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锷权赵佩瑜 编著
1933年，当奥斯特洛夫斯基正在结束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手稿时，便产生了一种想法——写一部新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还应该再写两章，他打算到1933年5月18日写完。在给阿·安·卡拉瓦耶娃的信中，他已经把自己的新打算告诉了她：
“‘钢’——这是第一个铸件。这部作品是在这样一种普通居住条件下完成的，它甚至对一个结实的人也是不适应的。值得庆幸的是，我还有足够的、用之不竭的精力和志向使自己从事创作。问题是，我的生命如果能允许我再活三四年的话，我将创作第二部小说。”
他准备写什么，这将是怎样的一部新作？1935年4月，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刊登在《共青团真理报》上的一封信中说：
“我在执行你们的委托并通知你们我在干什么。我在写小说。小说的命题还没有想好。书写好后，题目自然而然会有的。
“在这本书中，我想向我们的青年描述乌克兰无产者反对血腥的波兰统治者的英勇斗争。我想揭露用绞架绞死西乌克兰和波兰劳动人民的那些人的嘴脸。应当认清敌人。嗜血成性的白兀鸷在磨快自己的爪子，每时每刻都企图扑向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本书所描述的时间是1918年底和1919年初。西乌克兰——加里西亚①，是一个大城市。法国占领军在红色游击队的追击下逃回法国去了。
① 加里西亚——历史地区名，在喀尔巴阡山北支脉及其附近的低地上。14—18世纪时属波兰。第一次分割波兰（1772年）以后，一般将奥地利所分得部分叫做加里西亚。它包括乌克兰人所住地区（以前是加里西亚公国）和波兰人所住地区，是人为地合并在一起的。1939年苏军解放了西乌克兰人民。西乌克兰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重新合并。
“还是在法国人统治的时候，在大地主摩格里尼茨基伯爵的世袭领地上建立了一个法西斯大本营，准备夺取政权。他们是些什么人？是大地主——摩格里尼茨基，扎莫依斯基公爵，扎依恩契科夫斯基，制糖厂主巴兰克维奇，主教别涅季克特，天主教士依叶罗尼姆，法国“休尔特将军”的间谍瓦尔涅里中尉，彼尔苏茨基将军领导的奥地利军队波兰军团的前军官们以及摩格里尼茨基伯爵的长子。俄罗斯近卫军上校主宰一切……
“在世袭领地的另一端，革命力量正在形成。青年的波兰共产党把自己的中央委员、老革命家西格兹蒙德·拉耶夫斯基派到城里……
“在这本书里，还将叙述共产党人怎样领导农民自发的革命运动。在为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残酷斗争中，革命的工人们和乌克兰人、波兰人、犹太人、捷克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这里，和父亲们并肩战斗的有他们的儿女们。在另一面，还有一个堡垒——波兰资产阶级、贵族、地主以及和他们勾结在一起的——乌克兰地主、富农……
“我十分关注革命青年——在党的间接领导下的共青团地下支部……
“这本书还将描述资产阶级、天主教怎样挑起民族分裂，唆使波兰人反对乌克兰人和犹太人。
“青年应该知道敌人的卑鄙行为和可耻的阴谋，阴险的两面派手法，狡诈和与无产阶级较量的诡计，以便在即将到来的反法西斯的斗争中给他以致命的打击……
“有人对我说，新作和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很接近的。这两本书是姊妹篇。只是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扼要地叙述了整整一代人在16年中的生活斗争，而新的小说是向纵深开拓，写的只是为时三四个月的革命斗争的一个片断……”
1934年夏天，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告诉诺维柯夫，他已经为新书“勾画了”“轮廓”。在文章和书信中，他谈了许多关于新小说和它的主人公们的事情。1934年8月16日，他告诉柯·特罗非莫夫说：
“我准备要写书，写第二本关于青年的书，写我们国家的新人物，写人人皆知的事情。小说描写的事件仍然是发生在乌克兰——我纵横驰骋过的故乡。我要鲜明生动地塑造出与事实相符的形象。不重复旧的题材，不重复已写过的人物，赋予新作以激动人心的、号召为我们事业而斗争的内容。但是在另一个情节里，在另一个结构里……这是非常艰巨的。它对我来说尤其如此，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付出更多劳动的原因，所以要准备材料，组织材料，大量阅读。在开始创作以前，首先要做准备，要学习……”
11月份，他通知阿·安·卡拉瓦耶娃说：“我的新的工作就要开始了，要先制订写作计划。”
1935年5月，他已经向索契市党委报告说：“我是在为那些舍身保卫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疆土的青年著书，他们以火和钢去迎战，消灭所有妄图入侵之敌……”
写作工作十分艰巨。需要大量文件、文献，会见许多人。
有一次，依·巴·费杰涅夫告诉奥斯特洛夫斯基，他在疗养院认识了著名的波兰革命家勃·根·马尔赫列芙斯卡娅。她是一个寡妇。尼古拉请求说：
“把她介绍给我吧。她可以给我讲讲波兰资产阶级，波兰的生活。也许她还有我需要的文献。”
会见终于实现了。勃罗尼斯拉娃·根里霍芙娜是一个亲切、有礼貌和诚恳的妇女。她向“尼古拉同志”讲了许多关于波兰的趣闻。她是这样称呼大家的：“拉娅同志”、“卡佳同志”。
很快，奥斯特洛夫斯基写信去莫斯科，给勃罗尼斯拉娃·根里霍芙娜：
“无论如何我应当开始写作了，我在这儿很快就碰上了缺乏历史资料的问题，就是我身边也没有书、小册子，概括1918年、1919年、1920年和波兰对外关系的重大事件和政治性质的文章。我脑子里记的东西是很早以前耳闻目睹的，从书报上读到的；作为政治小说的基础显然不够。必须重新开始翻阅全部史料，反复思考和综合。
“如果你能提供……用俄文出版的、我感兴趣的问题的书目，哪里可以买到这些书，我将十分感谢您。
“从波兰文译成俄文的彼尔苏茨基或不论哪一个白色波兰首领的回忆录都可以。仔细研究这些法西斯的文献对我颇有裨益。应该研究敌人，到时候能击中要害。特别重要的是要把兄弟的波兰共产党最初萌芽和力量的汇集情况告诉我。如果你有加依①的电话（我希望把加依的情况写给我。他曾任在波兰前线作战的红旗师的指挥员），他不可能不告诉我从哪里能得到这些书，既然他研究国内战争的历史，他可能知道这些情况。”
① 加依·勃日什涅茨（1887—1938），苏军统帅，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
在莫斯科，拉娅到勃罗尼斯拉娃·根里霍芙娜那里去了一趟，顺便了解一下她对尼古拉提出的问题的答复。
过了几天，迁居首都之后，尼古拉不止一次与马尔赫列芙斯卡娅见了面。应尼古拉的请求，她编了一份波兰人名全名缩写表。有些名字后来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小说中作了更改。社会舆论关心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新作，并给予很高的评价。《青年近卫军》杂志社和《青年近卫军》出版社都在期待着这部作品。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给亚·阿·日格列娃的信就证明了这一点：
“为了使我恢复工作和着手写作，《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和杂志作了一切努力。
“前天，《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到我这里来，我们谈妥了新书的书名，暂定为《暴风雨所诞生的》。”
读者们把大批信件向奥斯特洛夫斯基发来。书信大都是用这些话来结束的：“我们迫不及待地想看到您的书。”或者是：“多想早一点读到您的新书啊”；而另一些读者劝他“为国珍摄”。
这些信使尼古拉十分高兴，有时他开玩笑地问道：
“这叫我可怎么办呢？怜悯自己呢？还是多做一些工作，以便把书尽快献给读者呢？”
总之，这些信件给予他很大的支持。就这样，他战胜了病魔，每天工作六个半小时。他争分夺秒，急不可待。他明白，任何荒诞的偶然性都可能使他的生命终止。
索契的常务秘书阿·帕·拉扎列娃现在也来到奥斯特洛夫斯基这里。由于她的帮助，工作进展很快。1935年1月，小说第一章的初稿已经写完。两星期之后，第二章也完成了。2月8日，《共青团真理报》接到一封信说：
“小说已经写完了三章。这个第二个孩子会长得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希望他是聪明和漂亮的。”同年4月，已经完成了五章初稿。
许多编辑部向奥斯特洛夫斯基索取小说的个别章节发表——奥斯特洛夫斯基一一寄出。
《索契真理报》从1935年4月24日至6月18日首先刊登了前五章。各售报亭的报纸被抢购一空。尼古拉派亲近的朋友们到各售报亭，以便尽量能多买一些，他想把剪报寄给朋友们。
1935年夏天和秋天，小说的前五章出现在《青年近卫军报》杂志第七、八、九、十期上。
因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将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成电影的决定，创作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的紧张工作不得不暂时中断。
尼古拉欣然同意和乌克兰电影制片厂电影编剧、导演米哈依尔·鲍里索维奇·扎茨共同完成电影脚本的工作。能使保尔·柯察金将出现在银幕上，他感到十分高兴。
“在1936年，”他写给自己的战友萨沙·普兹列夫斯基的信中说，“你将看到保尔·柯察金所起的作用……”
经过四个月的紧张工作，电影脚本的草稿于9月份脱稿。1935年9月15日，奥斯特洛夫斯基向格·依·彼得罗夫斯基报告说：
“我履行了我们见面时对您许下的诺言：我已经写好了根据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有声电影脚本。”
此后不久，扎茨前往准备拍影片的敖德萨电影制片厂洽谈。
这几天奥斯特洛夫斯基收到了卡拉瓦耶娃要求在《青年近卫军》杂志和同时在基辅乌克兰文杂志《青年人》上刊登电影脚本的建议。
11月17日，奥斯特洛夫斯基答复卡拉瓦耶娃说：“刚才收到您的电报后，立即给在敖德萨的我的合作者扎茨挂了电话，让他将电影脚本寄去，因为他把草稿随身带走了……”十天之后，他又写信给她说：
“……就电影脚本一事说两句。我的合作者米·扎茨恳求你稍候几天，他正在修改电影脚本，十天之后……”
12月初，当奥斯特洛夫斯基获悉没有修改好的电影脚本被扎茨寄到莫斯科《青年近卫军》杂志社，为此感到担心，他写信给合作者说：“焦急地等待着你修改好的电影脚本……”
当天他又给卡拉瓦耶娃写了一封信：
米哈依尔·鲍里索维奇·扎茨将电影脚本寄给了你。我请求你：如果你能做到的话，
请推迟发表电影脚本时间，这还是原料。
信件在途中被耽搁了。他们看到信时，电影脚本已经在杂志上发表了。
敖德萨电影制片厂没有通过这个电影脚本。影片未能拍成。
这次失败给了尼古拉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再也没有去考虑电影脚本了，也没有再动笔写它。
奥斯特洛夫斯基去世后，1937年，米·扎茨在《艺术》出版社出版了他们共同改写的电影脚本的单行本。
奥斯特洛夫斯基重新着手创作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
创作小说的工作进展很快。但是工作很快又停顿了：缺乏需要的文献资料。必须去莫斯科查阅参考资料。会见事件的参加者和从事写作的同行。尼古拉急着去首都。但迫使他延期去莫斯科不只是由于健康状况的原因，还因为没有住房。当时拉娅和她母亲住在苗尔特维胡同的房子很窄小，因陈设简陋，该房已移交市政厅。上那里去——又得拥挤和受罪。
大家都帮拉娅找合适的住房。但是未能租到。1935年10月13日，安·卡拉瓦耶娃和米·柯洛索夫以《青年近卫军》杂志社的名义给约·维·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莫斯科市苏维埃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把位于高尔基大街的一栋非常漂亮的住宅拨给了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使用，这栋公寓离普希金广场不远，就是现在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
现在莫斯科之行已经成为现实了。
软席卧车。车厢里撤去了所有睡觉的床位，只留了一个给尼古拉用，为的是把地方腾出来放箱子。尼古拉格外高兴和激动地躺着。胸前——佩戴着列宁勋章。
与尼古拉同行的有他的姐姐、医生米·卡巴甫洛夫斯基、新闻记者格·雅库辛柯和朋友们。前往车站送行的有在索契休养的著名火车司机——斯达哈诺夫工作者、勋章获得者普·菲·克里沃诺斯。火车启动之前，克里沃诺斯和开这趟车的火车司机谈了话，并给他作了示范性的指导，告诉他应该怎样驾驶机车，使机车不致震动和颠簸。
“再见，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们祝愿您的有益工作获得丰硕的成果！”
一路上，大家给尼古拉朗读文艺作品，有时打开留声机，播放他喜爱的唱片，随留声机一起伴唱。大家在车上甚至翩翩起舞。根据尼古拉的建议，同志们办起了题为《到莫斯科去！》的墙报。
女列车员莫·特·凯里季绍娃说，使她感到惊讶的是，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能和大家一起凑热闹，还邀请女列车员一同分享欢乐。她说：
“我们高兴地接受了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邀请，引吭高歌，甚至还为报纸写了报道。”
沿途列车停留的车站上，共青团和少先队的代表们用鲜花迎接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罗斯托夫，以肖洛霍夫——西尼亚夫斯基为首的作家们前往车站看望奥斯特洛夫斯基；而在哈尔科夫，以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哥哥季米特里为首的阿尔捷姆大学的大学生跑到车厢里来看望奥斯特洛夫斯基。季米特里当时也是一个大学生。
所有这一切拉娅是在尼古拉到达莫斯科之后才知道的。这些天来她正根据巴乌曼区党委的工作安排，在检查党内文件的“三人小组”工作。当时她忙得难于脱身，同志们都去迎接奥斯特洛夫斯基去了。人都走光了。这样，她也和依·巴·费杰涅夫、阿·安·卡拉瓦耶娃和依·阿·高莉娜乘车去迎接尼古拉。卡拉瓦耶娃和高莉娜前往谢尔霍夫迎接，她和费杰涅夫决定在波多利斯克等候火车；由于腿病，依诺肯季·巴甫诺维奇在这样的冷天没有勉强去谢尔霍夫，而她也不能把他丢下不管。……夜晚，天寒地冻，道路全被雪覆盖了，路上冻得溜滑的。火车晚了点。车站的人也说不清楚火车到底什么时候进站。只好看看开进站的每趟列车。但好几次都扫兴而归。尼古拉乘坐的列车终于到了。她们钻进车厢里。但是……因天气寒冷，医生不准他们马上挨近奥斯特洛夫斯基。他们只好先暖和一会儿。尼古拉的包厢里很活跃：个个谈笑风生，一片笑语喧腾……剩下的里程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只是在火车快到莫斯科时，他们俩才在一起待了一会儿。拉娅得知他患了肾结石，因而一路腰疼不止。为了不让周围的人担忧，他勉强忍着疼痛。只有医生米哈依尔·卡尔洛维奇心里明白：病人这时经受了多大的痛苦啊。
她弯下身子吻了吻尼古拉。
他小声地说：
“把枕头下那张纸拿起来。打开皮箱，把证明拿出来。”
她打开那张纸一看，上有“结婚证书”几个字。她感到惊讶。
“要它干什么？！”
“以防万一……我向民事登记处要来了两张副本，一张是给你的。”
她谢了他。那时，她认为保存它没有必要，这不是主要的。要知道她连自己的证明书也没有保存：脑子里根本没有这回事。这一切不必告诉他为好。
只有当他去世后，她才恍然大悟：他为什么当时要考虑这件事。
莫斯科到了。在车站众多的欢迎人群中——有莫斯科市苏维埃的工作人员，维修住宅的工人和旅馆工作人员。原来，住宅尚未准备就绪。建议奥斯特洛夫斯基在旅馆住几天。
“冬天这种多此一举的搬家对我说来是很困难的。如果可能的话，把车厢放在铁路死岔线上，我在里面住些日子。”
终于把车厢拖到了卫生条件较好的铁路死岔线上。出现了一个新地址：
“库尔斯克路，尼·阿·奥斯特洛夫斯基车厢。”
电话通到了这里，还安装了广播。
莫斯科的生活重新开始了，这是1935年12月11日。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是12月14日迁到新居去的。晚上他要求谈一下房子是怎样布置的，家具怎样陈设的。这不是一般的好奇。他一定要求把新居的情况讲清楚。就这样，他按照他们所说的“参观”了所有的房间。特别是那间工作室引起了他的兴致。这里每一件东西他都需要了解一下。甚至每一件小东西也应该清清楚楚，以便使任何一个人根据他的请求可以找到他所需要的书和文件。
在房间里——最需要的东西是：床、秘书工作用的写字台、收音机、书柜、沙发，为客人准备的两把沙发椅。最主要的还是电话机。
惟一缺少的一件东西很快也买到了——这就是竖式钢琴。没有音乐他是不能……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稍事休息了几天。这时应该物色一个秘书，因为阿·帕·拉扎列娃留在索契了。格·依·彼得罗夫斯基帮了大忙。他派遣自己的秘书和乌克兰常设代表处商量妥，让女打字员阿·阿·兹宾娜白天从代表处上奥斯特洛夫斯基那里去工作。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现在必须同向他提供参考资料的有关单位取得联系。这件事也办妥了。就这样，从1936年1月起，继续从事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的写作工作。
他们从莫斯科州立图书馆、国防人民委员会图书馆、国内战争历史总编辑部学术办公室给他找到了有关国内战争时期的材料和文件。他缜密地研究这些材料，根据他的课题，他们在书本上作了校记，便于他在写小说时查阅。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工作日开始得很早。他首先注意收听当天的新闻。早餐时给他读报纸杂志，或读者来信。
开始工作前，他已经洗过脸，梳好头，脸刮得干干净净，衣服也穿得很整齐。他一分钟也不白白度过。
9点钟他就开始工作了。这时秘书还来不了（阿·阿·兹宾娜通常是12点钟来）。这时亲人帮助他抄写。他称他们为“志愿秘书”，他们给他读档案文件，读1918年至1920年的《真理报》和《消息报》。开始只念标题或奥斯特洛夫斯基选出来的段落。摘录是用打字机打下来的，存放在一个标有“文摘”字样的卷宗内。只须摘抄最重要的，由于奥斯特洛夫斯基非凡的记忆，他读过的许多东西都能回忆起来。
在漫长的冬夜里，当莫斯科街头上安静下来后，房屋进入了梦乡，奥斯特洛夫斯基开始反复构思和推敲小说的情节，以便次日清晨口授准备好的材料。这一切都是来之不易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自己不可能像所有作家那样，自己把脑子里构思的文章录存下来，同时也不可能把艺术资料写在纸上：诸如成功的表现手法，生动的修饰语，词句的排列次序等等。把这些记录在纸上他是做不到的。他只能把这一切在写作前熟记心头。
床头旁边放一张小桌子，在规定的时间里，秘书坐在那里笔录，因为在工作进行中还会出现不同的方案和修改。由于奥斯特洛夫斯基不能看到写好的片段，他只能凭听觉把写的东西做最后修饰。
口授时，他总是把自己常用的那根手杖拿在手里。从他面部的表情可以猜出他要口授什么人物和什么事情。如果他的脸上露出微笑，如果失明的双眼燃烧起青春的火光，如果那根手杖随意地舞动着——这意味着他和自己的朋友们：普达哈、奥列西亚和拉依蒙德在一起——他们是他的想像中的人，有关他们的故事就要开始了。
如果双眉移动，面孔变得严峻而紧张，两手紧握手杖——这意味着在他面前站着摩格里尼茨基，依叶罗尼姆的父亲——是他准备与他们决战的敌人。
奥斯特洛夫斯基因心神向往，有时停止口授，不按次序地讲起来，说今后他将和主人公干些什么。这时，他感到很幸福。
此刻，他的健康情况已危在旦夕了。
“如果我的‘书记处’分三班工作，这意味着疾病对我的折磨加剧。”有一次他对拉娅他们说。
共青团中央委员会非正式地禁止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休息日工作，拉娅他们毫不犹豫地应诺这个禁令，而且还和同志们说好了，在休息天不要来找他。这天也让秘书们去休息。常常到他们家来的客人很多，一律不予接待。
有一次，在一个休息日里只剩下三个人：尼古拉、他的姐姐叶卡捷琳娜和拉娅自己。他们谈笑风生，没完没了地笑着。和尼古拉在一起一点也不感到寂寞。就在这一天，他说了一大堆笑话。总之，大家心情十分愉快。然而晚上他对拉娅说：
“你要知道，拉娅，我的记忆力非常好，但是它有时悄悄塞给我一些不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坐下来，我给你口授一点。”
已经是下午5点钟了。尼古拉开始口授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第八章。他口授得十分迅速和准确。
他那双疲惫不堪的眼睛细眯着，集中到一个点上。当一种念头打断了另一种念头时，他的手指总是焦急不安地敲击着什么。
拉娅注视着尼古拉，贪婪地、急不可待地、聚精会神地聆听每一个字。下面等待着主人公拉依蒙德和安德里亚·普塔哈的是什么呢？占领猎人的小房子的情节是如何结束的？作者给他们安排了什么样的命运？有几次拉娅想问个明白：他们难道会牺牲？但又害怕打断他的思路。她记得很快，几乎做到一字不漏。
她已经累了。手指开始抽搐。最后，尼古拉说：
“喏，好了，拉娅，今天我和你都够辛苦的。我们工作得很出色。几点钟啦？”
已经是凌晨4点钟了。
“喏，我们会挨骂的！”她感到不安起来。
“没有什么，我会把一切责难和批评揽到自己身上的。一共完成了多少页？”
“47页。”
“这是最高记录啦！给我喝点水，准备睡觉吧！”
第二天，她理所当然地受到家里人的责备，好像是她允许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休息日工作这样久的。但是，你想，她不这样做也不行呀。当时他已准备了整整一章，必须把这一章记录下来，才能使尼古拉的脑子松快。在这样的时刻拒绝工作只能加重他肉体上的痛苦。
1936年1月，他完成了第六章，并着手写另外两章：第七章和第八章。这几章于1935年5月至6月发表在《青年近卫军》杂志上。这八章构成了小说的初稿。
每一章在付印前，尼古拉先把它交给朋友们提意见。拉娅还记得，第八章正是她亲手抄写的那一章。朗读时，从索契前来看望儿子的奥列加·奥西波芙娜也听到了。她用臂肘支撑着身体，站在尼古拉的床尾部，聚精会神地听着。
正好朗读到共青团员安德里亚·普塔哈、拉依蒙德、奥列莎、萨拉奉命在猎舍看管伯爵摩格里尼茨基一家人，以便交换被波兰白匪俘虏的游击队员。
共青团员们在小房子里找到了吉他琴并开始载歌载舞。他们疲倦之后就睡着了。伯爵的女儿斯捷法尼娅利用了这一时机，悄悄潜出猎舍，向白匪通知了人质扣留的地点。
猎舍被包围了。共青团员们准备防卫。白匪命令他们投降。他们回答说：
“我们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公社万岁！”
这时，奥列加·奥西波芙娜不安起来：
“后来怎么办呢，科里亚！你为什么把这些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共青团员摆到这种困境中去？要知道，他们会牺牲的！而在他们的面前只能开辟一条生路！他们只能活着！”
尼古拉微笑着回答说：
“不要紧，好妈妈，别紧张，他们年轻，缺乏经验，因此陷入了这种困境之中。在斗争的困难面前，他们不止一次站了起来，一部分小伙子牺牲了，另一些人也将受到摧残，但是在斗争中定会成长为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现在他们丧失了警惕性，但是这种事情以后不会再重演。而我们作家有责任帮助青年们，使他们在生活中尽量少犯错误。”
从事创作使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感觉到他是生活在战士的行列里。就在这些紧张的劳动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件，这件事足以证明他仍在战斗的行列里——他被重新列入军事编制。1936年2月5日，他写信给哥哥季米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说：“亲爱的哥哥……国防人民委员会恢复了我的军籍。我现在属工农红军政治部编制了。作为政治工作人员，职称是部队政治委员。口袋里的这本军人证明书对我太珍贵了……”当天，他给索契市党委会委员们的信中说：“还有一件令人愉快的新闻：工农红军政治部恢复了我的军籍（要知道，我作为一个完全不适合服兵役的人退役已达十年之久）。现在我终于归队了，这是一个共和国的公民应该走的一条十分重要的道路。已经发给我政治指挥人员军人证明书并授予工作队政治委员职称。”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朋友们为他恢复军籍无不感到庆幸。根据他的请求，国防人民委员会工作人员——红军上尉薇拉·瓦西里耶芙娜·别尔德尼柯娃在军需供应处给他购买了一套指挥员制服，并在领口钉上了政治委员菱形领章，在袖口缀上星的标志。
遇到特别隆重的场合，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总是穿上这套军服。“三人”妇女节就是第一个这样的场合。节日前夕，他给阿·帕·拉扎列娃写了一封开玩笑的信：
“为纪念国际妇女节，对强大的女性表示崇敬的友爱之情，明天我将第一次穿上我的政治委员的礼服，像一个武夫和不该退伍的游击队员站在我家里大多数妇女面前。让政治委员的星、金色的钮扣、光荣的领章上的菱形和所有其他的东西在他们的眼中闪闪发光吧！就这样去俘获美人们的心。”
1936年5月，在索契为奥斯特洛夫斯基兴建的住宅竣工了。这所住宅——是乌克兰政府的礼物。尼古拉和家人准备动身前往索契的新居。得知这个消息后，大家都忙着准备行装，个个情绪激昂，尼古拉也处在临行前的忙乱中。他要求从图书馆借来一些书，包装好运往索契。购好并运走了一些书柜、必需的家具、新居的窗帘、锅碗盘碟和一些零星餐具。还买了一架大钢琴。这不是为了陈设豪华一点，而是需要——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休息时兴高采烈地欣赏前来他家的歌唱家们演唱。
临行前夕，举行了一个同志式的晚餐。奥斯特洛夫斯基建议为这次到莫斯科“创造性的出差”一路顺风干杯。大家都同意他的建议，祝尼古拉在新居获得创造性的成就。大家都很愉快，尼古拉还亲自在合唱前示音。
为了迁往索契，专为奥斯特洛夫斯基提供了一节贵宾车厢。一切安排得舒适周到。但是尼古拉在旅途中完全精疲力竭了：他们的车厢挂在列车的尾端。钢丝床只能增加病人的痛苦，他们只好轮流用整个身子倾伏在钢丝上，以控制钢丝床震动。
手执标语牌和鲜花的人群又在沿途各站欢迎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他精神抖擞——满面笑容……尽管拉娅和叶卡捷琳娃·阿列克谢耶芙娜想方设法“控制”欢迎场面，但想阻止这些热情满怀的欢迎者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终于到索契。但不能希望早些回家休息了，整个月台和车站广场上挤满了欢迎的群众。这么多的人，好像全城的居民都倾城出动了。列车刚刚停稳，市党委书记和市委各机关领导人进到车厢，前来迎接奥斯特洛夫斯基。一名女少先队员站在作家的床边开始致欢迎词和朗诵诗。喏，奥列加·奥西波芙娜当然也来啦！她带来了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芙娜12岁的女儿卡秋莎，还有列乌什卡·别尔谢涅夫也来了……一切是那样庄严隆重，喜气洋洋。可是，当尼古拉获知车站月台上挤满群众在等待他时，他请求把车厢转到铁路待避线上去等待人群散开再出站。尼古拉这一决定使他们大家极为不安。可是他说：
“问题是，如果我和妻子挎着胳膊走向人群中去，人们就会像扯青鱼一样把我扯来扯去。”
真是叫人哭笑不得。
“你们看，他还有劲开玩笑哩，”一个前来欢迎的人说。
傍晚，当广场上的人群稍离散一些后，一辆大轿车把尼古拉送到皮奥涅尔胡同（今为奥斯特洛夫斯基胡同）的新居。可是大街两旁的人群，仍热情地欢迎奥斯特洛夫斯基，汽车里塞满了鲜花。有人巧妙地把一束玫瑰花递进车窗，花束几乎落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脸上：拉娅碰破了手，把花束及时抓住了。
旅途之后，几乎没有得到休息：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等着从罗斯托夫来的电影工作者摄影小组。他们身负重任：要拍摄一部反映奥斯特洛夫斯基生活和工作的大型文献影片。和往常一样，尼古拉说：“一次可以，我们同意这样做。”
影片出厂的日子拖延了。遗憾的是，影片毫无结果。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摄制成片。仅有几个镜头保存下来。奥斯特洛夫斯基去世的那一年，在莫斯科的银幕上放映了这些镜头。现在这些镜头只能在莫斯科和索契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看到。
奥斯特洛夫斯基意欲继续从事写作。但这时又被病魔困住了。一个多月以来他处在昏迷不醒的状态之中。亲友们日日夜夜守护在床前。死神终于投降了。尼古拉开始逐渐痊愈。黄斑尚未完全从他脸上消失。但是秘书停留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身边的时间越来越长：做记录小说的准备工作。他们也活跃起来了，开始从尼古拉那里接受任务。生活逐渐转入常轨。而后，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高尔基与世长辞了。
连续几天，奥斯特洛夫斯基无法工作。口授了唁电，分别送到《共青团真理报》和电台。
高尔基安葬后，他以极大的热情从事创作，好像要对自己证明什么似的……
“自7月17日至8月17日共写完123印刷页。这是空前的紧张和不可思议的速度。”8月21日，他在给拉娅寄到莫斯科的信中写道。当时她已经回到莫斯科，准备他这次回来时住的房子。
那时，他正在索契写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新的情节；按照新的构思反复综合，然后将小说分为十二章。小说的第六章情景新颖，该章以“汽笛”为题，发表在1936年10月的《真理报》上。这个故事是描写瓦西里克和安德里亚·普塔哈兄弟的。一年之后，儿童文学出版社作为《丛书》之一，在莫斯科为低年级儿童出版了单行本。但是奥斯特洛夫斯基未能看到这本书……
新作的艺术质量尤使他关切。奥斯特洛夫斯基力求得到更多对该书的批评意见，以便在出版单行本时采纳这些意见。
手稿写完的当天，将它分寄到了18个地方：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作家协会，“文学艺术”出版社，《真理报》文艺评论和书报述评部，《共青团真理报》，《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国防人民委员会——克·叶·伏罗希洛夫同志。手稿还寄到了基辅格·依·彼得罗夫斯基，安·波斯特舍夫，乌克兰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青年布尔什维克》出版社……
“现在《暴风雨所诞生的》的手稿已寄给许多领导同志鉴别。如果他们说这本书有出版价值，我将送去出版，如果认为没有价值，我将把它送进档案室。我认为大可不必让枯燥无味的书问世。”1936年9月1日，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写给阿·安·卡拉瓦耶娃的信中这样说。
他当时很想知道他们的主要作家米·亚·肖洛霍夫和亚·亚·法捷耶夫的意见。
“我想把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第一部手稿寄给你，”他在给肖洛霍夫的信中写道，“但是有一个条件，你读完之后一定要把对这部书的想法告诉我。一定要说真话，如果不喜欢，可以这样拐弯抹角说：‘像胶汁果冻，有人说，不甜也不苦。’总而言之，像在20年代人们所说的那样——‘无稽之谈’。”
1936年10月11日，在给亚·亚·法捷耶夫的电报中他这样写道：
亲爱的亚历山大同志！请你到斯塔夫斯基处取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第一部的手稿。请你把它读完。10月24日我将抵达莫斯科，我们将见面，友好地讨论一下我的小说的所有不足之处。紧紧地拥抱你。你的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
10月14日，从索契发给作家协会书记弗·彼·斯塔夫斯基和阿·拉胡季的电报说：
我想在10月24日去莫斯科。迫切恳求你们以理事会主席团的名义并会同《真理报》《共青团真理报》一起在我最近到达之后，在莫斯科我的寓所里组织对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的讨论。谨致共产主义的敬礼！你们的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
同一天还给《青年近卫军》杂志阿·安·卡拉瓦耶娃和马·勃·柯洛索夫发了一份电报：
亲爱的朋友们！请你们准备参加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在莫斯科我的寓所里组织的对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的讨论。我想在10月24日动身。你们的尼古拉。
在去莫斯科的前一周，尼古拉决定邀请朋友们在自己的索契公寓庆祝获得新居之喜。格利葛里·依万诺维奇·彼得罗夫斯基偕同妻子多米尼卡·费道罗芙娜也出席了这次聚会。尼古拉激情满怀，为之鼓舞。他说：
“我们有这样一种老的传统——在房屋奠基时，在它的基石上放一只瓶子，里面用张纸写上破土奠基的日期。
“去年，我们的领导者和朋友，共青团一代的教育家格利葛里·依万诺维奇把这样的瓶子放在这所房子的基石上。所以，我回到索契后，立即致力于写作。既然，我是一个不可靠的青年，《暴风雨所诞生的》无论如何要写完，我不准许自己拖延时间，只有把小说写完后，我才能心安理得……为了完成这本书，我应该活下去，这本书将点燃青年的心。我到莫斯科后，将比以往更加勤奋地工作。我将工作三班，以便在十月革命节20周年之际全部完成《暴风雨所诞生的》一书。这一工作量是相当庞大和艰巨的，但也是一件十分鼓舞人心的工作。我从来没有想到，生活会如此美丽。”①
① 存莫斯科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档案室。
10月24日，奥斯特洛夫斯基回到莫斯科。旅途虽然是疲劳的，但是他的情绪一直非常激昂，因为定要完成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这本书。
尼古拉用电话约请人们，想听听他们的意见，问他们读完手稿没有。他亲自考虑和制订会议的议程。他没有忘记设“小吃柜”，在休息时同志们可以吃点东西，喝点茶。这个“小吃柜”，就设在尼古拉的房间里，挨在写字台旁。一切家务事由叶卡捷琳娜操持。拉娅坐在尼古拉身边，一步也不能离开，随时可以听他吩咐。他碰碰她的手，要她揩去脸上的汗水，有时要拿点什么东西来。一些事需要照料，因为会议在客厅兼餐厅内召开，尼古拉也搬到那里去了。厅内设有尼古拉在房子里使用的电铃。
会议于1936年11月15日召开。到会的作家和批评家有：阿·阿谢耶夫，弗·格拉西莫娃，姆·柯洛索夫，亚·绥拉菲摩维支，弗·斯塔夫斯基，叶·乌西耶维支，亚·法捷耶夫；从共青团《真理报》来的——依·巴契里斯和斯·特列古勃；依·巴·费杰涅夫代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朋友们出席会议。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叶·勒·法因别尔格担任会议主席。
几位著名作家绥拉菲摩维支、法捷耶夫、柯洛索夫、评论家巴切里斯先后发言，一致认为《暴风雨所诞生的》这本小说“写作技巧提高了”或“大有提高”，称他为“真正属于艺术家之列”，“这样的艺术家在我们的文坛上是少见的”。
另有些作家、诗人、评论家谈了小说的不足之处。但是，他们共同的意见是《暴风雨所诞生的》这部小说，已经不是出自一个刚刚开始写作的作家之手，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新胜利。
最后，奥斯特洛夫斯基感谢会议的参加者，并指出批评还应该“更尖锐些”：
“一般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错误，就是天才也是如此，然而集体总是更聪明些，更强大些。”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诚恳地感谢参加小说讨论的同志们。在结束语中，他向共青团中央提出了允诺，一天工作三个单元，一个月之后完成新作。同志们表示反对，建议他珍惜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大家都知道奥斯特洛夫斯基迁到索契后病情的严重程度——但是他不想听这些。他开玩笑地回答说：“工作能给我治病。”
他感到十分高兴，这天夜里久久不能入睡。因为他的作品没有被淘汰，大家信任他。
奥斯特洛夫斯基开始“加工”手稿。
在他面前摆着整整十二章需要修改的小说手稿。立即打了一份清楚的稿子。助手们大声地、一张接一张地朗读，尼古拉根据朗读改稿；有时一个地方要他们反复朗读，充分斟酌或推敲，有时删去一部分，有时全部删去。稿子最后校阅后，便交给拉娅。她把它拿到隔壁房间去打字。除打字员之外，还有一些人在饭厅里工作，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话来说，他们是由志愿者和朋友们组成的他的“司令部”，负责校对修改后誊清的稿子。
尼古拉工作起来如此迅速和果断，打字员和“司令部”都落在他的后面。每隔10至15分钟，他按一次电铃叫拉娅，并交给她一页修改好的手槁。他想知道工作进行得怎么样，打字员出的差错多不多。
“基本上没有差错。”她回答说。
“多照看着点，可别骗我。要知道我一定要为争取好的质量而斗争。你们那里人很多，可能在聊天……”
把全部修改好的章节装订成小册子送往出版社。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是依·高莉娜。
就是这样工作——从凌晨到深夜——整整干了一个月。一个月，这是奥斯特洛夫斯基亲自制定的“加工”小说的期限。这是苦干的一个月。
他们这些亲人都知道，尼古拉并不只是为自己规定了期限而心急如焚。有时候，大家离去后，家人围成“一个小圈子”，他说：
“要抓紧，拉尤莎，应刻不容缓！”
拉娅无能为力说服他，但是，“刻不容缓”这句话使她产生一种无可名状的压抑……
他紧张地工作着。大家轮流在他身边工作。人们经过8小时的紧张工作，面带倦意回去休息，而奥斯特洛夫斯基却仍在工作。一昼夜之内，他连续工作18小时，夜里他还在考虑修改意见。早晨，当助手们到来时，他仍不放过一点多余的时间去思考问题。
1936年12月14日，小说第一卷全部脱稿。在重新打好的稿子的第一页右上角写着这样的批语：“最后完稿”。把标有这种记号的稿子送到出版社。然而，编辑在稿子上竟改动了约300多处。小说第一版用这样的修改稿出版了。
该书以后的再版都是由作者亲自校订和“最后完稿”的。
死神却阻碍奥斯特洛夫斯基写完这一切。
但是，他终于完成了第一部。
的确，他没有能等到这本书的问世：当书稿在印刷厂排字时，他与世长辞了。
获悉奥斯特洛夫斯基去世的噩耗后，工人们不换班地工作着，决定使这本书在送殡的那天出版。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亲属终于在送殡的那天收到了第一本志哀的出版物《暴风雨所诞生的》，书上有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纪念题词。
这天是1936年12月26日，即是奥斯特洛夫斯基逝世后的第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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