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条款Ａ——至少粗略看来——很好地结合了有关该条约目的和作用的两个可供选择的观点：
通过本条约，主要缔约国在它们之间建立了一个欧洲联盟，下文称做“联盟”。本条约标志着在欧洲各国人民之间建 立一个从未有过的紧密联盟的过程中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联盟中，所作出的决定要尽可能地接近公民。
“从未有过的紧密联盟”这一用语引自原来的罗马条约，虽然值得注意的是在罗马条约中它是在序言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第一次把它升格列入了独立存在的条约文本里，作为该条约的部分目标条款。但是无论怎么说，“联盟”这一概念显然是它的一个主要发展——事实上是“一个新阶段”。此外，条款日阐明了这一联盟的目标，包括“建立经济与货币联盟，最后包括单一货币”，“特别是通过执行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在国际舞台上坚持它的同一性，这包括最终制订共同的防务政策——它最终可导致共同防务”，以及“实行联盟的公民资格”。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科尔总理作出了下述评论：
在马斯特里赫特，我们为完成欧洲联盟奠定了基石。在实现欧洲联盟的过程中，欧洲联盟条约开创了一个新的、决定性的阶段。在几年内，该联盟将导致现代欧洲创始人在上次大战后所梦想要建立的欧洲合众国。
另一方面，“在这一联盟中所作出的决定要尽可能地接近公民”这一用语，加上英国坚持从早期条约草案中去掉“联盟目标”这一用语，使英国政府有借口申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确将权力下放到了向各国议会负责的各国政府。“辅从”原则中利益的混乱同样来自英国政府想给予人们一个印象，即“马约”是一个自由化的而不是集权的措施。的确，“马约”在罗马条约中增添了新的３ｂ条：
在不属于它专管的领域，只有当会员国不能有效地实现它们计划行动所要达到的目的，而共同体由于这一计划行动的规模或效果能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那么，它将根据“辅从”原则采取行动。
欧洲法院前院长曾明确地把这一段措词说成是“冗长的费解”。欧洲委员会以往的行为使人们没有理由相信它会约束该机构的活动。首先，委员会自己决定根据“辅从”原则决定某件事情是否要移交给各国政府。实际上，要在欧洲法院内实施这一规定是非常不大可能的。不管怎样，在属于共同体“专管”的那些领域，也不会实施这一规定，从而在共同体法律中的广大领域，如大多数内部市场措施和许多社会条款，都不可能实施这一规定。任何人仔细和聪颖地阅读了这一条约后，都会看到科尔总理对它的解释要比英国政府的解释准确得多。也许这是为什么开始时如此难以得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全文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对它进行解释时更愿意使用笼统的用语和口号。
事实上，想把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描绘成与它相反的东西，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只有当保守党内反对联邦主义的议员感到有必要支持首相时，他们才支持了这一条约，因此，辩论的真正焦点是英国到底得到了什么“例外权”。实际上，把“马约”说得最好，也只能说它不完全适用于我们。不幸的是，一点也不清楚，在法律上或实践中这些“例外权”对于我们会产生什么效果。
记得在１９９６年夏季，当约翰·梅杰和我在讨论如何抵挡要求实行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压力时，我已经准备好其他１１国政府会通过谈判为经济货币联盟制订另一个条约。在这种情况下，当较穷的国家看到根据反映它们经济情况的货币将会失去竞争能力时，德国与法国最后可能会支持它们坚持要求得到的所有地区补购。我也曾想到，在谈判中可以利用德国人的担心，因为他们害怕在转向单一货币而逐渐放弃德国马克后会削弱他们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如果我们要使我们共同体的伙伴们在令它们三思的严酷的现实面前急刹车，首先，我们必须准备使用我们的否决权，并且要使对方知道我们准备这样做。如果当时真的使用了这一策略，事态会如何发展，现在当然无法说清。但尽管会有歇斯底里的咒语，没有任何实际的理由担心我们会被“孤立”。我们可以根据当时条约的安排，继续从单一市场受益，当然同时得容忍共同农业政策以及欧洲法院的侵袭。只是在保守党惊慌失措的议员们的胡思乱想中才存在着彻底垮台的事。
至于约翰·梅杰的方法，其问题在于，虽然它开始时赢得了喝彩，但基本问题却未得到解决。在此情况下，我们可能会不再去为我们关于共同体的另一种想法去争取支持，而去附和一个并不适合我们的、新的欧洲框架，同时又得依靠一些特别例外权，而这些例外权最终又要有赖于其目的与我们非常不一致的那些人们与机构的良愿和公正。正如可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那样，由于我们接受了有关这一联盟未来方向的一些重要原则，这一做法的改变的确使我们的地位恶化了。例如，由于接受了条款Ａ和条款Ｂ中确定的总的目标，就使得英国今后更难以为自己对欧洲的看法提出异议。
后来表明，英国通过谈判成功地取得了两项特别的例外权。第一项同意英国可以不遵守《社会宪章》中有关工作地点与工会权的规定；第二项允许我们不加入货币联盟的第三阶段，也即最终阶段。政府抵制了社会方面的条款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它们会增加工商企业的费用、减少灵活性与竞争性，并且破坏了就业机会。但是这些例外权仅与新条款有关，而不涉及经过《单一欧洲文件》修改过的《罗马条约》中的其他社会政策指令。这仍然能使德国和法国通过后门将它们高的社会成本强加在英国头上。１９９３年６月的“工作时间”指令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它规定每周最多可工作４８小时，这的确成为了一个具有考验性的案例。它作为“健康与安全”措施被列入第１１８ａ条中。需要得到合格的多数票通过才能生效。英国政府向欧洲法院提出了法律质疑。但是，不管是有关产假或是有关非全日制就业方面的指令仍接踵而来。所有这些措施只有一个主要结果——正如可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那样，也可能只有一个主要目标，即减少了英国工业的灵活性与竞争能力，使我们与欧洲一致。
此外，由于我们的社会成本低，毫无疑问，特别是法国人，他们会竭尽全力阻止把投资和工作机会转向英国。例如，当胡佛—欧洲公司的总裁解释说，由于苏格兰的整个报酬费用比法国要低３７％，因此，决定把真空吸尘器的生产从第戎转到格拉斯哥附近的坎伯斯朗时，这时，法国人感到愤慨。这一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法国法律所要求的社会福利费用是高的。当英国政策认为有必要将条例规定的负担和企业的费用保持在低水平时，法国斥之为“社会倾销”。在此情况下，它将继续施加和增加压力，要英国接受会危及其企业的条例。
同样，货币联盟方面的例外权更不起眼。它仅给予我们退出货币联盟第三阶段的权利，而不是第一或第二阶段。在实践中，头两个阶段对英国经济的自由到底有多大限制，这还可以辩论，虽然无论怎么看，它都是大的。此外还要求成员国“把它们的经济政策看做是共同关心的事情”。有关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要由委员会和部长理事会制订，然后通过一个名叫“多方监督”的机制密切注视其成员国是如何遵从这些指导原则的。委员会有权密切注视成员国公管部门的赤字，如果认为这一赤字“过大”它可对该成员国采取措施。在货币联盟的第二阶段，其成员国必须为使它们中央银行的独立作准备工作（正如英国已开始做的那样），并采取和坚持一个“多年度的一致性计划”，为最终成立的货币联盟调整货币。
最后，要求每个成员国“把它的汇率政策当做共同权益对待”。这就产生了一种危险，即其他成员国和欧洲机构会认为英国有义务重新加入汇率机制，再一次使其货币政策服从于维持外部的比价。虽然１９９２／９３年度汇率机制实际上的削弱使得将来实现经济货币联盟一致性的进程比在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时更加难以预测，但为了该条约的所谓“一致性标准”，可能把扩大了的１５％的汇率机制变动幅度解释为“正常的波动幅度”。这就可能使成员国中的内部核心开始实现第三阶段的货币联盟，只是比原来的时间表稍稍推迟了一些。英国是否有权退出第三阶段，这一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一旦内部核心进入了第三阶段，组成了欧洲货币单位集团，英国就会受很大的政治（最后是法律方面）的压力，要它按照在第二阶段所承担的义务维持英镑与欧洲货币单位的比价，从而跟随欧洲货币单位的利率。如果有些成员国成为了货币联盟的正式成员，英国在欧洲中央银行董事会——它确定期望我们要遵循的利率一中就不会有席位。在这种情况下，要英国继续下去，参加货币联盟的第三阶段，这一诱惑是很大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明确规定，第三阶段是“不可逆转的”，这意味着，至少根据共同体法，以后我们没有权利退出和重新发行英国货币。这会使主权受到重大损失，标志着英国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沉浸在欧洲超国家中。
有人争辩说，这永远不会发生，因为汇率机制的解体表明要在一个动荡的世界里固定汇率是愚蠢的。但这一论点忽略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想在欧洲加速推行联邦制的历史表明，客观情。况不会劝阻联邦主义者放弃他们的计划。事实上，该计划受到每一挫折后只会促使他们进一步加快走向不可挽回的结局。第二，它可能会避免由于外汇投机性流动所带来的许多不稳定，一旦这些投机性的流动会使汇率机制解体，就可通过直接锁死货币和欧洲货币单位来予以制止。当然，由于汇率机制中的通货溢值，对较弱的国家经济所带来的后果甚至更具有灾难性。在适当的时候，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大的区域性变化、工业下降和边缘地区失业人数的急剧增长，这又会促使大量的人越境移民。
但是，如果认为这些后果必然会导致放弃这一事业，那我们的无畏就到了愚蠢的地步。因为好的结局要依靠欧洲民主机构的健康发展和责任感。但是国家政治机构的权力现在正在被统一的欧洲机构所取代，而且对于这一点，没有真正的民主方法加以抑制。无论怎么说，这是放弃政治领导，坐等人们无法控制的不利局面，解除人们的职责，使他们不能执行有利于国家长期利益的政策。
我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国际上的影响非常关心，这反映了我对它的不安。这几乎也同样反映在我对它对于英国会造成的风险的关心。虽然１９８８年我在布鲁日的讲话中谈到了英国传统和机构的特殊力量，我也同样关心它对其他欧洲国家和世界其他各地的影响。当然，最终还是要由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人们决定他们彼此之间要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但是，当任何人看到这些大国在轻率地追求灾难性的目标而不向它们敲响警钟，这种态度是很不负责的，事实上是一个坏欧洲人。
要德国人放弃联邦德国马克；要法国人永远为占支配地位的东邻充当副手；要意大利不去进行国内政治改革而是指望欧洲联盟帮助它解决问题；要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爱尔兰不要最有效地利用它们低的人工成本，而是去依赖德国的津贴；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向其他欧洲国家出口它们高的社会成本而不是将它降下来，这些都是没有道理的。至于中欧和东欧的前共产党国家，怎么能期望它们与因共同体的货币与社会政策而带来高费用的政权共处？很难看到它们不会成为迪洛斯式的欧洲联盟的远房穷亲戚。因此，对联盟的成贝来说，这一政策带来的是经济衰退的前景。对它们的邻国来说，它会造成不稳定。对世界其他地区来说，它促使它们走向保护主义。
对于一个对所有有关各方都会带来如此多的损害的条约来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甚至不可能将保守党团结起来。事实上，它在议会和这个国家里分裂了保守党，对政府的方向辨别力失去了信心。由于我们的部分战略基本上是向我们的伙伴们证明英国想位于“欧洲的中心”，因此，试图在汇率机制内维持无法支撑的英镑比价，这直接导致了本来未必会发生的大的经济衰退。我们离开它时令人感到羞辱的情景，在政治上给保守党带来了进一步的损害。当我们临近１９９６年的政府间会议时，所有这些基本问题都会再次出现。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甚至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全部细节尚未透露之前，我就充分预料到我会彻底地反对它。由于我在前面已概述的原因，如果我继续留在下议院内，这肯定会使所有有关的人更加感到尴尬。此外，无论何时举行大选，其结果都可能是我们在１９８７年得到的压倒多数的席位会减少。这会使我更加难以按照我的本意说话和投票。无论怎么说，虽然我仍然坐在大约２５年前所坐的后座议席上——作为一个年轻的后座议员我曾感到很愉快——我现在感到拘束不安。后座议员的乐趣来自能够畅所欲言。可是，我知道今后我再也不能这样做了。我的每一句话都会被看成是支持还是反对约翰·梅杰。我只要到会就会使他感到受抑制，这反过来又会抑制我。所以我决定辞去芬奇利议员席位，接受终身贵族爵位。
丹尼斯获得准男爵爵位使我感到高兴，这弥补了我的矛盾心情。１９９２年４月保守党大选的胜利——我的政绩在这次胜利中占有同样份量一约翰·梅杰令人钦佩的勇气以及工党所犯的令人震惊的错误，使我感到我又可重新继续进行有关欧洲前途的辩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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