《现代人》杂志的著名诗人涅克拉索夫,并加盟该杂志的编辑工作,境况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来到彼得堡,各种各样的事情简直忙不完,根本没有一点儿空闲时间去消遣,给父亲写信也只匆匆数行。为了生计他得拼命工作。在第二武备中学教课,算是本职工作,每月固定收入40卢布,大部分花在伙食和房租上面。所以每月他必须撰写120页以上的稿子;靠稿酬补贴家用。还要设法给私人上课、业余担任《俄语及教会斯拉夫语历史语法》一书的校订工作。此外,他还要准备硕士学位的考试,撰写学位论文。

 他的工作习惯是上半月搜集阅读资料,下半月集中力量写作。工作起来寝食俱忘、通宵达旦。妻子奥莉佳为丈夫的健康非常担心。他自己却越忙越痛快,还开玩笑道:

 “上帝保佑,但愿天天忙碌;因为在彼得堡没有事做,比任何东西都可怕。”

 刚到彼得堡,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家生活十分俭朴,每一个戈比都要精打细算。第一年,他们只上过两次剧院。很少出门作客,更少请客。大学时的朋友当中,常来拜访的是米哈伊洛夫。米哈伊洛夫的宿愿这时终于实现了,已经从下诺夫哥罗德迁居来到彼得堡。专为《现代人》杂志撰稿,时而也在其他杂志上发表诗歌和小说。

 奥莉佳待人接物表现得活泼、质朴、聪明大方,这使诗人米哈伊洛夫对她产生了良好的印象。有一次他在她的纪念册里作了一首题名为《肖像》的诗:

 和仙女一样,

 她的眼神似闪电般地发光;

 和活泼的波兰少女一样,

 声音如银铃般柔和地响;

 和痛苦的小伙子一样,

 她脸色是那样惆怅。

 你可以不迷恋上她那双美丽的眼珠,

 你可以不为她那亲切的话语所打动;

 但在她的跟前,

 你决计不会去爱别的姑娘。

 在斯列兹涅夫斯基家里,奥莉佳也受到亲切的接待。

 1853年夏天,车尔尼雪夫斯基因词典的印刷事宜,偕同妻子一起到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家作了几天客。奥莉佳很喜欢老师一家人,特别是老师本人和他的母亲。斯列兹涅夫斯基的母亲为学生有这样一个好妻子由衷地高兴。

 8月间,车尔尼雪夫斯基夫妇迁到彼得堡城内、邻近韦津斯基家的一处房子。韦津斯基有三个小孩,房子太挤,所以只好住在他附近。三间宽敞的大房间,由车尔尼雪夫斯基夫妇和佩平分占。不错,房租是贵了点——每月20卢布。但没办法,这样的住房少于20卢布上哪儿找!他早就喜爱这条沿河大街,对这里的环境非常熟悉。

 佩平在学术界已初露头角。他即将结束大学学业,成绩很好,已在《祖国纪事》杂志上表发了一篇关于18世纪剧作家卢金的论文。教授们预言他前程无量,他那不知疲倦的工作热情和渊博的图书知识,使教授们感到惊讶。

 就内心世界而言,这对表兄弟相距甚远。车尔尼雪夫斯基觉得这位未来的教授和院士,精神方面的需求过于狭隘。他那模糊的自由派观点和中庸的社会理想,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佩平不作他的绊脚石,不与他争吵,不妨碍他,而是专心致志于研究古代语文和文学。因此,他们各行其是,井水不犯河水,日常生活中从没发生过任何冲突,相处得非常和谐。佩平终日坐在写字台边,编纂他的诺夫哥罗德编年史词典,为杂志写学术论文,并准备一篇争取在学校获奖的文章。

 有时他们一起去参加尼基坚科、韦津斯基和斯列兹涅夫斯基等人举办的晚会。车尔尼雪夫斯基深知,佩平的成就会使他的双亲感到自豪。便写信回萨拉托夫告诉他们,说佩平那篇关于卢金的论文非常成功。学术界权威人士对这篇文章称赞备至,还说应该为年轻的佩平在刚创办的哈尔科夫大学谋一个职位。

 表弟的文章虽好,并没有引起车尔尼雪夫斯基多大的兴趣。他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在广大读者中传播进步思想。首先是别林斯基的思想,而不是去搞那些历史和文学领域里纯学术的东西。

 车尔尼雪夫斯基产生了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他发现如今人们变得对政治淡漠;已经无法辨认两年前认识的那些人……文学评论不再是传播思想观点的手段,已成为单纯的图书介绍。别林斯基在杂志上的地位,已为图书学家所取代;这些人能背得出珍本的目录,只醉心于咬文嚼字的考证。这位思想活跃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深知,编年史词典或古斯拉夫语的论文,对社会生活最不可能产生影响。他在寻找另一条更能发挥自己力量的途径。

 3. 论文答辩会

 1854年秋,硕士学位考试并没有如期进行。这件事反反复复拖得令人难受。

 这时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没有放弃搞学术活动的想法,打算考完硕士学位再考博士学位。他本人哪里知道,他的这篇学位论文,因为观点非常尖锐、公然向一切传统观念挑战,引起了大学主管人物的不满。所以对论文答辩的事,千方百计进行阻挠拖延。

 9月底,系主任尼基坚科总算抽时间把论文读完,并授权“准备答辩”。校长普列特尼奥夫又把论文送交尼基坚科,征求他的正式意见。等尼基坚科签署了意见,又拖过了两个多月。直到12月21日,系主任才通知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学术委员会即将批准打印论文。

 “即将”二字乃是模糊的将来时,至于要拖到何年何月,实在叫人摸不着头脑。

 论文打印好后,依照程序首先呈送给教育部长诺罗夫审阅。部长读了论文大大吃了一惊,认为通篇都是异端邪说,怎么能公开辩论呢?部长大人把彼得堡大学哲学系主任严厉批评了一顿,又把此事挂了起来。

 转眼间,时间跨入了1855年。

 1855——这一年在俄国历史上非同寻常。俄国与土尔其为争夺黑海出海口而进行的克里米亚战争,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遥远的克里米亚前线,不断传来令人忧虑的消息。尽管萨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表现了无比的英勇,但俄国的败北已不可避免。一时间举国舆论哗然,一致认为战争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政治制度极其落后,政府官僚机构腐败透顶。

 著名讽刺作家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写得一针见血:

 “祖国到处被廉价出卖!”

 社会上人们的政治热情又高涨起来。到处公开议论朝政,批评官方的战报尽在说假话。军队缺乏应有的装备,医院一片混乱。军粮及其他后勤供应濒临断绝。还谈到库尔斯克义勇军,用斧头去对付敌人的远程大炮。连持保守观点的人,也指责起沙皇政府来了。

 就在萨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正处于激烈紧张阶段,2月18日老沙皇尼古拉一世突然一命呜呼!

 消息传开,进步知识分子欣喜若狂,都把沙皇之死看作农奴制度行将崩溃的征兆。他们认为俄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都期待着革命风暴的来临。

 沙皇去世的消息传来时,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在撰写评述普希金作品的第二篇文章。他心潮澎拜,用笔在草稿的边上和底下批注:

 “此时得到了消息”,“此文于1855年2月18日写毕——最后几行是在人所共知的这个事件的影响下写成的”。

 也许当时的政治气氛,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学位论文的命运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件原本只需两个月就该完成的例行手续,在拖了18个月之后,系主任尼基坚科终于决定,在1855年5月10正式举行论文答辩会。

 终日忙碌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有机会没忘记给父亲开个善意的小玩笑,好让老人家高兴高兴。他从数千里外寄去一册装订好的论文,和一张答辩会的请帖:

 “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阁下:

 圣·彼得堡帝国大学校长恭请阁下,于星期二下午一时,参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俄罗斯语文硕士论文的答辩。无请帖者请勿到会。”

 远在萨拉托夫的老父亲,收到儿子寄来的东西当即写了回信:

 “我的宝贝儿子,谢谢你把你的专论寄给我。……评论你这本小册子的内容不是我的事,干这件事有别的人。一切新东西都将受到鉴定。这篇论文我之所以珍贵,因为它给我带来了莫大的愉快和慰藉;它是我儿子的著作。为了表示我的感谢和满意,特附上25个卢布。”

 5月,在彼得堡正是春回大地,积雪消融的好时光。气温迅速升高,彼得堡人脱下了厚重的皮大衣,换上了轻便而漂亮的春装。车尔尼雪夫斯基面对盖满灰尘的论文,真感到啼笑皆非。他明知答辩会将是枯燥而沉闷的,评议委员对他写的东西知之甚少。当然提不出什么反驳或质疑,因此无需专门做准备。答辩的前一天他还在埋头干他的编辑工作,阅读《现代人》的校样,为《祖国纪事》翻译英文长篇小说。

 5月10日下午1点正,在校长普列特尼奥夫的主持下开始答辩。会议设在一间不大的教室里,听众挤得水泄不通。

 校长普列特尼奥夫亲自担任评议委员会主席,委员有尼基坚科教授和苏霍姆利诺夫教授。旁听者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家人和朋友:奥莉佳、佩平、安年科夫、韦津斯基、克拉耶夫斯基等;还有他的老乡皮萨列夫、拉耶夫和捷尔辛斯基。另外还有许多学生和一些局外人:军官和青年文官。实在太拥挤了,旁听者有人站在窗台上……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篇论文,以崭新的思想、有力的论证、朴素的文笔、清晰的阐述,令与会听众深深佩服。不过,尼基坚科在肯定论文的优点的同时,却企图否定它的哲学基础。车尔尼雪夫斯基据理进行了答辩,他仍和往常一样谦虚,但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念。所作的答辩引起青年听众的高度赞赏……正如他估计的一样,评议委员果然再也提不出任何有力的反对意见。

 答辩的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半小时。答辩完结后,校长普列特尼奥夫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连通常的礼节性的祝贺都不表示,只丢下一句话:

 “我在课堂上对你们讲的,好像根本不是这些东西嘛!”

 他讲完,拂袖离开会场。

 教育部长诺罗夫从内心就不想批准学位报告,但碍于惯例,又不便推翻学术委员会同意授予学位的报告。这篇论文遂又被束诸高阁。直到四年之后,取代诺罗夫上任的新部长,才批准了彼得堡大学学术委员会的这份报告。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位可以束之高阁,但学位论文中所宣布的伟大思想,却是封锁不住的。

 为什么这篇论文会引起一波三折呢?看来有必要适当作些介绍。

 在1848年俄国思想界、文学界的巨擘别林斯基逝世后,沙皇政府严禁出版他的著作,甚至不允许在书报上涉及他的名字。思想界出现了一股逆流,所谓的“纯艺术”或“为艺术而艺术”谬论一片乌烟瘴气。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位论文有的放矢,题名叫做《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它完全不是那种四平八稳、旁征博引,以讨好评委为目的的学位论文。它继承了别林斯基的美学思想,坚决批判唯心主义,为发展俄国唯物主义美学、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在文艺界,占统治地位的是黑格尔学派的唯心主义美学。这种学派认为,“美就是观念与形象之完全吻合”,美仅仅存在于人的主观意识当中;在客观现实之中,并不存在美不美。现实是丑恶的,为了满足人们对美的渴望,艺术家应该摆脱现实,在主观幻想中去追求美的理想,去创造艺术作品。艺术的对象仅限于美,所以,艺术是不依赖现实而存在的,它是永恒的精神的一种表现。这种美学观,成了俄国文坛上流行一时的“纯艺术”学派的理论基础。

 车尔尼雪夫斯基自己说,他“是把美学作为哲学的一部分来研究的”。在论文中表达了当代的革命思想,宣布了崭新的艺术观。他认为现实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美;人觉得世界上最可爱的,就是生活。因此,他给美下了一个简单而又明白的定义:

 “美就是生活”!

 这简单的几个字,却引起了美学领域里的一次革命。它把唯心主义关于美学与现实关系的理论,彻底颠倒了过来。证明也很简单,“真正的最高的美,正是人在现实世界中所遇到的美,而不是艺术所创造的美”。

 当然,绝不是说生活中一切都是美好的。他进一步阐述,“只有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才是美的。那么,怎样的生活才算是“应当如此的生活”呢?按他的解释,只有健康的、劳动的、符合人民愿望与理想的生活,才是“合理的生活”。这中间就蕴含一种革命精神——召唤人们变革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为实现理想的美好生活而奋斗。美又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级,其审美标准彼此不同。

 既然艺术的源泉是生活,那么艺术就应该面向全部生活。现实生活包罗万象,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因此,艺术既要歌颂美好和光明;也要批判黑暗与腐朽。同时,艺术还有两种作用,即说明生活,并对生活作出判断。艺术应造福于人民,成为“生活的教科书。”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位年仅25岁的评论家的第一篇美学论著,还存在诸多不足和缺点。但是瑕不掩瑜,这篇学位论文为发展唯物主义美学奠定了基础。它不仅促进了俄国文艺理论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而且对国外文艺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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