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我们也可能建立没有爱的、残酷的、暴力的性关系和非性关系。但是，人类具有高度的潜力，能建立有意识的和关爱的联系，我们称这种联系为爱。这种进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础，使我们得以能够以更平衡、更美满的方式，建立相互之间以及与我们这个星球之间的关系──这种方式是一种能够接受我们相互之间以及我们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的方式。
我们这个物种出现后最重要的进化就是人脑的进化。正是因为我们的大脑（以及我们的发音器官），我们才成为唯一能用我们称之为语言的复杂符号进行交流的物种。但是，生物学家享伯托‧马图拉纳和弗兰西斯科‧瓦雷拉指出，我们之所以成为他们所谓“合作以及通过语言协调行为的生物”，最主要的原因是人类的性交是面对面的，而且不受季节的限制（加之性交的产物需要长时期在肉体上依靠他人）。
其他学者，譬如阿德里安娜‧齐尔曼和南希‧坦纳，也将人类最初的社会关系和语言的起源归结于母婴交流的需要，我们这个物种的成熟期实在太长了。他们指出，如果母亲能与婴儿进行语言交流，指导、关照和维持它们的成长，婴儿成活的机会就更大。他们说，这又会导致进一步的生理变化（譬如较大的脑容量，较小的下颌骨，以及喉腔内较大的空间），这些变化也标志着从猿向人的转化，标志着语言的产生。
但是，马图拉纳和瓦雷拉特别地将语言看作一种工具，认为它使人在性生活中能够分享感情与合作。他们指出，由于人类的女性全年都能进行性生活，这有助于使语言成为亲密关系中的交流手段。这能促使男女之间建立更持久、更合作的接触，因而就更需要、也有更多的机会进行交流。他们强调说，在许多鸟类、鱼类以及许多哺乳类动物和灵长目动物中，雄性也参与照料幼儿，但是人类的男女之间全年都能有性关系，这促使男人更积极地照料他人──对于一个幼年依赖期特别长的物种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因此，与我们在一些社会生物学文献中读到的观点相反，马图拉纳和瓦雷拉强调，人类的性与动物的性不一样。他们还指出，人与其他动物在另一个重要方面的根本差别是，我们具有高度发达的能够意识到自我和他人的区别（同时也意识到内在的联系）的能力──也就是说，人有高度发达的意识能力。他们认为，这种进化与人类的性的出现也是分不开的。
他们说，在“人与人的反覆交流中，需要用语言区别他人，譬如起名字，”正是在这种“亲密关系中，出现了语言中区别于他人的自我”。其他几种生命形式，譬如我们的灵长类表兄大猩猩和黑猩猩，也具有一点表现自己的能力，然而，用概念进行思考和描述的能力，显然在我们这个物种中得到了最高的发展。
因此，我们在人类身上看到了意识的最高发展，这也就不足为怪了。如果我们在人身上看到马图拉纳所谓的“爱的生物”的最高发展，这也不足为怪，因为我们有更发达的交流能力，我们一年四季都能有性联系，我们的童年更需要有亲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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