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到处还是流言蜚语。6月5日下午，停战消息幽灵般冒出来，人们纷纷奔出家门购物。但是迎来的却是炮火的复燃。奥威尔又返回馆顶守卫在那里。一群避难的人拥在大陆旅馆里。那里弥漫着疑虑不定的可怕气氛。那位可疑的苏联间谍堵住来自国外的难民，胡说这一切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阴谋。奥威尔鄙视地望着他，心想：如果他也算是一名新闻记者的话，“他可是我头次见到的谎话连篇的记者”。那天晚上，供应给大陆旅馆这些前簇后拥来自异国他乡的房客的主餐，是每人仅仅一份沙丁鱼。只有橘子大量供应。而这橘子是由被迫停滞在此的法国卡车司机拿出来的。奥威尔在馆顶又熬了一夜，但第二天，即星期五，骚乱看来最终要画上句号了。政府广播时而劝诱，时而威逼，催促人人待在家里，不要出门，还警告人们到一定时间，若发现有携带武器的，必遭逮捕。路障的数量不断减少，电车开始恢复运营。无政府主义者插上的黑旗也从电话局的上面取下了。傍晚将末，巴伦西亚政府军出现在街头。这支军队是共和军的骄傲，是一支顶呱呱的突击队。由于禁止携带武器，奥威尔他们必须把用于监视街道防卫天文馆的六支步枪，归还到统一工党的所在地，而且，这一切必须在摩卡咖啡馆里的治安警备队的众目睽睽之下进行。不过最后，奥威尔和一个西班牙的小伙子把枪藏在衣服里，偷偷地带了出来。奥威尔费了很大的劲才把长长的毛瑟枪枪管放入了34英寸长的裤腿中，总算没被人发现。第二天，突击队员的身影到处可见。他们“行走在大街上宛如征服者一般”。
这种情况简直太奇怪。奥威尔后来承认，事情发生得如此迅速，就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从外表来看，城市似乎恢复了正常，但紧张氛围却又时时袭来。首先，旧的问题尚未解决。不管巴塞罗那战斗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总之，它使得巴伦西亚政府得以统治加泰罗尼亚。这种状况在1936年的秋天的革命的氛围中多少是不大可能的。工人组织起来的民兵要解散，成员要分到国民军队中。统一工党被宣布为隐藏的法西斯：报刊上有一张卡通图片，带着一张面具，面具上挂着铁锤及镰刀，而其下竟是一个法西斯的徽印。尽管政府发出一个接一个的声明，但气氛仍处在未知迷茫之中。人们都竭力地弄清楚这些法令于公共利益及自己利益到底意味着什么。在这片土地上，政策随时在变化着，生活的轨迹也在变化着。一个来自共产党的朋友询问他是否想要转到国际分队，奥威尔甚感惊奇。他疑惑地问道，政府的条文法令不是已经判定他是法西斯分子了吗？这位共产党人对奥威尔解释说，你只是服从命令的，又不是发号施令的。以后的几周，巴塞罗那及其他各处，无论如何防御也都无济于事。
他周围清白无辜的人，有的遭到逮捕，有的被迫躲避起来。一个独立工党的朋友由于前线受伤，被送回巴塞罗那，恰逢这次战乱，在塞满了犯人的监狱里蹲了8天，连躺下来的位置都没有。一个德国籍的姑娘由于没有任何证件，为了设法躲避警察，伪装成他人情妇。一次奥威尔碰巧撞到她从那个男人的房间走出，她脸上的表情“既羞辱又凄惨”，奥威尔仍清楚地记得。读一读关于共和党政府袭击巴塞罗那的叙述，我们立刻就能感到这于奥威尔后期作品创作，于他对独裁国家所持的观点是多么重要。“你的老朋友可能会把你告发到秘密警察那儿，你一定会满腔愤恨的。”更令人感到稀奇古怪的是一边警察频频突然搜捕，监狱人满为患；另一边日常生活照常进行：一位打扮入时的妇人漫步在兰布拉斯大道上，胳膊上挎着购物篮，一条卷毛狗牵在脚边。距离一两个街道的不远处，步枪的“哒哒”声清晰可辨；穿着黑衣服的一群人（奥威尔推测可能是奔丧的人）试图越过加泰罗尼亚广场，但近一个小时过去了，却依然被来自居高临下的建筑物里的机枪阻拦着，过也过不去。为奥威尔制鞋的鞋铺摆起了一副不折不扣的漠不关心的姿态。奥威尔三番五次打电话催促，可毫无结果。奥威尔想或许大多数的市民毫无兴趣关心周围发生的一切吧。
经过磨炼，奥威尔决定返回阿拉贡前线。考虑到他过去的各种关系，以及现在令人不爽的现状，的确也别无选择。辛克莱·劳特从马德里前线休假回来。一天下午，在兰布拉斯大道的统一工党的咖啡馆两人邂逅了。辛克莱·劳特曾在这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遭到真理电台的盘问。两人讨论了战争的进展，辛克莱·劳特感到困惑不解。两人对军事情况的分析简直一模一样，“但荒谬的是，他为自己解决的出路时忽视了马德里的关键的作用。他要返回死亡之地阿拉贡前线的阵营中”。事实上，奥威尔清醒地意识到了西班牙首都的关键角色。看来似乎很有可能的是，奥威尔怀疑辛克莱·劳特的政治忠诚（当两人在英国又一次见面时，奥威尔仍怀疑辛克莱·劳特的政治忠诚），才不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吐露出来。5月9日，奥威尔在大陆旅馆写信给维克多·戈兰茨。这封信语气相当从容镇定。信中说他喜欢戈兰茨为《通向威根堤之路》一书所作的前言；回信之所以耽搁是由于自己“有点忙”。他还告诉戈兰茨，过几天他就要回前线了，并可能待到8月份。“8月过后，我想我应该回家了，因为我的另外一本书要动手了。”假如没有差错的话，他应该在不到六个星期后就能返回英国。可是事情的发展却并非如此。
正如肯尼思·辛克莱·劳特指出的那样，阿拉贡前线并无多少战事。遇到的主要麻烦是狙击手：虽然法西斯的战壕远在150多码开外，但都处于较高的地面和两翼。天刚蒙蒙亮，太阳刚爬上山谷，奥威尔头件事就是点上一支烟，站在共和军的战壕前土垛后面尽情地抽着。他一直都有这个习惯。土垛专为西班牙人堆造的。比起来。西班牙人的身高要矮6至8英寸。这样，奥威尔的头和肩膀都露了出来，映衬在天空中。布兰思韦特曾提醒过他：“埃里克，你知道，总有一天你要挂彩的。”5月20日清晨，托洛茨·米尔顿下半夜站岗，他记得这是一个不同寻常清新无比的早晨。“日出简直太美了！”5点钟，奥威尔来接他的岗。奥威尔爬上堆起的沙包，把头靠在土垛上。这时，一颗子弹“嗖”地飞过来，奥威尔立刻翻倒在地。布兰思韦特认为子弹是从统一工党战线附近的法西斯占领的教堂打过来的。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书中，奥威尔静心坦然以惯常超然客观的态度回忆着。他说自己感到处于爆炸的中心：一声巨响，一道眩目刺眼的闪光，一次被电击中的感觉，随之，全身乏力，瘫作一团毫无知觉。起初，奥威尔想邻近射来的子弹只是很偶然地射中他，但随即就意识到子弹是朝着他的身体的正前方打中他的。子弹速度很快，开始时连击中身体哪个部位都无法得知。但是，当米尔顿抱起他的头部时，一股鲜血从颈部涌出。奥威尔想张口讲话，却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他又试了一次，总算勉强用微弱的声音问自己哪里负伤了，他被告知是喉咙的地方。当把他抬起时，血又从他的嘴边流了出来。奥威尔听到身后一个西班牙民兵说子弹直接穿过了他的脖子。
奥威尔认为自己要死了，因为子弹既然穿透了喉咙，就不可能不伤及颈动脉。当他被抬上担架时，一直麻木的右胳膊忽然有疼痛的知觉，这让奥威尔感到生还的希望。四个人抬着他从前线走了一英里半，把他送上了一辆救护车，医生为他包扎了伤口，使用了吗啡，然后送他去了西塔莫。在那里，伤病员的数目达到一定时，救护车就继续前行到巴巴斯特罗。这可真是一次可怕的旅程。汽车在低洼不平的路上行驶着，奥威尔想起自己小时候在白城展览会时去集市乘坐的晃荡晃荡的车子。更糟糕的是，西塔莫的勤杂工忘记把病人系在担架上。奥威尔还有气力把自己系好，但有一个伤员却滚落在汽车的地板上。最后在到达巴巴斯特罗后，他又被送往列利达省的一家医院。这家医院既收治军人也收治平民。
5月22日清晨，艾琳在考普的催促下从巴塞罗那赶来看望他。他的状况尚好，只是说右胳膊痛，还有左侧身体痛，但这与其说是由于喉咙的伤，还不如说是由于战壕引起的精神崩溃状态所致。奥威尔嗓音嘶哑，但还能让人听清楚。艾琳在返回巴塞罗那后，曾发过一份措辞谨慎的电报给他的家乡索思伍德镇，上面写着奥威尔身体状况进展“良好”，没有必要惊慌。这也许是事实，但事实上，奥威尔没有接受任何诊疗与医治。他发现，列利达省的这家医院实际上只是一个距离前线较近的更大的一个医疗转运营，一个中转站。伤病员要在这里停留数日，有机会他们才能被送到巴塞罗那和达拉哥那省的专家医院。起初奥威尔不能起身走动，他就习惯性地睁着圆亮的眼睛，打量着病房里进进出出的人。他注意到邻床的那位伤员服了药之后，排出的尿液竟是绿色的。奥威尔还见到了他在前线第一个星期碰到的两个少年民兵。他们来医院探望一个朋友。由于不知道如何安慰奥威尔，他们放下一些烟草就尴尬地逃走了。奥威尔右臂依然作痛，身体左侧也疼痛，但这不是由于伤口的原因，的确很奇怪。不久奥威尔就可以自己起身了。医院里有一个花园，花园里有水池，池里养着金鱼。奥威尔时常呆呆盯住一种灰色的小金鱼，一盯就是几个小时。他以一种钓鱼者的目光，把这看作转院无望的不祥预兆。许多人，甚至一些身体状况还要糟糕的人，都觉得前景黯淡。许多重伤、骨折的伤员躺在病床上，伤口处或绑着绷带，或打着厚厚的巴黎石膏。伤口的说明在外面用铅笔写着。绷带、石膏通常在病人到达巴塞罗那和达拉哥那省的专家医院后才取下，而这要等到10天以后。
奥威尔得到通知自己要被送往巴塞罗那。但事实是5月27日他被送往的却是达拉哥那省。这又是一次噩梦般的旅程。他们坐的是三等舱车厢，车厢内到处挤满了重伤者，他们的精神状态濒临于崩溃。他们的到达还有一段小插曲：当运送他们的火车缓缓驶入站内时，一列满载来自国际纵队人员的列车即将出发。这象征着战争的本质。奥威尔沉思着：多么具有讽刺意义呀！新兵意气风发开赴前线；伤者却拖着残缺的躯体离开；敞篷卡车上的大炮让人热血沸腾，挥之不去的战争阴霾重新为战争光荣所掩饰。这些自愿者多半来自意大利，几周后就会有人战死在他们开赴的维斯卡省的战场上。
奥威尔在达拉哥那省待了近3天。他在慢慢恢复元气，有一天，他独自一人竟然走到海滨。这里生活井然如旧，奥威尔突发奇想，真希望看见有人溺水，“但这么浅不冷不热的海水不会发生这种事”。终于有医生为他检查了。医生告诉他，他永远不会恢复嗓音了，因为他的喉咙已经“碎”了。子弹差一点点就击中他的颈动脉，他捡了一条命。后来经过确证，他右臂疼痛是因为子弹的外壳末端穿过他颈后的神经束。比较切实的想法是进一步转院。5月29日，艾琳和考普把他接到了巴塞罗那郊区的莫林疗养院。这是一家由统一工党经营管理的医院。第二天，他的嗓音有些改善，以前相隔几英尺别人就听不见了；他的胃口也比以前好。在医院里，他还碰到了其他几个英国人，其中有亚瑟·克林顿、斯特拉福德·考特曼。他们因为有患结核病的迹象，被从前线送了回来。
奥威尔不会再参加战争了。6月1日他接受了巴塞罗那大学格劳教授的全面检查。诊断的结果是“喉右侧扩张神经粘膜破损而导致喉咙不完全瘫痪”。子弹是从气管和颈动脉之间穿过的。推荐的治疗方法是电疗，由该市总医院巴拉奎尔医生负责。巴拉奎尔医生擅长于神经干扰的电疗。考普一向非常关注奥威尔的情绪变化。他给艾琳的哥哥写了一份关于奥威尔身体状况的报告。其后，从6月初，艾琳就例行同从郊区归来进行电疗的奥威尔一起住在大陆旅馆。那时，他已决心返回英国。他的身体还很虚弱，但为了获得那份证明他履行职责的正式公文，他必须到前线附近的一家医院去向医疗理事会陈述，然后再返回到西塔莫，在统一工党总部为公文盖章。奥威尔写给西里尔·康诺利的信中还谈起自己希望早一点同他见面。“如果我能拿到正式公文的活，那我应该在约两个星期后回家。”他心力交瘁，声音嘶哑，疼痛难忍。他急于想同他人分享他的西班牙种种经历：“我目睹了诸多令我愉快的事情，最终我真的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我以前从未如此。”几天后艾琳写给劳伦斯·奥桑尼斯一封信，说奥威尔身体好转，声音逐渐恢复，胳膊有了更多的知觉，但他心情十分忧郁沉闷。艾琳了解丈夫的心理，觉得也不是件坏事。
当时已近6月中旬。距奥威尔上次离开巴塞罗那已近一个月了，但那里的政治硝烟却仍未平息，依旧危机四伏。许多杰出的统一工党成员，包括著名矿工领导人的孙子鲍勃·西米雷，仍关在大牢中。鲍勃·西米雷是一个呼风唤雨式感召力强的人。国外人士则以“潜逃者”的身份遭到逮捕。突击队巡逻在大街小巷，满城的人都对巷战会卷土重来怀有恐惧感。政局越来越不安宁。5月中旬共产党人曾发动过一场内阁危机。卡鲍雷罗总理辞职，由尼格林接任。尼格林领导的是一个肃清左翼分子的政府。无政府主义分子没有加入其中。革命在倒退：苏联的影响在与日俱增。事情突然发生变化，充满了不祥之兆，这一切似乎是蓄谋已久的。奥尔夫是西班牙苏维埃内务部秘密警察的负责人。早在1936年12月，他就信誓旦旦向莫斯科总部保证“清除由托洛茨基分子组成的统一工党容易得很。”奥威尔很清楚巴塞罗那传播的流言蜚语，但他仍要完成个人任务。考普因为要寻求工程部的一个特殊职位，要去巴伦西亚。奥威尔先去看望了他，之后就动身前往西塔莫。在那里，枪战仍在进行，后备部队随时待命。奥威尔晚上睡觉躺在地上，把一个子弹盒当作枕头。以后的几天里，为了那张公文，他不停地穿行于一家又一家医院，疲惫不堪。终于在蒙佐医院有了着落。一个乐呵呵的医生在证书上签了名，以证明他再也无法讲话。奥威尔等候检查，耳边不时传来外科室里因未上麻醉而痛苦万分的病人的尖叫声。当走进房间时，他看见椅子横七竖八，地面上满是血迹、尿渍。
不管怎样，他毕竟拿到了第29师盖了章的公文，还有一份上面写着“残疾”二字的医学证明。现在他可以自由自在返回英国了。沉浸在这重新获得的自由的喜悦中，奥威尔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好好“看看西班牙了”。因此，整整一天，他都徜徉在当地的手工艺及艺术品之中。这自然很好地表现出奥威尔内在敏锐的观察力。比如，他饶有兴趣观察着手工艺人制作羊皮瓶。他发现工艺完成时，羊毛竟附在瓶的内侧。当人从瓶内取水喝时，水其实都经过了羊毛过滤。奥威尔突然感到自己远离鼠类猖獗的战壕，遍地的污物，眼前呈现的是这番情景：白皑皑的山岭，穆尔人辉煌的宫殿，醉人的柠檬种植园，披着黑面纱的少女。这种心情一直停留在他的心中，甚至在他返回大陆旅馆途中在一家餐馆就餐时，也未消失。一个慈善的上了年纪的侍者问他：喜欢西班牙嘛？还会回来吗？噢，喜欢，我还会回来的。他答应着，尽管他的声音嘶哑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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