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这一辽阔的框架中当然有着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一个特别具有教育意义的实例是拉丁美洲，因为两种不同的、对立的模式在那里进行了试验。第一种是经济学家埃尔南多·德索托所描述的“重商主义”，它的传统更久远一些，但不那么荣耀。它起源于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主义的行政机关，后来左的和右的腐败独裁政权一直将它延续下来。后来，促进“发展经济学”的国际组织又给予它太多的支持。重商主义的基础是经济权力集中在中央手中，使之有利于有权势的个人和集团，并阻止外来竞争。拉丁美洲国家未能享有北美的日益繁荣，它负有主要责任。德索托先生对秘鲁利马的经济情况最早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由于腐败的、不可预测的过多管理，它现在已成为所谓的“黑色经济”，这种经济正支持着人们对住房、市场和交通的需要。
大多数拉美国家不得不把８０年代的许多收益用于偿还债务。这些债务是借来向７０年代犯有方向性错误的政策提供资金的。可是，由智利带头，后来有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现在又有秘鲁，它们都已经基本改变了“重商主义”的做法，走向有限的管理、更加健全的财政、私有化和放松管制。也很重要的叫点是，尽管往往有国际机构的劝告和援助，但不是因为它们的劝告和援助在拉美也出现了这一清晰可见的新的方向，就像在亚大地区经济取得了成效一样。
当然，由于国际上对皮诺切特将军政权的敌视，智利被迫采取单方面行动，通过自由经济药方重振它的经济。后来在民主政体下，继续利用了这些药方。因而智利减少了货币供应以限制恶性通货膨胀，降低了进口关税，欢迎外资，促进了私有化（出售了３５０家国有企业），甚至使社会保障制度也受到了私有化的影响。各方面都感到取得了成效。出口带动的经济一直在稳步增长。此外，·智利的经济也更加均衡、更加多样化了，因而能更加抵御各种不利因素。智利过去几乎完全依赖铜的出口。现在已出口计算机软件、酒、鱼、水果和蔬菜，其数量之大甚至使欧洲共同体现在都在叫嚷要抵制它的产品。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显著地表明自由经济如何能收到明显的效果。
墨西哥的情况很相似。有几十年，准独裁的总体主义政权使墨西哥人一直陷入贫困。１９８１年我在坎昆参加“南—北”最高级会议时，墨西哥仍在顽固地将投资错误地用于大的基本建设项目，它躲在关税壁垒的后面，执行着再分配的社会政策。的确，那是一个宣传第三世界夸夸其谈的非常恰当的场所，当时听到了那方面那么多的议论。但后来我在１９９４年访问了这个国家，它在萨利纳斯总统的领导下，发生了受人欢迎的巨大变化。通货膨胀已经下降。财政状况良好，关税已经减少，工会权力受到抑制，在原来的１１５５家国有公司中，已有９９６家被出售、合并或关闭——包括出售了１８家国家银行，这是世界各地金融服务部门所经历的最大的合并与收购过程。墨西哥最近的货币危机在国内外产生了连锁反应，它不是上述改革的结果，而是由于大选前传统的挥金如土。当这些遇到墨西哥固定汇价的限制时，出现了资本外逃，比索暴跌。这一教训表明，如果要稳固地实行微观经济改革，它要有可靠的货币和正统的财政，
可是，我在１９９４年第二次访问墨西哥时，它正要与美国签订一项有关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协定。在早些时，当反美情绪和保护主义倾向占上风时，要采取这一积极行动是不可想象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倡议有着更加广泛的意义。在过去，拉美区域性的贸易协定一般是为了关闭边境防止更加广泛的国际贸易竞争。现在，和安第斯集团（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中美共同市场和南方市场集团（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一样，参加国把这些贸易协定视为促使贸易更加自由的手段。
不管阿根廷人当时对福克兰群岛的战败是怎么想的，它震动了阿根廷人民，产生了第一个民主政府，并且最近在梅内姆总统的领导下，收到了自由市场政策的经济实效、通货膨胀下降了，进行了意义深远的私有化计划，减少了补贴、管制和关税。经济增长很快。
巴西是世界第五大国，人口占第六位。它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无疑，它的潜力最大。即使在过去执行了基本上是不对路的政策，其经济增长率也证实了这一点。现在它已认真开始执行降低通货膨胀、减少政府借款和促进私有化的政策，虽然为了限制过严的行政管理和随之而来的腐败，它仍有许多事要做。经济乐观和政治谨慎，这也是对秘鲁情况的恰当的反应。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开始带来了好处，私有化计划取得了成功，经济增长强劲有力。但是，如果自由企业经济所带来的充分好处要克服“重商主义”遗留下来的影响，还需要有政治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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