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林 晓阳 编著
1806年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贝多芬的情况是很难以捉摸的。
维也纳的佳肴和钱财于贝多芬而言已成为普通的事了。从没有一个人能逃过他的咒骂，他还习惯于在不快乐的时候猛力地拍桌子，这都是他有了钱以后才有的发泄行为。贝多芬真是太活跃了，差不多每天都可以看到他和几个朋友一起一面喝酒，一面谈笑的情形。他时常在里区诺斯基、劳勃高维兹和雷苏莫斯基的家中出现；音乐厅则是不大去了。妇女们对他的兴趣也在日趋增加。他会将衣服穿得很整齐以取悦自己，他的结婚的念头又日甚一日了。但他又时常感到悲哀，假若他所期望的收入一旦失去之后，那情形又将怎样呢？他希望结婚，正如同任何一个普通的男人一样。他曾经发过誓，他的收入一定要达到能够维持一个妻子的正常生活时才结婚。可是，他又想到，万一遇到战争或日常的不幸事件的发生，没有谁来光顾那既不能吃又不能穿的音乐时，他怯懦了。看来，贝多芬患得患失的感觉是太强烈了，使他永远不能满足。
贝多芬的婚姻能否像他个人理想中的那样美满、快乐，实在是一个疑问。有许多情况都可以成为他不能结婚的原因。比如：贝多芬突然会从他的房间中消失好几个小时，午饭也不回家吃；回家以后，却又将自己关在房间里，拒绝会见任何一个人；或是风尘仆仆地走在维也纳和巴登道上；或是突然地离开了他的寓所而直奔匈牙利。
这几年中，贝多芬得到了很多朋友的爱护，名誉包围了他，人们尊重他，其基本的原因是他不断地有交响乐曲创作问世，还有四重奏、奏鸣曲等，并具有坚定的信心、敢于冒险的思想和永不枯竭的力量。
贝多芬一生中音乐对他的吸收力是无比巨大的。对前人创造的精神财富，他一拿到手就都想要，甚或显得有些贪得无厌。他听音乐时，尽可能地将自己的耳朵凑上去，像是想吞下海顿、巴哈或莫扎特的作品；若有可能，甚或要用手去碰碰它。他所作的音乐，在当时是咒骂多于称颂。他贪得无厌地读着古代作家的作品和现代的诗句，那并不是为了文学上的颖悟，也不是为了言语上的美丽，不过是为了收集一些故事、戏剧和贵族们的观念。在这些东西中，他时常搜寻歌剧的题目。诗句对他也是很有用的，不但能配在歌剧里，而且还能用在启迪乐思方面。
贝多芬的一位医生经过了长久的调查，终于完成了一个报告，称：贝多芬曾经染过性病，问题就在于他是何时才传染上这类疾病的。但是，这个原因终究不能探察明白。
该报告接着议论说，贝多芬的耳聋一病的起因可能就是性病，但也不能完全确认这种说法。
1826年，第·哈伐赛公布了一份备忘录，他相信是贝多芬在1819年写的，贝多芬的意思是要一本“关于所有性病的知识和医治的书籍”。西奥道·冯·弗利梅尔在1812年也说过贝多芬“有一种不知名的疾病”。佐治·格鲁夫爵士写道：从尚耶那里得到的可靠消息说，贝多芬是有过这种病。而这消息又是尚耶从贝托里尼医师那里得来的。
还有一件关于两张药方的事，但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资证明。在贝多芬去世以后，贝托里尼便将这两张药方毁掉了。这药方开出的日期大约是在1806—1815年间。那时，贝多芬与贝托里尼有着深厚的友谊，医生当然有将它毁掉的理由。贝托里尼慎重地处理此事，能够得到别人的敬重，但因为他这样做了以后，遮掩了事实的真象，迷惑的种子招来了更多的猜疑和过分的好奇。欧内斯特·纽曼在“无意识的贝多芬”中说，贝多芬在严重梅毒的威胁之下，产生了“不健全的性迷惑，”因为从“1796年直至他的生命终结之时，他没有亲近过女人”。
结论是有趣的，但没有确切的材料来证实这个假说。谈到他患性病已有30年历史，但是没有理由可以说他患的疾病一定是梅毒或不可医治的。假设他患的梅毒的话，他的听觉也就因此病的侵袭而丧失了，可是他仍旧企图结婚足足有四年之久，正式提出来至少也有三次。他最亲密的朋友是一定知道的——不必再听信其他医生的传言。
贝多芬的音乐艺术是爽直而富有朝气的，绝不似社会上的无赖。他的理智又很健全，所以直至如今，这个问题仍是一个谜。
贝多芬的艺术思想是那么的高尚，纯洁而美丽，但是他有一个缺点，就是高傲自大。他看不起任何一个人，上至大主教，下至普通的平民，绝无例外。据观察，他的高傲自大的态度是维持一个杰出艺术家的地位所应采取的态度。他不喜欢处于防御的地位，费迪南·兰兹常避开贝多芬的直接发怒。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那任性的强横。这也是他的学生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大约是在1804年，贝多芬为华尔特斯坦作了一首奏鸣曲，但在出版的时候却将它分了开来。“当贝多芬第一次弹奏给我及我们的朋友克伦福尔兹听的时候”，兰兹写道：“它使我们非常的愉快，而且吵着要他再弹奏一遍，他答应了。在归家途中，我经过里区诺斯基家的门口，跑了进去对王子说，贝多芬所作的一首曲子真是清新明丽。听罢，王子叫我将所能记得起来的乐曲弹给他听，叫我弹了一遍又一遍。就这样，王子也学到了此曲中的一部。为了让贝多芬吃惊，次日，王子就去见贝多芬，并说自己作了一些曲子，似乎不难听。贝多芬说不想听，王子则不管这些，坐了下去弹出了其中的一大部分，贝多芬听了大为发怒。就是出于这个原因，从此以后我再也听不到贝多芬预先为我弹奏他的作品了。”
虽然贝多芬非常喜欢小孩。但经过了很长的时期，他仍不能做到“仁慈”一点。有一次，兰兹离开他而去了西里西亚一趟。回来时，兰兹正碰上他剃胡子，两人因久别而施亲吻礼，兰兹的脸上也粘上了肥皂泡，两人就相互大笑起来。但是当贝多芬演奏他的歌剧《菲岱里奥》给他的一群朋友听的时候，兰兹却被严厉地拒之门外。
有一个朋友也同样因此而险些铸成大错。此人有一次弹奏他自己所作的一首进行曲，当一位有地位的夫人要知道谁是作曲者时，这人答道：
“这是贝多芬新近作的一首进行曲。”夫人立刻就说此曲非常的美。日后，贝多芬在场的时候，这位夫人为他的“新进行曲”而表示祝贺。“什么新进行曲？”贝多芬听了，立刻就起了疑心。这位夫人就叫那开玩笑的人再弹了一遍。他便立刻向贝多芬打了一个招呼，告诉了他自己所讲过的话。贝多芬正要发怒，但望着眼前的这位有身份的夫人则又不好意思；突然，他哈哈大笑起来。
贝多芬在贵族的住所内对有地位的人，喜欢毫不留情地进行嘲弄，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有一次，贝多芬到里区诺斯基在西里西亚的别墅去，在那儿有一群法国军官。他们要贝多芬演奏一些曲子，也许是希望贝多芬给他们弹奏新作的奏鸣曲。但是，贝多芬不乐意为他们弹《悲怆》奏鸣曲，他对法国军官没有好感，甚至于对他们之中的佼佼者亦是如此。贝多芬说，我不是任何人的仆役，更不是任何人命令我弹我就会弹的。那些法国军官恐吓他说，若不为他们弹奏一些曲子的话，就将把他禁闭起来。贝多芬就跑出了这间房子，尽管天色已经很晚，还下着很大的雷阵雨。他独自走到了屈劳伯，然后乘车尽快地返回了维也纳。里区诺斯基不久之后也就原谅了他、忘记了此事。
贝多芬和司蒂芬·冯·勃朗宁的友谊是长久的，但也不可能不发生任何争吵。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司蒂芬有缄口不言的习惯和特殊的忍耐心。1804年，他同贝多芬因他们的共住寓所而发生了争执，尽管朋友、亲戚们作了调解，但毫无收效。不久，勃朗宁以为纠纷已经完结了，便要求恢复他们之间的交往，并在没有得到贝多芬的认可时让兰兹作调解人。贝多芬给兰兹写了一封长信，作了一些自责，尽管争执已是七个月之前的事了。贝多芬在给兰兹的信中又提及此事：“在许多事件中，我能够隐蔽自己的感觉，但是当我正在烦恼，特别是使我容易发怒的时候，我所发出的暴怒，其程度会比任何人都厉害。”
按照兰兹的说法，司蒂芬没有得到贝多芬的谅解。差不多过了一年，他们又偶然相遇。贝多芬就写了一张纸条给司蒂芬，要求恢复两人之间的友谊。“让我们将那件不愉快的事永远埋葬，我亲爱的司蒂芬，我们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又做了些什么？我知道我伤了你的心，我内心的痛苦也是难以想象的。它已责备够了我；我觉得你并不坏，不，假使我再如此，我将不值得成为你的朋友了。这都要你宽大为怀，而不是我。‘猜疑’不应当再存在于你我之间，我忠实、亲爱而华贵的司蒂芬！请你原谅我所给你带来的创痛，我也非常地难过，自从我很久没有见到你以后，我第一次觉得你的心是多么的仁慈而今后也不会有所改变。”
“我敢确认你在不久的将来会回到我的怀抱里来。”
能够了解贝多芬个性的人，只要等待他的暴怒过去即可相安无事，但很少有人知道如此。有如暴风雨过去后的平静一般，贝多芬也在大发脾气之后又恢复热情、高贵而又可爱的常态，彬彬有礼，极富耐心地回答一切繁琐的问题。陌生人看见了会感到惊奇——这样的一个“恶人”，会如此诚恳而亲切地接见自己！
当然，有一种情形又另当别论。若有某位不识相的来访者，在贝多芬整个身心被音乐所占据的时候进入他的房间的话，毫无疑问，他将被毫不留情地赶了出来。
当贝多芬坐在钢琴旁的时候，他会忘记自己的所在，在许多宾客之前忘乎所以：不取下头上的帽子，口中时不时地发出“啊！”或“呵！”的声音，把钥匙拿在手中敲打。在他为吉丽达和茜丽萨独奏一段极缓慢的音乐时，贝多芬会不再弹奏那种平时易于为人所领悟的音乐。这音乐恐怕是从他自己隐密的内心中所发出的，甚或是梦境中最强大力量的反射。
1809年1月里，贝多芬住在匈牙利安娜·玛丽·埃柏特伯爵夫人的家里。她也是贝多芬的忠实支持者，并且每年付给他相当的薪俸，以使他有一个适宜的生活环境。她只有29岁，是“一个美丽善良的小女人”。
伯爵夫人请他来别墅中居住，而贝多芬却是永远地在变更着住所。他是一个单身汉，无须顾虑一切，他一觉得不舒服或跟房东吵了架就可以立刻搬家。他对于仆人的问题最感到头痛，便雇佣了一对夫妇来照料自己的起居。
贝多芬在埃柏特住了两个月之后，他和佣人的关系就紧张起来了。伯爵夫人用金钱的方式想保持他们的平静相处，但没有什么效果。
贝多芬又流离失所了。两个月后，战争再度威胁到维也纳。皇族在1809年5月4日离开了此地，贝多芬的恩人大公爵也在内。许多名人也跟着在逃难。这些人的离去就是贝多芬的《告别奏鸣曲》（作品第81A号，又称《降E大调钢琴奏鸣曲》或《再见、离别和归来奏鸣曲》）的起源。
鲁道夫直到一个月之后才归来；永别的人很多。
到了5月10日，贝多芬发现这座即将被占领的城市中心已没有一个显贵的朋友，埃杜得也已离去，甚至柴姆斯加尔也找不到了。
法军在斯毕特尔堡架起了榴弹炮，于晚上9点钟时开始轰击法朗，成群的居民钻入了每一个可能避开炮弹的地下室。贝多芬住所的窗口正对着法军的炮阵，他就避到洛恩斯坦加萨的弟弟卡尔的家里去了，贝多芬蹲在地窖里，用一个枕头掩住了自己的头，以减少他那可怜的耳朵因剧烈的震动而受到的痛苦。
炮轰终日没有停过，许多住房都着了火，受伤的居民被带到安全的地方去。
次日下午，维也纳陷落了。这是无可奈何的，拿破仑再度在勋勃萨皇宫住了下来。
幸运得很，贝多芬的两位恩人劳勃高维兹和鲁道夫已将他们应付给他的钱支付了。而现在他俩也不知去向，贝多芬的收入将断绝了。看着同伴一天一天地减少下去，纸币也在贬值，他惟一感到痛快的就是嘲讽并痛骂法国人。“啊！这不幸的法令宛如一个荡妇在引诱着。”他写给弗朗兹·冯·勃朗斯维克说：“我或许像尤里赛斯，将我的耳朵用蜡封起来，拒绝签署一切文件。”贝多芬有足够的时间去顾影自怜，常去的城镇早已被封锁了，海林根城变成了一所兵营，甚至兵营也关闭了；他只有在这座荒凉的城市中感到愤怒。
在这个夏天中，贝多芬为缺席的大公爵编纂了一本音乐教科书。年轻的勒斯特有一次看见他在一家餐馆边，向一个路过的法国军官挥动着拳头，狠狠地说：“如果我了解战略能和了解音符对位法一样清楚，我一定给一些颜色给你看看！”
战争并没有激起贝多芬为国家复仇的热情，只不过使他厌恶战争，而战争对他所施加的压力和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他写给白兰特托夫和哈代尔的信中说：“在我的四周围绕着的是多么粗鲁的生命啊！除了战争、大炮、男人和各种令人沮丧的事以外，别的就一点也没有了。”
当年夏季的最后几天中，贝多芬到匈牙利去了，可能在那里拜访了勃朗斯维克。音乐的思想此时又重新涌了起来，他作了两首钢琴作品，是题赠给弗朗兹和他妹妹茜丽萨的。那是《C大调幻想曲》（作品第80号）和《升F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第78号），完成的时间是10月。到12月，他又交给了白兰特托夫和哈代尔《降E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第74号，又称《竖琴四重奏》）和一首新的钢琴协奏曲。他在1809年的草稿簿中，一页接一页地写满了乐号，也就是以后《第七交响曲》（作品第92号）的快板和最后一乐章，《第八交响曲》的第一和最后一乐章的大概轮廓。里面也有席勒的《欢乐颂》序曲的草稿，对席勒的兴趣可能是在宫廷剧院所演戏剧中的诗句聚集起来的。
早在1810年，人们又发现贝多芬的生活进入正常而舒服的阶段了。他又回到了巴斯瓜拉地住房的四层楼上安顿了下来。1804年，他曾来此地居住过。他颇为忙碌，精神也很好。这年的第一个月就完成了《爱格蒙特》序曲，同时在接洽和预备着它的演出。5月24日，在霍夫堡剧院演奏，他抱怨剧院的穷困，使他在这次演出中没有拿到一分钱。金斯基忙于作战指挥还没有回来，所以没有付给他薪金，劳勃高维兹和大公爵则忙于应付他们自己的事情。自从拿破仑严禁货币自由兑换之后，他好久没有收入了。最后，克莱蒙地从伦敦接济了他一些钱财。这一年中，他没有作多少乐曲。自从创作《爱格蒙特》（作品第84号，为戏剧配曲）以后，仅作了一首《F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第95号），大约是在秋季里完成的。富有罗曼史气息的年头里，贝多芬再度开始考虑结婚的事。他在写给格拉夫·依格拉兹·冯·格立却斯顿的信中开玩笑说，“请替我寻找一位妻子，假若你能找到一个美丽的女性，一定请介绍给我，快一些去找吧，但一定得是美丽的，我不能爱不美丽的人，或者，我将爱我自己。”
格立却斯顿与司蒂芬·冯·勃朗宁都是军部里的副秘书，同贝多芬在一起相处已有了好几年。格立却斯顿介绍贝多芬到玛尔法蒂小姐的家里去——她的叔叔是一位医生。玛尔法蒂的家庭犹如维也纳许多充满了愉快的家庭一样，都受过良好的艺术和音乐教育。两个女儿茜丽柴和安娜年龄相差仅一岁。
贝多芬在1810年认识茜丽柴·玛尔法蒂时，她大约是18岁。她仿佛是突然地长大了起来，而且非常讨人喜爱。先生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令人欣喜的。这个花季少女被引入了音乐和艺术的佳境之中。她喜欢静心地听着，也很有悟性，好像在眨眼之间就飞身进入了光明而繁盛的境地。
人们看到贝多芬在39岁时又做了一次求婚者。他写信给柴姆斯加尔要一面镜子，并让格立却斯顿代他买一些紫花布和几件亚麻衬衫，同时至少再买半打领带。信的最后写着：“祝贺你和我都有好运。我应该怎样祝福我们所爱的人才好？”格立却斯顿也被包括在内，因为他正爱着安娜。无疑，贝多芬的期望值不是很高的。贝多芬继续写道：“至少这几个问题是加在我的头上的。再会，祝快乐！但是我不。”
贝多芬当然被茜丽柴·玛尔法蒂的轻浮作风所迷惑。她的一幅肖像是如此的炫耀：宽大的袖口，一顶宽边的帽子，看上去都是很时髦的。她的妹妹说她有“一丛鬓发，黑褐色的眼睛，鼻头稍微翘起来了一点，还有聪明而热情的气质，她是顶愉快的”。
“我是惦念她们的。”贝多芬写信给格立却斯顿：“在她们的一群里，我是如此的快乐。谁刺伤了我的灵魂而遭受到创痛，我就可以在她们那边复原。”他为玛尔法蒂买了一架钢琴和一打精美的扣子，虽然他做的许多事情都违反了他自己的原则。
贝多芬很快堕入情网。
当年4月25日，贝多芬写了一首独奏的钢琴小品致给学生兼恋人的玛尔法蒂，曲名为《A小调巴加泰勒》，题赠为“赠特蕾泽”。此曲是由第一个为贝多芬写传记的德国音乐家诺尔在玛尔法蒂的遗物中发现的。诺尔将曲名录为《致艾丽斯》，后即以讹传讹，成为正式曲名。那就是献给她的。
此后的信件都是没有时间的。贝多芬第一次写信给玛尔法蒂大约是在4月底，她随全家搬到乡下住去了，贝多芬为此而感到忧郁。他谦逊而谨慎地写着，抑制着他真正的情感，好像是一个年老的人在给幼年的孩子以训导似的：“请你不要忘记了那架钢琴，至少从音乐角度说应该如此。你在这方面很有天才，为什么不将你整个地献了出来？你一定会感到它的美丽和优良，你为什么不好好地利用它呢？你将认识到艺术的华丽和崇高，而它所辐射出来的光线将照射在我们的脸上。”这虽然不是在讲道，但却是一种极为诚恳的忠告。那么，什么才是他心中所不能遏制的？“我是非常的孤独和冷静，我或许能再度震醒过来，但是自从你们离开此地之后，我体会到内心的空虚，不能感到满足，甚至我平时信仰的艺术也得不到任何的成功。”他提议送给她几本书，以作为乡间的消遣，如歌德和舒里格的作品。“你是多么的幸运，能够如此快乐地重返故乡。我自8岁以来就没有享受到这种快乐了。幼童时代，那是多么高兴啊！奔走于丛丛野草、浓密的树林之间，穿行于俊逸高大的山石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像我一样如此地钟爱和倾心于自己的故乡，那边不正是发出了我所渴望的回音吗？”
这封信中，贝多芬又以温和的口气请求玛尔法蒂允许他去作“短期的访问”。他的思想是很大胆的，没过多久——5月2日，他写给科布伦兹的韦格勒，要求给他出生年月的证件，信中没有说明原因，但很迫切。他的意思也是很明晰的了。他回顾了过去的一切，考虑到现状，将踏出生命中重要的一步。又一次，耳聋抵抗了他所做的一切，成为了他最大的障碍：“我将得到快乐，或者是人类中最快乐的一个，假使没有魔鬼占据我的耳朵的话。我不知从什么地方听人说：人不一定与他的生命在一起。哎，生命是如此的美丽，但它对我却含有毒素。”
贝多芬显然没有按自己的提议到乡间去，但他却托付格立却斯顿送了一件礼物，因为他怕受到当面被拒绝的打击。他将成功的希望寄托在慎重的格立却斯顿身上。因为这是一位与双方关系都十分融洽的最佳人选；再则，他已与安娜订了婚，只是没有公开宣布而已。
贝多芬给格立却斯顿写了这样一封信，同时附了一些关于他的命运的话。
“亲爱的朋友，希望你能够得到她们温暖的抚慰。可是，为什么我不能跟你一起去呢？再见，我们将在星期三早晨再相遇，这封信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全世界都要谈到它。假使你发现所用的纸不够清洁，请另换一张，因为我是在晚上写的，所以看不清它到底是否干净。再会，亲爱的朋友。”
次日，贝多芬为了释去前疑，又写了一封信：“你生活在安静和平的海洋之上，或者说是在安全的海港里准备了一切，你有没有觉得一个朋友的困难，他仍处于暴风雨之中——在维纳斯的群星中，她们将想象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她们没有我在时又是如何地评论我的呢？我是如此的谦逊，在她们没有邀请之前，我将跟你一同前往，只要你对我坦白的表示，你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再会，假使你不能来，让我知道事情是如何的演变。请为我而作想——我不能相信纸上所写的，更能表现我心中所想的。”
另一张纸条好像是因为他没有在贝多芬的寓所进早餐而写的。那一定是很不愉快的一幕，格立却斯顿也一定是被逼迫得伤了朋友的心，毁坏了他理想中所建成的大厦。
那时，贝多芬的确感到非常的痛苦，但还不至于到了极点；他仍旧如往常一样去拜访玛尔法蒂的家庭；甚至到1817年，茜丽柴·玛尔法蒂嫁给了冯·特洛斯帝克男爵以后。松立斯摩医师在日后描写玛尔法蒂说：
“她是一个美丽、活泼、聪明的女人，一个极佳的钢琴手。除了她的叔叔（有名的医生）和贝多芬的朋友之外，别人一点也不知道她跟贝多芬有过一段多么亲密的关系；甚至一位男爵夫人的亲属也不知道她和贝多芬的友谊已达到接近谈婚论嫁的程度。”
温顺、善良的玛尔法蒂和她的家庭慎重而严密地保守了这个秘密，但韦格勒和勃朗宁从贝多芬索取出生证件一事知道了他有结婚的念头，他们也注意到了他日后的失望和沮丧。
1817年，格立却斯顿娶了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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