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投稿碰壁记
他写作得很勤奋，大学三年级开始向刊物投寄稿件。发表作品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地在他心中躁动。他相信编辑部的大门会向他敞开。近一段时期，车尔尼雪夫斯基脑子里，一直在酝酿一个故事，构思逐渐成熟。内容是关于一个沦落到黑社会、最后被押上法庭的女青年的故事。故事原型是从一位老乡那里听到的真人真事。
起先犹豫了一阵，不知是采用描写叙述的方式好，还是正面议论的形式好。
若泽菲娜——女青年的名字——的故事，之所以吸引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因为它反映出现行教育制度不合理。题名就叫《若泽菲娜的故事》，他写得很费劲，进展十分缓慢。出于谨慎，他在小说中避开主人公的真实姓名，把她叫作卡济米拉。但还是写得太真实，走笔受到约束，总担心会给若泽菲娜惹出麻烦。
写了一大半，觉得平淡无味，便扔下了。他觉得笔下流出来的故事，既失去了真实可靠性，又缺乏诗情画意和想象力。过了些日子又觉难以割舍，还是捡了起来，硬着头皮写下去。这位未来的大文学家，鉴赏、剖析名人的佳作头头是道；此时却真正感受到写作实践之艰难。初期大约也难免眼高手低的通病吧。
第一次投稿前，他还把重要的刊物认真加以研究。不是简单地从读者角度阅读《祖国纪事》和《现代人》。而是像参与编辑这两个刊物，对每个细节——内容的取舍、版面的设计，铅字的型号、栏目的划分、标题的安排——都一一详加分析。
《现代人》杂志编辑部设在阿尼奇科夫桥附近。车尔尼雪夫斯基经常路过那里。他好几次很想窥探一眼这个神秘的地方。许多读者每月月初，都以激动的心情期待着新一期杂志的问世。他目前还是千千万万读者中的一个；孰能料想几年之后，他就进入了《现代人》编辑部，并成为该杂志的掌舵人。
那将是他一生中短暂的、但却灿烂辉煌的一个阶段。
准确记得那一天是星期三，车尔尼雪夫斯基捧着小说《若泽菲娜的故事》，向《现代人》进军。
前一天晚上，他把誊写得工工整整的稿子，重新彻底检查了一遍。再给编辑部写了一封短信，说明这篇小说的主旨。把稿子投到《现代人》以后，便急不可待地等候编辑部的录用通知书。
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过去了，稿子宛如泥牛入海，杳无消息。
过了一段时间，继《若泽菲娜的故事》之后，另外一个题材又打动了他：就是洛博多夫斯基一家倒霉的命运。
车尔尼雪夫斯基琢磨了很久，这个题材究竟该写成一部什么样的小说？是突出洛博多夫斯基的性格，以剖析人在世上生活多么艰难；还是写妇女的命运？他选择了后一个想法。
小说就这样开始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给它起名为《理论与实践》。仅看小说的标题就知道作者缺乏写小说的经验。而且议论太多，情节发展不自然，人物描写公式化。但不过这篇失败的作品也有所得：某些情节、乃至整个主题思想，在后来的长篇小说《怎么办？》中，得到了完美的发展。
这时正好要进行年终考试。写小说不成功，他打算在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指导下，另写一篇争取“得奖”的论文。
能像斯列兹涅夫斯基那样吸引学生的教授并不多。不过，也没有多少教授，能像他那样严格、一丝不苟。考试过后学生对他的好感便消失了。最懒散的学生还大发牢骚，要求别的同学一起抵制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科列尔金，被认为是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的得意弟子。他们俩都协助他编纂俄罗斯编年史词典。两人同在1848年开始撰写争取“得奖”的论文。正是这个缘故，两人都受到同学的攻击。
科列尔金对各种责难充耳不闻，继续和斯列兹涅夫斯基接近。但车尔尼雪夫斯基却经过一段犹豫后，决定不再为争取“得奖”而写论文。
主动放弃竞选“得奖”论文的机会，车尔尼雪夫斯基内心是深感遗憾的。离举行竞赛结晓仪式的日子越近，就越觉得惋惜。因为下年度的论文题目，是属于别的专业的，他只好和斯拉夫语文告别了……
每年的2月8日，学校开学那天都要举行隆重的典礼。教育部长、教区督学、宗教界头面人士、荣誉校长以及其他社会要人都应邀到会。
按照传统习惯，校长作一年来学校工作报告。接着由一位教授作学术报告。最后向论文竞赛优胜者颁发奖章。
竞赛结果是保密的。不仅稳操胜券的人可以参加，抱着侥幸心理者也不妨一试。每篇论文作者的姓名都用文章标题覆盖密封。论文先由所属学科的教授审读，再在系务会上讨论，然后系务会将结论送交校学术委员会审查批准。开学这一天，当着校学术委员的面，隆重启开装着初选入闱论文的纸袋。
这样做，失败者的自尊心免受损伤，不致遭到嘲笑。奖励分三个档次：表扬、银质奖章、金质奖章。获得金质奖章的人，以后可以不再专门呈交学位论文。
能“得奖”的论文，大多是已得到教授青睐的高年级学生。
1648年，哲学系只提出两个“选题”：一个是关于编年史的，另一个是关于波斯诗人萨迪和哈菲兹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同班同学，普遍认为第一个选题的金质奖章非他莫属。只有个别人知道，他这一次已放弃呈交论文。不过也不敢肯定，车尔尼雪夫斯基最后一刻是否能信守诺言，顶得住那枚金质奖章的诱惑。
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作了概述俄语历史的简短报告之后，大会开始发奖。校学术委员会正而八经宣布：
“根据俄罗斯帝国大学章程103条，题为《斯洛文语和俄语是同属一个语种》的论文，应由学校资助出版，根据校学术委员会的决定，授予文章作者、三年级普通语文专业学生尼古拉·科列尔金金质奖章。”
事先只有车尔尼雪夫斯基清楚，科列尔金今天将会获奖。尽管如此，当他听到正式宣布后，还是感到几分惋惜。
跨入1849年度，校学术委员会的选题公布以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决定呈交一篇题为《雅典统帅克里昂传》的文章。
离大学毕业的时间越近，选择前途的问题就越经常出现在他的脑际。
回想过去的一年，他曾多次试图和《祖国纪事》挂钩，但不得要领。把小说《若泽菲娜的故事》投到《现代人》，也不见下落。投稿碰壁，文运欠通，这两家大杂志的门坎很高。
他需要考虑其他的出路，以解决谋生之道。也许应该设法接近系里的教授，为进入学术领域作准备。
1849年5月，最后一次学年考试过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几乎未作什么准备，除希腊语外，其他各门功课都得了5分。成绩虽好，毕业后的出路依然大成问题。这关键时候，还是斯列兹涅夫斯基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斯列兹涅夫斯基出身于社会下层。从亲身经历中深知平民子弟，哪怕才华横溢、浑身的本事，要想闯出一条道路是多么艰难。生活要求出身寒微的人，须具有顽强刻苦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经教授推荐，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地理学者布雷切夫身边，当了一段时间的助手。具体工作是帮助摘录各种有关西伯利亚的资料。
无独有偶，另一个穷学生杜勃罗留波夫，在不同的时期也接受过斯列兹涅夫斯基的熏陶培养。两人通过这位教授而互相认识，并先后走上了学术和文学的道路，这都与恩师的熏陶培养分不开。后来在《现代人》杂志社，他们又成了亲密的战友。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斯列兹涅夫斯基在哲学系的第一批学生。所有给他上过课的教授当中，对斯列兹涅夫斯基的印象最深刻。这位教授的思想独特，既能鼓舞人，又具幽默感。他敢于大胆分析，敢于嘲弄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官僚主义。更主要的是，他坚信科学、精力充沛、热爱工作、善于启发学生独立思考。他千方百计把最优秀的学生吸引到他所从事的学科领域。
现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真正体会到，这位教授虽然对人严格，但处事公正，待人真挚。越了解他，学生对他就越尊重，都愿意接受他的建议，一生从事斯拉夫方言的研究，尽管这门学科非常冷僻。
斯列兹涅夫斯基这个时期对斯拉夫语文简直入了迷。他为争取科学院出版一本斯拉夫学期刊而奔忙。科学院第二分院，是在原俄罗斯研究所的基础上组成的。斯列兹涅夫斯基告诉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应该把论文准备好，可以发表在未来的杂志上。学生听罢谨遵师命，全力以赴编撰去年留下的那个编年史词典。
没想到工作量非常之巨大，要做的事很多；不过他非常顽强刻苦。他先考虑好词典的编写体例，试用了各种编排材料的方法，然后选定最佳方案动手编写。为了这个词典，他一天埋头工作8～10个小时。按这样的进度，要完成这项工作需要的不是几个月，而是要若干年。
后来研究成果倒是发表了，那是在4年之后的事。那时他的兴趣已完全转移到文学评论和政论方面去了。
2. 大审判丑剧
1849年4月，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被沙皇政府破坏。许多小组成员遭到逮逋。
7个月之后，彼得堡街头贴出告示，要公开“审判”一批“罪犯”。
12月的一个清晨，人群向谢苗诺夫校场走去。校场上站满了卫戍部队的士兵，他们在木头搭起的平台四周围成一个方阵；台面上覆盖着黑纱布。八点钟左右，“犯人”被马车押运出了彼得保罗要塞。每人身边立着一名卫兵，队伍前面开道的是手握军刀的行刑队。马车的玻璃窗结冰了，没法看清囚徒的面孔。城墙上站着无声的人群，整个广场积垫着昨夜刚下的白雪。
“犯人”们被推下了马车，让他们排成单行纵队。这些被捕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们，已有8个月没有互相见面了。他们彼此打量对方削瘦而苍白的脸颊，互相默默点头致意。
马车继续开来。囚犯一个接一个从车里出来。其中有彼得拉舍夫斯基、利沃夫、菲立波夫、斯佩什涅夫、哈内科夫、卡什金、叶夫罗佩乌斯、陀思妥也夫斯基、杰布兄弟、帕尔姆……都是知识界的精英。
宣布判决之前，先押着他们绕场一圈示众。走在前头的是一位神甫，“犯人”们一边在厚雪中走着，不时轻声交谈几句话：
“他们要拿我们怎么样？”
“行刑台上立的柱子是干什么用的？”
“想必是要吊……军事法庭，可能枪决……”
“谁知道会怎么样……也许都弄去服苦役……”
围成圈的士兵，用神秘而又冷漠的目光盯着走过的囚徒。
绕场完毕，犯人踩着吱吱作响的阶梯上了平台。军事法官依次点名，校场副官注意察看，验明正身。犯人奉命站成两行，和城墙成90度垂直线。嘶哑的号角声突然划破寒空，令人毛骨悚然。
“举枪！”发出了口令。
“脱帽！听候宣读判决！”
校场副官看到只有少数人听他的命令，便怒气冲冲地指挥士兵动手，摘下那些人的帽子。
军法官匆匆念完公诉书和军事法庭的判决，士兵们便给犯人穿上死囚衣——带风帽的白色粗麻布尸衣。神甫拿着圣经和十字架走上行刑台，士兵随后抬来了诵经台。神甫向犯人们简短地布了道。当他离开后，士兵根据校场副官的指示，把彼得拉舍夫斯基、格里戈里耶夫和蒙别利，分别绑在三根柱子上，每根柱前挖了一个坑。
士兵用风帽遮住他们的脸。对面的一排士兵，根据口令已瞄准枪口……这时响起了鼓声，已瞄好的枪口忽然间向上一抬……
一辆轻便马车飞驰到了行刑台跟前。出来一个机要通信官，他带来沙皇的“特赦诏书”。免去死刑，改为流放西伯利亚。
彼得拉舍夫斯基、蒙别利和格里戈里耶夫三人松了绑，复被带上平台。军事法官重新向每个犯人宣读了最后的判决。宣读完毕，两名身穿黑色长衣的刽子手，将犯人摁下跪倒在地，在他们头顶上将一把把剑折断。
动作持续了20多分钟。然后几名铁匠登台，给流放罪犯钉上重脚镣。
彼得拉舍夫斯基习惯地歪着头，不动声色地站着。突然，他从刽子手的手中夺过一把重锤，扑通坐到地板上，发狠地将自己脚上的镣钉紧。
一辆三匹马拉的篷车驶到了台前，木轮子压在雪地上吱吱发响。车里又下来一名宪兵和一个机要通信官。把一件公家的皮袄和一顶护耳帽子给彼得拉舍夫斯基穿戴上。宣布“皇上恩准”，只将他这名“首犯”无限期流放西伯利亚矿区服苦役，立即从谢苗诺夫校场送走。
“该出发了！”机要通信官催促彼得拉舍夫斯基上马车。
“我的事还没有做完呢。”彼得拉舍夫斯基回答道。
“你还有什么事？”校场副官惊异地问。
“我要同我的朋友们告别。”
“好吧，你得快一点。”校场副官不满意地嘟哝道。
彼得拉舍夫斯基戴着脚镣，艰难地挪动着脚步，一一同他的组员们拥抱告别。和有的人默默相对，和有的人说上两三句话。难友们眼里都噙着泪花。
“别了，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说罢，他再次鞠躬致意。
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他停下脚步。指着自己身上的衣服冷冷一笑，说道：
“瞧，他们多么会给人打扮啊！穿上这身衣服，对自己也要生厌！”
这句挑衅的话，显然让站在旁边的一位将军大为恼怒。他骂了一声，向彼得拉舍夫斯基吐了一口唾沫。
“混蛋。我多么想看到你也穿上我这身衣服！”彼得拉舍夫斯基回敬他一句。
马车开动了，从人群旁边缓缓驶上大路。这时有一个人走出人群，脱下身上的皮大衣和帽子，向彼得拉舍夫斯基的马车扔过去。马车拐向通往莫斯科的大道，越驶越快，转眼就看不见了……
其余的难友等待着，看会拿他们怎么样。
要塞司令走上平台宣布，他们不直接送往流放地。动身前先送到要塞司令办公室。
被捕者中，只有帕尔姆一人免受惩罚。他胆战心惊地喊了一声“沙皇万岁！”
没有人响应，没有人理会。马车开了过来，囚犯坐上车走了，相互没有告别……
假死刑表演，到此匆匆落幕。
这一天沃尔夫糖果点心店生意特别好。顾客坐满了“读报室”、台球室和茶点部的全部座位。这里可以边喝咖啡边浏览当天的报纸，可以不停的耳语、低声的交谈。顾客都急着向报童买《圣彼得堡公报》和《俄罗斯残废人报》，因为它登有彼得拉舍夫斯基及其同志的消息。
车尔尼雪夫斯基勉强抑制住激动的心情，很快扫了一眼手中的报纸。看见第一版有一条重要消息：
“这是一种极端有害的异端邪说，它使整个西欧产生了骚动和叛乱，有引起推翻任何秩序和毁灭任何繁荣的危险……经调查发现，服务于外交部的九级文官布塔舍维奇，和彼得拉舍夫斯基首先发难，图谋推翻我们的国家政体，以便建立他的无政府制度。为了传播其罪恶的意图，他在住处定期纠集各阶层的青年……
“1848年底，他在这种定期集会之外，又着手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
共谋者还有莫斯科团的禁卫军中尉利沃夫，和在政府部门供职的贵族斯佩什涅夫。参与者中的蒙别利建议，成立名为‘秘密同志会’或‘互助及持异端见解者协会’；利沃夫确定了该组织的人选，斯佩什涅夫拟订了在国内发动总起义的计划。
“最高军事法庭审理了军法委员会提出的案件，认为21名被告，在某种程度上都犯有罪责：阴谋推翻现存的国家法律和国家制度，故判决处以枪决……”
罪犯名单第一人彼得拉舍夫斯基，最后一名是帕尔姆。第八号的姓名车尔尼雪夫斯基非常熟悉：“圣彼得堡大学旁听生亚历山大·哈内科夫(23岁)。”
同哈内科夫会面以及进行友好交谈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哈内科夫热烈地向车尔尼雪夫斯基证明，俄国的革命完全可以实现，等待的时间已经不很长了。这个政府千方百计想使人民麻木不仁和沉默不语……其崩溃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已为期不远……
使他稍感安心的是，那天在刑场当众忏悔和贬辱自己的，是帕尔姆，而不是先前误传的哈内科夫。
3. 丑剧的余波
有关彼得拉舍夫斯基一案的消息传到萨拉托夫后，车尔尼雪夫斯基便不断地收到家人的来信。忧心忡忡的父母，拐弯抹角地提出一些问题，想了解儿子的同学中，是否有人卷入风波？学校的课程进展是否受到影响？儿子交往的都是些什么人？和谁关系特别密切？他每天都忙什么？
心神不安的母亲仿佛预感到，儿子的一切并不像他在信中所描述的那么顺当。不过儿子一再安抚她说：
“亲爱的妈妈，关于我的功课，实在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功课。有时需要作些课前准备，有时需要修改或重抄笔记。我最近没向你们谈及我的朋友，那是因为一个新朋友也没有交往。至于老朋友，我在一、二年级刚认识他们的时候，已经写信告诉过你们了。我常和洛博多夫斯基及拉耶夫见面……”
至于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的哈内科夫、杰布、托尔斯托夫认识，乃至参与韦津斯基家的聚会，当然只字不提。
父亲来信特别询问，从报纸上看到一个姓菲利波夫的彼得堡大学的学生，涉嫌这宗“阴谋案件”判了徒刑。儿子只好回信解释；不过说得很含蓄、很谨慎。
“……关于菲利波夫，我本人真的不认识他。听别的同学说，他在博物学系学习，很用功。……还听说，他卷入此案是因为和其他被告过从甚密；倘若他的性情不那么暴躁，本可以无罪获释。他因无辜被监禁在要塞里而非常恼怒，回答法官的问题时不够礼貌，激烈地谴责他们。就因为这个他被认为是极端危险的人物！……不知传闻是否完全属实；或许他确实参加了什么活动，但没人说得清楚……总之，这里很少有人谈及这个案件。除了那些有熟人卷入此案件的人之外，谁也不去谈论它，考虑它，因为大家觉得这是一场过于无聊的喧嚣。在地方上，人们还以为出了什么严重问题，来到这里的人通常都爱打听。总之，这是件不值得注意的事情。……”
萨拉托夫商人波利亚科夫的儿子来到彼得堡，顺便给车尔尼雪夫斯基捎来了一个包裹。车尔尼雪夫斯基极力向此人解释说，“哈内科夫一伙的案件”是不值得注意的。
在这种表面平静之下，他的内心一点儿也不平静。他在获悉彼得拉舍夫斯基等人被捕后所写的一则简短的日记中，有如下的话：
“这大概是最无耻、最愚蠢的事件了。这帮畜牲，像布图尔林（书报检查特别委员会主席）、奥尔洛夫（沙皇宪兵首脑和三厅总长）和杜别尔特（宪兵团参谋长）之流，都应该被绞死。”
1850年1月中旬，车尔尼雪夫斯基因为上学着装不整齐，没带佩剑，制服大衣没系扣子，被督学关了“禁闭”。
被留在“禁闭室”里，时间很难过。为了分分心，他在烛光下面对着墙壁写起了日记。借此机会，他要认真梳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他前思后想，今昔对比，发现自己逐渐摆脱了许多束缚思想的矛盾和偏见，大大向前迈进了！
的确，大约一年前，年仅20岁的他自称“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同情人”；但实际上仍然抱着天真可笑的幻想。比如对待世袭君主制。那时他认为，既然普天之下都是沙皇的臣民，君主制就可以超越阶级偏见，在社会走向自由和平等的道路上，维护底层人民的利益。他幻想，这样一来地上的天堂便可以建立。
随着岁月的流逝，特别是大审判丑剧之后，他认为以前的想法简直是白日梦幻。他打开日记本，密密麻麻地奋笔疾书。使用的当然是四种字母加符号，可以异常迅速地把思想记录在纸上。
“……现在我坚信的正好是相反的东西——君主，特别是专制的君主，完全是贵族阶梯的组成部分，只是这一阶梯的顶峰而已。这犹如贵族圆锥体的锥尖……
“那么我现在要说：让它崩溃吧，越快越好！让人民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利吧，即便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但在斗争中他们会更快地把自己武装起来……
“……被压迫者将会意识到，在现存的制度下他们是受压迫的；但可能会有另一种他们可以不受压迫的制度……我极其渴望革命早日到来。虽然我明知，平平稳稳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人走路不就是摇摆晃动的吗？他每走一步都伴随着前后左右的摆动，他走过的路线是由一连串的摆动组成的。认为人类可以沿着平坦笔直的道路一往无前，是愚蠢的想法，从来没有这样的事。”
他想把这一卓越的思想，十分准确而又形象地表达出来。就挥笔画了三条横线：一条像锯齿形，次一条是直线的，第三条是曲折回环的，绕来绕去。
“如果人类的道路能像第一条线，摆动着向前进那就好了；直线前进是不存在的；不过人类更多的时候，走的是图里的第三条线……”他自言自语说。
1851年夏天，车尔尼雪夫斯基大学毕业了。
目前要解决的，不是关于遥远未来的捉摸不定的前途问题，而是毕业后何去何从这样一个简单而又实际的问题：是留在彼得堡，还是回萨拉托夫去谋职？本来投身学术领域，是他到彼得堡不久就确立的目标，至今也没有改变的意思。但怎么样才能使它变成现实，却让人为难。
毕业考试前半年，母亲就问他：
“在彼得堡有什么打算？将来准备干什么？”。
他难于回答。临近毕业考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听说萨拉托夫缺一个中学教师。他马上着手联系，能否成功还难预料啊！
早在毕业前他的思想就远离大学。他脑子里的宏伟设想渐趋成熟，满希望把自己的信念化为实际行动，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他利用一切机会去接近下层民众，宣传革命思想。
他的日记中，经常有与普通劳动者交朋友、推心置腹谈心事的记载。
比如，同一个普通的农民、和一起同船渡过涅瓦河的士兵、还有1850年2月的一个深夜，同送他到城里韦津斯基家的马车夫，都交谈得十分投机。
他告诉他们：世世代代捆绑人们的链条不会自行脱落——要靠人们把它摔掉。自由和权利不会自己到来——要去争取。靠善心必将一无所获，应该使用力量去夺取。
他敏锐地感觉出，政治已经支配了他的一切志趣，占据了他内心世界的中心位置。当他展望个人前途时，大体上预想到大学毕业后的情形：
“……若干年后，我将成为杂志编辑，激进左派的领导人或主要人物之一……”
在日记里，他很怀念大学早期的朋友米哈伊洛夫：
“……我即将毕业，是留校供职呢，还是碰上什么干什么？……更可能是随便在什么地方找个教师职位。如果找不到这样的工作，我就动手写作和翻译……
“从1848年2月到现在，我越来越为政治所吸引，越来越坚定地成为具有极端社会主义思想的人。”
他毕竟是一介书生，不可能真正拿起毛瑟枪干革命。手中的武器只是笔杆子，他一度曾有秘密安装一台印刷机的打算。有朝一日将用它来印传单，号召农民起义，以此来鼓动人民，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
他明白，要实现这个计划不大容易。只有当他拥有了单独的住宅，钱除了吃饭还有富余的时候才能办到。不过他觉得自己有勇气去做，哪怕为此牺牲也无怨无悔。
大学生活结束了。回想四年前，在母亲护送下来彼得堡时，还是个胆怯而腼腆的少年。今天已成为一个内心世界非常丰富、视野广阔的22岁的青年。他那广博的知识足以使学者羡慕。他的学识不是抽象和空洞的，而是和生活息息相关。
赫尔岑说过，“完整地认识过去，我们便可以了解当今；更深刻地理解过去的意义，我们便可以揭示将来的真谛……”
毕业考试结束，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为回萨拉托夫看望家人作准备。
四年前初进大学校园时，他觉得很高兴，因为他就要穿上学生装。而现在他感到一身轻松，因为他即将脱掉学生装。
他满意地打量着自己购买的东西：大衣、胸衣、领带、手套和制帽。
6月15日早晨，他坐上公共马车离开彼得堡前往莫斯科。从莫斯科到萨拉托夫那段路，将要乘坐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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