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商人和工匠的服饰，历朝政府作了一些规定。
汉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下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罽。”（《汉书·高祖纪》）规定商人不能穿带有图案花纹的细绫细葛料子制作的衣服，换句话说只能穿没有花纹的低质量的服装。汉朝政府在作出这项决定时，并没有对农民或其他平民的穿着作出规划，这时对商人的“特殊”待遇是限制他们服用华丽衣裳。这是我们看到的有关商人的早期服制资料。
着犊鼻裤男子晋朝法令：“士卒百工不得着假髻。”（《太平御览》卷七一五）西晋妇女喜欢戴假发，男子的情况我们不清楚。这条规定是针对士卒与百工的，士卒身份低于农民，这里把百工与士卒同样看待，而法令里没有提及读书人、农民，显然不能戴假发的只是工匠和士卒，士人和农民绝不会受这个限制，表明百工地位不同于一般的平民。
隋朝关于人们的袍服，着重从料子的颜色上加以区别，政府规定：五品以上官员穿紫色的袍子，六品以下官兼用赤色的、绿色的，没有品级的胥吏着青色的，庶人用白色的，屠户、商人用黑色的，士卒用黄色的（《旧唐书·舆服志》）。品官、胥吏、农民、商人、士卒不同颜色的服装分得清清楚楚。
唐朝初建，天子的常服，沿袭隋朝的习惯，穿黄色的袍子，但渐渐穿赤黄的，“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同上）。赤黄色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士庶不能用，商人、工匠更不必说了。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定制，一、二、三品官，四、五品官，六、七品官，八、九品官各有其服饰，无品级的官吏、庶人、部曲、奴婢许穿绸、、布料的服装，颜色是黄的或白的，还可以用铜、铁制的带子和饰物，不得用金银玉带（《新唐书·车服》）。工商的服色也就在庶人的范围里了。唐太宗又规定，袍子加襴，庶民用白色。唐文宗重申其先人定制，没有官身的人，只能穿粗葛布料子的衣服，用绿色的铜带和铁带。又规定商贾、庶人、僧道不能骑马，商人的老妻才许坐苇篷车，或二人抬的兜笼（《新唐书》）。
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以服制多废坏，规定吃官粮的吏役“只得衣紫皂，庶人商旅只着白衣，此后不得参杂”（《旧五代史·明宗纪》）。商人与农民穿同样的衣服。
北宋太宗下令，县镇场务诸色公人、庶人、商贾、伎艺、不系官伶人，只许穿黑、白二色的衣服，用铁、角带钩，不得用紫色。富商大贾可以骑马，但马鞍不能带彩绘，工商庶人不能乘坐檐子，可以乘车，或二人抬的兜子（《宋代·舆服志》）。对于乘车，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规定，庶民只许坐牛车，车身可以作黑色的装饰，不得彩绘，不许在车前排列仪仗物品（《宋史》）。
货郎图北宋商人的穿着，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比前面说到的所有规定都要清楚一些。他说东京各种职业的人的衣着：“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以懈怠，众所不容。
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卷五《风俗》）工商中各个行当的人，都有习惯形成的、公认的服装，大家严格遵守，不得破坏。南宋临安的商人着装，据吴自牧的《梦粱录》所载，与北宋汴京人相同，“街市买卖人各有服色头巾，各可辨认是何名目人”（卷十八《民俗》）。
金朝服色制度，把工商包括在内的庶人，许用绸、绢布、毛褐、花纱、无纹素罗、丝绵做衣料，头巾、腰带、领帕准用芝麻罗制作，兵卒准用无纹压罗、绸、绢布、毛褐，比庶人少花纱、丝绵，奴婢又比兵卒少无纹压罗（《金史·舆服》）。
元朝庶人不许穿赭黄色衣服，许用暗花紵丝绸绫罗毛毳，帽笠不得用金玉装饰，靴子不能增饰花样，而皂隶公使人只准用绢绸做衣料，娼妓贱民只许用皂色褙子（《元史·舆服》）。
明太祖朱元璋对农民与商人的服饰有严格的不同规定。农夫的衣服可以用绸、纱、绢、布来做，商人只能用绢、布，而不得衣绸、纱之服，如果农民家里有一个人做买卖，全家的衣着就跌入商人的行列，不能再用绸纱做料子了。农民戴斗笠、蒲笠，可以出入市井，包括商人在内的不事农业的人不许戴。到明武宗时，增加一条禁令，商人与贱民仆役、倡优不许穿用貂皮大衣，它并不涉及农民，显然农民有这个权利（《明史·舆服志》）。
各个朝代服饰制度表明，各种身份的人，百官、士人、农民、工匠、商人、士卒、隶役、倡优都有特定的衣服及其装饰品。工商不同于贵族官僚，也不同于有功名的读书人；有的朝代中工商虽在庶人范畴内，似乎与农民相同，但多数情况下又不能服农民之服，所以就总的情形讲，有异于农民，不及农民；它与士兵、奴隶、贱民等类人也不一样。商人服饰的特点主要有三条。一是只能用低质量的衣料和其他原料，如只能穿粗绸的，生丝制品的绢，棉布，铜或铁的衣带钩，不能穿绫罗绸缎等高级衣料制品，也不能用金银玉石做衣服装饰物。二是衣服上不能有花纹图案，必须是素的，而不能像皇帝、贵族、官员那样有日月山川及动物的图像。三是衣服颜色必须是白色、黑色两种，其他颜色不能用。总起来讲衣服质量是低的。
商人不乏有钱者，有财力制作各种高质量的服装，但政府规定的服制使他们不能凭金钱穿着豪华的衣装。
历朝政府制定服饰法规，强制执行，各种人都不得违犯，特别是社会下层和贱民，监督比较严格。这种监督来自两方面。一是官方的，依法处理。不按规定穿衣，叫作“服色违制”，或叫“服色逾制”，政府有处理办法。如元朝规定：“服色等第，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违者，职官解现任，期年后降一等叙，余人决五十七下。违禁之物，付告捉人充赏。有司禁治不严，从监察御史、廉访司究治。”（《元史·舆服》）一般人要犯禁，得挨57板，服饰被没收赏给告发人。朱元璋特别向民间发出告示，不得在服装、首饰、器物、住宅方面违制，举例指出：“本用布绢而用绫锦紵丝纱罗”，严惩不贷（《大诰续编·居处僭分》）。政府奖励告发者，因而产生另外一方面的监督，即民众之间，高服制等次的人不允许低等次的人穿着本等次的衣服，同等次的人也不愿意看见本等次的人服饰变为高档次。如清初叶梦珠在《阅世编》中所说，若平民出身的读书人没有取得功名，穿上秀才的服装，士人必然“群起而哗之”，指斥他到“无颜立于人世”的地步。在服色逾制中，商人违制，历来是官员攻击和纠正的目标，朱元璋指出的本用布绢而用绫锦的就是指商人。
历朝统治者何以都要制定和执行服饰法规呢？杜佑等人的话给我们解了疑惑。杜佑在《通典》卷六十一《礼典·君臣服章制度》里说：圣王制衣裳，作五色与章服的区别，目的是通过它把人区分为贵贱等第，并据此采取相应的治理原则与方法。在杜佑以前，西汉人王吉说：“古者衣服车马贵贱有章，以褒有德而别尊卑。”（《汉书·王吉传》）杜佑以后，南宋人王在《燕翼诒谋录》中写宋太宗制定服饰制度，是“以别贵贱”。古人的认识是一致的，衣饰制度中尊贵者的质地好，有纹章，是为了表彰他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衣装是为区别人们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把它作为人的贵贱身份的一种标志。表彰尊贵者及区别贵贱还不是终极目标，它是以此令人思想统一，承认各自的身份地位，特别是老百姓要承认被人治理的下层的社会地位，这就是孔子所说的：“长民者，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一。”（《礼记》）明人丘浚说人君治理天下，而使臣民听我治理，与我合作，不在别的因素，就在“爵号之名，车服之器”（《大学衍义补》卷二）。君主以服饰制度作为治理人民的有效手段之一。服饰制度所反映的是等级制度，社会本来就存在各种身份地位的人，统治者用服饰制度把它固定化，法律化，维护等级制，实质上是维护上层等级，而使下层等级屈服。服饰制度是等级制度的产物，又是维护产生它的制度的上层建筑。
《清明上河图》中的劳动者在服制中，商人、工匠的规格低于百官、士人很容易理解，为何低于农民？而农民家中若有一个人经商，全家在服饰上要降低一等，这不明明白白地轻视商人吗？商人有经济条件穿好衣服，偏偏低于财力尚不如他的农民，不就清楚不过地表明政府有意地压制他吗？是的，历代王朝都有重本抑末政策，重农业压制工商业及其从业人员，不许商人穿高贵的华丽衣服，是表示他政治地位低，不买他经济上的账，相反还要通过政治上压制他的经济力量的发展，所以商人的服制，是重农抑商方针的体现，也是施行这个方针的一种手段。这一点，前人早就注意到了。《仁恕堂笔记》的作者黎士宏就朱元璋的服饰政策，说这是“阴寓重本抑末之意”（上海古今图书局辑《古今笔记精华》卷四）。对此，统治者在制定政策时更是明确的。金章宗和参知政事张万公都觉得风俗侈糜，要用分别贵贱的各种制度来制约，左丞守贞因而要求更定服饰之制，金章宗说如果那样做的话，怕要失人心，守贞回答说“止是商贾有不悦者”（《金史·舆服志》），因此不用怕，于是定了新的服制。统治者不顾忌商人的反抗力量，而是考虑怎样压制它，贱商的服制就是这样问世的。
商人有资财，自然要借以改变自身卑下的政治地位，他们往往不怕服色逾制，要同贵人比高低。东汉仲长统说大商人“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后汉书·仲长统传》）。商人没有爵秩，甚至连啬夫、伍长也不是，可是竟然穿着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图案的贵人之服。东汉正式确立十二章服制度，天子衣服绘画12种天象、动物、器物的图像，三公诸侯是九种，九卿以下官员是7种，庶民没有（《后汉书·志·舆服》），商人穿章服违制，所以仲长统说是怪现象。南朝刘宋中军录事参军周朗说，当时“商贩之室，饰等王侯，佣卖之身，制均后妃”（《宋书·周朗传》），可见商人及其家属在服制和住宅方面都不守定制，好为华丽之服和雕梁画栋之宅。唐高宗给雍州长史李义玄下令，严厉管制服色与丧葬违制的人，因为“紫服赤衣，闾阎公然服用；兼商贾富人，厚葬越礼”（《旧唐书·高宗纪》）。在这里商人是服色、丧葬逾制的主要成员。
明人吕坤说织金妆花衣裳本是王府仕宦人家的品服，但如今“商贾工农之家一概穿着”（《实政录·禁约风俗》），商人又是主要的服色违制者。这类记载甚多，不必胪陈，反正是商人不安于本等服色，竞着新丽之衣，政府禁止，只有一时的效应，不久商人又逾制了，商人与政府在服制上不停地斗争。
以往人们总以“商人奢侈”来谴责他们服色的逾制，如果我们承认商服制度是重农抑末政策和封建等级制度的产物，就不必对商人服装违制那么痛恶了。
着斗笠蓑衣者穿什么衣服，本来是生活上的事情，但历来被人们看得很重要，原来它关系到等级制度的根本问题，具体到商人又关系到崇本抑末的重大原则，所以统治者历来重视，抓住不放，总在服装上整人。由此我们知道服饰制度不是小事，是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要认识历史，不可不注意服饰问题，这是我们研究商人服饰史所得到的一个启示。再一个启发是总在服装问题上指责人不一定有道理，你给人统一服装，而人各有个性，各有爱好，各有审美观，你何必多所指斥，乃至归结到政治上，岂非大有“服色违制”的味道吗？然而那是多少年前的老骨董，难道还应当把它视为宝物而舍不得扔掉吗？服饰制度既然表明人的等级身份，人们就以衣帽观察他人的社会地位。这个观念再衍化，就是以人的衣饰的好坏决定对他的态度，穿戴华丽贵重者尊崇之，穿戴平常者鄙视之，而不管其人的品德如何，事业如何。以衣饰取人，作为等级制的服色制度的产物是要不得的，今人不应当再有意无意地使用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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