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这一物种出现以来，我们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变化几乎都是人类所为。环顾我们四周，这一切便昭然若揭──我们不仅创造了我们居住于其中的城镇，创造了我们乘坐的火车和飞机，创造了供我们坐于其上的椅子，创造了在上面写字的桌子，创造了烧饭盛菜的锅碗碟盘，还创造了政府、宗教、学校、商业和法律，当然还有神话故事、象征和偶像。所有这些都是人类的创造物，它们还可以被再创造──在人类历史上，不同地方的人在不同时刻确实进行了再创造。
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听到人们大声疾呼，再造一切──我们的社团、政府、学校，甚至我们的爱情和性爱──以迎接时代的挑战。但是，我们若要再造基本价值观念和制度，就不能不再造我们的创造力。
目前，所谓创造力仍是统治关系社会意识形态结构的产物。首先，创造力被定义为高于“普通”人和“普通”生活的能力，只有那些高高在上的少数奇才才能获得，而他们创造出来的也只是一些摆在博物馆或别的什么特别场合供人观赏的稀罕物，或者是一些用来革新生产技术或破坏技术的玩艺儿。没人区分那些能扩大人们的生活空间，提高生活质量的发明，和那些限制人们的生活空间、甚至能更快地杀人害命的发明（譬如纳粹发明的屠杀营）。也没人注意创造力的社会环境（戴维‧洛伊称之为社会制度中哺育创造力的“女性”基质）或协作的创造力。
这样一种处处受阻而又处处阻碍他人的定义，在一个男性高于女性，少数男人高踞于所有人之上的社会中是合理的。但是，在一个以伙伴关系为中心的社会中就行不通了。因此，人们对创造力有了新的理解，那些着力培养创造力的创造力研究者、艺术家和管理人员是如此，那些千千万万的“普通”女子和男子亦复如此。
这种新观念认为，每个人都具有创造力，只是每个人的创造力各有不同（和人类的其他能力譬如举重和跑步一样），人们可以发展它，也可以扼杀它。此外，正如阿尔封斯‧蒙突利和依莎蓓拉‧龚迪在其著作中所说，创造力可以体现在各行各业中，不仅仅限于艺术家的工作室或火箭科学家的实验室。这样一来，什么是“创造力的产物”，什么不是，就有了新的划分标准──当代艺术中已体现了这样的新标准──“普通”的创造力，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发明，才是最伟大的创造力，因为它能够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更多的意义，甚至使我们的生活更神圣。创造力一词也不再不分青红皂白地用于一切发明，人们不再用创造力来称呼那些以加强统治、帮助屠杀为目的的发明。创造力专指那些具有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的发明。
但是，这种新观念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强调创造力的社会环境，强调帮助或妨碍我们发挥创造力的因素。不仅如此，它还强调我们今天所谓的社会创造力：对于社会制度、信仰制度和神话故事的创造。换言之，这种新观念认为，人类在地球上的探险从一开始就是社会发展的共同创造者。这种观点为我们的研究和实践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人类从诞生伊始便开始了探险的历程，然而人类学会计时（人类的又一项发明）才不过二万五千年左右。在二万五千年以前，我们的旧石器时代的祖先创造了西方第一件伟大的艺术品，成双成对的雌雄动物和人物是那时最重要的主题。大约在二千五百年前，女神和她的神界的情人终成眷属的神话故事，以及女性创造力的神圣偶像，渐渐地从西方文化意识中消失。
如今，我们的神话故事和偶像更多地宣扬着死亡、惩罚和痛苦，而不是性爱、生育和快乐。阳春三月，我们不再欢庆生命的复苏，我们也不再将阴门和阳具视为神圣的偶像。在现在的宗教神话故事中，昼明夜暗，暑往寒来，特别是大地上的植被衰而复荣，这一切都不再与人类的生死循环相联──万物生长于其上的地球曾被描述成一位伟大的母亲，万物皆归于她的子宫，而后获得再生，就像植物的循环；然而，我们不再有这样的神话故事。
但是，近二十年来，我细读了西方最古老的偶像和神话故事，不禁对这样一个事实惊诧不已：我们这个时代涌现的新思潮，其实大多植根于远古以伙伴关系为中心的文化之中。这样看来，“新精神”不再将男性捧上天，女性及自然受到尊重，这一切并非前所未有的创造。不仅如此，人们日益觉悟的性爱与情爱之间的联系，也是古已有之。
同样令人吃惊的是，我们的祖先视我们的大地母亲为活生生的、有着奇妙的内在联系的整体，同样的观点如今又在大众意识、乃至科学理论中重现，譬如“盖亚假说”──盖亚是创造女神的希腊语名字。在一个更大的语境里，那些铺天盖地的标语，像“热爱你的地球母亲”，还有“尊敬我们的地球母亲”，如果同视地球为神圣母亲的远古信仰相联系，便会获得更深远、更实在的意义。甚至那些环保招贴画也与远古的艺术形象存在著相似之处──克诺索斯壁画中美丽的海豚酷似我们常见的海豚图案。
总之，无论是在我们祖先的生态意识中，还是在他们更加以自然和肉体为中心的爱情中，西方史前社会似乎早已有过我们现在为之奋斗的以伙伴关系为中心的世界。然而，古时对于女性肉体的崇拜并非凭空而生，同样，今天新的更符合伙伴关系而不是统治关系社会结构的信仰、偶像和神话故事，也是在我们耳闻目睹的个人、文化、社会和经济的变化中产生的。
在过去三个世纪中，世界上至少一部分地区的人们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然而，问题在于，在我们的主流文化中，神话故事和偶像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统治关系而不是伙伴关系。这一部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新思想和新发现总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被已有的知识和真理所接受。但是，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旧的统治关系模式的神话故事和偶像牢牢地箍制了我们的想像力，尤其是箍制了众多文化守门人──学术、宗教、经济和教育机构，特别是书籍、杂志、报纸的出版商以及电视和电台的新闻、娱乐节目以及电影制作人──的想像力。
结果，我们的主流文化中大多数偶像和神话故事仍以维系统治关系社会结构的因素为中心：肉体的痛苦或这种痛苦的威胁。不幸的是，在一个由男性统治的时代，一个视暴力为天命的时代，我们的宗教偶像也无一例外地都是这样。
因此，我们的宗教偶像很少让人觉得平易可爱，这实在不足为奇──尽管我们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便会大惊失色。在我们的神像中找不到性爱或性的快乐，因为只有以生育为目的的性关系才勉强得到神父们的宽恕。基督教的许多宗教形象所表达的不是快乐，而是痛苦和残忍，理想化的甚至是被神化的磨难（基督教里有无数殉难的先知，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宣扬的也是这种磨难）。在我们的宗教里，即使亲子关系和兄弟之情也不免染上暴力的色彩（譬如该隐和亚伯的故事），或是机械地服从父母的至上权力（耶稣顺从地引颈就死，亚伯拉罕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儿子献给上帝，这常常成为画家的题材）。不仅如此，我把从中世纪早期到当代的圣母与圣婴画像细细地看了又看，却发现从许多绘画中丝毫看不出母子之间的温情。
由此看来，我们的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为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创造更符合伙伴关系，而不是符合统治关系社会结构的神话故事和偶像。在这些神话故事和偶像中，唱主角的应该是给予和接受快乐与仁爱，而不是制造痛苦，也不是忍受痛苦──在我们这个时代里，统治和征服的老传统已经越来越功能失调，甚至即将自取灭亡。如果我们想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将人类探险继续下去，这便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这是一项艰钜的任务，它会遇到来自外部以及我们自身的重重阻力。然而尽管如此，人们已经在世界各地行动起来了。在这些人中，有神学家，有教士，有嫫嫫，有拉比（犹太教牧师──译者注），更有众多的“普通”女子和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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