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锷权赵佩瑜 编著
1926年11月初，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母亲奥列加·奥西波芙娜来到诺沃罗西斯克作客。
这是一个瘦骨嶙峋、满面皱纹、身材矮小的年迈妇人。她稳健、可亲，给尼古拉和拉娅的生活带来了信心和希望——奥列加·奥西波芙娜原来是一个意志十分刚强的人。
母子多么相同啊！
她经常坐在儿子跟前，亲切地吻着他，抚摸着他的头，温柔地低声说：
“我的科留斯卡①，我的好孩子！”
① 科留斯卡——科里亚的爱称。
她从不叫苦叫累。她一向温厚可亲，和颜悦色，关心他人。
奥列加·奥西波芙娜到来后，他们大家的空闲时间多了起来。
晚上……把所有的家务事料理完之后，家里就安静下来了。邻室里的人相继进入了梦乡，第一个上床酣睡的是拉娅的父亲，第二个是他们大家的小木偶——小外甥……
就这样，他们——奥列加·奥西波芙娜、拉娅母亲、姐姐和拉娅，像一伙“阴谋家”一样，围聚在尼古拉的床边，在昏暗的灯光下，一直坐到更深夜静的时分。
拉娅是多么爱这些充满回忆的夜晚啊！她回到了她生活里程中湮没无闻的过去，她亲爱的人的生活篇章为她揭开了。
起初，他们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了一阵子，但过了一会儿，他们便渐渐沉默不语了，都听奥列加·奥西波芙娜一个侃侃而谈。
……她的一生的经历，和拉娅母亲一样，备尝艰辛。从童年时代开始，尼古拉的母亲就在别人家里做女工：看孩子，在菜园里掘地，牧鹅。她没有机会上学。
“别人家的孩子那样讨厌我”，奥列加·奥西波芙娜说，“因此，我高兴地嫁给了比我大21岁的鳏夫阿列克赛·依万诺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我不希望有孩子。但是我错了，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出世。我一共生了六胎，其中两个孩子夭亡了，其余四个是我一手拉扯大的，而阿列克赛·依万诺维奇很少关心孩子们。他没有闲着的时候。在村子里他是一个学识广博的人。他没有固定的工作，在酒厂当季节性的制曲工。夏天酒厂关门后，阿列克赛·依万诺维奇只好自己开个小酒店。但他经常外出到其他城镇去找工作干。因此，一切家务和照料孩子的事全都落到我的双肩上。为了节衣缩食，我常替人家做裁缝，缝一条裙和一件女短衫可挣十个戈比，缝一条围裙是五个戈比。有时候顾客带些牛奶、鸡蛋来。那时，这种日子弄得我筋疲力尽。”
……奥列加·奥西波芙娜·奥斯特洛夫斯卡娅的名字竟被写入了教堂的记事簿，上面还登记着她的儿子尼古拉的出生年月。而且这些文件上均有她的签字。在尼古拉死后的1940年，她写了一本《科里亚家谱》，并简明扼要地报告了自己的一些情况。
“1875年，我出生于沃林省杜勃诺市”。她父亲是个捷克侨民，1862年同一伙移民一起从勃尔诺迁居俄国。他名叫扎亚茨·约瑟夫·约瑟弗维奇。奥列加·奥西波芙娜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受到教育。
“当两个大女儿——纳佳和卡佳读完乡村学校后，”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对拉娅说，“面临着一个问题：她们以后干什么？继续升学是交不起学费的。阿列克赛·依万诺维奇弄到了一张他父亲参加过塞瓦斯托波尔战役的证明。他随身带了这张证明把女儿送到奥斯特罗格市，两个女儿被接纳到市立中等专业学校读书，享受公费待遇。”
大女儿纳捷日达16岁那年在教师进修班毕业，取得了教师资格，被分配到西乌克兰的鲍洛若夫卡村任教。没有多久，纳捷日达·阿列克谢耶夫娜出嫁了，随丈夫移居彼得堡附近。1920年，她死于伤寒。
奥斯特洛夫斯基家的第二个女儿叶卡捷琳娜也是教员，说得确切一些，是见习教师。她在邻近的一个村子里任教。她出嫁也比较早，但和丈夫离婚了。嗣后，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又结了一次婚。1826年，她和丈夫、女儿定居于舍彼托夫卡。
奥列加·奥西波芙娜的大儿子叫季米特里。这个10岁的孩子被送到奥斯特罗格市一家名叫费尔斯捷尔老板的工厂里当学徒。
“只剩下我和科里亚两人在家了，”奥列加·奥西波芙娜回忆说，“但我的心都向往着所有的儿女。因此，我很想把科里亚这孩子留在自己的身边。一想到米佳①，我就心疼，要知道，他才只有10岁……我总觉得他在老板那里生活不会好的……有时，为了看我的米佳一眼，我千方百计一夜间便赶到奥斯特罗格。
① 季米特里的爱称。
“有一次，我在街上看到一个男孩子，肩上扛着铁块，一身油污邋遢，只是两只眼闪出炯炯的光芒。我真的看到了米佳！我的两腿瘫软；我叫他，他却没有站住，我跟在他后头。他把笨重的铁块扔到院子里后说：‘我说什么也不给老板卖命了！’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把衬衣往上一掀，我看到他遍体鳞伤。他告诉我，一天深更半夜，喝得醺醺大醉的工头把他从床上拖起，非叫他去买酒不可。米佳不想去，老板就用脚踢他，使劲踢他的肚子。
“听后，我不禁失声痛哭，我安慰儿子说，要他父亲赶紧进城来领他。回家后，我把发生的一切统统告诉了丈夫，他却说：‘这有什么办法，他应当学点本事啊！’
“第二天，我到地窖去取土豆，看到米佳站在那里，浑身油污，嘴里痛苦地呻吟着。我把他领到房里，给他洗了个澡，让他躺在床上。他的肚子肿了起来，真叫人触目惊心。我想上法院去打官司，但我很清楚，这样做也是徒劳的……”
奥列加·奥西波芙娜一边说，一边避着尼古拉偷偷地擦着泪水。
她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一时竟忘记了今天更加艰苦的日子……当望着被病魔困在床上的自己的小儿子后，她停止讲述关于米佳的痛苦遭遇，用爽朗愉快的声调开始追述她的科留斯卡是怎样成长起来的。“科里亚自幼酷爱学习。他年满四岁后，就经常与两个姐姐在一起，尤其是准备功课时更离不开姐姐。有时在教师的同意下，姐姐把他带到学校，同坐在一张课桌旁。他一动也不动地坐着，贪婪地领会课堂上所讲的东西。就这样，他渐渐学会读书。”
当时在1926年，也许稍晚点，拉娅常常向她详细打听尼古拉童年的情况。根据奥列加·奥西波芙娜的叙述来判断，科里亚是个活泼的、多愁善感的孩子，能够自己管理自己。他整天整天地坐在池塘边，有时钓鱼（偷偷地躲开地主，因池塘属地主所有）。他还常坐在池塘那里看书。由于孩子机灵过人，什么东西也休想从他眼睛里溜走。他目睹了农民、工人以及他们子女的沉重劳动，他们在地主老爷的土地上干活，终日累得疲惫不堪。他仇恨洋洋得意、横蛮傲慢、鄙视贫苦农民的、脑满肠肥的地主的少爷和小姐。这个孩子较早地知道了生活中这种不公正的现象。
“有一次，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儿童的做法报复了地主一下。一些农妇到管家那里去请求付给她们干完活的工钱，但遭到了拒绝，妇女们只得含泪而去。
“科里亚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召集了自己的朋友，选择了一个没有人的时刻，朝地主的账房投了许多石头。“科里亚感到格外高兴和满意，连忙跑回家去，”奥列加·奥西波芙娜回忆道，“我还没有来得及和他谈一谈，管家便飞奔而来，扑向科里亚，用拳头揍他，我用身体挡住孩子。‘这个小流氓把账房的玻璃全都给打破了！’疯狂的管家叫嚷着。当只剩下我们娘儿俩时，我问科里亚：‘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要让他们以后不敢再欺侮大家！’”
从奥列加·奥西波芙娜的故事中，使人清楚地看到，小时候尼古拉在个人亲身经历中就培养了阶级觉悟。童年时代，他父亲阿列克赛·依万诺维奇的故事对他的成长也有一定的影响。关于这些，拉娅还是后来从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赛耶夫娜的回忆录中了解的：“冬天的夜晚，父亲讲述战斗进军的故事和俄罗斯战士的英雄主义……我们聚精会神地听父亲讲述一次发生在杜勃尼亚科山下，普列夫纳附近的舍普卡战役。这是科里亚从父亲那里听到的第一个关于革命斗争的故事。父亲服役后在彼得堡住了几年，在海港谋了一个通讯员的差事。当时他和许多大学生住在一间房子里，并在那儿遇到了一些革命青年。”
1910年，当尼古拉满了6岁时，他被送到教会小学读书。1913年，他在该校毕业，并荣获奖状。
1914年，当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时，10岁的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和父亲住在图里亚村。在村里，阿列克赛·依万诺维奇客居在亲戚家。科里亚有时去放马，有时和孩子们一起去值夜。后来，边境地区的居民开始疏散。科里亚在这里目睹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到处是被敌人破坏的房屋，到处是火灾，无家可归的难民络绎不绝，川流不息。装有士兵的军用列车到西部去接运难民。
正值深秋，奥斯特洛夫斯基全家迁到了舍彼托夫卡。父亲和季米特里到铁路机车库上班。
“虽然当时条件非常艰苦，科连卡①非常想上学，我和米佳决定满足他的要求。于是，在第二年他便进入了舍彼托夫卡中学，这是个只有两个年级的学校。但他在该校没有学习多久，因为担任神学课程的教师阿克里莫夫斯基神父不喜欢他，是由于他提出了地球上生命的起源问题，否认了‘上帝的学说’。科里亚被学校开除了。怎么办呢？应该给他找个工作。当时找个合适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在熟人的帮助下，决定去找车站食堂的掌柜。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个在厨房烧锅炉的差事。我想科里亚也许能在那里混饭吃。但是并不是我所期望的那样。每天有8至10小时的繁重劳动。值夜班、打耳光、打后脑勺折磨着他……”
后来，尼古拉也亲口对拉娅讲过：
“就是这样的职业，很少有人说过‘繁重’：把这个拿来，把那个拿来，快点，快跑——这种生活我在地下室总是看得清清楚楚，像从地下室的窗户里看到行人们污秽的脚一样。有多少个颓废堕落的人从我的跟前溜过去——真可谓数不胜数……多少次人侮辱人的可怕场面映入了这个食堂‘小帮厨’的眼帘……然而，这种恐怖和可恶的东西我见得越多，一种观念就更深刻地刻在我的脑际：‘人们不会永远这样生活下去，他们终将会忍无可忍……这绝不是人的真正生活……’”
惟有读书能够使尼古拉离开周围环境。他喜欢阅读描写英雄和为人类幸福而斗争的书。他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艾捷尔·伏尼契的长篇小说《牛虻》。这本书描绘了为自由而斗争的意大利伟大的战士加里波的的故事。
“除了书外，我什么都不喜欢。”后来，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为了读到书，我准备作出一切牺牲。在厨房当‘小帮厨’时，为了让小报童给我搞到杂志和报纸读（利用夜间短暂的休息时间），我宁可把自己的午饭让给他们吃。”
尼古拉的哥哥季米特里·阿列克赛耶夫回忆这段生活的情况时说：
“尼古拉始终怀着强烈的求知欲……但是，上哪儿去弄书呢？尼古拉却找到了书源。每天有十次列车经过舍彼托夫卡车站，其中大部分是军用列车。当士兵们下车后，一旦整队开赴前线，在这些战士中间可以经常看到尼古拉。书引起了他的兴趣——‘有谁会给他呢？’有时有人给他书，有人给了他杂志。就这样，他为自己的‘图书室’搜集了近两百种各种书籍杂志。他把这些书收藏在家里的小阁楼上。他做了几个小书架，把自己这些珍贵的书摆放在书架上，他从军需仓库弄到了一些泡泡纱做了几个书帘，把这些书遮住……他在那里和书度过了不少夜晚……妈妈也被书吸引住了，他常把这些书读给妈妈听……”
从尼古拉的故事中拉娅知道，他所读过的书中的主人公并非经常能吸引他，他常以童贞的想像给作者“纠正”，以主持公道。
若干年之后，1935年10月22日，为祝贺奥斯特洛夫斯基荣获列宁勋章，在索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他回顾过去的经历说：
“有人经常问我是怎样成为作家的。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是怎样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这一点我是非常清楚的。
“……我想向你们谈谈遥远的童年时代。记得那时我正好12岁，我在车站食堂的厨房里当‘小帮厨’，我几乎还是个孩子，我意识到，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沉重劳动压在自己的背上。我费很大的劲才搞到一本书——是法国一个资产阶级作家的小说。在这本书中，我清楚地了解到傲慢任性、胡作非为的伯爵，由于穷极无聊，便想方设法侮辱自己的仆人——出其不意地拧他的鼻子或大声叱骂他，仆人吓得屈膝而跪。我经常把书中的这些情节读给年迈的母亲听。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当伯爵这样凶狠地打自己的仆人的鼻子时，仆人手里的托盘都震掉在地板上，仆人只得屈辱地装出一副笑脸退下去。作者是这样写的，把我气得简直要发疯了，要是我，就得把这家伙痛打一顿。
“真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兰西那种文雅的风度已抛到九霄云外！小说用工人的语言写道：‘当时仆人转身回到自己的伯爵跟前，照伯爵的脸使劲地打，还不是一巴掌，而是两巴掌。因而，把伯爵打得眼睛冒火星……’‘停一下，停一下，’妈妈喊起来，‘什么，打了伯爵的嘴巴，哪有这种事？’热血涌到我的脸上，我说：‘应该这样对付他，该死的下流东西！不准他下次再动手打佣人！’——‘哪里会有这种事情？我就不相信，你把书给我拿来！’妈妈说。‘书上不会有这些的！’我气冲冲地把书扔在地板上，叫道：‘如果书上没有这些话，这本书就算白写了！我要是仆人的话，我就要砸断他的全部肋骨……’
“同志们，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读到这一类故事时，我幻想着有这样一个仆人，他能还伯爵一拳。”
当话题转到尼古拉小时候淘气的一些情况时，奥列加·奥西波芙娜讲得更是别开生面，她的语辞里出现了独特的乌克兰式的幽默。
“你听着，我再给你们讲一出科里亚的拿手好戏吧。他在车站厨房里干活时还露过漂亮的一手。一天晚上下班后，他走进房间，大声地，几乎是在喊叫，给我讲起食堂里发生的一件事。我连忙打断他，要他小声点讲。而他好像故意为难，嗓门愈来愈高，几乎要大叫起来。然后一下跑到入口的门旁，使劲推了一下门，门敞开了。就在这一瞬间，发出了极为凄惨的叫声：‘啊，你这个爱讲故事的家伙，你发疯了！该活活烧死你，该死的东西！’我跑到门口，看到这样一副情景：女邻居站在那里不停地骂着科里亚，她额头上肿起一个大疱。科里亚忙赔不是，咕哝说：‘我真不知道你会站在这里……’“女邻居只好离去。我指责科里亚，但他对我说：‘没有什么关系，妈妈，我早就发现她在偷听，并透过门缝偷看——她对我们的生活很感兴趣。我就是想教训她一下。’
“第二天早晨，我听到敲门声，我连忙开了门。正是昨天的那个女邻居：‘你家的科里卡①在哪里？我要狠狠揍他一顿。’我回答她说，不知道。我说：‘如果您找到他，您就打吧！’而我内心却十分痛苦：要找到他可怎么办呢？他还会闯什么祸呀？我走到院子里，只见那里聚集了一大堆人，他们仰着头在看什么，而且还笑起来。我连忙问道：‘出什么事了？’‘没有什么，你自己看吧！’有人给我指着树上说。树枝上悬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好饶舌的娘儿们，今天等不到新闻。因为那个长舌妇被撞坏了。’——‘这是谁写的？’——‘还有谁？还不是您的科里卡！’——我真有点哭笑不得……“另外一次，发生了这么回事：有一次科里亚对我说：‘妈妈，我们商量一件事：我第二天该做什么，你头一天晚上就给我交待清楚。我一早就把它做好，以便能够挤出一些空闲时间。’
① 科里亚的小称。
“我真的这样做了。一大早他就干起活来。当他把活干完后，便高高地爬到树上看书。在那里看书的确谁也不会妨碍他。有一次，我叫他去小铺里买鲱鱼。尼古拉买鱼回来后，我看到他一手抓着鱼尾巴，另一只手十分珍惜地拿着那张包鱼的纸，这张包鱼纸是从一本杂志上撕下来的。他把这张纸补充了他的‘小图书馆’了！”
拉娅从奥列加·奥西波芙娜那里知道了科里亚童年生活的许多故事，了解到他的性格是怎样形成的。
“科里亚非常关心和同情别人。”妈妈回忆说，“他总是希望帮助我做些事情。米佳有时也帮助，但是他大部分时间忙于工作。当时我们住在舍彼托夫卡……我们自己有一幢不大的房子，我亲手把房子粉刷一新。刚刚粉刷完还没来得及洗地板，我就病倒了。科里亚下班后就洗起地板来。科里亚还没擦完，米佳也回来了。米佳没有脱鞋子就要进屋，科里亚挡在门口说：‘别进来，等我擦完地板你再进来。’米佳充耳不闻，非要进屋不可。科里亚又重复说：‘别进来，’但米佳置若罔闻，硬走进屋来。科里亚抓起湿淋淋的脏抹布，朝米佳打去。抹布飞起，污水点子溅在四壁上，把我刚刚刷白的墙壁弄脏了。我用被子蒙上头，差点哭起来……科里亚着慌了，向我跑来，吻着我，安慰说：‘好妈妈，亲爱的妈妈，别哭，明天我再刷一遍。’这时，米佳也来安慰我。我可怎么办呢？我得到了安慰。第二天，他们终于履行了自己的诺言：重新粉刷墙壁。‘妈妈，墙壁又刷干净了，而米佳我也给教训了……’”
拉娅还记得奥列加·奥西波芙娜讲的另一个故事，就是记不清是在1926年秋天听到的，还是更晚些。当时，奥列加·奥西波芙娜和他们同住在莫斯科和索契。下面是她讲的故事：
“有一次，我叫科里亚去铁路机车库给米佳送早饭。我嘱咐他哪儿也不要停留。时间过得很快，却不见科里亚的人影。我几次跑到篱栅门外去张望，看他回来没有。我开始心慌意乱起来，因为我知道他是没有时间去绕过整个列车，而是从车厢底下爬过去。这儿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故：列车开动了，而人被压在车轮下。我打算亲自到米佳那里去一趟。刚走上公路，我就看见科里亚走过来了。‘我真要揍他一顿！’我心里想着。他朝我慢慢走了过来，我走过去开始责备他。他劝阻我说：‘好妈妈，不要责难我吧，我不能很快回来，是因为我在回家的路上碰上一个妇女，背着很沉重的东西。她的一个肩上驮着两个装得满满的口袋，一只手还提着篮子，篮子里放着一只母鸡和许多小鸡崽，而另一只手还领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孩子在闹脾气，执拗着不肯走。这位妇女由于筋疲力尽，行走十分困难。他们是急着去赶火车的。正在这时候，好像和她故意为难似的，母鸡挣脱篮子跑了出来，小鸡崽也跟着飞出来，向四处飞跑。难道不应该帮她一下吗？我把小鸡和母鸡一只只抓住放在篮子里，把篮子牢牢捆好。帮她提着两个口袋，一直把她送到车站。’亲吻代替了打骂，我抱住自己的孩子连吻了几次。我是何等高兴啊！他是一个多么善良和同情他人的孩子啊！”
奥列加·奥西波芙娜性情温存，慈祥和蔼，态度严肃认真，不能不令人爱戴。拉娅对她依依不舍。当拉娅离开自己的亲人后，奥列加·奥西波芙娜就和他们住在一起了，她成了拉娅的第二个母亲。
她为自己的小儿子经受了很多苦难。直到她临终前，拉娅一直和她保持着书信往来。她的信使拉娅感到温暖亲切。拉娅收藏了奥列加·奥西波芙娜160封书信。尼古拉去世后，她在给拉娅的第一封信里这样写道：
“1937年1月8日。亲爱的拉娅：我没有一点力气对你描绘我的孤寂。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安静的、能够聚精会神地思考一些事情的地方。房子也是空荡荡的……”①
① 摘自奥斯特洛夫斯卡娅私人档案。
就在同年的12月，即奥斯特洛夫斯基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她给拉娅寄来了一首诗《回忆科里亚》。这个文化不高的妇女写诗是为了诉说自己心中隐藏的苦衷。
在严峻的战争年代——1943年，拉娅收到她寄来的一张合影，照片上有奥列加·奥西波芙娜、季米特里·阿列克赛耶维奇、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赛耶夫娜和她的孩子们。奥列加·奥西波芙娜还把拉娅和科里亚的照片贴在这张大照片的左上角。在相片的背面写道：“亲爱的拉尤莎，为博物馆寄上我们的全家合影，我希望在照片上有你和科里亚，如果你认为贴上不太好的话，你可以揭下来。但是，我希望我们都能出现在照片上，同时要写清楚，以便让参观者明白相片里的人都是谁。”②
② 录自莫斯科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档案室。
奥斯特洛夫斯基有一句名言是这样说的：“世上最可爱的人就是母亲——她的恩情我们永远报答不尽！”
1947年，奥列加·奥西波芙娜·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在索契逝世，终年72岁。
② 录自莫斯科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档案室。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