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林 晓阳 编著
在母亲去世后的一年里，贝多芬的胸中孕育着更大的希望，甚或可以说他“有点野心”；而这个年龄段，正是一个人雄心勃发的时期。他很快就得到了比“宫廷副琴师”更好的职位。他的即兴演奏天才使大家感到惊异，这象征着一种新的力量的产生，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把自己的音乐欲望完全表现在纸上。他费尽力气谋生，因为他毕竟还要负责一个家庭的生活费用。
当然，贝多芬在皇帝面前是幸运的。弗朗兹皇帝迅速地将宫廷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艺术中心，并将相当一部分财力、有条理地、接连不断地用在音乐艺术上。
1788年，弗朗兹皇上设立了一个大型的歌剧团，演员都经过了十分严格的挑选，演奏者也是如此。经过精心的重新组织后，贝多芬的地位和作用就显得相当突出了。他俨然是一位宫廷的钢琴家、音乐家，而尼法却反而处于陪奏者的位置。
贝多芬在歌剧院和乐队里经常担任中提琴手，他与乐队的演奏员相处得融洽、愉快。乐手安特里阿斯精于小提琴、贝哈特精于低音提琴，两人都是作曲家；安东·洛卡担任笛手，也精于作曲，年龄与贝多芬相近。贝多芬为有这些各有所长的朋友而兴奋，并从他们那儿得到了许多器乐方面的知识。因此，贝多芬也就取得了异乎寻常的长进，为日后音乐创作的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弗朗兹皇上极为喜欢莫扎特的歌剧，如《茜拉尔的私奔》和《费加罗的婚礼》等。贝多芬在这些剧目中担任乐队的中提琴手；每一次演出，他都能学到许多新东西。
贝多芬在有了一定的艺术积累之后，写了两首歌谣曲，又作了一首芭蕾舞曲《骑士舞曲》。《骑士舞曲》是受华尔特斯坦公爵之托而秘密创作的，是贝多芬为数不多的舞台音乐作品之一；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曲子已经遗失掉了。看来，贝多芬对这几首曲子也很不满意。他终日忙于写作一些小曲目，而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创作大作品。他写的一些钢琴曲目多是变奏曲，歌曲和室内乐曲。当时，这些曲目还没有出版；到后来，因贝多芬的弟弟卡尔的热心帮助，这些曲目才在波恩被陆陆续续地印了出来。
皇帝在出访时是经常带着乐队同行的。贝多芬也在其中。他像别的乐师一样带上了假发，穿着红色的制服，束上鲜艳的饰带；偶尔，他也不演奏中提琴而去演奏钢琴。
当乐队在凯居堡的教堂里开一个演奏会时，贝多芬遇到了业余音乐家容克。贝多芬是从不进行公开演奏的，但这次却终于被说服，为容克作了一次专门性的个人演奏。容克大大地赞美年轻而技艺日精的贝多芬。他在孟海姆听过爱比·伏格勒的演奏，却认为其远不及贝多芬出色：
“贝多芬的演奏，严格地说起来比较清晰，有思索力，且富于表情，欣赏者的耳朵能证明这一点。他为人直率、坦白，一点也不虚假。”
说实话，这一时期的贝多芬在陌生者面前是比较羞怯的，并从内心深处厌恶那种将演奏者当作稀奇看待的人。
1791年11月，宫廷中的四位音乐家兰兹、朗博、辛姆洛克、贝多芬结伴而行，旅行到阿雪芬堡去拜访极有名望的钢琴家艾比·斯图加。
艾比·斯图加演奏了自己所特有的、愉快而明朗的曲子。贝多芬听呆了。他平心静气地听着，如此地投入。一曲终了，他又请求让自己也试弹奏一会儿。艾比·斯图加注意到贝多芬所弹的变奏曲是自己喜欢和熟悉的，并且认为是最难演奏的曲子。贝多芬还弹奏了许多他能记起来的变奏曲，并即兴加入了一些新的内容。
人类的温情和良知开始逐渐被贝多芬用音乐表现了出来。他喜欢一个人独自沉思，而不管是否有人来打扰他。他需要一种从未有过的友谊来安慰他。尽管不同的环境也能影响他的思想，但他理想化的意念却一定要获得一些确切的、认同的回应。他在音乐天地里热情地、倾尽全力地学习，这无疑有助于他世界观的形成。而这些对于一般人而言却是不可能的，他需要有人让他振奋，并以此来拓展他的认识空间，而不再在一个有限的小圈子里原地打转。
贝多芬扩大了交友的范围、增加了交友的时间。友人们所具有的优点极大地丰富了贝多芬的心灵；他吸取了更多的精神营养。贝多芬在波恩的最后5年中（17—21岁之间），与友人、各界的频繁交往，改变了他那怕羞的习惯，并极大地发展和充实了他的才能和智慧。
在波恩这个小镇的社会生活中，已形成了一种富于艺术气息的生活，各个住家常举办一些富于特色的活动：音乐演奏会、诗歌朗诵会、哲学讨论会……贝多芬热情地参加了这类集会，认识了许多新朋友。他那和蔼的态度、得体而整洁的衣饰很能引起别人的好感。贝多芬很快就发现自己已经被波恩那些有修养的音乐家、艺术家所看重了。
贝多芬在出席这类集会时，常会出现这样一种让人兴奋的情形：他自己在兴致勃发地演奏，而将陪奏者置于一边，并以个人演奏的特征而即兴发挥成一首极为精致的旋律……随之而来的是掌声四起。
在贝多芬的一生中，有两个家庭对于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其中之一就是冯·勃朗宁夫人家。这个家庭中有4个孩子，尤其值得一的是女儿艾兰诺拉，昵称“劳欣”。从15岁时开始，贝多芬就开始教劳欣学弹钢琴。
贝多芬在自己的家中可以称得上一个尽职尽责的兄长。他总是很亲热地将卡尔和约翰这两个弟弟并称为“大弟弟”，并尽力保护着年幼的弟妹，让他们尽可能地与现实生活中的丑恶隔离开来。
贝多芬家庭生活中的许多变化与收获正是这所房舍的女主人冯·勃朗宁女士对贝多芬一家悉心照料、精心管理的结果。她贤淑、聪慧、机敏、能干而富于朝气，并博得人们的交口赞颂；而她博大的同情心则更是贝多芬家庭的庇护神。
早在1777年，冯·勃朗宁女士27岁时就失去了丈夫——伊迈纽·冯·勃朗宁——他是在一次宫廷失火中丢掉性命的。那时的救火设备还很落后，所以，只能让大火一直烧下去，烧到第二天夜里；伊迈纽眼看就要烧到宫廷机要文件室了，就邀集了一群志愿市民去救火，但一堵在火中烧得发脆的墙坍塌了，砸在他们身上，他们无一幸免。冯·勃朗宁夫人带着4个年幼的孩子生活着。她将精力完全集中在培养孩子上，并从不感到孤独。她的哥哥亚伯拉罕·冯·凯利舒是波恩的一个牧师，他常去她家；她也将自己丈夫的兄弟洛朗士（也是一位牧师）介绍给了凯利舒。两位牧师很快成了朋友。而他们两人的道德水准都是很高的。
贝多芬很高兴与他们相处。韦格勒写道：“贝多芬立刻成了冯·勃朗宁女士家庭中的一员了。他不仅只是常常和他们一起度过白天的时光，而且有许多晚上也共聚一堂、畅谈欢述。他在这里觉得自由，摆脱了一切束缚，每桩事情都让他愉快，并且松弛了他的神经。洛朗士牧师以最浅近的句子来读荷马和柏露泰舒的诗给年幼的孩子们听，贝多芬也交叉着手、静静地听着，想从牧师的身上得到些什么……”
这是一段让贝多芬不断充实的时光。
他对文学的认识也加深了，知道了许多或好或差的散文、诗歌，他尝试着创作了一些短歌剧，还能用德文讲述席勒、莱辛、莎士比亚或谢立丹的戏剧。
应当说贝多芬是幸运的。他担任了管风琴师聂费的助手，并跟他学习音乐。
聂费是一个极有修养的人，足以成为贝多芬个人品德上师从的楷模；他又是一位具有多方面天才的音乐家。他扩大了贝多芬的艺术视野，使贝多芬熟悉了德国古典艺术的一系列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并巩固了贝多芬对崇高目的的理解，坚定了他的信念。他又是一个言辞风趣的人，擅长引导贝多芬以游历的24方式来交朋友、长知识、博见闻。
贝多芬在波恩时期（1782—1792年）的创作还处于一种尝试期，其作品大都是些小型的钢琴曲、重奏曲、歌曲等。这一时期，可以说他正经历着学习音乐知识、积累生活感受与心理准备的过程。
在这一时期，贝多芬与许多著名的学者、作家、音乐家接触，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受到了“狂飙运动”思潮的影响；而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意识又给了他更多的启发，使他的世界观获得了一种可贵的、阶段性的进步，从而奠定了他的人文主义思想基础：深信人类平等，追求正义与个性自由，憎恨封建专制制度的压迫。
这一时期的贝多芬对“罗曼蒂克”一词是不经意的。他的音乐创作风格和作品演奏技巧是趋向于诗一般的热情，很难用语言表述出来。正因为有了这种可贵的情感，所以他的作品更能发出光辉来，且不必经过那样一条曲折、迂回的道路。他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天赋的内在力量。看到某一题目，他立即就能直接领悟。他没费多少时间就懂得了荷马的光荣业绩，了解了莎士比亚辉煌人生的奥秘，看到了歌德善于为自己辩护的个性，把握了他们伟大的人格特征并将其融会于自己的音乐创作中。
冯·勃朗宁女士极爱护贝多芬，如同爱护自己的子女一般，使他在自己的家里感到极大的自由和愉快。受了这种影响和感化，贝多芬有时也流露出一种对女性感兴趣的态度来。冯·勃朗宁夫人只比贝多芬的母亲小4岁，由于注重健康和保养，所以冯·勃朗宁女士在外表上看仍保持着她的青春。
贝多芬所需要的，冯·勃朗宁女士总是尽可能地供给他。要知道，从一个环境恶劣、生活艰苦的家庭中突然转入气氛融洽、温和的家庭生活中，该是一种多大的变化、多大的享受啊！贝多芬仍对许多事情难以了解，所以在他教育学生时，常显得有损于自己的尊严。到17岁时，贝多芬还时常浸泡在想象中；而当他得不到某种适当的解释时，他就会发很大的脾气。对于父亲轻贱母亲的行为，贝多芬是不能原谅的。母亲去世在他心灵中留下的创伤和阴影，有如一层黑暗的雾霭。他总是对别人讲起自己的伤感和忧郁，甚至对他所深爱的人也不例外。
当贝多芬与冯·勃朗宁夫人的孩子在一起时，她会尽力用合适的方式来融合他们的情感，从而使贝多芬受伤的心灵得到天真无邪的孩子的慰藉。贝多芬时常在同伴中表现出某些粗鲁的言行，其结果却只有使他自己感到心碎。仁慈的夫人总是用得体的言语劝导他，使他在自责的情绪中慢慢地清醒过来；这种劝导常令贝多芬感到身心愉悦。他也逐渐明确了：要尽快地、尽量地让自己变得文雅且富于尊严。
当贝多芬从对音乐的陶醉中转入独自沉静的思索中时，冯·勃朗宁夫人就会轻轻地耸动肩部，温柔地说上一句：“瞧，老脾气又发作了。”这个简单的、被重复过多次的动作在贝多芬的心中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冯·勃朗宁夫人高尚的道德情操使贝多芬终生受益。辛德勒在贝多芬回忆录中写道：“到后来，他仍称冯·勃朗宁夫人家的每一个成员为庇护神；同时还记得女主人无数次规劝他的愉快情形。”
随着年岁的增长和时光的推移，爱情如期而至。
冯·勃朗宁夫人的客厅中常有贵客光临，贝多芬也就常有机会和年轻的小姐见面。他常被小姐们美丽的容貌所吸引，改变了怕羞和寡言的习惯，主动地、风趣地讲述自己是如何爱好音乐和诸如此类的趣事。韦格勒的笔下，贝多芬堕入爱河后的热情是如此之高：“他热爱蒂洪娜丝和韦思特·荷尔特小姐的程度，从年轻时一直延续到成年时代。贝多芬总是在渴望着‘爱’的来临，并愿想尽一切办法得到它，但这往往又是不可能的。”
韦格勒所注意到的蒂洪娜丝小姐是劳欣的好朋友。蒂洪娜丝从科隆来到波恩，预备在冯·勃朗宁夫人家小住一星期。“她极为美丽、活泼，”韦格勒说，“肤色很调和，受过良好的教育。她非常喜爱音乐，且有尚为圆润的歌喉。”
当然，贝多芬常常陪她在一起。回科隆之前，蒂洪娜丝为贝多芬唱了一首悲哀的小曲，以表示他俩分离的苦楚“远远超过她内心能忍受的程度”。她的离去，带给贝多芬许多怅惘。但后来，她的芳心却被一位科隆的军官赢去了。
韦思特·荷尔特小姐是贝多芬的钢琴学生，一位宫廷退休参事的掌上明珠，并生有一头长而黑的卷发，一直垂到胸前。兰博说，贝多芬对于韦思特·荷尔特的爱是“疯狂”的，但在1790年，她却嫁给了一位男爵。她可能是波恩最漂亮、贤能的小姐了。
不久，贝多芬又追求一个地主的女儿科舒。他以为得到她的垂青是没有多大困难的。
贝多芬与劳欣的恋爱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事：师生之谊、年龄彼此只相差两岁，足可以使双方都有进一步的表示，但这桩良缘也没有缔结成功。
在永久地迁出波恩之前，贝多芬与劳欣发生了争执，其裂痕竟扩大到使他与冯·勃朗宁夫人家的关系不得不宣告中断；而其中的原因却是外界的任何人所根本无法了解和弄明白的。后来，虽然冯·勃朗宁夫人出面作调解人，劳欣和贝多芬两人的关系也曾一度修好过；劳欣还送了一条丝围巾作为和好的礼物给贝多芬。
贝多芬也为此深为懊悔，写了一首变奏曲给她，并写道：“由你亲手织成的丝围巾送到我的手中，的确使我感到极大的惊异。它使我从悲哀的情绪中惊醒了。对这份礼物我表示极度的感谢和欣慰，它使我回忆起往事。而你宽大、仁慈的态度使我感到羞愧。真的，我没有想到我能被你再次记起。噢，假若你能够看见我昨天为了这件事而受到的打击的话，你一定会责备我是言过其实的。我坦白地告诉你，我能够出现在你的记忆中使我感到非常之悲伤，以至于号啕大哭。我的朋友（让我继续这样称呼你们）！我已忍受得够了，现在仍在忍受着这难忍的苦楚——失去你们的友谊，我将不会忘记你及你的母亲，你是如此的忠诚；我知道我的过错和你对我的感情！”
然而，这一次修好并不十分完美。日后的某一次，当贝多芬在维也纳再次见到冯·勃朗宁夫人和劳欣时，双方的情绪都很紧张。人们日后才知道，贝多芬对此十分悲哀。他突然发觉自己不应当受到她家的恩惠，便说了一些比较粗鲁的话，等到他觉察到自己的失态时，却是悔之晚矣。他的某些言语在真诚的友谊面前是难以得到宽恕的。尽管他在初到维也纳的第一年里是如此的骄傲，并固执而狂热地表现自己。此刻，他才真正地发觉了自己的错处：对性情优良的人缺乏忠实的情感，尤其是对劳欣这样可爱的年轻女性。
对于劳欣这位亲密而富于忍耐精神的朋友，贝多芬向她表示了衷心的忏悔。他给她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信是如此开头的：“我的最亲爱的朋友艾兰诺娜（即劳欣）：维也纳，1793年11月2日。我在首都住了一年了，但只收到过一封信。然而，我是时常想念着你的，真的，常常如此。我常常跟你谈话，涉及到了你的家庭，但大部分的时间中，我的头脑却不能安静下来，而我正需要安静。之后，就发生了那场可怕的争吵，我那种不应该有的生硬态度就完全暴露了出来。我怎样才能改变以前的那种不良态度？它与我的性格是矛盾的。环境上的许多隔阻，使我们之间有了一个相当大的距离。据我的猜想，这完全是因为双方谈话时过于客套，故不能达到真正的和好。你和我都相信自己是被对方所说的真理而征服了。虽带有一些怒意，而我们却被骗了过去。你那良好而自尊的性格对我而言的确是一个保证，而你则是一定能宽恕我的。”
在波恩时代，年轻的贝多芬并不缺少显贵的朋友。皇帝对于他的天才也表示特别的赞赏。当宫廷钢琴师告诉大家将有贝多芬的音乐会时，便立刻就会听到众人的喝彩。
有着奥地利血统的华尔特斯坦公爵与皇帝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极力地维护着贝多芬。1788年6月17日，皇帝在他那富丽堂皇的办公室工作完毕后，让人送了一架钢琴到温萨尔加沙的一间小屋里去，他想经常听听贝多芬的演奏。华尔德斯坦也尽可能地保护贝多芬，经常送钱给他花，使朋友都感到贝多芬的钱是从皇帝那里得来的。
贝多芬到维也纳去正是在1792年。他很有可能是应华尔德斯坦公爵的邀请而赴维也纳的（这一年，莫扎特去世），以便接受伟大的海顿的指导。这正如同一只幼小的鹰需要一个比莱茵镇更大的地方来伸展自己的翅膀一样。华尔特斯坦公爵又请求皇帝允许贝多芬不因离开职位而停领薪金，这样才不至于使他在宏大而举目无亲的维也纳城受到饥饿和寒冷的威胁。
海顿也明白贝多芬的前程是无可限量的。当海顿于1790年圣诞节经过波恩时，他让音乐会的管事约翰·彼得·沙罗门与自己一道前往伦敦。这次，贝多芬是否已被介绍给海顿，已经弄不大明白了。但海顿从伦敦返回时仍经过了波恩，并被邀请到哥德斯堡参加了皇家音乐会。贝多芬在他面前演奏了一曲，而此曲目则正是海顿所熟悉并赞美的。经过短暂的思索，海顿就决定给这个少年钢琴手授课。
这正是贝多芬求之不得的。他希望从海顿的身上学到更多的音乐艺术的精髓，自然不会轻易地放弃眼前这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更不会让这宝贵的学习时光虚度。在未成为旅行钢琴家前，他只有孜孜不倦地进行较系统的学习：自然，在此期间他也没有音乐创作的作品问世。
华尔特斯坦公爵一眼就看出了事态变化的趋势。也许，他可以称作一位“业余的预言家”。在离开此地的晚上，他让一位朋友向贝多芬转交了一张留言，叮嘱他以后应做的那些事情：
亲爱的贝多芬：你应当到维也纳去实现你的抱负了。……经过海顿的教诲，你再找一个适当的合作者，有了这些人的热心帮助，你将从海顿的手中接过莫扎特的精神。
你的忠实朋友华尔特斯坦
波恩1792年10月29日
如此崇高而伟大的理想，是一般人所不能想象的。而贝多芬却在梦想着去实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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