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邵逸夫是家喻户晓的人物。香港以至东南亚的居民，虽然不一定都认识他，但谁也不敢说没同他发生过“业务”上的往来。因为，邵氏电影公司的电影院遍布多处地方，总计达200家左右。每一天光顾这些电影院的观众就大约有100万人！在过去半个世纪以至未来的岁月中，只要你看电影，免不了遇到邵氏电影公司的影片！
邵逸夫从事电影事业长达半个多世纪，邵氏公司拍摄的影片已无法精确统计，单说他设在香港的邵氏电影制片厂，20多年来所摄制的影片就有1000余部。邵逸夫真是名副其实的“电影皇帝”！
邵逸夫名列香港十大超级富豪之中，曾有记者问他到底有多少财产，邵逸夫自己都说不清楚。不过据知情人估计，他的财产总数当在90亿港元以上。
电影皇帝邵逸夫的祖籍是浙江镇海。他1907年出生在上海，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他的父亲邵玉轩是上海有名的染坊老板，生意经营得很好，家里很有钱。邵玉轩好像就和电影有缘，有一次他与朋友出去游玩，一块看了场电影，立刻被电影吸引住了。当时电影刚刚进入中国，虽然还是无声电影，也被老百姓看成神奇的玩艺，谁都弄不懂那么一块白布上，怎么会凭空出现山水树木、活人畜牲！但邵玉轩与众不同，他在惊叹之余，马上去打听电影的知识，把它当作一个有利可图的行当！当别人还在为电影作口头义务宣传的时候，邵玉轩已经捷足先登，打起了电影的主意。1920年，上海“笑舞台”剧院的老板因为无力还债，只好把“笑舞台”抵押出卖。邵玉轩便派当律师的长子邵醉翁接收了“笑舞台”，不久就经营起电影片子的进出口生意，开创了邵氏家族电影事业的先河，充分体现了他作为精明商人的心计。
邵逸夫兄弟后来纷纷投身电影事业，无疑是父亲的影响。
邵逸夫的大哥邵醉翁，本来就十分喜爱戏剧艺术，常常自己写个剧本，让家里养着的演员排演。接触到电影之后，他就开始筹拍电影。几个小弟弟邵屯人、邵仁枚和邵逸夫更是高兴地整天围着他转。后来邵醉翁创立“天一影片公司”，几个弟弟也都加入进去。
天一影片公司所拍的第一部影片，就是邵醉翁自己编排的戏剧。这部影片花了邵家2000大洋，但就是这白花花的2000大洋，像雪球一样，滚出了邵家不可一世的电影事业！
邵逸夫进入“天一”，哥哥并没有让他当小老板，而是把他当成普通员工，分配他去干后勤。戏院的后勤很难搞，除了打扫卫生，管理演员的道具，还要随时打杂。摄影师和演员总是派头很大，把后勤人员支使得团团转。有时为了借一件道具，邵逸夫要跑几十里路。弄得不好就要挨骂，还不敢向哥哥诉苦，因为哥哥不但不会袒护他，还会责备他：“谁叫你那样笨？这点事情都做不好，还想干大事业？”邵逸夫是个好强的人，每次后勤出了问题，他总是自己承担责任，主动向演员、职员征求意见，取得演员的支持。半年以后，邵逸夫终于成了个好后勤！
后来，哥哥又把他派去放映组，专跑片源。两年以后，邵逸夫几乎于遍了天一公司的所有部门。正是这种全面的基本训练，使他后来主持电影公司时，什么问题都难不倒他！
天一影片公司属于小影片公司，这类公司当年过于追求商业利润，拍起影片来粗制滥造，弄得整个电影业的名声都不好，生意一落千丈，引起了其它影片公司的不满。1927年，领导中国影业的“明星公司”老板周剑灵联合“大中华”、“百合”、“民新”、“友联”、“上海”和“华剧”6家大公司，联手组成“六合影业公司”，与南洋影片商集团订合同，一致不买天一影片公司的影片。这就使邵家的天一公司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之中。
这时，邵逸夫的三哥邵仁枚接管了天一公司的营业经理职务。他比大哥更多些经营头脑，首先想到的是为公司的产品找到销路。他对着地图苦苦思索，究竟该向什么地方去谋求发展呢？邵逸夫在一边笑话他说：“你的手已经划到外国去了！”这句话反而提醒了邵仁枚。他说：“外国怎么啦？外国人也要看电影的么！”他认真分析说，东南亚一带华人多，中华文化影响也大，久离祖国的华侨思念家乡，也许那里正是国产影片的好市场呢！大哥邵醉翁也动心了，当即一拍桌子，说：“去！我们就是要打到国外去！”
邵仁枚带上几部天一公司的影片，乘船去了新加坡。可是，新加坡的各个电影院却像约好了一样，都不接受他的影片，理由是从来没听说过这家公司。邵仁枚焦头烂额地回到旅馆，一筹莫展。幸亏后来有热心人把原因告诉了他，原来新加坡的华侨多数是广东、福建人，排斥其它地方的人。邵仁枚一听有了办法，他发现新加坡华英戏院老板孔先生是宁波口音，便与孔先生攀乡亲。孔先生终于答应把戏院租给邵仁枚放电影。为了打响第一炮，邵仁枚煞费苦心，在影片上映之前大造舆论，使当地华侨都知道要放中国电影了；同时票价特别低廉，这果然吸引了大量观众，电影院所有座位爆满，还有人买“站票”进去。散场之后，这些人回去一宣传，使更多的观众拥来，情况比邵仁枚预想的还要好！
邵仁枚忙得不可开交，只得拍电报回国，要六弟邵逸夫来当帮手。
当时邵逸夫已中学毕业，见了电报，兴奋得立即赶到了新加坡。邵仁枚对弟弟抓得很紧，不是要他到报社去登演出广告，就是让他到街上去贴海报，尽量扩大天一公司的影响，招徕观众。最使邵逸夫终生难忘的，是和哥哥一起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搞流动放映。他们像苦力一样，扛着电影机和影片，在烈日下长途跋涉，深入到华侨众多的农场去放露天电影。那时的放映设备还很落后，要用手工一格格地摇片子，一场电影放下来，放映人都累得腰酸手痛。更要命的是蚊虫叮咬，奇痒难过。邵逸夫只好坚持一天两次冷水浴，又用胡文虎的虎牌万金油涂抹全身，总算走遍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大小乡镇。
兄弟俩越干越有劲，在新加坡站稳了脚跟，挂牌成立了邵氏机构，先后买下了美芝路的新娱乐剧院和曼舞罗戏院，专门上映天一公司的新电影。在艰难的创业过程中，邵逸夫明显地成熟了。于是，邵仁枚就把新加坡的事业完全交给了邵逸夫，自己又到马来西亚去开辟新市场了！
1929年到1933年，美国的经济危机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萧条。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受到冲击，许多工厂、商店相继破产倒闭，失业工人布满街头。人们连生活下去都感到困难，看电影的人自然大大减少了。有些电影院也不得不关门停业。邵氏机构同样面临着停业还是维持的问题。在这重大的抉择面前，目光远大的邵氏兄弟毅然决定坚持下去。他们认为，不管经济怎样困难，总还是有人要看电影的。他们一边让华英等戏院降低票价，吸引观众，一边努力拍摄观众喜闻乐见的影片。
也就在这时，知难而进的邵逸夫，提出了拍摄有声电影的建议。当时，西方已经有了有声电影，但中国和东南亚还停留在“哑巴电影”的时代。他说：“现在大家都困难，舍不得拍有声电影，我们正好乘虚而入，捷足先登！”三哥邵仁枚沉吟了片刻，鼓励弟弟说：“那你就动手干吧，我们会支持你的！”
然而真正动手干，事情却不是那么简单。有声电影究竟是怎么回事，邵逸夫头脑中也是一片空白，他要的演员没有，机器没有，音响设备没有，连资料都没有，他所知道的只有一点，就是这些东西在欧洲有、美国有。
邵逸夫决定去美国考察。没有飞机可乘，他只好坐轮船去，上了船就晕，吐得死去活来，差一点把命丢在太平洋上。到达旧金山时，他已经虚弱得不能走路，被人送进了一家黑人医院。可是他第二天就从医院里溜走了。
美国之行使邵逸夫大开眼界。他亲身体会到，美国确确实实是个富有的国家，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物资是美国生产出来的！这里不但有有声电影，还有富丽堂皇的电影院。想想东南亚那些一块白布当银幕、几排板凳坐观众的简陋影院，邵逸夫真是感慨万千！他发狂似地买了大批器材设备，又是一个月的远洋海轮，又是吐得昏天黑地。邵逸夫回到了新加坡，在他的电影院里安上了有声设备。
放映设备是有了，可有声影片还没拍出来。邵逸夫不得不自己坐下来写剧本。一写半个月，可是连自己看了都不满意。两只腿被蚊虫咬得吃不消，他只好打上一桶水，把脚泡在水里。遇到了难题，连个请教的人都没有，这方面中国专家还不曾出现，“吃螃蟹”的他是第一个；外国专家身边又没有，要专门从西方请一个专家养起来，他又负担不起！他只好一边继续拍无声片，一边摸索有声片的拍摄技术，训练人员，包括他自己。
多年之后，邵逸夫谈到他当时的心境时说，如果有声电影最后搞不出来，他就要去跳太平洋了！
后来，邵逸夫回到祖国，与粤剧表演艺术家薛觉生合作，终于拍出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白金龙》。有声电影放映出来，声情并茂，已经轰动一方；同时又能使许多买不起戏票的人能领略粤剧表演艺术家的风采，更是大受欢迎！观众对电影中的人说话都十分惊奇，只要一有声音出来，就大声欢呼！据说有一次在泰国（时称逞罗）放映时，观众硬是把留声机砸开，要看看是不是有人藏在里面。害得邵逸夫以后每次放电影都要派专人保护留声机。这部影片让邵逸夫赚了大钱，仅在广州放映的票房收入就是它全部拍摄成本的60倍。这一成功不仅使邵氏机构转危为安，而且也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有声电影的新纪元。
3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开始复苏，电影业的状况也同样有所好转。邵氏兄弟趁机放手大干，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建起了一家又一家电影院。同时，他们又向娱乐业发展，先后买下了新世界娱乐场、大世界娱乐场、快乐世界娱乐场等，而且越办越红火。邵氏三兄弟，大哥邵醉翁坐镇上海，三哥邵仁枚坐镇新加坡，六弟邵逸夫坐镇香港，呼风唤雨，相互配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邵氏兄弟在东南亚一带已经拥有139家电影院和9家娱乐场，成了声名显赫的大富豪。然而，残酷的战争彻底毁掉了邵氏兄弟苦心经营20多年创立的庞大产业。邵仁枚躲在一座古屋里，还是被日本侵略军找到，逼迫他到日军把持的新加坡戏院去服务，使他倍受屈辱。邵逸夫被扣上了“拍摄反日电影”的罪名，抓进了日本宪兵队，差点被杀害，幸亏他过去的几个职员设法把他保了出来。
战争终于结束了。然而邵逸夫的两位哥哥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恢复旧业的重担几乎全落到了邵逸夫的肩上。邵逸夫考察了澳洲和美国，迫切地感到，世界电影事业又上了一个新台阶，邵氏的电影事业不应该只是恢复旧业，而是要重新创立一个全新事业。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转眼10年过去了。邵逸夫也已年过半百。邵氏机构虽然早已重整旗鼓，但邵逸夫并不满意，他决心要寻找一个地方，实现他对电影事业的理想。
他最后选中了香港。1959年，邵逸夫在香港成立了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为了打好基础，扎扎实实地推进他的事业，他决定先在香港建立自己的电影王国。他乘着汽车在香港转了一整天，看中了清水湾附近一座半荒的山岗，于是投入巨资，将整个山岗买下来。紧接着，成队的机械开到了山下，将整座山岗削成平地，在这平地上筑起了一座电影城——邵氏兄弟电影制片厂。
拍电影少不了导演和演员。再好的设施，没有好导演、好演员也是空的。邵逸夫深感自己最缺的还是人才。他在报纸上大登广告，招聘人才。广告中说：“本公司有感于当今电影水准之低，决心改良设备，引进新技术，发掘制片人。本公司已选址清水湾建邵氏之影城，急需如下人才：制片、化妆、剪辑、配音及暗房等，公司将与同仁并肩奋斗，同甘共苦！”
尽管当时这类广告并不少见，但是邵氏公司的广告却收到了意外的成效。不久，陶秦、李翰祥、卜万苍、岳枫、罗臻、何梦华、严俊等名导演来了；林黛、李丽华、东蒂、张仲文、丁红、丁宁、陈厚、赵雷、关山等名演员也来了。此外，邵氏公司还物色到一大批摄影、制片、化妆、剪辑等方面的人才，不少剧作家也前来应聘。邵逸夫首先聘用邵文怀当他的《电影周刊》主编。《电影周刊》内容丰富，生动活泼，吸引了一大批年轻人，特别是“影星生活”、“邵氏明星”、“国际影坛消息”等栏目，使影迷们如醉如痴，紧紧盯住邵氏公司的新影片先睹为快。
就在这座电影城中，邵氏兄弟先后拍摄了1000多部电影，其中不少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打响邵氏影城的第一炮，邵逸夫亲自挑选剧本，从几十部剧本中，最后选中了描写貂蝉故事的《江山美人》，因为他预测古装片会受观众欢迎。然而财务人员一做预算，便劝邵逸夫放弃这部片子，因为至少要花100万港币！财务人员想的是，万一这部片子拍得不成功，邵氏公司就有瘫痪的可能。但邵逸夫想的却是，大胆起用年仅30岁的李翰祥担任导演。李翰祥果然没有辜负邵逸夫的厚爱，《江山美人》一炮打响，创当时香港电影票房最高纪录，并且囊括了第五届亚洲电影节五项大奖。这部电影不但使邵氏公司站稳了脚跟，也使李翰祥一举成名。
紧接着，邵逸夫又不惜重金，把《杨贵妃》、《梁山伯和祝英台》搬上了银幕。这两部倾注着邵逸夫心血的巨片上映后，在香港、台湾以至东南亚一带掀起了一股中国片的狂潮，观众简直为它着了魔。《梁山伯和祝英台》在台湾上映时，有位老太太居然连看了100多场。当时各种报刊争相发表文章评论邵氏出品的电影，欧美人也纷纷前来订购邵氏的影片。到70年代初，日本、泰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200多家邵氏影片的发行网点，专门放映邵氏公司拍摄的中国影片。用邵逸夫的话说，邵氏公司挂起了“太平洋银幕”！
60年代，是邵逸夫开创电影王国的黄金时代，邵氏公司网罗了大量编、导、演人才，每年都能拍40多部故事片。从1958年到1973年，邵氏公司拍摄的影片，在历届亚洲电影节中共得大小奖项46项，创下了中国电影史上的高纪录。
有人说，邵逸夫是世界上拍电影最多的中国人，也是世界上看电影最多的中国人。他每天都要看几个小时的电影，每年要看六七百部影片，最高纪录一天看9部影片。他投身电影事业长达60年，谁也没法计算他一共看过多少影片。他不但看自己公司出品的影片，也看别人的影片作为借鉴。有时他晚上有空，还会自己开了车到街头的电影院去买票看电影，其实他不光为了看电影，还注意看观众的反应。好的电影和差的电影，他同样注意看，因为他要了解，好电影究竟是怎样好法，而差电影又差在哪里。所以，他看每一部影片都是认认真真从头看到尾，瞪大眼睛注意银幕上的每一个细节。他在样片室中看样片时，不喜欢有人坐在他的前面，也不喜欢有人来打搅。据说有一次他正在看样片，有人从新加坡打长途电话来报告一说他的大儿子被绑架了，他也只是问了一句：“有没有受伤？能不能用钱解决？”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就挂了电话，继续看他心爱的电影了！
作为亿万富翁的邵逸夫，早已不把赚钱放在心上，但他对怎样花钱却很注意。有人说他是“不为赚钱为花钱”，他每年捐出的款都很惊人。早在1973年，邵逸夫就创立了香港“邵氏基金”，用于提高社会福利，援助需要援助的人。据统计，邵氏基金历年来捐出的款项已超过8亿港元。1985年以来，邵逸夫又多次捐款支援中国大陆兴办教育事业，到1992年初，他捐资兴办的教育项目已达84个，总额达5亿多港元。
为了表彰邵逸夫多年来对中国内地教育事业的大力支持，1990年6月，中国政府在香港举行了“邵逸夫星”命名颁授仪式，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冠名为“邵逸夫星”。
这位电影皇帝，将随着这颗行星的运转名扬千古！
（薛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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