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锷权赵佩瑜 编著
治疗的期限到了。他们不想回诺沃罗西斯克去。因为拉娅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没有征得父亲的同意，打算留在索契，可是住在哪儿呢？他们开始找房子。在城里——他们买不起房子。但也不可能定居在老马采斯塔，因为在那些年代，该地和索契的联系全靠铁路，但疗养季节过去之后，火车很少开，所以存在着食品匮乏的危险。
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耶芙娜·日格列娃帮了他们的忙。她陪同拉娅一道去索契寻找合适的房子。她掏钱从一个姓波里采金的人那里租来一间租期两个月的小别墅。房子离火车站不远，在“农民大街”（现在这条街叫高尔基大街）。两个月之后，他们盼望从区委会得到房子，这是索契市委书记莫·沃里梅尔答应的。
日格列娃很快回到列宁格勒去了。她向拉娅提出要求，更准确点说——她要她把他们的生活和尼古拉的健康状况经常地详尽地写信告诉她。
日常生活开始了。每天早上拉娅跑到市场上去购买食物，然后做午饭。终日忙于家务和照料尼古拉。
她经常阅读报纸、杂志。那时在《真理报》上正在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读报时，她被一些不懂的地方难住了。但是她不愿意轻易打扰尼古拉——他全神贯注、津津有味地听她朗读。然而，他却想议论读过的内容。他感觉到她并没有弄懂，他兴致勃勃地谈论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意义。
尼古拉描绘的图画，当时对拉娅说来，有如想入非非的童话一般。后来，甚至使她确信他那丰富的想像力。奥斯特洛夫斯基却没有能够描绘后来很快变成现实的事情……
他们的房东有一个近八个月的小女孩。她名叫索尼娅：是一个乖乖的、黑眼睛的小囡。拉娅常把她抱到他们家里，坐在尼古拉的身边。他拥抱着小女孩纤细的身躯，逗着她玩，而索尼娅洋洋得意地抓住他的鼻子。当她瞧着他的脸时，他作了个鬼脸，高兴地笑了起来。尼古拉常给她唱起短小的儿歌。
一些大孩子也常常喜欢到“科里亚叔叔”这儿来。孩子们经常把他团团围住——有的坐在他的膝盖上，有的爬到椅子上，有的把胳膊肘支在尼古拉床头的枕头上；他们悄悄地听着，听着……
然而，必须解决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日常生活上的问题。为了得到食物购买券，拉娅必须去工作。但是把尼古拉搁在一边怎么行？靠尼古拉一个人的食物购买券两个人生活就得挨饿。而且尼古拉也跟着“受罪”。在人民供应工会，她被登记为家庭女工。
与此同时，她还要到城市公用事业局去打听房子，但没有任何结果。她把这些情况通知了在列宁格勒的日格列娃，她从那儿写了封信给市委书记沃里梅尔，但是沃里梅尔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乡下——那里正在搞农业集体化。
最后，城市公用事业局的工作人员请拉娅去看房子。他们提出了三处住房。但是这三处都没有供暖设备，是用水泥板砌的地下室。这三处住房都被她拒绝了。工作人员指责她调皮捣乱。他们无处安身，只好把尼古拉搬进韦尔夏金诺区普希金大街九号一层半地下室式的、既潮湿又阴暗的房子里。
他们搬迁的房子位于城郊，晚上回家极不安全。拉娅经常过的那个隘口（现在在这个隘口上修建了一座高大漂亮的桥——它把过去的韦尔夏金诺区和市中心联在一起）经常发生一些拦路抢劫和侮辱妇女的事件。尼古拉坚持要她随身携带他的勃朗宁手枪。在尼古拉的指导下，她学会了使用勃朗宁，经常擦它。她坚决拒绝携带武器：擦枪是一回事，放枪是另一回事。有一次，她承认自己不敢放枪，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两条腿上。尼古拉嗤笑了她一阵，最后欣然同意了。
她们住的房子终日不见阳光，没有窗户。嵌了一半玻璃的门通向挂满葡萄藤的走廊。房子因此更显得阴暗、潮湿和清冷。
每逢温暖、晴朗的日子他们就想吸收些阳光。根据尼古拉的建议，拉娅把他的床铺移到门口，分开遮住阳台窗户的葡萄蔓，试验成功了：阳光终于照到床上。兴高采烈的尼古拉鼓励她说：
“喏，再来一点，把蔓分开些，把叶子打掉！”
她用尽全身的力气，但仍不可能把蔓再往旁多挪动一些：她没有那么大的劲儿。
拉娅想他已经忘记了这一情景，但过了几年之后，她读了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一书：
“塔泰，瞧，阳光终于照进来啦！”莫依舍用双手捧着射到肮脏的地板上的金色的光华，“塔泰，我给你一点儿阳光吧。”
当时，天气寒冷多雨。有时，为了烘暖屋子，拉娅把一些杂草、落花、树叶收捡起来。但这些只能供给有限的热能。尼古拉终于感冒了，肺部开始发炎。她不得不又去城市公用事业局申请房子。他们的一位新认识的邻居萨佐诺夫老人帮了她的大忙：很快，他对尼古拉依依不舍，寸步不离；她不在家时，他给尼古拉读报。现在他又为生病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开始张罗住房。
他们总算是走运气。沃里梅尔指示：把这栋房子原女房东在二楼的一间私人牙科诊室整理出来给奥斯特洛夫斯基住。
尼古拉为了尽早让五金工人舒拉契卡高兴，于1928年10月29日写信给她：
“我们已经过了三天资产阶级的生活啦！这儿房子宽敞，阳光充足，有三个窗户，有电灯，甚至……还有自来水……我在这儿可以自由自在地呼吸，还见到了阳光。我已经26天没有见到阳光。我曾经住过的那间地下室，无论从肉体上和精神上竟如此摧残了我。”
是的，现在他们总算有了一间豁亮的、干燥的、比起地下室总算宽敞的、十平方米的房子。但有一点不方便：他们的壁炉烧火口在隔壁的房子里，那里住着女房东的亲戚——一个矿主。他现在是工人，在一个疗养院赶马车。
他们的下边住着一个工人和他的妻子，还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这就是那间可怕的地下室。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所有的房间里都有泄水池，但却禁止使用，因为下水道尚未修复。不知为什么，了解这种情况之后，拉娅的邻居把家里的污水倒在泄水池里，这些龌龊的东西便流到工人住的地下室的泄水池里。这样一来，尼古拉的屋子里也臭气熏天。此外，这个邻居还从房子的窗口把污水泼出去——恰好泼到这个工人住房的窗下，应当说是一个结核病人住房的窗下。这个工人的妻子常常抱着孩子含着眼泪跑到他们这里来。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帮帮我们的忙！这个资产阶级分子又把脏水泼到泄水池里……”
人们常常来奥斯特洛夫斯基这里寻求袒护。尼古拉在家里召集居民委员活跃分子，力争改善工人居住条件。对矿主进行谴责，并以驱逐出宿舍来威胁他……邻居知道后，破口大骂尼古拉。一般说来，他有骂共产党员的“瘾”。
这个人要做什么？他不准拉娅进他那间房子里去生公用的壁炉。壁炉冷冰冰地在那里。旧房主却在自己的房子里安装了一个小铁火炉。她却不能这样做，因为尼古拉受不了烟气：头痛病一直在折磨他。当她向邻居请求点燃公用壁炉时，旧房主凶狠狠地回答说：
“要想进我的屋子，只能等我死了以后！”
拉娅要求批评他，让他遵守秩序，并帮助他们解决生炉子的问题。而市执行委员会回答她说：“当然啰，若是别人也到那里去生火，这是很不方便的。”
寒冷继续威胁着他们。尼古拉躺在床上。拉娅用能保温的东西把他的身子包得紧紧的。
同时，他们也寻找出路摆脱这种困境。他们坚决要弄一只电炉。但是，索契没有这种东西。他们又火速给五金工人舒拉契卡写信。信是1928年11月份写的：
有一件紧急事要麻烦您，请到电料行去打听一下，他们那儿有没有电炉买……极需使用，因天气就要冷了……
今天我就电炉一事给你打电报——要电压110伏特的。这种电炉虽然耗电量大，但能较快地取暖……我那家邻居不准别人点燃公用壁炉，他自己也不用公用壁炉……
关于这个邻居：尼古拉还有这样一段描绘：“我们这所住宅里只有一个敌人，即贪得无厌的资产阶级分子——我的邻居。由于对我们怀着刻骨的仇恨……不让我们生壁炉，我们只好生活在冰冷的屋子里；我的幸福就是希望有晴朗的天气，不然，我会冻死的。这群土匪中有一个人朝我的窗子里投石块，瞄准我的脑袋，但技术不到家，只碎了玻璃，这已经不是第一枚炸弹了。当拉娅外出时，他们在我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用石头袭击我。用这种徒劳的尝试达到某种目的。让这种荒谬绝伦的举动见鬼去吧！我们疲倦得不行了。对为工人迁入较好的住宅同当地资产阶级分子进行的斗争，作了与众不同的反应。我遭到了两次攻击，但我一一进行了还击——这一切以通信的形式告终了。在这里，右的危险表现得十分明显，这里在斗争和工作中遇到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可是，这些都是我力所不能及的。写一封让人们轻蔑地冷笑和暴跳如雷的信是不值得的。我无能为力和这些老官僚主义者作斗争，也无法使他们回心转意。因而，只好心安理得。你要知道，在信中是无法一一叙述的。信不是一个好的秘密活动者。等我们见面后，我会把一切告诉你的，我相信你会承认我的政治路线。目前我已耗尽全部精力，我应该安静一下了……”
对奥斯特洛夫斯基来说，在他住的地方，为改善工人住房条件的斗争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插曲，而且是社会上正在进行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和表现。
“当然，事情并非只关系到我或某个房间，或公用壁炉等等诸如此类的琐事。”尼古拉在给日格列娃的信中写道，“不，问题是关于右的危险，这种危险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你读了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在党中央最近的一次全会上的报告吧！报告中说，在黑海区的机关中对我们怀有敌意的分子占百分之三十。毫无疑问，雅罗斯拉夫斯基并没有夸大其词。我不会说拍马屁的话，也不说痔疮似的官僚主义者的话，更不说有损‘上级关系和令人不愉快’之类的话。”
是的，一个病患者，一个双目失明的人，一个几乎不能动弹的人，他却不甘落后于自己国家的生活之后，关心国家的利益，他熟悉一切成就和胜利，并积极为实现党提出的各项任务而斗争。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自己小小的战线上进行着斗争。
“总之，我在这里是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投入阶级斗争的。”1928年11月21日，他在给日格列娃的信中写道，“我们周围还有白卫军和资产阶级的残渣余孽。我们的房管局还在敌人手中——一个神甫的儿子，过去的别墅所有者。我和拉娅熟悉了这里的人们之后，把住在这里的工人和自己的同志们组织起来，我们要求改造房屋管理机关。所有的异己分子勃然大怒，竭尽其反对之能事——两度破坏会议。真可谓怒不可遏。但是，最后，第三次所有的工人和共产党议员在我住的房子里聚会，而且我们大多数一致选举了房管委员会代表——一位精力充沛的女工……然后开始为争取解决下一间房子而斗争……经过‘战斗’之后，这间房子也被我们征服了……事情并非只关系到我个人，不是的，这是阶级斗争——为把异己分子和敌人从私邸中逐出去……”
“舒拉，虽然我在此重病在身，但我忘了一切，虽然要担许多风险，但生活对我变得更有意义了，因为有一批工人和我站在一起，把我当作亲人。他们在斗争，我也参加了他们的斗争……”
奥斯特洛夫斯基与“没有彻底清除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斗争耗费了他不少的心血。但是，如他所期待的那样，苏维埃机关清理委员会果然来到他们家，承认他的行动是正确的！
“……于是，苏维埃机关清理委员会在这里展开了工作……”1928年12月12日，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给阿·日格列娃的信中写道，“前天和今天我这里客人很多。苏维埃机关清理委员会全体成员都来了，沃里梅尔和区委员会的常委、国家政治保安部的同志和其他同志也都来了。”
“由于一些坏蛋的捣乱，从事清理我们机关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向我猛烈抨击……”
“我从这儿写给莫斯科、边区和其他地方的一切信件，当我出席全体委员会时，作了分析和补充。只有一件事情没有查清，其余均已被揭露和处理……”
舒拉契卡劝奥斯特洛夫斯基自己多保重。他回答她说：“……我读了你指示我摆脱神经衰弱和与疟疾作斗争的信。这也是同志们对我提出的建议……当然，亲爱的舒拉契卡，我不应该天真得像个孩子一样，想所有的事情一下子就会好起来。有很多娓娓动听之词，但没有出现什么值得庆幸的东西；我这儿有极大的精神上的满足——我看到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头上的箍并没有压迫我，只有现在我才感到我消耗了多少毅力，我是怎样成为一个盲人的。”
是的，他什么事也不能做了……
拉娅需要找一个工作。但自从尼古拉被别人拿石头砸了以后，事情已很清楚，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是不行的。他们给在舍彼托夫卡的奥列加·奥西波芙娜去了信，请她动身来这里。
她终于来了，他们感到轻松多了。拉娅安心去上班，一切必须做的事有人做了，按时让尼古拉吃饭。他们三个人相处得很和睦。
一个半月之后，给了他们一套住宅，在市中心沃依柯夫街39号。
没有群众，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不可能生活下去的。通过市委书记沃里梅尔介绍，他终于接受了像宣传员那样的任务。共青团员们又出现在他们的房子里。他们与尼古拉关系极为密切，连自己的事情和家庭生活问题都和他商量。
正在这个时候，奥斯特洛夫斯基结识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别尔谢涅夫。后来此人被写进了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们很快就成了朋友，从第一次见面起就用“你”来称呼。似乎他们很早就认识，只是昨天才分别了，两个人像有说不完的话，谈不完的问题……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比尼古拉大9岁，他还有过这样一段光辉历程：1917年的党员，察里津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成员，骑兵军团司令部直属革命军事法庭庭长。在索契因身体状况而被调动工作，做法庭的公证人。
他们相互在交谈着什么。他们俩都是过去的共青团积极分子，现在一谈起来就是好几个钟头，还在一起读报，别尔谢涅夫把奥斯特洛夫斯基留在党的新闻训练班，以熟悉城市生活和城市的未来远景。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也是个着了迷的无线电爱好者。他把广播接通到尼古拉的房子里，现在他们一起听广播竟坐到夜阑人静的时分。别尔谢涅夫还喜欢摄影。任何时候都离不开照相机，经常给尼古拉和我们大家拍照。
别尔谢涅夫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一样，是第一批残废军人，他们彼此开玩笑说——是属于“零范畴”之内的人。别尔谢涅夫动过一次大手术（肺部切除了四分之三），但是没有退却。用他自己的话讲是“以最大限度的容量”生活着。他是个愉快的、热爱生活的、精力充沛和机灵的人，他随时随地求学，并以自己的乐观精神感染周围的人。
有一次，拉娅对尼古拉描写乌什卡①的外貌：他是个身材匀称挺秀、中等以上的个头儿，蔚蓝色的眼睛、淡黄色头发的美男子——尼古拉开玩笑地说：
① 列夫的爱称。
“瞧，别爱上了他。”
而他却真的爱上了他。
1936年3月，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把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以下赠书的签字送给了别尔谢涅夫：
“赠给我的好兄弟、朋友、亲爱的列乌什卡·别尔谢涅夫，以彻底粉碎‘零范畴’。翻开书后，你就可以触到我紧紧的拥抱。”①
① 见索契奥斯特洛夫斯基陈列馆档案室。
1929年夏天，尼古拉和拉娅的住宅变成了休假者的真正集会点。尼古拉的老朋友日格列娃、诺维柯夫、霍鲁仁科、卡拉斯（尼古拉和莫依谢依·叶菲莫维奇·卡拉斯是1924年在哈尔科夫市彼得·诺维柯夫家里认识的。他在第二卷烟厂主持经济部门的工作）都聚会在一起了。
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罗扎·莉娅霍维奇——她到索契来是治疗肾炎的。她租的房子离他们的住宅不远，她所有的空闲时间都是和尼古拉在一起度过的，并受尼古拉的请求代写书信。有时整天给他朗读当时刚问世的小说《静静的顿河》。
尼古拉和罗扎结为朋友，他们彼此通信，直到她生命终结的那一天。罗扎·莉娅霍维奇在给彼得·诺维柯夫的第一封信中，谈到了她自己和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第一次见面的印象：
“彼得鲁斯！我无限地感激你，我亲爱的，你使我有机会结识这样一个洁白无瑕的好人。我成天坐在他的床边。我们叨叨絮絮说个没完。我们之间的语言和思想源远流长。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我似乎很早就了解他，很久很久以前，我和他一出生在精神上就联系在一起了。
“他用一双睁得大大的，可是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打量着我。他激动得发抖，握着我的手说：‘罗扎契卡②，要知道，我以前不认识你，这是一个最大的错误。’
“昨天，我们和他谈了很长时间，他简直打动了我的心，使我泪水涟涟地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不，彼得鲁斯，我感觉到由于这次会见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给我整个一生留下了永远难以愈合的伤痕。
“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拉娅。不管怎么说她是一个富有献身精神的姑娘，是一个把眼前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最美好的年华贡献出来的姑娘。你是最了解尼古拉的。我感到，我也会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这样的人的。”①
① 见莫斯科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档案室。
……就这样，在那个夏天，她们家里聚集了许多好朋友，他苦恼的是，朋友们不是来休息的，而是设法给他弄去疗养院的许可证。他每天请求他们不要去给他办许可证。终于，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一个人飞跑进房间，挥动着一张淡紫色的纸嚷道：
“搞到许可证了！这就是，随时都可以去——到马采斯塔去，科里卡，动身吧！……”
晚上，房子里剩下尼古拉和拉娅时，尼古拉对她说：
“你知道吗？拉娅，我很想坐敞篷小汽车去疗养院。我意识到自己坐在汽车里是十分困难的。但是我们怎么安排都可以。我们可以请求司机开慢一点。可能我还会看到群山和大海……听说到马采斯塔去的沿途风景很美。”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市党委派来一部敞篷汽车。好不容易才把尼古拉半躺着安放在车上。拉娅找了个地方挨着他坐下，一路上倍加小心，不让他从座位上滑下来，并使他能够看到周围的景色。他戴上了茶色眼镜，没有戴帽子；一路上，清风拂动着他那漂亮的、波浪式的头发。他的视力已经很不好了，一切都是蒙蒙糊糊的，但还能看到一点东西……这已是他在还能看到一丁点儿东西时最后一次短途旅行了。
在老马采斯塔第五疗养院，尼古拉认识了莫斯科人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马雷舍夫，他是1903年入党的党员，尼日戈罗德交易会会长。
他并不年轻了，但是个精力十分充沛的人，蓄着“贵族”式的大胡子。他是个老是两脚不停的大忙人。可以看到他经常穿着带条纹的便服，不穿衬衫，把毛巾搭在肩膀上，头上戴着宽边帽——似乎要到海滨浴场去，看起来，没有什么人他不熟悉的，没有什么人他没有见识过的；但是，这只是一种感觉。但实际上，马雷舍夫是个能了解休养者心情的人。使拉娅惊讶的是，他来到奥斯特洛夫斯基跟前，像老朋友似的和他攀谈起来。他知道尼古拉正在害着眼病。他将有破灭性地失去视力的危险。因此，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建议尼古拉去莫斯科，答应给他找医术高明的眼科医生阿维尔巴赫教授治疗。
“治疗结束后，”马雷舍夫说，“拍一个电报到莫斯科找我，有人接你。我们可一言为定。”
尼古拉眼前又浮现了一线希望。他希望可能重见光明……
他们还希望决定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尼古拉不止一次提出过，而拉娅总是避而不答。这就是关于办理结婚登记的事。
在那个年代，人们认为结婚登记是没有必要的。但是他们面临着莫斯科之行。尼古拉，拉娅的母亲和朋友们这时正在他们家作客——大家都主张他们还是用一个姓。
“你要明白，”妈妈对拉娅说，“这关系到科里亚的任何问题。登记后，一切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如果有证明，你是他的妻子的话。你应该听长辈的忠言！”
拉娅终于拒绝了。现实情况使她感到窘迫，给她设置了障碍：这怎样能实现呢？尼古拉不可能走到民事登记处。这意味着要请民事登记处的工作人员登门？不行，她不想这样做。
这时，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耶芙娜·日格列娃来到了“红色莫斯科疗养院”，她是他们善良的领导者。
科里亚对她请求说：
“舒拉契卡，安排我和拉娅到民事登记处去办手续吧！”
她感到惊讶：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尼古拉回答说：
“拉娅对这个更需要。应该使我们的关系具有法律依据。”
舒拉契卡到了民事登记处。她开始和对方进行结婚登记的谈判。他们答复她说：“让男女双方来办理结婚登记吧！”
她说，一半能来，另一半不能来。同志们无不惊奇莫名：
“苏维埃政权已经12年了，我们这儿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
第二天，她领来了民事登记处的工作人员。结婚登记终于办妥了。
经过马采斯塔硫磺矿泉水治疗后，尼古拉感觉轻松多了：剧烈的疼痛停止了，经常发炎红肿的关节在消肿——虽然没有很明显的好转，但活动功能开始逐渐恢复。
尼古拉焦急地催她收拾行装。他望眼欲穿地等待着莫斯科之行。
这是拉娅第一次和尼古拉远行。她感到深深不安。把他怎样安置在车厢里才合适呢？沿途怎样喂东西给他吃？莫斯科会怎样迎接他们？他们住在哪里？
1929年10月4日，他们抵达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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