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中午，一位朋友在信步闲逛经过旅馆时嘴里冒出了一句话：“我听说电话局出事了。”由于某种原因，我当时并没怎么在意这句话。
那天下午三四点钟光景，我在前往拉姆拉斯的半道上，突然听到身后有几声枪响。我回头一看，原来有几个年轻人手持步枪，脖子上围着无政府主义者标志的红黑相间的丝帕，正在朝着拉姆拉斯向北的小巷悄悄地前进。他们显然是在与八角楼（我猜想那是能够控制小巷的教堂）里的什么人交火。我立即意识到：开始打仗了！但我对此并未感到十分意外，过去的几天来，人人都预感到仗随时会开打。我想，我应该马上回旅馆去，看看我的妻子是否安全。但小巷那边的一群无政府主义者正在示意人们往后退，大声吆喝人们不要越过封锁线。又有一连串射击声。从塔楼里射出的子弹飞向大街，受惊的人们纷纷向拉姆拉斯以南逃跑，以便远离交火地点；街道上到处都能听到店主们匆匆关闭钢百叶窗的劈啪声。我看到，有两个持左轮手枪的人民军军官，正神色恐慌地紧贴着行道树撤退。在我的前方，很多人正涌向拉姆拉斯中间的地铁站躲避。我决定不随他们一起去，因为那将意味着必须在那里困上好几个小时。
就在这时，一位和我们在前线一起待过的美国医生跑到我身边，并抓住了我的胳膊。他显得非常紧张。
“快点，我们必须去猎鹰旅馆（猎鹰旅馆是马统工党掌管的一家寄宿旅馆，主要供休假民兵使用）。马统工党的老朋友会在那儿等我们。这下可有麻烦了。我们必须团结起来。”
“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医生拉住我的胳膊向前跑。他太紧张了，什么也说不清。看来，在几卡车全副武装的国民自卫队[1]开往电话局（由全国劳工联盟的工人控制着）并发动突然袭击时，他去过德卡特鲁纳广场。后来，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赶往电话局，结果双方发生了冲突。我推测，当天早些时候发生的“麻烦”，一定是政府方面要求移交电话局造成的，当然，要求遭到了拒绝。
我们沿街而行，迎面而来的一辆卡车从我们身边急驶而过。车上满载荷枪实弹的无政府主义者。前方，一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正卧伏在一堆床垫上，床垫前面有一挺机关枪。我们到达猎鹰旅馆（在拉姆拉斯南面）时，旅馆门前乱哄哄地围了一群人。由于场面混乱，根本没有人知道我们该干什么，旅馆里除了负责保卫大楼的几个突袭队员外，没有人带枪。我朝几乎就在街对面的马统工党的ComiteLocal*走过去。在楼上经常给民兵发工资的房间里，也挤了乱哄哄的一群人。有个穿便装、三十岁左右、个子高高、相貌英俊的男子，正在设法维持秩序，并从墙角的一堆物品中找出皮带和弹匣，目前似乎还没有枪支。美国医生不见了——我想，已经有人受伤，需要大夫——可又来了个英国人。这时，那高个子男子和另一些人从后面的一间办公室里取出成捆的枪，开始挨个分发。作为外国人，我和那个美国人最初并没得到他们的信任，他们不肯把枪发给我们。后来，一个我在前线认识的民兵走进来，并认出了我，这样我们才得以勉强地领到枪和几匣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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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本地的委员会。——译者
[1]在奥威尔死后发现的勘误表中写道：“所有章节中提到‘国民自卫队’的部分都应改为‘突袭部队’。我弄错的原因是加泰罗尼亚的突袭部队穿的制服与此后从巴伦西亚派出的部队不同，而西班牙人将所有这些编队形式统称为‘laguardia’。不可否认的是，国民自卫队在可能的情况下常站到佛朗哥一边的事实对突袭部队并无影响。突袭部队是自第二共和国时期起建立的一种编队形式，通常在巴塞罗那，提到‘laguardia’时总是带有普遍的敌意，这一说法是站得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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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枪声大作，街道上空无一人。人人都说到拉姆拉斯以北去是不可能的了。国民自卫队已经占领了各个建筑的制高点，并对过往的每个行人进行猛烈射击。我本想冒险回旅馆，但又有点犹豫，拿不定主意，考虑到ComiteLocal可能随时遭到攻击，我觉得还是留下来为妙。在整幢大楼里，都能看到人们三五成群地站在楼梯和外面的走道上，激动地交谈着。没有人真正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我能推测的，就是国民自卫队已经攻下电话局，而且战略了各处战略要害，从这些要害能够俯视工人掌握的其他建筑。有个大致的共识：一般来说，人们总是把国民自卫队摆在全国劳工联盟和工人阶级“之后”。可值得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人责怪政府。在巴塞罗那，比较贫穷的阶层都把国民自卫队视为走狗之类的东西，因此他们主动发起进攻也在情理之中。我曾听到过更为多种多样的说法，但我认为事情也就如此而已吧。问题已经足够清楚了。冲突的一方是全国劳工联盟，另一方是警察。我对那些在资产阶级共产党心目中已经理想化了的“工人”形象并没有特别的爱。但是，当我看到一个真实的血肉之躯的工人和他的天敌警察进行战斗时，我不能不扪心自问我自己究竟属于哪一边。
很长时间过去了，我们城市的这一头几乎什么事也没发生。我没有想到要给旅馆打电话，问一下我的妻子是否安全。因为我想当然地认为电话局已经停止运作，其实，电话局的运作只停顿了几个小时。两幢楼里挤了差不多三百人。他们大多是从穷街陋巷那边逃来的最穷苦阶层的人，其中有大批妇女，有的抱着婴儿，此外还有一群衣衫破烂的孩子。我想，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是为了逃到马统工党大楼里来避难的。此外，楼内还有许多民兵和为数不多的外国人。据我估计，我们这许多人中大概只有60支枪。楼上的办公室始终被索要枪支却被告知没有枪支的人群包围着。年轻的民兵小伙子几乎把索要事情当儿戏，他们到处转悠，千方百计地说好话去骗或者干脆去偷其他人的枪。没过多久，有个小伙子只巧妙地一闪就把我的枪给偷了，并迅速溜走。这样一来，我就只剩下手枪和一匣子弹，几乎被缴械了。
天黑了，我也饿了。猎鹰旅馆几乎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我和一个朋友一起溜往他下榻的旅馆（离这儿不远），打算弄到一点吃的。街道一片漆黑，死寂，连一个活动的人影都没有，所有窗户上的钢质百叶窗都已拉下，但街垒还没有筑起来。朋友住的那个旅馆，大门上了锁，而且还用许多东西拦了起来。他们反复盘问，才让我们进去了。我们回来以后才得知电话局已经运转，我立即跑到楼上办公室里给妻子打电话。很明显，楼内没有电话号码簿，而我又不知道大陆旅馆的电话号码。我在各个封建找了近半个小时以后，偶然发现一本记有大陆旅馆号码的旅行指南。我没能与妻子联系上，但我还是设法找到了英国独立工党驻巴塞罗那的代表麦克奈尔。他告诉我那里一切正常，没有人遭到枪击，并问我在ComiteLocal是否安全。我说要是有些香烟就更好了。我这只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然而，半个小时后，麦克奈尔竟当真带上两包红好彩牌香烟过拉力了。他走在漆黑的街道上，在无政府主义者巡逻队的巡逻间隔中穿插而行，巡逻队员先后两次用枪口对着他，命令他站住并检查证件。对他的这一小小的英雄壮举，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真的很高兴有香烟抽了。
人们在大多数窗口布上了武装守卫。在楼下的街道上，突袭队员正拦住几个行人进行盘查。一辆满载武器的无政府主义者巡逻车开了过来。车上除了驾驶员，还有一个年仅十八岁的黑头发的漂亮女孩，她的双膝上放了一支冲锋枪。我在大楼周围转悠了好长时间，发现这儿是个挺不错的休闲场所，兴许还能从这儿学到点地理学知识。到处都是垃圾、破基价局和碎纸——这好象是革命不可避免的产物。所到之处，人们都已进入梦乡。摆在走廊上的破沙发上，两个从码头那边逃来的贫穷妇女均匀地打着呼噜。在马统工党接管以前，这儿是卡巴莱剧场的歌舞表演场所。有些房间有起高的舞台，其中有个舞台上还孤零零地放着一台大钢琴。后来，我终于找到了我一直在寻找的军械库。我不知道这么做结果会怎样，反正我就是急需拿到武器。我经常听说，加联社党、马统工党、全国劳工联盟——F.A.I.等相互对立的党派，一直在巴塞罗那的很多地方囤积武器，因此我根本不相信在马统工党的这两幢主要建筑物里只贮藏了我所见到的五六十支枪。用做军械库的房间没有任何保安设施，只有一扇破旧的门，我和另一个英国人没用多大力气就把门给撬开了。进去以后，我们发现他们讲的是真话——武器的确不是很多。我们只找到20来支老式小口径来复枪和几支猎枪，但没找到一颗子弹。我到楼上办公室去问是否还有手枪子弹，他们的回答是没有。不过，这里倒是有几箱手榴弹，那是无政府主义者巡逻车给我们送来的。我拿了两枚放进自己的弹药袋。这是一些粗制滥造的手榴弹，一拉掉保险销就有可能立即自动爆炸。
到处都是四肢摊开、沉沉入睡的人们。在一个房间里，有个小宝宝在哭，不停地哭。虽然已是五月了，但夜晚却仍然很冷。有个舞台上还挂着幕布，于是我用刀割下一块裹在身上，希望好好睡上几个小时。我被惊醒了，我记得自己在睡梦中突然想到了那些可怕的、如果用力翻身压上去就会把我炸上天的手榴弹。凌晨三点，那个像是负责人的高大英俊的男子把我叫醒，给了我一支来复枪，让我在一个窗下站岗。他告诉我，萨拉斯——对攻打电话局负有责任的警察局长，已经被逮捕。（我们后来才得知，其实他仅仅是被解除职务。然而，新闻报道却仍然在说，那是国民自卫队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自行其是的行动。）天刚破晓，人们就动手在楼下修建了两个街垒，一个建在ComiteLocal外面，另一个建在猎鹰旅馆外面。巴塞罗那的街道是用方形卵石铺的，用这些石头很容易垒起一堵墙，而且卵石下还有一种适合装沙袋的小圆石。筑起的街垒令人感到既古怪又奇妙，我要是能把它拍下来该有多好啊。当西班牙人决定干任何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充分显示出自己的无限激情。成群结队的男人、女人，还有许多很小的孩子，他们撬起和搬运鹅卵石，用不知从哪儿找来的手推车从远处搬运沙子，手推车在装满沙子的麻袋的重压下摇摇晃晃。在ComiteLocal的门口，一个穿着民兵长裤、裤膝纽扣都拖到脚踝的德国犹太小女孩，正面带笑容地张望。几个小时后，街垒已经砌了一人高，射击口旁站上了士兵，在另一个街垒后面，火堆在燃烧，人们在煎鸡蛋。
他们又把我的来复枪拿走了，而且我似乎也只能无可奈何。我和另一个英国人决定回到大陆绿去。远处虽然战火不断，但拉姆拉斯北侧看起来一个人也没有。在回旅馆的途中，我们顺便到食品市场上看了看。只有少许几家货摊在营业，那些货摊被一群从拉姆拉斯南部工人居住区来的人围得紧紧的。就在我们到达市场时，外面传来了沉重的来复枪射击声，屋顶上方的玻璃都被震得颤动起来，市场内的人群向出口处飞逃而去。然而，仍有几家货摊还在营业，我们要了一杯咖啡，并买了几支棒形山羊奶酪塞在弹药袋的手榴弹旁。几天之后，我非常庆幸居然还能够吃上奶酪。
在我前一天看到的无政府主义者开火的街角，现在已经竖起一座街垒。街垒后面的男子（我在街道的另一边）大声叫喊，要我小心。教堂钟楼里的国民自卫队在不分青红皂白地向所有过路人开枪。我稍停了一会，然后猛地冲过街道，完全可以肯定，一颗子弹贴身而过，近得让我毛骨悚然。在我走到马统工党行政大楼对面街道一侧的时候，站在行政大楼门口的突袭队员发出大声警告——我没听清他们在喊些什么。在我和大楼之间隔着几棵树和一个报亭（西班牙这种类型的街道都有宽阔的人行横道），我看不清他们的手势。我进了大陆旅馆，四处一看，一切都还好，洗了把脸，然后回到马统工党行政大楼（离大街约100码）请命。这时，外面响起一片的来复枪和机关枪声已经几乎可以和一场战役相比了。我刚找到柯普，就问他我们该怎么办，这时楼下接连传来令人心惊的爆炸声。声音如此之大，以至于我认定有人在用野战炮向我们开火。其实只不过是手榴弹，当手榴弹在石材建筑物之间爆炸时，爆炸声要比在空旷地带大得多。
柯普向窗外瞥了一眼，把手杖竖在身后墙壁上，说道：“我们调查调查吧。”然后，他和平时一样，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慢步走下楼梯，我紧跟在他身后。在大门口，一些突袭队员就像玩九柱戏似的，把手榴弹顺着台阶滚下人行道。手榴弹在二十码以外的地方炸开，和来复枪的砰砰声交织在一起，发出可怕而又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在街道中间的报亭后面，有一颗脑袋——我认识的一个美国民兵的脑袋，探了出来，有如集市上人人都喜爱的椰子。稍后，我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紧挨马统工党大楼有一家楼上设有旅馆的咖啡馆，叫做摩卡咖啡馆。前一天，二三十个全副武装的国民自卫队员突然闯入咖啡馆，在发生冲突后，强行占领整个大楼并赖着不走。他们可能是受命占领咖啡馆，以便为稍后攻打马统工党大楼做准备。次日清晨，在他们想走出摩卡咖啡馆大门时，与突袭队民兵发生冲突，双方互相开枪射击，结果，一个突袭队员受重伤，一名国民自卫队员身亡。国民自卫队被迫逃回咖啡馆。当那个美国人沿街走过来时，国民自卫队却向他猛烈开火，尽管那个美国人手无寸铁。美国人连忙躲到报亭后藏身，而突袭队员向国民自卫队投掷手榴弹好把他们赶回屋内。
柯普大致看了一下现场，拨开人群走过来，把一个正用牙齿咬拔手榴弹保险销的红发德国突袭队员拽了回来。他大声命令人们撤回大楼，并用好几种语言告诉大家，我们必须避免流血。然后，他走出大门，站在国民自卫队完全能够看得清的人行道上，夸张地解下手枪并缓慢地放在地上。随行的两个西班牙民兵军官也同样如此，他们三个人缓慢地朝着正在门口挤成一团的国民自卫队走过去。这是一件给我20英镑我也不会干的事。他们两手空空地朝那些手里有枪但却被吓坏了的国民自卫队士兵走去。一个只穿衬衫、吓得脸色铁青的国民自卫队官员从门内走出来和柯普谈判。他不停地用颤抖着的手指着人行道上的两枚未爆的手榴弹。柯普回来以后对我们说，最好引爆那两颗手榴弹，继续留在那儿，对行人很危险。一个突袭队员向其中一枚手榴弹开了一枪，手榴弹爆炸了，但没有击中另一枚。我向他要过步枪，蹲下来朝第二枚手榴弹开枪。真是难为情，我也没打中。这是我在骚乱期间唯一的一次开枪射击。人行道上落满了从摩卡咖啡馆招牌上掉下的碎玻璃片，停在外面的两辆军车，其中有一辆是柯普的，被子弹打出了许多窟窿，挡风玻璃完全破碎了。
柯普再次带我上楼，并给我简要地说明了一下的当前情况。如果马统工党大楼遭到攻击，我们必须保卫大楼，但马统工党的头头们却发话来要我们按兵不动，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火。大楼的正对面有一个叫做波利罗马的电影院，电影院的楼上设有一个博物馆，在这座高出一般建筑的顶部有个双穹的嘹望塔。利用它可以控制街道，只要有几个持枪的士兵守住那儿，就可以压制任何针对马统工党大楼的进攻。电影院管理员是全国劳工联盟的成员，应该会允许我们进出。至于摩卡咖啡馆的国民自卫队员，也不会跟着我们太过不去，他们不想打仗，只会很乐意自己活着也让别人活着。柯普重申命令，除非有人向我们开火或者我们的大楼受到攻击，否则不得开枪。我猜想，马统工党的头头们也一定对被牵进这一事件而大发雷霆，但他们还是认为不得不和全国劳工联盟保持一致，虽然柯普没有这么说。
我们已经在嘹望塔布置了守卫。在此后的三天三夜里，除了悄悄去旅馆吃饭时的短暂休息，我一直守卫在波利罗马电影院的屋顶上，我尚未遇到过什么危险。只要不挨饿、不烦闷，我什么都能忍耐，然而，这却是我整个一生中最难耐的一段时间。我认为，很少有能比经历巷战那些不幸的日子更令人厌恶、更令人绝望，或者，结果更令人伤透脑筋的了。
我待在屋顶上，常常对这种愚蠢的行为感到惊讶。透过嘹望塔小小的窗户，你可以看到数英里方圆——一排排细瘦高耸的楼房，玻璃穹顶，还有那些耀眼的绿瓦和红铜瓦、奇妙而又弯曲的屋顶；向东看是波光粼粼的淡蓝色大海——我自来到西班牙后第一次看到大海。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沉浸在毫无生气、一片狼藉的噩梦之中。阳光下的街道上空空荡荡。除了从街垒和用沙袋堵起的窗后射出的一连串子弹，没有什么事发生。所有街道上都没有汽车行驶。在拉姆拉斯一带，电车一动不动地停着，驾驶员早在开战时就逃之夭夭了。可恶的噪声一直在成千上万的石头建筑物之间回荡，回荡，就像一场热带的暴风雨。劈劈啪啪声、哒哒哒哒声、轰隆轰隆声——有时消失为只有零零落落的射击声，有时又变为震耳欲聋的连续猛烈射击声，白天的射击从未停止过，第二天黎明会准时开始。
究竟正在发生些什么事，谁在打谁，谁正在获胜，一开始很难弄清楚。巴塞罗那人是那么习惯巷战，那么熟悉当地的地形环境，以至于他们凭直觉就能知道哪个政党会控制哪条街道和哪些大楼。任何一个外国人都会自叹不如。从嘹望塔望去，我能清楚地看到拉姆拉斯，它是这座城市的一条主要街道，一条分界线。在拉姆拉斯以西，工人阶级的地区有团结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东面，一场糊里糊涂的战斗正在弯弯曲曲的小巷中进行着，再那里，加联社党和国民自卫队或多或少占有主动权。而在拉姆拉斯北面，加泰罗尼亚广场周围的阵地却十分复杂，以至于每幢大楼上要是没挂上一面党旗，那就很难弄清那里究竟属于哪个派别了。这里的主要建筑物就是科隆旅馆——加联社党的总部，控制着加泰罗尼亚广场。从科隆旅馆这个庞然大物唯一靠近广场的一扇窗户里，伸出了能够以致命效果扫射广场的机关枪。在拉姆拉斯南面，我们东面100码的地方，J.S.U.——加联社党的青年联盟（相当于英国的青年共产主义者联盟），正据守一家大百货商店，他们用沙袋堵起了对着我们嘹望塔的窗户。他们已经取下他们的红色旗子，升起了加泰罗尼亚人的旗帜。在电话局的上面，所有麻烦的起点就是加泰罗尼亚人的旗帜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子并排飘扬。在那儿，某些暂时性的妥协已经达成，交接正在不停地进行着，大楼里并没有发生交火。
我们的这个地方是出奇地安静。摩卡咖啡馆的国民自卫队已经拉下钢质百叶窗，并把咖啡馆的家具摞起来设置了一道路障。稍后，又有五六个人来到我们对面的屋顶，用床垫建起了又一个掩体，而且挂上了加泰罗尼亚人的旗帜。但很明显，他们并没有开火的意思。柯普已与他们订下了明确的协议：如果他们不向我们开枪，我们也决不向他们开枪。通过这次交涉，他已与国民自卫队相处得不错，而且好几次去摩卡咖啡馆拜访他们。国民自卫队当然已经攫取了咖啡馆里的所有饮料，他们以15瓶啤酒作为礼物送给他。作为回报，柯普竟然把我们的一支来复枪送给他们，以此补偿他们在前一天不知如何丢失的一支枪。然而，待在屋顶上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有时，我对所有的事情只是厌烦，对可恶的噪音却并不在意。我通常会花上几个钟头去看一系列企鹅出版社的书，这些是我几天前很幸运地买到的。有时，我确实能觉察到50码外的士兵正盯着我。这有点像回到战壕的感觉。由于习惯所致，有几次我都把国民自卫队说成“法西斯”又突然住口。我们通常有六个人守在那儿。我们在嘹望塔内安排一个守卫，而其余的人则坐在下面的铅皮屋顶上，那儿除了一道石栏杆外，没有其他可作掩护的东西。我清楚地知道国民自卫队随时可能接到开火的电话命令。他们虽已同意在这么干之前对我们发出警告，但是也不能断定他们会一定信守协议。然而，只有一次，看起来像要发生麻烦。对面的一个自卫队员蹲下来并开枪射击。当时我正好在嘹望塔站岗。我立即把枪口对准了他，大声吼道：
“喂，你干嘛朝我们开枪！”
“什么？”
“不要朝我们开枪，否则，我们就要还击啦！”
“没有，没有！我不是对你们开枪。看——朝下面那儿看！”
他用枪口指着通往我们大楼的侧街。那里有一个穿蓝色工作服的年轻人，手持来复枪在街角躲来藏去。很明显，这个人刚才向屋顶上的自卫队员开过枪。
“我刚才是朝他开枪。是他先开枪打我的。”（我相信这是真的）“我们不会向你们开枪的。我们跟你们一样，都是工人。”
他打了一个反法西斯的敬礼，我回敬了他。我朝对面高声喊道：
“你们还有啤酒吗？”
“没了，我们的都喝光了。”
在同一天，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离街稍远的加联社党青年联盟的大楼里的一个士兵，在我探出窗外的时候，突然举枪向我射击。也许是我太过惹人注目了。我没有还击。虽然他离我只有100码左右，但子弹还是偏离目标很远，以至于连嘹望塔的屋顶都没打着。像往常一样，西班牙人的射击水平让我捡了条命。我曾多次遭到来自这幢大楼的射击。
可恶的枪声持续不断。根据我的所见所闻，对立双方往往都是出于自卫才开枪射击的。人们只在自己的建筑物中或街垒后面，向对方射击。离我们大约半英里的地方有条街道，街道上的一些全国劳工联盟的主要办公室几乎和劳工总会的办公室面对面，从那个方向传来的声音非常可怕。战争结束之后，我曾经过那条街道，橱窗的玻璃被子弹打得像筛子。（巴塞罗那的大部分店主把他们的窗户用长纸条交叉着封贴起来，这样当子弹击中玻璃的时候，玻璃碎块就不会飞出伤人）。有时，来复枪和机关枪开火的哒哒声不时地被炸弹的爆炸声所掩盖。远处传来极其沉重的爆炸声，多达十几次，而且间隔时间比较长，我当时也搞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它听起来像是炸弹在空中的爆炸声，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飞机出现过。后来有人告诉我——确实可能是真的——内奸为了制造尽可能大的恐慌而点燃一堆堆炸药。然而，并没有火炮声。我正在等着听大炮的轰鸣，因为大炮一旦开始怒吼，那么就说明事态已经十分严重了（火炮是巷战的决定性因素）。后来，报纸上刊发了有关街垒遭炮击的小道消息，但没人能指出哪幢楼房遭到过炮弹的袭击。总之，如果大家听惯了炮声，那么谁也不会弄错。
食品从骚乱开始以来一直非常短缺。为了给守卫马统工党行政大楼的那15到20个民兵弄到吃的，我们只能在黑夜的掩护下（因为国民自卫队常常在拉姆拉斯一带伏击），悄悄地摸到猎鹰旅馆那儿弄点吃的来，但不够每人一份，我们当中许多人要尽可能地去大陆旅馆吃饭。大陆旅馆被自治政府“集体化”了，这与大部分诸如全国劳工联盟或劳工总会控制的旅馆不一样，这儿被视为中立地。战争刚开始，旅馆就被数量惊人的人群挤得满满的。有外国的新闻记者；有形形色色的政治嫌疑犯；有为政府服役的美国飞行员；有来自不同国家、持不同政治观点、属于不同派别的共产党特工，其中有一个身躯肥胖、满脸横肉的俄国人，据说是Ogpu*的间谍，绰号查理?琛，腰带上挂了一支左轮手枪和一枚小巧的手榴弹；有看起来像法西斯同情者的西班牙富人；有两三个受伤的国际纵队士兵；有因战争受阻无法把橘子运回法国而滞留的法国卡车司机；还有许多人民军的军官。人民军作为一个整体，战争期间一直保持中立，尽管也有少数士兵开小差或自行其是。在那个星期二的上午，我在马统工党兵营里就见到过其中的两个。一开始，在食物短缺变得很严重且报纸开始借此挑起仇恨之前，就出现了把食物短缺当成笑料的趋势。人们都会说，这种事在巴塞罗那司空见惯，每年都有发生。乔治?托伊利，一个意大利新闻记者，我们一位了不起的朋友，走了近来，裤子浸透了鲜血。他只是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并在人行道上给一个受伤的人包扎，而就在此时，有人竟开玩笑似地向他投掷手榴弹，幸好他伤得不重。我记得他的感慨是：巴塞罗那的铺路石不应该太多，这样可以减少建造和拆毁街垒的麻烦。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我换岗后疲惫不堪又饿又脏地走进旅馆时，发现我的房间里坐着两个国际纵队派来的人。他们的态度完全是中立的。假如他们是自己政党的优秀和忠实的支持者，我推想，他们会出催促我改变立场，或者干脆毒死我，把我装得鼓鼓的弹药袋拿走；相反，他们只是十分同情我在休假期间还坚持在房顶上值勤。他们的基本态度是：“这只是无政府主义者和警察之间的争吵——并没有什么别的名堂。”不管战斗进行到什么程度和伤亡多少人，我相信，这总要比把事件描述为有计划的骚乱那样的官方说法更接近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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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肃反委员会的简称。——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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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星期三（5月5日），一切都几乎完全变了样。封锁的街道看起来可怕极了仅有的几个行人也是迫不得已才走出家门的，他们一边蹑手蹑脚地走着，一边挥舞着白色的手帕，在不大会受到子弹射击的拉姆拉斯的一个角落，有人站在空荡荡的大街上叫卖报纸。星期二的《团结报》——无政府主义者的报纸，把电话局遭到攻击称之为“巨大的挑衅”（或类似字眼），但到了星期三，报纸就变了调子，开始恳求人们回去上班。无政府主义者的头头们也发出了同样的信息。马统工党的报纸LaBatalla（《战斗》）的办公室，大约和电话局同时遭到袭击，那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遭人民军突然袭击和占领的。但报纸仍在印刷出版，并被从另外一些渠道分发出去。报纸上的文章催促大家尽可能待在街垒里。人们惴惴不安、忧心忡忡，谁都想知道事件究竟将如何了结。我怀疑到目前为止人们是否都离开了街垒，但我并不怀疑人们都厌恶这种毫无意义的战斗，它会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因为没有人想把它发展为一场新的大规模内战*，那只能意味着输掉反对佛朗哥法西斯的战争。据我所知，这种担心在各方面都有所表现。人们一般都认为，从广大全国劳工联盟成员的一贯主张和既得利益来看，他们的要求只有两个：交还电话局和解除可恨的人民军的武装。如果自治政府答应做这两件事，并答应终止牟取食品暴利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街垒会在两小时后全部拆除。但自治政府显然没有打算作出让步。居心叵测、别有用心的谣言漫天飞。有传言称，巴伦西亚政府已派出6000多名士兵前往占领巴塞罗那，而5000多名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民兵则离开阿拉贡前线，准备抗击政府军。实际上，只有前者是真实的。从嘹望塔眺望，我们看到了浅灰色的类似军舰状的船只在靠近港口。据水手出身的道格拉斯?莫利说，那东西看起来像英国的驱逐舰。事实上，那就是英国的驱逐舰，虽然我们后来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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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共和国内部各派之间的战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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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傍晚，我们听说西班牙广场有400名国民自卫队员向无政府主义者缴械投降；另一个消息含糊不清，据说在郊区（主要是工人阶级居住区），全国劳工联盟在控制着局势。这就好象是我们获胜了。但就在同一天晚上，柯普派人找我过去，他神情严肃地告诉我，根据刚刚获得的情报，政府即将取缔马统工党，并宣布进入战时状态。这消息让我大为震惊。这是我首次意识到此后一切都将被归咎于它。我隐约预感，战争一旦结束，一切责任就将全部落在马统工党的头上了，它是力量最弱小的政党，因而也是最适合不过的替罪羊。与此同时，我们的部分中立也将宣告结束。如果政府向我们宣战，那么别无选择，只有自卫。而且在行政大楼这儿，我敢肯定驻扎在对面的国民自卫队将会接到攻击我们的命令。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要先下手。柯普在电话旁等候命令，如果马统工党的确被宣布为非法并加以取缔，那么我们必须马上做好占领摩卡咖啡馆的准备。
我记得，在那个漫长的噩梦般的晚上，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加强大楼防卫措施。我们锁上了前面入口处的钢质卷帘，在钢帘的后面，用工人们弄来的备用石板筑起一堵墙。我们详细检查了我们的武器库存。包括波利罗马屋顶上的六支来复枪在内，我们一共有21支枪（其中有一支无法使用），每支枪大约有50发子弹，还有几十枚手榴弹；此外，除了几支普通手枪和左轮手枪，什么也没有。我们有12个士兵，其中大多是德国人，假如摩卡咖啡馆那里向我们开火的话，他们表示愿意主动进攻。当然，我们最好在午夜刚过的某个时候从屋顶上向他们开火，打他们个出其不意，他们虽然人数比我们更多，但我们的士气更好。毫无疑问，我们能够拿下咖啡馆，尽管这么做肯定会有牺牲。我们大楼里除了有些巧克力外，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而且到处谣传“他们”要切断自来水供应。（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是政府？还是全国劳工联盟？——没人知道）。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把盥洗室的每只盆，以及能够找到的每只桶都放满了水，最后，连国民自卫队送给柯普的、早已喝光了的15瓶啤酒的空瓶子里也灌满了水。
大约60个小时没有睡好觉，我累极了，心情也很坏。现在已近午夜了。楼下街垒的后面，人们横七竖八地睡得满地都是。楼上有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沙发，我们想把这里用做伤员包扎室，不用说，其实在我们大楼里既没见到过碘酒，也没到过绷带。我的妻子从旅馆里跑过来，准备充当护士之类的角色。我在沙发上躺下，打算在攻打摩卡咖啡馆（假如万一身亡）之前睡上半个小时。我记得，皮带上的手枪抵疼了我的腰背部，使我感到很难受。而且，我还记得接下来发生的事，我突然醒来，发现我的妻子站在我的身边。天色已经大亮，什么也没有发生，政府没有向马统工党宣战，自来水也没有被切断，除了零星的射击声外，街道上一切正常。我的妻子说不忍心叫醒我，而她此前睡在前面房间里的扶手椅上。
那天下午出现了一种休战状态。射击声已经逐渐减少，街道上出乎意料地挤满了人。一些商店开始拉起百叶窗，市场被一大群吵吵闹闹抢购食物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尽管货摊上的物品已经所剩无几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电车还没有运行。国民自卫队员仍然守在摩卡的街垒后面，两边加固的掩体并没撤除。人们到处奔波购买食品。你处处都能听得到同样的忧虑：“你认为它停了吗？你认为它还会再来吗？”“它”——战争——有如突发自然灾害、飓风或地震，正无情地降临在所有人的身上，我们无力阻挡。果然，几乎不出所料——我原以为会停几个小时，可似乎只有几分钟——突然一阵来复枪声响起，有如六月天的暴风雨，把所有人吓得撒腿就跑，钢百叶窗哗拉拉地落下，街道上魔幻般地一下子不见了人影，街垒里的人们立即各就各位，“它”又开始了。
我带着一种极度厌恶与愤怒的情绪，重新回到屋顶上的岗位，当你正在加入诸如此类事件的时候，我推想，在某种程度上，你是在创造历史，而且按理说你应该感觉到你是个历史人物。但你绝不会这么去想，因为在这样的时代，实实在在的具体问题总会突出于其他一切的。在整个战争期间中，我从未对远离战场数百英里的记者们想当然地编造出来的形势做过正确“分析”。我迫切关心的主要不是这场悲惨的、两败俱伤的战斗的是与非，而是日夜待在屋顶上的那种难以忍受的不安和厌烦，还有越来越严重的饥饿——因为自星期一起，我们没有一个人吃过一顿像样的饭。等这差事一结束，我就立即重返前线，这个念头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这让人发狂。我在前线阵地上已经待了105天，回到巴塞罗那原本是为了能够得到点休息和安逸；可到头来不仅没能如此，反而只能在屋顶上苦度时光。对面屋顶上的国民自卫队员们也跟我一样。他们定期向我挥手，让我相信他们是“工人”（意思是希望我不要向他们开枪），但是，如果他们一旦接到开火的命令，肯定会六亲不认的。如果这就是历史，它看起来却一点也不像历史。跟前线一样，这更像是一个艰苦的时期。在前线，由于士兵人数少，我们只得反常地多站数个小时的岗，并非逞英雄，只是必须坚守岗位，尽管令人厌烦、睡眠不足，至于对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那是丝毫也不感兴趣。
在旅馆里的那些多半不敢将鼻子伸出门外的形形色色的暴徒中间，渐渐出现了一种极为可怕的怀疑气氛。受间谍癖感染的各式各样的人物，鬼鬼祟祟地到处游走，低声地嘀咕着某人是共产党的间谍，或托洛茨基分子，或无政府主义者，或者什么都不是。那个肥胖的俄国特工，正在逐一为难所有的外国难民，并花言巧语地解释说，整个事件全部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阴谋。我饶有兴趣地看着他，因为这还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仔细观察一个其职业就是撒谎的人——如果你没算进新闻记者的话。在来复枪的嗒嗒射击声中，仍然在堵得严严实实的窗户背后模仿时髦旅馆的生活着实令人厌恶。
前面的餐厅在子弹穿过窗户、击毁柱子之后，已经停止使用，客人们挤进后面的一个漆黑的房间里，里面的座位根本就不够。为数不多的服务员——他们中有一些是全国劳工联盟的成员，已参加总罢工——暂时脱下了他们的上浆衬衫，但仍以一种虚伪的方式上菜。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可吃的。星期四那天晚上，主菜仅仅是每人一条沙丁鱼。旅馆里已经多日没有面包供应，甚至连酒也是那么紧缺，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喝那些年头越来越陈、价格也越来越高得离奇的酒。这里的战事结束后，食品依然继续短缺。接连三天，我和妻子的早餐只有一小块不配面包的山羊奶酪，而且没有任何饮料。这里，唯一丰富的食品就是柑橘。法国卡车司机把他们无法运回国的大量的柑橘卖到旅馆来。他们是一些体型健壮的人，身边总是带着一些妖艳俗气的西班牙女孩，以及穿黑衬衣的大个子搬运工。在往日，任何一个旅馆经理之类的小势利鬼，都会千方百计地整得他们不舒坦，实际上拒绝他们在大楼内留宿。但现在他们却很吃香，不像我们其他人，因为他们拥有一间面包房，谁都必须低声下气地从那儿讨购一点面包。
最后一个晚上，我继续在屋顶上守卫。第二天，这里的战斗好象结束了。我记得那天——星期五，没有很多的枪战。没有人确知巴伦西亚方面的军队是否已经来了，其实，他们在那天傍晚就已到达了。政府用半是安抚半是威胁的腔调广播，要求每个人都立即回到家中，并说一个小时后如发现任何携带武器的人都将逮捕。人们虽然对政府的广播没有太过在意，但是，各处街垒里的人群却渐渐地散去了。我并不怀疑这主要是缺少食物造成的。你会从冲突双方听到同样的言语：“我们没有多少食物了，我们得回去上班。”而在国民自卫队那里，却是完全另一回事，只要城里还有任何食品，他们就能得到定额供应，继续留在他们的阵地上。到了下午，虽然废弃的街垒仍然原封不动地树立着，但街道上的情形似已恢复正常：拉姆拉斯人头攒动，商店几乎全部开门，最令人们兴奋的是——封锁街区停运已久的电车，开始运行。国民自卫队仍然占据着摩卡咖啡馆，并没有拆除他们的街垒，不过他们中的有些人持枪坐在人行道上的椅子上。我经过时其中一位善意地眨了眨眼，可得到的却是极不友好的撇嘴阴笑。当然，他是认识我的。电话局上空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被扯了下拉，只有加泰罗尼亚人的旗帜在飘扬着。这意味着工人们一定是被打败了。我意识到——尽管由于我在政治上的无知，对我应该清楚的私情我还不是很清楚——当政府感到地整个事件的控制更有把握的时候，将会实行报复。但是，当时我对这方面的事情不感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确信可恶的战斗喧嚣已经结束了，我们可以在重返前线以前多买一些食品，稍稍休息一下，稍稍安静一点了。
从巴伦西亚开来的人民军最初出现在街道上的时候，天色肯定已经很晚。他们都是突击卫队——一种类似国民自卫队和马枪骑兵之类（主要从事警察工作的队伍）的编队，是共和国的精锐部队。他们好象是突然间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你能够到处看到他们在街道上巡逻，每十个人一小组，他们身材高大，身着灰色或蓝色的制服，肩上背着长长的步枪，每个小组都配有一挺冲锋枪。当然，这时我们还有一项具体的工作要做。我们在嘹望塔上用于守卫的那六支步枪还放在那儿，我们必须尽可能地把枪弄回马统工党的大楼。这些枪是大楼常备军械库武器的一部分。看起来，这只是一个把几支枪送到街对面的简单问题。但要将枪支通过街道运送，却是违反政府命令的。如果带着枪支被捉，那我们肯定要被逮捕——更糟糕的是，枪支将被统统没收。大楼里只有21支枪，我们可损失不起其中的这六支。在经过充分讨论、找出最好办法之后，一个西班牙红发男孩和我开始把枪支偷运出去。避开突击卫队巡逻很容易，危险在于摩卡咖啡馆的国民自卫队，他们很清楚我们在嘹望塔有枪，要是被他们看到我们在搬运枪支，事情就会完全露馅。大家脱去部分衣服，左肩挂枪带，腋窝夹枪托，枪管藏在裤管里。不幸的是，这都是些长毛瑟枪。即使我这样身材高大的人，也无法便便当当地把老长的毛瑟枪管藏进裤管里。拖着一条完全僵直的左腿，走下嘹望塔的旋梯，真是让人无法忍受的差事。后来，我们发现，过街时唯一的活动方式就是要走得慢，特别慢，慢得你根本无需曲膝抬腿。在电影院外面，当我以乌龟般的速度向前行走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不少人颇为幸灾乐祸地注视着我。我时常回想：当时他们会以为我出了什么问题呢？大概是在战斗中负了伤。然而，所有的枪支都被偷运过去了，没有出事。
第二天，突击卫队的士兵到处出现，他们有如征服者半地迈步大街小巷。这无疑是政府在炫耀武力，目的在于吓唬政府自己也明知不会反抗的居民。假如担心发生新的暴动，他们就会待在街垒里，而不会一伙一伙地分散在大街上。人民军是一支我在西班牙看到的最好和最华丽的军队，虽然我在某种意义上假定他们是“敌人”，但我仍禁不住喜欢上他们的外表。但我是用一种惊奇的目光在看着他们来回溜达的。过去，在阿拉贡前线，我见惯了衣衫褴褛、几乎没有装备的民兵，却不知道共和国还拥有一支这样的军队。他们不仅在身材上经过严格挑选，更使我吃惊的是他们的武器。他们全都装备了崭新的“俄式来复枪”（这些枪是苏联运给西班牙的，但我却相信那是美国制造的）。我察看过其中一支来复枪。它虽不是那么完美的枪，但比起我们在前线用的那种糟糕透顶的老式大口径来复枪，不知要好到哪里去了。人民军每十个士兵拥有一挺机关枪，每人拥有一支自动手枪，在前线，我们50人才可能有一挺机关枪，而手枪只能非法购买。事实上，我到现在才注意到，到处都一样。从来没上过前线的国民自卫队和马枪骑兵们的装备比我们好，穿戴更好。我猜想，大概在所有战争中都是一样的——后方着装时髦的警察和前线衣衫褴褛的士兵之间，总是会存在着明显差别的。一两天后，突击卫队和居民剧本上相安无事。第一天，一部分突袭队员以挑衅性的方式制造了许多麻烦，我想那是奉命行事。他们强行登上电车，搜查乘客，若乘客带有全国劳工联盟会员证，就会立即撕毁，并扔在脚下践踏。这导致了无政府主义者与他们之间的武力冲突，并有一两人身亡。不过，突击卫队很快就改变了征服者的架势，与居民的紧张关系也变得较为缓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仅在几天后就哄上了一个女孩子。
巴塞罗那的战斗，给巴伦西亚政府提供了渴望已久的全面控制加泰罗尼亚的借口。工人民兵将被解散，重新编入人民军。西班牙共和国的旗子在巴塞罗那上空到处飘扬，我想除了法西斯分子的阵地，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工人阶级居住区正在拆除街垒，这一过程是断断续续的，因为建造一座街垒要比把这些石头放回去容易。加联社党大楼外面的街垒被允许继续保留，有些甚至一直保留到了六月底。国民自卫队仍然占据着所有战略要害。全国劳工联盟的大本营里，正在大规模搜查武器，尽管如此，我敢肯定，仍会有很多武器设法逃过收缴。《战斗》报仍在出版，但受到严格审查，以至于头版几乎完全空白。加联社党的报纸不在审查之列，经常发表煽动性的文章，要求查封马统工党。马统工党被宣布为隐蔽的法西斯组织，一副代表马统工党的漫画人物，被撕开画有锤子和镰刀的假面具，露出了一副带有纳粹卐标记的疯狂而又丑恶的嘴脸。加联社党的宣传人员将这幅漫画贴遍全城大街小巷。很明显，官方对巴塞罗那战争的看法已成定论，它被描述为马统工党一手策划的一次法西斯“第五纵队”的暴乱。
旅馆里那种可怕的怀疑和敌对气氛，随着战争的结束，变得更加沉重紧张。面对各种各样的指责，要想保持中立那就难了。邮局又恢复运营了，于是外国各种不同宗派的共产党人报纸开始到达，他们对战争的报道，不但具有强烈的党派特征，而且当然与事实大相径庭。我知道，身在战争现场的那些共产党人，他们已经真切地目睹了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们对掩盖和歪曲事实真相的说法感到极为惊诧，但他们自然还得坚持他们自己党派的立场。我的那位共产党朋友再一次找到了我，并问我是否愿意站到国际纵队。
我感到相当惊讶。“你们的报纸在说我是法西斯主义者，”我说，“当然，应该说我是一个政治嫌疑犯，一个马统工党的政治嫌疑犯。”
“哦，那没有关系。毕竟，你也只是奉命行事。”
我不得不告诉他，这一事件以后，我不可能参加任何西班牙共产党控制的部队了。那将可能意味着迟早会被别人利用，来反对西班牙工人阶级。说不准此类事件还会发生，如果我必须要在类似事件中拿起枪，那我只会拿起枪站在工人阶级一边，而不会与他们为敌。他对此感到非常能够理解。但从现在起，整个气氛已经改变了。如果以往一样，人们不可能“各自保留不同意见”，并和一个可能是你政治上的敌人一起举杯共饮。旅馆休息室里不断发生可怕的争吵。同时，监狱里人满为患。战争结束后，无政府主义者理所当然地释放了他们的俘虏。但是，国民自卫队却不是这样，他们把俘获的大部分俘虏关进监狱，并不加审判地关押下去，多数是一关好几个月。和过去一样，全然清白的人，由于警察的粗暴腐败而遭到无辜拘捕和迫害。以前，我曾提到过道格拉斯?汤普生在四月初受伤的事。从那以后，我们就与他完全失去了联系。只要有士兵受伤，这样的事就经常发生，因为伤兵经常会被从这所医院转送到那所医院。事实上，他住在塔拉戈纳医院，大概是在战斗发生时被送到巴塞罗那的。星期二的早晨，我在大街上遇见了他。汤普生被这到处发生的开火场景弄得不知所措。他问了一个大家都在问的问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尽可能详细地解释了一番。汤普生马上说：
“我要离这种事远一点。我手臂上的伤还没有好。我要回旅馆，待在那儿什么地方也不去。”
他回到了他下榻的旅馆，但是不幸的是，这家旅馆处在国民自卫队控制的城区。（在巷战中熟悉当地的地形环境是多么重要！）结果，这家旅馆遭到袭击，汤普生被捕，并被投入监狱，关进人满为患、没有栖身之地的牢房里，一关就是八天。这样的情形还有很多。许多被列为政治嫌疑分子的外国人被迫逃走，害怕遭到撤职的警察在日夜紧盯着他们的行踪。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的情形更糟，他们没有护照，时常遭到他们本国秘密警察的追捕。一旦被捕，那么他们就极可能被驱逐到法国，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必将被遣返意大利或德国，到了那儿，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将会有何种恐怖的暴行在等待着他们。有几个外国妇女通过和西班牙人闪电式“结婚”，来获得她们的合法地位。一个根本没有护照的德国女孩，为了躲避警察，只好连续多日假扮一个男子的情妇。我记得，有一次在我偶然碰见她从那个男人的卧室中走出时，她的脸上充满了羞耻惨淡的神色。当然，她不是他的情妇，但她无疑回以为我是这样认为的。对于某个朋友向秘密警察告发你，你会始终有一种令你痛恨不已的感觉。战争、噪音、饥饿和困倦，待在屋顶上既紧张又烦闷，不知道下一分钟我会不会自杀或者被迫向别的什么人开枪，这漫长的噩梦使我的神经紧张不安。每当门外砰砰作响、伸手去抓手枪的时候，我的精神就紧张到了极点。星期六早晨，外面传来尖啸的射击声，人们高声惊叫：“战争又打起来了！”我炮到街上一看，原来是一些突袭队员在向一条疯狗开枪。当时或几个月后在巴塞罗那生活过的人们，谁都永远忘不了由恐惧、怀疑、仇恨、遭审查的报纸、人满为患的监狱、奇长无比的购买食物的队伍以及成群结队到处巡逻的武装士兵等等所产生的恐怖气氛。
我已对自己认为的巴塞罗那战斗中最重要的东西发表了一些尝试性的见解，然而，我猜想我并没能够成功地传达当时的那些陌生的东西。许多事情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其中有一件是在与人们偶然接触时所产生的——在没有直接卷入战斗的许多人们看来，突然发生的事件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场毫无意义的骚动。我记得，我曾看到，在枪声响起并响彻街区之际，仍有一位穿着入时的妇女，胳膊上挎着购物篮，手里牵着一条白色的狮子狗，在拉姆拉斯的街道上漫步。很明显，她是个听觉失聪的人。我还看到，有个男子手挥白色手帕，冲过加泰罗尼亚广场那个被封锁的无人区。一大批身穿黑衣的人，差不多花了一个多小时试图通过加泰罗尼亚广场，可总是以失败告终。只要他们从街角一出现，科隆旅馆里的加联社党机关枪就开火，把他们赶回去——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非常明显地没有携带武器。事后，我在想，这些人很可能是正在举行葬礼。曾在波利罗马楼上博物馆担当看守的小个子男子，甚至把整个事件当成一种社交机会。他很高兴有英国人来拜访他——他说英国人同样是那么可爱。他希望战斗结束后，我们都能再来看他，事实上，我的确去看过他。还有一个小个子男子，躲在门口，对加泰罗尼亚广场上那该死的交火，兴高采烈地摇着头，说道（有如评论晴朗的早晨似的0：“我们可不是又回到7月19日了吗！”此外，还有那些正在为我做军靴的鞋店皮匠。战斗开始前，我曾去过那家鞋店，战斗结束后，即5月5日休战期间，我又去那里待过不大一会儿。这是一家要价很高的鞋店，店铺里的人都是劳工总会的成员，而且很可能一直是加联社党的成员——无论如何，他们在政治上是属于对方那一边的，而且他们也知道我是在为马统工党服务。他们对整个事件的态度，是完全漠不关心。“发生这种事，太遗憾啦，不是吗？影响做生意啊。战斗没完没了，真遗憾！好像前线打得还不够似的！”等等，等等。可以肯定，很多甚至绝大多数的巴塞罗那居民，对整个事件没有丝毫兴趣，至于发生空袭将会如何，那就更不感兴趣了。
在这一章里，我仅就自己的个人经历作了描述。在下一章节里，我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探讨事件中比较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产生了什么后果，事件的是非是什么，要是有责任该谁来负。由于巴塞罗那战斗产生出了那么多的政治资本，尽一切可能对它作出公正的评论是很重要的。以这一事件为主题写出来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多得足以凑合成许许多多本书，如果说其中十分之八、九是不真实的，我想这应该不是夸大其辞。所有在那时候发布的新闻报道，几乎都是远离事件发生地点的新闻记者们编造出来的，他们报道的事实不仅不准确，而且是蓄意误导。像往常一样，只有那些一边倒的（对当权者有利的）事情才会被允许向广大公众公开。和当时待在巴塞罗那的每个人一样，我目睹的虽然只是附近街道所发生的事，但仅仅是这些所见所闻就已经足以驳倒许多长期流传的谎言。一如往常，如果你对政治上的论战、党派以及党派内部为了他们那些莫名其妙的政治名词（有如中国古代战争中将军们的御封头衔）而争斗得不可开交不感兴趣的话，请跳阅。必须领略政党内部争论的细节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那就像是潜入一个污水池。但是努力并尽可能去证实真相是必要的。这个遥远城市的这场肮脏的喧嚣，可能比最初呈现的更加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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