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尼西亚，建源公司与黄氏家族的影响已经烟消云散了，但年长的人都还记得，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这个公司及这个家族曾有过一段令人瞩目的辉煌。
建源公司以经营糖业为主，它的创始人黄志信是一名华侨。
黄志信1835年出生于中国福建同安县。他的青年时期，正是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蹂躏的时候。厦门地区出现了小刀会这样的民间反帝组织，吸引了厦门、同安一带的农民、渔民和城市贫民。黄志信也参加进去，并担任管理后勤粮草的军需官。后来，起义失败，黄志信等人乘船出逃，到了印尼爪哇岛。在这里，他以做小买卖起家，渐渐发达，到1863年，他的资产已达上百万荷盾。
从那时起，黄志信就创建了“建源栈”。当时，印尼实行开放政策，他把爪哇出产的蔗糖和烟运往中国，再把中国的茶叶、丝绸、香料等运回印尼，后来又经营大米。这种海上贸易使他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到19世纪末，他已成为南洋著名的华侨巨商。
黄志信的儿子黄仲涵1866年出生于印尼三宝垄市，当时印尼是荷兰殖民地，但华人所占人口比例很大。在华人社会中，多数人还是用家乡语言，很多人不会讲当地的印尼话。黄仲涵从小与当地人接触较多，能操一口流利的印尼语，这非常有利于他在当地的商务活动。
黄仲涵天资颇高，办事精明，黄志信看出他有经商的禀赋，便更加精心地教导扶持。在黄仲涵24岁时，父亲把经营管理权交给他，并将建源栈改组为建源贸易有限公司。
1893年，荷印殖民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经济，政策上作了一些修订，诸如放开自由贸易，取消强迫种植甘蔗等等。黄仲涵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立即调整了建源公司的生产、贸易比重和经营结构，从1894年起，他发展大面积的甘蔗种植，并先后投资兴办了巴基斯、里约阿贡等5家糖厂，总投资约为1000万荷盾。其中里约阿贡糖厂采用当时最先进的电气碳化设备，能够加工生产优质白砂糖，令同行十分羡慕。
黄仲涵的事业青云直上，不到10年时间，他的糖厂年产量已达到15万吨。可是，正当他一帆风顺迅速发展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英国和荷兰政府将本国的船只都征调回国运送战争物资。这样一来，爪哇的航运秩序便被彻底打乱，三宝垄海口码头上，华商的货物堆积如山，茫茫海面上却看不见一艘货船。
蔗糖无法运出，爪哇的糖商们纷纷降价倾销，一时糖价大跌。作为爪哇最大的出口企业，建源公司的损失更是惨重。眼看着大厦摇摇欲坠，黄仲涵心急如焚。他决定组织一个糖业股份公司，向荷兰商业银行借贷以缓和危机。然而，当时的荷印殖民统治者对华商企业有许多限制，从各方面予以刁难，荷兰小公银行更是落井下石，趁机提出许多令人无法接受的苛刻条件。黄仲涵放弃了对殖民主义政府的幻想，转而召集各路糖商，连续开了十多次同行业会议，群策群力，终于找到克服航运停滞的办法，渡过了难关。
战后，欧洲物资极为短缺，砂糖也属奇缺商品，价格比战前翻了四五倍。乘着这股“西风”，黄仲涵空前地扩大糖业生产，并迅速地打进欧洲市场。当时，在欧洲的每一个国家里，到处都可见到黄氏企业白花花的砂糖。不用说，建源公司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几年中，黄仲涵的资产也翻了几倍，他成了印尼地位显赫的大企业家。
1918年，黄仲涵在克列贝特创建了东南亚最大的木薯粉厂，还有占地2000万公顷的种植园。雇员近4000人，年产量达27万担。木薯粉主要市场也是在欧洲。此外，黄仲涵还经营橡胶、咖啡、木棉、花生、蓖麻粉、香茅油等。
黄仲涵在雅加达、锡江、万隆、棉兰等印尼各大城市设立了办事处和分行，以扩大贸易。在荷兰鹿特丹、英国伦敦、马来西亚的核城和恬保以及新加坡也设了办事处，黄仲涵的经营范围扩展到全世界各地，仅伦敦分行每年销售的货物就达14.5万吨。
建源贸易公司的日益壮大，需要相应的金融机构。1906年，黄仲涵动用400万荷盾创建了建源银行，随着他的资本日渐雄厚，又增加了水灾和人寿保险等项目，同时还代理经营其它保险公司的业务。另外，他在航运业方面也颇有发展，他的船队成为荷印华商航运业主力。制糖业更是独霸一方，仅5家糖厂资产就达4000万荷盾。
不少人认为，黄仲涵的成功是因为他比较幸运，他从父亲那里接手时，建源栈已具有相当规模和良好的信誉。黄志信是在建源栈经营最好的时候交到儿子手里的，他有多年建立起来的完整的贸易网络和充实的资金，这些都为日后黄仲涵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印尼，黄仲涵是印尼华侨最先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的人，他早在20世纪初就认识到，要发展事业，人才是根本。建源公司的各个重要部门，都选用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很高业务水平的人担当领导职务。他既不排斥从欧美各国聘请技术人员来参与管理，更重视华侨专业人员的培训。他从自己的公司里挑选优秀的青年，千里迢迢送到欧洲各国去学习，也让他们接受西方的思想文化。有人说他是个数典忘祖的“洋奴”。可他并不在意，依然我行我素。他的糖厂是印尼最先使用电气设备和流水作业法的，由于敏锐地接受新事物新观念，使得他在糖业的竞争中独占鳌头，创建了一代繁荣辉煌。
1924牛，黄仲涵去世时，人们对这位巨富到底留给子孙多少遗产众说不一。一般认为他大概有2亿荷盾资产。这在当时，几乎是个天文数字。黄氏家族的第三代人黄宗宣、黄宗孝等人主持的建源公司已是国际的大公司，不仅在印尼、在东南亚有巨大影响，在全世界也是炙手可热的大富豪家族。
在荷兰殖民主义者统治时期，印尼华侨被列为第三等人，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对他们征收的苛捐杂税更是多如牛毛。甚至，华侨所到之处都要缴费领取路条，否则便受重罚。警察对待华侨和印尼当地人是完全不同的态度，在华侨面前，他们的话就是法律。殖民政府还规定了许多莫名其妙的禁令，其中有一条是华侨不得穿西服。黄仲涵对此极为愤慨，他通过律师交涉，迫使政府取消了这条禁令，又带头穿起了西服。
随着黄仲涵财势日渐壮大，荷印政府对他的财产垂涎三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们就以种种借口和手段企图扼杀建源公司，只是由于黄仲涵的精明顽强，一直没有得逞。
1917年，荷印政府以征收“战时所得税”为名，规定经营者从战争开始时年获利达3000万荷盾以上者，必须缴纳30％的税，乘机大肆劫掠；1921年，又要求黄仲涵缴纳3500万荷盾“战争税”和“收入税”。然后又说，如果黄仲涵感到力不能及，政府愿以700万荷盾的代价收购黄家企业。此时，黄仲涵已经看清了殖民政府的贪婪与无耻，他清醒地认识到对方的目的是为了扼杀华侨资本，占为己有。他严辞拒绝了。
黄仲涵去世后，年仅25岁的黄宗宣和19岁的黄宗孝主持建源公司的经营。这兄弟俩既没有父亲和祖父的魄力，也没有那样的幸运。1924年，席卷欧美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经济危机也殃及建源公司，整整两年时间，建源公司处于停产关闭状态，企业元气大伤。黄宗宣灰心丧气，对前途失去了信心，于是，他退出了建源公司，带着属于他的那份资产，另谋出路去了。这对公司来说，无疑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从此以后，建源公司的重担就落在黄宗孝一人身上。他振奋精神，力挽狂澜，但经营刚有了点起色，二战恶魔又降临了。日寇侵占了东南亚，印尼也不可避免地处于日寇的铁蹄下。稍有恢复的建源公司再次面临危机。
好不容易熬到1945年，日本投降了。获得独立的印尼政府采取了扶助本土居民的经济政策，对华侨经济实施打击和排斥。黄宗孝奋力拼搏，却不幸于1950年突发心脏病而离开人世。此时，黄氏家族没有一个能够挑起这副重担的继承者，又缺乏专门的经理人才，黄氏后人眼看着建源公司江河日下，无力回天。
1961年7月10日，印尼三宝垄经济法院以“偷漏重税”、“违反经济法令”为由，接管了建源公司，这个光耀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黄氏家族企业从此便销声匿迹。虽然在印尼以外其它各地还有黄氏后人经营的“建源私人有限公司”，却终究难以再成气候。黄仲涵当年盛极一时的事业只有在旧报刊和三宝垄的史志中才能看见了。
（孙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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