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把我抛离了我熟悉的那种旧生活方式，但在战争结束后那段很不寻常的日子里，我几乎完全把它忘了。
我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谁都不可能忘却一件事。你记得十三年前排水沟里的一块桔子皮，还有在火车站候车室瞟过一眼的托基彩色海报。但我说的是另外一种记忆。我多少记得下宾非尔德的老生活方式，我记得我的鱼竿和豆料的气味，还有我妈坐在褐色茶壶后面，红腹灰雀杰基和市场上的马槽。但在我脑子里，所有那些都不再是活生生的，而是遥远的，跟我已经了断，我从来没想到过有一天我可能盼望再回到那里。
那是段很不寻常的日子，就是紧接着战后的那几年，它几乎比战争本身还要不寻常，即使人们现在对战争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尽管形式很不一样，但那种不再相信任何事的感觉比任何时候都来得更强烈。上百万人突然被踢出部队，并发现他们为之战斗过的国家并不需要他们，劳合·乔治和他那一帮人还在勉力维持尚存的幻想。一队队退伍军人走来走去劈里啪啦捡箱子，蒙着面纱的女人在大街上卖唱，穿着军官短上衣的伙计在演奏手摇风琴。在英国，好像每个人都在折腾着找工作，也包括我，但是我比多数人都要幸运一点。我得到了一小笔受伤补贴，再加上战争最后一年里我存的钱（我没多少花钱机会），离开部队时，我有笔不少于三百五十镑的钱。想想自己当初的反应，我觉得很有点意思。那时的我，手里有足够的钱可以去干我原定长大后要做的事，也是我梦想好多年的事——开铺子。我有足够的资本，如果花些时间，多加注意，我就能碰到以三百五十镑当本钱的很不错的生意可做。但是，相信我吧，我从来没动过那念头。我不仅没采取任何行动准备开铺子，而且实际上直到几年后的一九二五年左右，我才第一次想到当初我也许可以那样干。其中的事实在于，我已经脱离了开铺子、经营铺子的轨道，这就是战争对个人的影响，它曾把我变成了一个假冒的上等人，并一直想着总会有办法挣点钱。如果你在一九一九年时建议我开铺子——就算是间烟草兼糖果铺，或者在偏僻的村子里开间杂货铺——我都只会一笑置之。我扛过带星的肩章，我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同时，我不像别的退伍军官一样，有着余生尽可以喝粉红色杜松子酒度日的幻想，而在这些人中间，这种想法相当流行。我知道我一定得找份工作，至于工作，当然会是在“商界”——只是什么样的工作还不知道。不过会是高层的，重要的，有汽车，有电话，可能的话，再来个长着自来卷发的女秘书。战时最后一年左右，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有那种幻觉。当过商店巡视员的伙计想像自己当上旅行推销员，当过旅行推销员的伙计则想像自己当上董事经理。那就是军队生活对人的影响，扛过带星肩章、带过支票薄、称晚饭为正餐的种种对人们的影响。同时，还有种流行的想法——无论当兵的，还是当军官的都是如此——那就是离开部队后，会有工作等着我们去做，而且薪水不会低于部队里的。当然，那种想法没流行起来的话，什么仗也打不起来。
唉，那份工作我没找到。好像没人急着要付给我一年两千镑，让我坐在有着最新潮家具的办公室里，向一个长着淡金黄色头发的女人口授信函。跟当过军官的伙计里四分之三的人一样，我也发现了同一件事，即从金钱的角度上说，我们很难再像在部队里那样生活优裕了，突然间，我们从领国王陛下薪水的上等人，变成了谁也不要的可怜的失业人员。我的期望值不久便从一年两千镑降到一星期三四镑，但就连一星期三四镑的工作好像也没有。任何现存的工作都被人干完了，他们要么是岁数大了点而不适合打仗，要么是小了几个月打不了仗。恰好出生在一八绿细直纹短袖九零到一九零零年之间的可怜鬼算是倒了大霉。可是，我仍然从未想过回到杂货生意上。大概我能找到一个杂货店售货员的活干，格里梅特老头儿如果还在世并且还干着那一行（我跟下宾非尔德没联系，不知道），他会往好里说推荐我的。可是我已经上了另一条轨道，即便我的社会地位没能升上去，也很难想像在我见识了那么多，学到那么多之后，还会回去过站在柜台后面的旧式安稳日子。我想到处旅行，并搂进大把的票子，主要想当个旅行推销员，我知道那适合我。
但是没有旅行推销员的工作——也就是说没有既能旅行又有工资的工作。不过有一些挣佣金的工作，那种骗裤子，光着上局正在开始大规模发展起来。那是种可以既增加销售，又可以给产品做广告而不必担风险的漂亮而且简单的方法，这种工作总在世事艰难时盛行。他们暗示三个月之内，可能给你一份有薪水的工作，这样就把你套上了套。你受够时，总会有些可怜鬼接过去继续干。自然，我不久就干上了挣佣金的工作，事实上，我很快就做成了第一笔生意。感谢上帝，我从来没沦落到去挨家挨户兜售吸尘器和词典，但是我当旅行推销员推销过刀具、肥皂粉，还有一系列新型产品，如开瓶塞器、开罐器等小玩意儿，末了还有办公用品系列——回形针、复写纸、打字色带等等。我干得也不算差，我是那种的确能卖出东西并赚到佣金的人。我具备那种性格，也懂技巧，过的日子却从来离滋润差得很远。干那种工作你没办法达到——不用说，那种工作本来就不是让你能过上滋润日子的。
我干旅行推销员总共干了有一年，那是段很不寻常的日子：横贯全国的旅途，摸索着到达很邪门的地方，到你正常地过几十辈子都不会听说过的内陆城镇郊区。差到极点的包早餐的旅馆，那里的床单上总是隐约能闻到粪便味，早餐煎蛋的蛋黄比柠檬的颜色还要淡。而且总能碰到别的推销员可怜鬼：中年人，一家之主，穿着虫蛀了的大衣，戴圆顶礼帽。他们真诚地相信生意或早或晚会好转，他们挣的钱就可以猛涨到一星期五镑。还得疲惫地从一家铺子走到下一家，跟不想听的铺主争辩，顾客进来时往后退，让自己不显眼。你别以为那让我特别难受，可是对有些伙计而言，那种生活是折磨。有些伙计总得先把自己修理一番，才能走进一家铺子打开样品包，就好像上绞刑台。我不那样，我不轻易放弃，我能说服人们购买他们本来不想买的东西，就算他们砰的一声在我面前关上门，我也不会很在意。卖东西挣佣金实际上是我喜欢干的，只要我能想法从中挣到一点小钱。我不知道我在那一年里是不是学到了很多，但是我抛掉了不少东西。这一年里，我把关于部队的胡思乱想完全去掉了，而且把闲着的那一年里从读小说里得到的观念抛到了脑后。赶路时，除了侦探小说，我想我没读过一本别的书，我不再是个趣味高雅之士了，而是又回到现代社会的种种现实之中。什么是现代社会的种种现实？这么说吧，主要就是为卖出东西而时刻不停、紧张不已地奋斗。多数人的方式是出卖自己——也就是找到一份工作并保住它。我想在战后的每个月，随便你说哪一行，都是人多而工作少。它给生活带来一种非常独特、极不舒服的感觉，好像在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上，有十九个幸存者，却只有十四条救生带。你会说了，这又有什么特别具有现代性的？跟战争又有何干？唉，感觉上是有啊。感觉到你一定要永远奋斗下去，忙碌下去；除非你能从别人那里抢过来，否则就永远一无所有，而且总是还有别的人在盯着你的饭碗；下个月或者下下个月他们就要裁员了，感觉是你得收拾包袱走人——我发誓，在战前那种老的生活方式中，不存在那种感觉。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过得也不算差。我挣到了一点钱，银行里还有不少，几乎有两百镑。我也没被前景所吓倒，我知道我迟早能找到一份固定工作。一点没错，差不多一年后，时来运转，我找到了工作。我说时来运转，而事实上我也注定不会跌倒不起，我沦落到济贫院或者进入贵族院的机会都差不多等于零。我是那种中不溜秋的类型，会按某种自然规律一样，到达一星期挣五镑的那种层次。只要还有工作可做，我就能让自己找到一份。
那发生在我兜售回形针和打字机色带的时候，我刚溜进舰队街上的一幢大办公楼。实际上，那里推销员免进，但我成功地给了开电梯的一个印象，就是我的样品包不过是个公文包。我沿走廊边走边找一间小牙膏公司的办公室，有人建议我去那儿试试。正在那时，我看到一个大亨从走廊那头走过来。我一望即知是个大亨，你也知道那种大生意人，他们似乎比别人要占更多地方，走起路来，比一般人更趾高气扬些，他们发射出的金钱冲击波让你在五十码外都能感觉到。他走近我时，我看到原来是约瑟夫·奇姆爵士。当然，他穿的不是军装了，可我还是毫不费力认出了他。我想他是去那儿参加会议什么的。有两个职员或秘书之类的人跟着他，不是真的在为他捧着袍子尾，因为他没穿袍子，但是不知怎么，让人感觉他们在捧着袍子尾。当然，我马上向旁边闪开，但很奇怪的是，他认出了我，尽管他已经好几年没见过我。让我吃惊的是，他停下来跟我说话：
“喂，是你！我以前在哪儿见过你。你叫什么？就在嘴边，偏偏说不出来。”
“保灵，先生，以前在军火供应委员会。”
“没错，那个说他不是上等人的小伙子。你在这儿干吗？”
换个时候，我可能告诉他我在卖打字机色带，那样的话，可能话说完就完了。但是，我突然有了那种所谓灵机一动的念头——感觉如果我利用好那次机会，说不定会有所得益。所以我说：
“是这样的，先生，说实话，我在找工作。”
“工作，呃？嗯，不好找啊，这年头。”
他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秒种，那两个捧袍子的自动退开一段距离。我看着他那张很帅的面孔，灰白的眉毛很浓，鼻子长得很好。他在打量我，我意识到他决定帮我。这种富人的能力真是奇怪啊，他刚才还正在赫赫生威地阔步走着，后面跟着喽罗，然后不知是心血来潮还是怎么的，他走到路边，如同皇帝突然扔给乞丐一枚硬币。
“这么说你想找份工作？你会干什么？”
我脑子里又是灵感一现。像我这种人拼命拔高自己是没用的，还是实话实说吧。我说：“什么也不会，先生。可我想找份旅行推销员的工作。”
“推销员？嗯。不清楚我现在有没有能给你干的活，让我想想看。”
他噘起嘴唇，有一会儿，可能有半分钟吧，他想得很专注。这是件奇事，就算在当时，我也意识到那是件奇事。这个举足轻重的老伙计，身家大概至少有五十万英镑，会真的帮我考虑。我让他在走路当中停了下来，至少已经浪费了他三分钟时间，那全是因为我几年前碰巧对自己做过的一句评价。我在他记忆里留下了印象，所以他愿意为我费上一点事，那正是我找工作所需要的。我敢说，他在那同一天里已经炒了二十个人的鱿鱼。最后他说：“你进保险公司怎么样？总是很有保障的，你也知道。人们总是需要保险，就像要吃饭一样。”
当然，我对进保险公司这个主意很感兴趣。约瑟夫爵士和飞火蛇保险公司有“利益关系”，天晓得他在多少间公司里都有“利益关系”。两个喽罗中的一个趋身递上便条薄，约瑟夫爵士从马甲口袋里掏出金笔，当场给我潦草地写了张给飞火蛇保险公司上层人物的一张便条。然后，我向他道了谢，他就继续阔步前进了。我从另一方向溜了出去，之后，我们再也没见过面。
就这样，我得到了工作，要么是像我在前面所说，工作得到了我。我已经在飞火蛇公司待了将近十八年，一开始是在办公室里，现在干的是被称为“巡视员”的职位，有必要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时，我就是个“代表”。一星期有两天，我在管区办公室工作，其余时间我到处出差，去拜访当地代理提交上来名字的客户，给铺子及其他财产估价等，时不时自己也做几笔保险。我一星期挣七镑，恰当地说，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回过头看时，我意识到我有活力的日子——如果我真的有过——在我十六岁时就结束了，我真正关心过的一切都发生在那之前。当然，说起来，事情仍然在发生着——比如说战争——直到我在飞火蛇保险公司找到工作。从那往后——唉，就像他们所说的，快乐的人没有历史，对在保险公司工作的人也一样。那天往后，我的生活里没有一件事能恰当地称为大事，除了在差不多两年半后的一九二三年初，我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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