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我们爱父母，爱子女，爱同伴，爱朋友，我们说，我们爱莫扎特，爱玫瑰，爱落日，爱跳舞，爱唱歌，爱烹饪，爱园艺，我们还说，我们爱吃巧克力，或者爱看富于激情的书。我们用爱来涵盖一切使我们感觉良好的事物，尤其是那些使我们感到与同类息息相通的事物。
的确，在进化过程中，大自然通过脑吗啡和其他神经吗啡（科学家不久前才开始研究它们）等化学物质，使我们这个物种具有巨大的能力从性爱、仁爱和被爱中获得快乐。如果没有最起码的关心，人类便无法生存。科学家最近证明，我们不仅在儿时，而且在整个一生中都是如此。
于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医学论文讨论爱的治愈能力。迪恩‧奥尼什医生在《防治心脏病》一书中引用了耶鲁大学医学院的一项研究。该项研究表明，“较多感受到爱和帮助的人，冠状动脉硬化的发病率较少”。无独有偶，一九八八年《科学》杂志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援引了六十二项研究，“有力地证明”良好的社会关系（婚姻、朋友、家庭和社团关系）有助于手术后的恢复和慢性病以及传染病的治疗，而缺乏良好的社会关系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因素之一。
也有科学依据证明，关心他人有益于我们的健康。密歇根大学研究调查中心于一九八八年对密歇根州特卡姆瑟的二千七百人进行的一项为期十年的跟踪调查表明，定期的志愿工作能够有效地延长寿命。在男子身上，效果尤为显著。男子在家里通常不太料理家务，然而研究表明，十年来不做任何志愿工作的男子，其死亡率比每周做一次志愿工作的男子高两倍半。
其实，这一切我们都有亲身体验：善待他人时，我们会觉得很高兴。这也证实了神经生物学家罕伯托‧马特拉那的观察：我们人类“需要爱，得不到爱，我们的健康就会受到损害”。这甚至能够证明我们刚刚开始认识到的一个事实：要治愈我们自己，首先要治愈我们的社会。
我们从昏睡中醒来，逐渐认识到，几千年来我们建立的社会结构和制度阻碍、歪曲和遗忘了人类对于爱的渴望。如今，我们从世界上的大屠杀中意识到这一点，这种心狠手辣的屠杀持续了近五千年。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从电影和电视萤幕上的野蛮和恐怖中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从挥之不去的统治关系经济制度和行为中意识到这一点。在这种制度下，人们变得麻木不仁，互相伤害。这样的行为，如耶稣预言的那样，会使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儿还难。我们从那些残忍的、麻木的家庭关系中意识到这一点，这种家庭关系遏制了我们与生俱来的爱的能力。我们也从大众传媒，甚至我们最推崇的某些爱情经典里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在电视萤幕上看到，像《娶了一家子》这样的情景喜剧，以“令人发笑的”打情骂俏和麻木不仁来描写婚姻爱情。在《那就是爱情》之类的娱乐剧中，主人翁则毫不示弱地污辱、糟贱他们的“挚爱亲朋”。再看看我们的经典著作吧，《罗密欧与朱丽叶》，讲述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和一个十五岁的男孩的“爱情”故事，他们几乎素不相识，却为“爱”而死；《奥赛罗》里的主人翁为了“爱情”滥杀无辜──幸好没有把这些当成健康爱情的榜样。此外，还有无数专门写给女性看的肉麻兮兮的言情小说，一大堆无望的爱情故事（从《齐瓦戈医生》到《廊桥遗梦》）以及《钢琴课》之类的电影，其中的女主角爱上的男人，要么是冷酷粗野，有性欲狂倾向；要么是感情脆弱，简直像紧张症患者。
然而，尽管性爱被描写成面目可憎的样子，尽管那么多不健康的暴力行为纷纷打着爱情的幌子──也许正因为这样──今天，成千上万的女性和男性不再买旧文化道统的账了。不过，对于传统文化所定义的浪漫爱情的批评，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也没有人做改变两性和家庭关系的尝试。直到今天，我们已从当代意识和两性革命的第一阶段进入了第二阶段，焦点才从统治关系转移到伙伴关系的亲匿关系行为模式上来。因为只有现在，人们才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尺度重新衡量并试图改变社会制度和我们的日常个人行为。
新闻媒介所报导的仍然是解构──譬如，随着科技和社会的迅速变化，离婚率迅速升高。显然，个人和社会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但对许多人来说，旧制度形式的瓦解所带来的不是危机，而是新的创造机会──一个展望和创造更健康、更令人满意的个人和社会关系的机会。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称之为性关系转型──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众多的男女被我们这个时代席卷社会的运动激励着，自觉地抛弃旧的方式，重新学习爱的艺术。
有些人搞起了个人、家庭和小组疗法──以自助的方式进行转变，由从前的助人“适应”，到怀着更大的同情和仁爱，助人找到更健康的生活和爱之道路。另一些人搞起了形式多样的自助小组，推翻了女性必须忍辱负重，男性不能“儿女情长”这样的传统观念，并且帮助人们学会关爱每个人“内心的稚童”。还有些人依靠数不胜数的书籍，这些书帮助人们学会自尊，进行自我治疗，以及改善人际关系。此外，还有数以千计的工作间，如今已形成一种新兴工业，旨在帮助人们获得正确的态度和技能──譬如，积极的倾听，肯定的态度，当然，最重要的是同情──建立真正友爱的关系。
不仅如此，今日进步的教育者在现代教育史上首次提出进行爱的教育──有时称之为情感启蒙──帮助学生学习生存和交往的方式，使他们更适应伙伴关系社会，而不是统治关系社会。这种教育能使我在本书中提到的由痛苦向快乐的转化成为文化转型的关键因素，但是，现在它刚刚以极为缓慢的步伐迈入学校的课程之中。然而，丹尼尔‧哥尔曼在他的《沟通：社会和情感教育通讯》（耶鲁儿童研究中心出版）中写道：“被称作‘情感启蒙’的以情感和社会能力为中心的”课程正逐步地在私立和公立学校中开设。
譬如，在波特兰杰弗逊中学，奥里根、比尔‧比格罗和琳达‧克里斯坦森数年以来，通过他们称之为“内心独白”的教学方法，教育他们的学生在学习文学和历史时采用移情方法，即他们鼓励学生从“历史、文学或生活中”的不同人物或角色的角度来思考。他们设计了“新学习中心”K‧S‧麦科恩（Karen Stone McCown）发明的自我科学课程，以“提高作为整个教育之一部分的儿童的社会和情感能力水平。”他们还设计了另一项计划来“激励传统的学校教育通常所忽视的智力维度：对他人的敏感性、自我理解和直觉、想像和躯体智慧”，现在这项要求已经成为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卡十字路口中学六年级至十年级和高级中学的必修课。
尽管遭到许多反对，性教育──旨在帮助儿童更好地了解他们自己的肉体和亲匿关系，并识别和避免性骚扰行为──在学校中也越来越普遍。尊重多样化教育，以同情和尊重对待与我们不同的人的教育，以及道德教育，树立新的互相关心而不是互相压制的道德观教育，也正在步入我们的课堂。在新开设的课程中，还有儿童护理所需的情感和实用技巧。结果，男生和女生同样喜爱这门课程。
譬如，在一九七九年，学做父母的教育开始在萨利‧斯盖特古德的立法提案权中提出，因为她被“下述事实所困扰，即养育子女有可能是人类的大多数将要从事的最困难的工作任务，是对于社会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任务之一，然而它却被我们的学校教育所忽视。”如今在费城九所贫穷的犹太人区公立学校中已开始讲授这方面的课程，从幼儿园到中学，所有教育机构都帮助孩子们不仅学习伙伴关系的技艺和乐趣，而且学习与之有关的种种责任。这些班级，正如迈雷姆‧米德齐安（Myriam Miedzian）所写的那样，还有助于降低少女怀孕以及一代又一代在身体和情感上虐待儿童现象的反覆出现。
人们一贯认为，教养子女是为人父母者，尤其是母亲天生就会的，但米德齐安却发现这种看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非常危险。米德齐安指出：“大多数父母具有爱子女和哺育子女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可能正常发展，也可能发育不良或受到扭曲，这全看我们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以及我们幼时父母是如何教养我们的。不幸的是，在传统的儿童教育中，爱常常要以无条件地服从长辈为前提，而且是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这种教养儿童的方式，只会助长青少年时期和成年时期在性关系上的统治和暴力倾向，因此，向家长和儿童讲授为人父母之道，是有效地进行性爱和情爱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是我们现代的性革命进入第二阶段的标志。这也是建设一个更和平、更公正的社会所需要的教育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看来，以各种形式重新学习爱的艺术，是从怎样作对子女更有爱心的父母开始的。这并不是在基础课程安排有剩余时随手加上的花边。如果我们真的想建设一个更民主、更少暴力、更加文明的社会，这便是一门必修的基础课。在经过许多世纪的统治关系社会化之后，任何人如果想要解放我们肉体的每一个细胞、神经和组织，彻底地体验和表达人类渴望互相沟通的强烈愿望，都需要学习这门课。因为根据对爱的心理学研究，我们与我们的养育者之间的关系，将严重地影响我们今后的亲匿关系。它甚至会影响我们与自身的沟通。新的教育方式教会我们建立伙伴关系的亲匿关系而不是建立统治关系，这种新的教育方式现在已经开始有了立足之地，它会帮助我们接受并爱我们的肉体──莉塔‧福雷曼在她的《肉体之爱》中说，这是我们对爱的新理解的另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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