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时代》周刊，是世界闻名的杂志之一，前几年它的封面上，曾刊登过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肖像。时代公司的老板兼总编辑亨利·鲁斯，在美国也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时代公司坐落在纽约大公司大银行集中的曼哈顿。在一座价值上亿美元的摩天大楼的第34层，鲁斯拥有一间雅静的办公室。室内最抢眼的是一幅整面墙壁大小的世界地图。除了《时代》周刊，鲁斯还创办了《生活》、《体育画报》、《建筑论坛》、《屋与家》等杂志，这些杂志在大约200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发行总数上亿份。
身为一个资本家，鲁斯与众不同的是，与他同一时代的美国人当中，只有少数几人能像他一样，靠笔耕创造出这样庞大的个人财富。除了上述期刊杂志，时代公司还拥有邮购书籍的部门、5家广播电台、6家电视台；好几家造纸厂、林地、油田以及各种各类不动产。
鲁斯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是，他在美国没有家乡。人们见面时会问：“你是哪里人？”一般情况下的回答总不外乎说或是加州，或是内华达州、华盛顿州什么的，而鲁斯的回答却是：“我的家乡是中国的登州。”鲁斯黄头发蓝眼珠大鼻子，一点中国血统也没有，怎么会是中国人呢？这还得从鲁斯的家世说起——
鲁斯的父母是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传教士。他的父亲温斯特牧师，毕业于耶鲁大学。而他的先祖则是英国的移民。温斯特牧师于19世纪末来到中国山东登州（1913年以前旧地名），在一所基督教学院里教授物理。温斯特在学校爱上了女青年会的伊丽莎白，结婚后生下了鲁斯。鲁斯的童年是在中国山东度过的，所以他称自己是个“中国佬”。
山东半岛伸入黄海中，登州这个古老的港口就位于它的海角上。这里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百姓善良。温斯特说服了好多美国长老会教友，出钱支持办了两所大学、鲁斯就出生在教会所在的泥砖墙之后，由一位名叫马提尔的牧师为他施了洗礼。根据当地习俗，外国人要起一个中国名字，鲁斯的中国名字叫鲁少义。他在会说英语之前，已跟着一个中国奶妈学会了中国话。
1900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鲁斯随家人逃到烟台难民营里，尔后又逃到韩国汉城。后来，八国联军以平定义和团为借口，大举侵犯中国，直扑北京。鲁斯一家又乘船返回登州，在潍县住了下来。
鲁斯自幼就非常聪明，下国际象棋时，大人们常常会输给他。他是一份男孩杂志《圣尼古拉斯》的忠实读者，10岁的时候，他写了一封信给这家杂志说：“亲爱的圣尼古拉斯：我是一个住在中国的男孩，家在潍县近郊，在一个大约两条街那么长、围有围墙的大住宅区里。这里住有8户人家，1所男女生兼收的学校、1所学院、1座大教堂和两家医院……”
鲁斯家所住的地方围有12英尺高的围墙，教士们在几乎与外界隔绝而经济又不宽裕的情况下，自己找些娱乐消遣。只要有一点什么才能，人人都毫无保留地献出来。这里有人演过话剧和音乐剧，鲁斯的父亲上台拉小提琴，他的妈妈就弹钢琴伴奏。鲁斯则开始了他新闻事业的首次冒险——办了一份名为《手》的男孩杂志，并且，这份杂志全是出自他一人之手。
鲁斯有时跟着父亲到偏僻的乡村去传教，中国农村的风土民情深深地印在他的脑子里。他常会看见村口路旁有一些石塔，贫民们无力养活的婴儿就被扔弃在石塔上面。几年后，鲁斯回到美国念书，学校里的同学戏喊他“中国佬”，并且取笑他，因为他们误以为他既出生于国外，那就是学校里唯一不具备当美国总统基本条件的人了。鲁斯反驳他们说：“我虽然出生在中国，却是在美国领事馆注册的，跟你们一样，当然也可以当美国总统。中国没有什么不好，我爱中国，也爱中国人……”
被同学们称做“中国佬”的鲁斯，冷漠、高傲而勤奋。他略带红色的眉毛已经长得突起，体格也越来越健壮。在学院举行的希腊文考试中，他的得分为全国之冠，这项成绩和荣誉，把校长感动得宣布全校放假一天。
鲁斯小时候因做扁桃体手术，落下个结巴的毛病。为了矫正口吃，他勇敢地报名参加辩论比赛，并且赢了两次。他担任校刊《哈区基斯文学月刊》的总编辑，把课余时间几乎全花在了上面。由于他想尽方法拉到一些美国杰出人物的稿子，对学校的活动加以批评、报道，并介绍一些图画的设计和表现手法，使得这份杂志成为全国最生动有趣的校园杂志之一。
在毕业班投票选举一些“最”字号同学时，“中国佬”鲁斯的排名如下——最聪明的：第三；最心不在焉的：第四；最具宗教热忱的：第六；最多才多艺的：第六；最不喜欢女人的：第九；最古怪的：第十二；最富活力的：第十二。至于“最可能成功的”这一项，鲁斯竟一票都没有获得。
鲁斯中学毕业后，进入了美国著名高等学府耶鲁大学读书。在美国，即使是富人的孩子也不肯依赖家里。鲁斯边读书、边勤工俭学，他兼任的工作是学生餐厅的经理和一个裁缝的委托代理。鲁斯的同班同学海登也同时考进了耶鲁。在中学时，海登是学校新闻周刊的负责人。这次，鲁斯和海登竞争耶鲁大学学生办的刊物《耶鲁新闻》董事会主席，海登得票最多，鲁斯紧随其后名列第二。海登当了主席，而鲁斯则当了编辑。
打从中学开始，鲁斯和海登就志同道合。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俩不得不去军营里接受军训。在军营里他俩下定决心，有朝一日出版一份期刊，把知识和消息广为传播，以开导人们、启发人们。当他们正要开拔去欧洲作战时，战争结束了。回到校园，他俩继续经营《耶鲁新闻》。他们扩大对世界时事的报道，针对时弊发表评论。鲁斯做得更“出格”，以致连海登都抱怨说：“中国佬鲁斯趁我不在，发了篇《小镇的记者》，惹来不少麻烦！”
但不管怎么说，鲁斯于1920年毕业时，还是荣获了一枚“菲贝塔卡巴”奖章，并被选为“最聪明的人”。海登也荣获了奖章并被选为“最可能成功的人”。
鲁斯和海登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便各奔前程。海登选了纽约的《世界日报》作为施展才华的地方。至于鲁斯，他从《耶鲁新闻》赚的钱里存下了4000元，再加上亲戚给的1000元，他利用这一笔钱，到英国牛津大学继续深造。他在牛津选修的是“十八世纪的欧洲史”。鲁斯把支付上学费用后的积余，都花在寒假和暑假的欧洲各国旅游上面了。他游历了巴尔干各国，还骑自行车巡游了匈牙利和德国。在罗马的一场美国学校的舞会上，他认识了一个来自美国芝加哥、名叫莉拉的女孩。对于莉拉，鲁斯一直保持着美好的回忆。1921年，鲁斯回到美国时，只带回换洗衣服、两撇八字胡和20美分。
鲁斯找工作的地方，正是莉拉小姐住的芝加哥。他在《每日新闻》找了个记者的职位，周薪16美元。不久，他又前往东部的巴尔的摩，当上了《新闻报》记者，周薪40美元。这时候，他的老同学海登也在巴尔的摩当记者，两个校友又恢复了竞争。由于同是记者，他们总是相互比赛，看谁发表在第一版的报道多，海登总是稍微领先。他俩既相互竞争又结成了联盟，闲聊时拟订了一份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海登给杂志起名为《事实》；鲁斯搭乘地铁上班时，突然来了灵感，想起了“时代”二字。第二天他告诉海登，海登同意了。
1922年，鲁斯和海登离开巴尔的摩前往纽约。他们在东17街141号一座废弃了的两层楼上，租下一间房间作办公室，创办《时代》周刊。办公室只能容纳两个人，可是他们还是让第三个人挤进来了，此人是耶鲁的同学苏得乐。苏得乐毕业后曾在芝加哥的公交车上卖票，此刻正失业。他俩让他人伙是因为他懂得些广告学。
在以后的8个月里，鲁斯和海登都在筹措办刊基金。一些新闻界前辈奉劝他们“别去搞”；筹措资金更是难上加难，他们几乎跑遍了全美国，从72个投资人那里筹到了8.6万美元。公司搬到了461号印刷贸易大楼顶楼的阁楼上，房子四处透风，条件非常艰苦。苏得乐吃不了苦，终于和鲁斯、海登分手而去。这一年秋天，他们聘请了耶鲁的校友罗尔参加编辑工作。鲁斯和海登都想当主笔，但经营也很重要。谁先当主笔呢？他俩协商掷铜板决定，鲁斯输了，从此陷入烦人的业务之中，直到3年后才换回编辑的座位。
在准备出刊的那几个月里，鲁斯家人除了妹妹还在中国，其他人都在纽约度假。这个运气对鲁斯来说真不赖，因为家里可以提供他免费的食宿。他11岁的弟弟雪顿替他们义务服务，帮忙跑腿。他妹妹伊丽莎白是女子学院毕业生，也为《时代》写了些尝试性的文章，后来又给他们写些书评。
1923年12月22日，鲁斯和莉拉小姐结婚了。后来生了两个儿子：亨利三世和彼得伯尔。婚后才发现，两人性格大不相投，做丈夫的准时、严肃得要死，而且不喜欢社交；做太太的则是无忧无虑的马大哈。鲁斯不爱闲聊，但每天下班回家，总是看到莉拉和一群朋友围着茶几聊天。
《时代》才创办的几年，获利微乎其微。直到1928年，才有了转机，这一年获利12.6万美元，从这以后，订数和利润直线上升。
鲁斯的好伙伴海登，发誓要在33岁之前赚足100万。他终于如愿以偿，在30岁时，属于自己的财产已是百万出点头，但他却没能受用多久。1929年2月，他感染了传染病，在度过31岁生日之后不几天，在医院里与世长辞了。
从过去到现在，几十年来，新闻界的人士仍在争论，《时代》的成功，鲁斯和海登谁的功劳最大。这个辩论是没有结果的，他们两人的贡献难分高低。有一位同行说得好：“也许是海登设计了教条，但是鲁斯却建了教堂。”
海登的死，使鲁斯非常难过。他捐了一半的钱，其余同事又捐了另一半，为当年耶鲁大学的《耶鲁新闻》建了新的办事中心，命名为“海登纪念馆”。在纪念馆大门口一方铜牌题了以下的字：“他的天才为新闻事业开创了新的形态”
痛失了好伙伴，鲁斯决心把已开创的新闻事业搞得更好，以完成海登的遗愿。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在纽约拥有一张日报。海登去世后不久，鲁斯又创办了一份《财富》杂志。鲁斯创办《财富》杂志的目的，是把目光盯向了商业界，他认为美国最优秀的人物都在商业界。他打算把政治、科学、法律、教育和艺术与商业连在一起。当然，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赚钱。
鲁斯知道光靠自己是办不了大事的，他注意物色选拔了3位像海登那样的奇才，他们是詹姆士·李宁、罗埃·拉森和查尔斯·史迪门。这3个人在广告推销、业务扩展与投资方面很有一套本事。
经过拉森的苦心策划，时代公司竟然扩展到广播界，然后是电影界。广播和电影使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时代》和《财富》杂志。鲁斯给时代公司写的一句广告词是：“时代在前进！”
1935年，时代公司拍摄的一部新闻影片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拉森真是乐不可支，因为许多影剧院的老板都争相购买他们的电影拷贝。
史迪门看上去矮小而又瘦弱，很少开口说话，但为公司当家理财却是好手。史迪门看中了南方休斯顿存家纸浆厂，就跟鲁斯建议，买了100万纸浆厂的优先股，帮纸浆厂建了一座造纸厂。造纸厂经过专门设计，生产时代公司几家杂志的用纸。这时候，时代公司又办了一份《生活》杂志，公司需要大量的纸张。时代公司为了满足造纸厂的原材料供应，又买下了60万亩林地。
鲁斯的事业蒸蒸日上，可是同妻子的关系却越来越差，他们终于分手了。不久他又和一个名叫柯莱尔的女人结了婚。柯莱尔是个剧作家，并且办了一份《浮华世界》杂志，自己担任总编辑。她是新闻、文艺界出名的美人儿，又很有经商和办刊物的才能，她和鲁斯可以说是志同道合。婚后，柯莱尔开始插手《生活》杂志的事。老板的老婆当老板，可不是时代公司的工作人员高兴的事。当柯莱尔明白工作人员的想法之后，便放手不管了。但是，她的才华却不愁没有出路。3天之内，她就写成了一个戏剧剧本《女人》，演出后获得了成功，欧洲各国竞相演出。她后来写的两部剧本《吻别男孩》和《错误边缘》，也造成了轰动。此外，柯莱尔还写电影脚本，写书，给报纸写专栏。柯莱尔喜欢冒险，她驾驶飞机、带猎犬打猎，还有什么潜水、演戏、书画和雕刻……什么都喜欢试试。
《生活》取得了很大成功，它改变了时代公司。鲁斯说，《生活》杂志使得公司“由一个大的小企业变成了一个小的大企业”。到1939年的时候，《生活》杂志的发行量已达到200万份，从那以后，它就一直朝前飞奔，最后，终于在发行数量和广告数量上，超越了全美的其它杂志。它的读者，占全美国10岁以上人口的20％。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代》杂志便在新出版的一期推出一个新的版面，题名为《世界战争》，并写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字眼，这是许多美国人还不能接受的事实。这个新的专栏在大战期间一直保留着，它所刊登的一些战争报道，是新闻同行中最出色的。
鲁斯夫人柯莱尔以《生活》杂志通讯员身份，在欧洲四处奔走。当德国侵占丹麦时，她打电报给鲁斯，约他在巴黎和她会合。鲁斯赶到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和妻子一道住进了美国大使馆。就在当天晚上，德军进行了空袭，炸弹就扔在大使馆对面的公园里。鲁斯设法弄了一节车厢，和妻子一道前往巴黎。他们临走时都没来得及收拾行李。在巴黎，鲁斯把太太留下，让她继续做前线报道，他自己则乘船回到纽约，把亲身所见所闻写成文章，警告国人，面对法西斯的战争威胁，绝不可以麻痹大意。
鲁斯太太在大量采写新闻报道的同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大战期间，柯莱尔当上了参议员。到了1959年，她又经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名国会通过，担任美国驻意大利大使。在当时的美国和世界各国，一个妇女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还从来没有过。鲁斯掩饰不住他骄傲的心情，在华盛顿一家豪华旅店里，专门为妻子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庆功宴，参加的有时代公司的高级职员和著名的政客们。
鲁斯陪同妻子去罗马上任。为了能在罗马经营时代公司的业务，同时又不使大使馆和公司的职员感到尴尬，鲁斯在大使馆附近租了房屋办公。为了使鲁斯夫人更好地完成大使使命，美国外交部特地任命鲁斯为荣誉大使。
柯莱尔51岁生日那天，从纽约的丈夫那儿，收到了一封神秘兮兮的电报：“祝我的玫瑰夫人生日快乐”。等这位女大使走进私用的客厅里时，客厅里已经装饰了一幅她的全身画像。她穿着绿色的中国旗袍，衬着玫瑰色的背景。鲁斯对妻子一往情深。在柯莱尔后来担任驻巴西和玻利维亚大使时，鲁斯一直协助妻子工作。这对夫妇，一个是出版家，一个是女政治家，在公共场合里，彼此说话的语气，拘束得就像机关里的同事一般。但是，他俩的个性都很强烈，私下里经常抬杠是难免的。经过许多年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感情却越来越深了。
1958年，鲁斯断断续续地害起胸痛的毛病，经医生诊断，他患的是狭心病。在他患心脏病之后，他便开始物色接班人。有人向他推荐了一个名叫董诺凡的年轻人。董诺凡毕业于牛津大学，在时代公司的《财富》杂志从作家做起，一直做到公司的编辑指导，地位仅次于鲁斯，年薪10万美元。鲁斯提拔他为公司总主笔，自己则退居二线，担任荣誉职务“编辑主席”。
1967年2月28日凌晨3点，鲁斯因冠心病去世，享年69岁。整天陪伴着丈夫的柯莱尔泣不成声地告诉大家：“亨利已经去了……”
时代公司这个庞大的出版王国的创始人，就这么与世长辞了。时代公司的资产已达到69亿美元。有人说，美国总统掌管着政府的行政大权，而鲁斯的《时代》，却足以左右美国的最高行政、立法和司法大权。言下之意是，鲁斯对美国人心影响的深刻，十足凌驾于美国政府之上。难怪约翰逊总统在给鲁斯夫人的电话里说：“整个华盛顿都感到悲哀，因为他真是个杰出的人。”
一架公司的飞机把鲁斯的遗体运往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当地教堂再把他运往梅普金。根据鲁斯生前的遗愿，他将长眠在那里。而同时，在纽约麦迪逊街，鲁斯曾做过43年礼拜的长老会教堂里，李德牧师为他举行纪念仪式，这一天正是《时代》出刊44周年。大约有800名各界人士来到教堂里，其中有州长、参议员、经济和工业界的领袖们、出版家、作家、教育家和学者。而1200名公司员工，则聚在时代公司大厦的接待室和礼堂里，收看实况转播。
同一天，鲁斯遗属前往梅普金参加葬礼。神父安详地告诉鲁斯夫人，订做巨大的大理石十字架，还剩下一半材料，将来可以留给她用。柯莱尔说：“这个主意很好。”
（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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