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面对着西学东渐、西力东侵的挑战，思想文化界逐步形成了摈弃闭关自守的旧习、冲破华夷之辨的羁绊而倡导向西方学习以图御侮自强的新的文化氛围，鸦片战争时期的开眼看世界思想实为近代向西方学习思潮的嚆矢。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道光十九年（1839年），他初到广州，便“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③，加以研究，目的是“知己知彼”，把握外国的情况。不久，林则徐将翻译的外文书报编成《四洲志》草稿，介绍了世界各大洲的情况。林则徐的这一举动，在当时举世昏昏，对世界大势蒙昧无知的闭塞状况下，无疑给中国打开了一扇眺望世界的窗口。接着，魏源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依据《四洲志》及其它材料，编成《海国图志》50 卷本，继而又在道光二十六七年（1846—1847年）间增订为 60 卷，咸丰二年（1852年）扩充为 100 卷，刊于扬州，该书成为比较完整地介绍世界史地的力著。徐继畬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写成《瀛环考略》，在此基础上又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在福州刊刻了《佩环志略》，是书简洁明了地叙述了世界各国的地理方位和历史沿革等。梁廷枬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于广东刊行了《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国说》、《粤道贡国说》，又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完成了《兰偶说》，四种书合刊为《海国四说》，介绍了中外通商和美、英等国的情况。姚莹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刊刻了《康輶纪行》，书内涉及英、法、俄、印度等国史事，并绘有中外四海舆地图。开眼看世界思想的出现，反映了中国人对待外部世界的冷漠态度开始扭转，表明中国人对待世界知识由被动接受转向主动探寻，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①尤其是这种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同抵御外侮的现实紧密联系起来，更使得由此发展而来的向西方学习的社会思潮赋予了新的时代特色。林则徐开“师敌长技以制敌”思想之先河。对此，魏源作了精辟的概括：林则徐奏言“中国造船铸炮，至多不过三百万，即可师敌长技以制敌。”①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正是对林则徐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就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后，本书传主在远离广东沿海有千里之遥的湖南内地乡村，竟不谋而合地也在依据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以及清朝的志乘、载记和官私各种图书来考察“有关海国故事者”。他认为：“敌之所恃，专在火炮，能制其长，即可克日蒇事。”②但左宗棠对如何才能“制其长”所提出的办法还不是“师夷长技”，而是要在城根安放“水簾、丝纲、生牛皮各物为之障蔽”。③同时他的外国史地知识是很肤浅的，甚至认为“米里坚即明之洋里干，西海中一小岛耳。乃亦严然以敌国自居，思踵英人故辙，实力可笑”。④显然，他把米里坚（美利坚）视为海中一小岛，采取藐视的态度，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究其原因在于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确实限制了人们的视野，而且左宗棠身处内地乡间，也不能像林则徐，梁廷枬在广东、徐继畬在福建、魏源在江苏、姚莹在台湾这些地处东南沿海省区得风气之先。但是，此时的左宗棠能够去主动探索有关海国故事，并试图能“制其长”，表明他与那些率先开眼看世界的人们具有异曲同工的内在联系。
左宗棠能够对世界大势有进一步的了解并坚定向西方学习的决心和勇气，概得力于魏源的《海国图志》。从史料来看，左宗棠未谈及他何时读到《海国图志》。但从他对《海国图志》的评价和他同贺熙龄的交往来分析，他在道光末年有可能读到了这部书。左宗棠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曾向贺熙龄函索《圣武记》。魏源将《海国图志》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呈送给贺熙龄。这样，左宗棠从贺熙龄处借阅《海国图志》是有较大可能性的。左宗棠对《海国图志》赞叹不已，他说：“默深《海国图志》于岛族大概情形言之了了，物形无遁，非山经海志徒恢奇可比。”①他还认为魏源的《海国图志》“切实而有条理，近料理新疆诸务，益叹魏子所见之伟为不可及。《海国图志》一书，尤足称也”。②光绪元年（1875 年），魏源族孙甘肃平庆泾固道魏光煮重新刊刻《海国图志》，请左宗棠为是书作序。左基于对魏源的崇敬心理，在“序”中写道：
海上用兵，泰西诸国互市者纷至，西通于中，战事日亟，魏子忧之，于是搜辑海谈，旁摭西人著录，附以己意所欲见诸施行者，俟之异日。呜呼！其发愤而有作也。
左宗棠还认为他在同治年间即实践了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说：“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其长亦差与西人等。……器之精光淬厉愈出，人之心思专一则灵，久者进于渐也。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
足证左宗棠是《海国图志》的热心读者和实践者。魏源的《海国图志》100 卷本共 80 余万言，有地图 75 幅，西洋船炮器艺图式 57 页，是 19 世纪中叶中国以至东亚内容最丰富的世界知识百科全书。②魏源的这部书具有“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作用，为中国人从全新的角度认识世界和进行“师夷长技”的观念转换有着积极的意义。正如魏源所说：《海国图志》“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③然而，这部不同于过去海图之书的新著，在鸦片战争后的 20 余年中并未受到朝野的重视。与魏源同样注重了解外国情势的姚莹不无感慨地指出，《海国图志》因其广泛地介绍世界而有“犯诸公之忌”。④这样，清朝的统治者依然昧于世界大势而自安自得，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只能束之高阁。
诚如左宗棠所指出：“百余年来，中国承平，水陆战备少弛，适泰西火轮车舟有成，英吉利遂蹈我之瑕，构兵思逞，并联与国，竞互市之利，海上遂以乡故。魏子数以其说干当事，不应，退而著是书。其要旨以西人谈西事，言必有稽；因其教以明统纪，征其俗尚而得其情实，言必有论。所拟方略非尽可行，而大端不能加也。书成，魏子殁。甘余载，事局如故。
可见，清朝闭关锁国国策对人们心理文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而左宗棠能对《海国图志》备加推崇，表明他是有胆有识的，他同魏源在学习西方问题上是有共鸣的。他从对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等“以中土人谭西洋”转向对《海国图志》“以西人谈西事”的追求，标志着他学习西方的文化思想的不断深化。左宗棠不仅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想继承者，而且他对《海国图志》的重视程度也是其它洋务派要员所不及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举办洋务运动时都主张“借法自强”。但在曾国藩的所有著述中，从未有过他曾翻阅《海国图志》的记载。李鸿章固然说过“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②的话，他却不能像左宗棠那样把兴办洋务工业称作“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因此，曾国藩似乎对《海国图志》抱着不屑一顾的心态，李鸿章则在“制夷”方面打有折扣。许多论者认为曾、李不是魏源思想的继承者，有其一定的道理。而左宗棠作为洋务派的要员，直接继承了魏源于《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制夷”的思想，是勿庸置疑的。
左宗棠在创办福州船政局的上奏中系统地阐述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他说：“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有能傲以无也。”他通过西洋各国“互相师法”和中国已落后于世界大势的事实批驳了顽固派讥讽向西人学习造船为“失体”的论调，并巧妙地对所谓本末观进行了恰如其分的阐释，论证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引进现代化的机器生产并不是“失体”。他指出创办船政局，雇佣外国员匠教造轮船，是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始则忧其无成，继则议其多费，或更讥其失体”，这是他已料到的事情。对此，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防海必须使用海船，而过去乃至目前中国海防所依恃的帆蓬舟揖无法与外国的轮船相比。西洋各国与俄国、美国等国，数十年来讲求轮船的制造，“互相师法，制作日精”。就连东洋的日本也开始购买西方的轮船，拆视仿造末成，便派遣留学生赴英国“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制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东洋轮船亦必有成”。唯独中国对仿造轮船不予重视。鉴于由外国代造轮船和英中联合舰队事件的教训，无论是代造还是购雇轮船都是不适宜的。他指出中国自广东、福建而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盛京以迄东北，大海环其三面，“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那么怎样才能保住海疆的利权呢，他形象地比喻了落人之后的情形：
“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继之，左宗棠对传统的本末观进行了辨析：均是人也，聪明睿知，相近者性，而所习不能无殊。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较著者也。”
左宗棠的这段话是很有分量的。它切中了中国士大夫空言义理，将智慧运用于“虚”的要害。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个妨碍社会发展的因素即是把义理视为本，将艺事看成末，且反复强调重本抑末。冥顽不化的守旧者常常也以此为护符，对学习西方的艺事横加攻击，以为这是“失体”，乃大逆不道。左宗棠尽管说中西方为“本”为“末”各是其是，两不相喻，而实际上他是对外国将其“聪明寄于实”和“以艺事为重”表示赞同的。他反对顽固派把艺事同义理完全割裂开来的观点，认为讲义理者也应当成为执艺事者。他承认中国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迎头赶上的唯一办法即是“藉外国导其先”，防止“外国擅其能”。左宗棠还反驳了守旧者那种认为造船糜费太多的论调，指出：
“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纵令所制不及各国之工，究之慰情胜无，仓卒较有所恃。且由钝而巧，由粗而精，尚可期诸异日，孰如羡鱼而无网也！”经过一番论述，左宗棠认为仿造轮船不为“失体”。他说：“至以中国仿制轮船，或疑失体，则尤不然。无论礼失而求诸野，自古己然。即以枪炮言之，中国古无范金为炮施放药弹之制，所谓炮者，以车发石而已。至明中叶始有“佛郎机”之名，国初始有“红衣大将军”之名。当时得其国之器，即被以其国之名。……近时洋枪、开花炮等器之制，中国仿洋式制造，亦皆能之。炮可仿制，船独不可仿制乎？安在其为失体也？”
这里，左宗棠并不是单纯地翻翻古时丹，而是为其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找些历史的依据。这样，左宗棠提倡学西，就不能不对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作出新的判断与界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有“道”、“本”、“体”与“器”、“末”、“用”这些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其中“道”与“器”是就事物的本体而言，《易经·系辞》中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说，“道”即指事物的道理，“器”即指客观事物；“本”与“末”按事物表现的形式划分，“本”指事物的主导形式，“末”指事物的从属形式；“体”与“用”则是兼二者有之。由于西学东渐的结果，中国思想文化界把这一组关系套在中学和西学上面，形成了中学力“道”、“本”、“体”，西学力“器”、“末”、“用”的概念。于是，顽固守旧者强调的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维护中国纲常名教的正统地位，把西学视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认为引进西学乃为“失道”、“失体”。因此，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洋务派要引进西学，也不能不对“道”与“器”、“本”与“末”、“体”与“用”进行新的阐发，以便为“师夷长技”提供理论依据，摆脱守旧势力的攻击。咸丰十一年（1861 年），冯桂芬（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率先提出这个方面的主张。他说：“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又善哉！”①此后，一些洋务论者于 19 世纪 70—80 年代从不同的角度表述了这一思想。王韬指出：“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②薛福成认为：“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惮西人不敢蔑视中华。”③郑观应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①到 1898 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系统地阐发了这一理论，提出“旧学力体，新学力用”八个字。这是晚清关于中学与西学关系的“中体西用”论发展的大致状况。左宗棠在怎样对待中学和西学问题上，同样离不开谈“道”与“器”、“本”与“末”、“体”与“用”的关系，他实际上是“中体西用”论的倡导者。
如前所述，左宗棠于 19 世纪 60 年代中期在创办福州船政局的上奏里，在论述了“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之后，紧接着强调指出：“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对这一句话，可以引伸理解为：从事作为“末”的艺事者不能舍弃义理之学这个“本”，而讲求作为“本”的义理之学者也绝不能轻视遗漏艺事这个“末”。也就是说要“本末兼顾”，“明体达用”。19 世纪 70—80 年代，左宗棠进一步阐述了“道”、“本”、“体”与“器”、“末”、“用”的关系，其思想不断深化。他在光绪元年（1875 年）所撰《（海国图志）序》中说：
“泰西弃虚崇实，艺重于道，官、师均由艺进，性慧敏，好深思，制作精妙，日新而月有异，象纬舆地之学尤征专诣，盖得儒之数而革其聪明才智以致之者，其艺事独擅，乃显于其教矣。”
西方各国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得益于其“弃虚崇实，艺重于道”。左宗棠能意识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光绪十年（1884 年），左宗棠在《艺学说帖》中论述了“艺事”与“道”的关系问题。他首先旁征博引阐明了行艺事的好处，指出：
“艺事系形而下者之称，然志道、据德、依仁、游艺，为形而上者所不废。《经》称工执艺事以谏，是其有位于朝，与百尔并无同异。况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请邦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竞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宗棠在闽浙总督任内时，力请创造轮船，并有正谊堂书局、求是堂艺局之设，所有管驾、看盘、机器均选用闽中艺局生徒承充，并未参杂西洋师匠在内。洋人每言华人明悟甚于洋人，亦足见其言之不诬也。见闻广东正绅多延访深明艺事者课其子弟。此风一开，则西人之长皆吾华之长，不但船坚炮利可以制海寇，即分吾华一郡一邑之聪明才智物力，敌彼一国而有余。……此言艺学之宜行也。”
接着，左宗棠阐述了“道”与“艺”的关系。他说：“缘古人以道、艺出于一原，未尝析而为二，周公以多材多艺自许，孔子以不试故艺自明。是艺事虽所兼长，究不能离道而言艺，本末轻重之分固有如此。”显然，左宗棠是通过把艺事纳入自强之策，来实现“西人之长皆吾华之长”的目的。他尽管从古代经典和先王圣人那里引出道与艺并举的范例，但其归结点仍然是强调“不能离道而言艺”，道与艺的关系依然是“本末轻重之分”。他的这些主张与“中体西用”论并无二致。
左宗棠在学习西方文化过程中的道器、本末、体用观在 19 世纪 60—80年代是有积极意义的。这种思想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它较早地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联系起来考察，形成了适应于近代社会发展的中西合璧的新型文化观。它说明西学也可以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服务，有利于清朝的统治，这就为西学在晚清的传播找到了一条为朝野能够基本接受的特殊的门径。它给予长期以来清朝统治集团昧于世界大势、视西方长技为“奇技淫巧”的封闭状态以一定的冲击，对那些敢于突破“视洋务为畏途”观念、勇于把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己任的人们给以保护。正如主张“中本西末”、“中主西辅”的郑观应所说：“今之自命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②由此可见，包括左宗棠在内的“中体西用”论者不无提防顽固派对他们提倡西学横加指责的用意。当然，“中本西末”、“道本艺末”、“中体西用”观又限制了他们学习西方的范围，左宗棠也无法摆脱这一历史的局限性。
左宗棠学西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器物文化①方面，即从器物上承认中国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步，把西方的艺事置于所学的范围之内。在左宗棠看来，外国的“长技”主要有轮船、火器、机器、开矿、电报、铁路以及语言、文字等。对此，他多有述及。
同治五年（1866 年），左宗棠在创办福州船政局的过程中，除了主张仿造轮船外，他还指出：“如虑机器购觅之难，则先购机器一具，巨细毕备，觅雇西洋师匠之俱来。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化一为百。……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②他建议在福州船政局内设立学堂，其目的是，“习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展转授受，传习无穷耳。故必开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法可衍于中国。”③
同治十三年（1874 年），左宗棠致函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谈了他对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艺事的看法，指出：
“窃维义理之学广大精深，故虽毕生穷研，不能罄其蕴。至艺事则数可考，象可求，重聪明不重神智，但有己事可以起悟，勤者能精，不必效法他人之长，成功则一耳。艺局生徒赴各国游学，以扩闻见长识解，自题中应有之义。愚见布洛斯近出后膛螺丝开花大炮，精妙绝伦，最为利器，弟亲临试放，数百出，知其命中致远，实为洋中所罕见。似可乘遣赴各国之便，亦到布洛斯讲习制炮造子诸法。……泰西各国艺事有益实用者，火器而外，水器为精。西北水利不修，农功阙略，关陇同病，陇又甚焉。如今艺局生徒到各国时留心研究，择其佳者携至中土，照式制造，裨益实多。”
光绪五年（1879年），左宗棠又谈到开河机器的长处。他说：“大抵泰西水器有稗实用，为中土急宜仿效之事。此时仿效制造，必选材质与之相近、学艺已有几分者为之先导，庶几易睹成功。将来传其法于中土，华人可以互相师法，无须洋匠教习，则与福建轮船局同功矣。”光绪六年（1880 年），左宗棠再次论述学习西方坚船利炮的好处，对中国“仿造益精”的成效感到自豪，强调不应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他认为：
“海上兵事起，泰西诸国乘吾守御未设，群起侮之。然彼以火轮车船枪炮相耀而已。款议成，且取所有机器市于我无靳也。未几而中国仿造益精，彼固无所挟以做我，且羡中土之人敏慧胜于西。过此以往，人其人而物其物，其于古者立贤无方，楚材晋用之说不益有合乎？策士之言日：“师其长以制之。”是矣。一惭之忍，为数十百年之安，计亦良得，孰如浅见自封也。”
光绪八年（1882 年），左宗棠主张仿西法以机器开采徐州铜山利国煤铁矿。他指出：“铜山利国驿土产煤铁，应准开采，以尽地利。惟矿务兴废虽有其时，而人事不可不尽。洋铁所以加于土铁者，由于炉化之精，足以全其真液耳。西人独擅其长，其实无他谬巧。兹据禀称，职员胡恩燮集资试采，延矿师巴尔勘识，复购觅机器以速其成，似有把握。”光绪十年（1884 年），左宗棠在《艺学说帖》中谈了“艺事”的内容。他说：“大约艺事以语言、文字、制造三者为要。能通中西语言、文字，则能兼中西之长，旁推交通，自成日新盛业。……自强之策，固无有急于此者。”光绪十一年（1885年），左宗棠在临逝世前仍念念不忘地主张通过学习西方以致富强。他说：“如电报、轮船，中国所素无者，一旦有之，则为断不可少之物。倘铁路造成，其利尤溥。③凡铁路、矿务、船炮各政及早举行，以策富强之效。”左宗棠向西方学习思想的上述主要内容表明，他所要引进的西学即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从而使中国向近代化的方向挺进。他的这些主张是对林则徐、魏源学习西方思想的继承。林则徐“师敌长技”的范围是“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更直接地谈到他对“夷之长技”的认识，他认为夷之长技有三点，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因此，他建议在沿海地区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这便是魏源“师夷长技”思想的中心内容。左宗棠的思想内容显然继承并拓展了林、魏的主张。左宗棠向西方学习思想的着眼点即是“中不如西，学西可也”。他对中国知识界长期昧于世界大势，对西方长技不屑一顾的现象深为不满，诚如他所指出：“窃以为近时人心之蔽，每因此关，未能勘破，遂尔见异思迁，夺其素志，浸欲崇般倕之社而废泽宫，精考工之言而弃官礼，傎孰甚焉！今试以艺事言之，聚儒者于一堂，而课以金工、木工之事，固问十不能答一，盖以非所习也。与华之百工校且然，况泰西师匠乎？治天下自有匠，明匠事者自有其人，中不如西，学西可也。”①
当然，左宗棠作为程朱理学的崇奉者和封建政权的卫道士，他的文化思想中不可能不把中学与西学的“本”与“末”关系视为天经地义的真谛，他强调的是“不能离道而言艺，本末轻重之分固有如此”。即西方资本主义的“艺”要服从于清朝封建主义的“道”。他还说：“言学而至于艺，言战而专于械，不过学与战之一端。我不能而人能之，吾不可不师其长，固也。若谓学止在艺，战止在械，夫岂其然。吾人读书，志其大者、远者，博与巧非儒所尚，有时迂疏寡效，不如小道可观，致使人以儒为戏，此固学者之过，岂儒术误之耶？”特别是在关系到农业这个“本务”与工商业这个“末务”的重大问题上，左宗棠尽管不排斥工商业的发展，但他对怎样看待这一关系时却是颇有偏差的。他指出：“彼之未富安能与我之本富争，彼之淫巧安能与我之食货比，操赢以驭其绌，一转手而富强，且十百于泰西。”②
鉴于此，我们可以说左宗棠的西学文化观是受到中国传统思想制约的，他对西方的认识程度是不够深刻的，这也是洋务派在引进西学中的一个通病。与左宗棠同时代的李鸿章也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③表明他们学习西方的意识主要集中在船坚炮利的器物层面。然而，左宗棠能够倡导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主张引进近代化的机器生产，强调“艺事”的重要性及其内在价值，这比较那些“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①的封建顽固派来说，实在有着天壤之别，表现出左宗棠的开明姿态和开放型的文化观。在左宗棠的思想意识中，他不认为中国人的才智比外国人差，而认为只要中国能够稍重视一下“艺事”，就可以赶上西方列强。正如左宗棠所言：“中国人才本胜外国，惟专心道德文章，不复以艺事为重，故有时独形其绌。”②学习西方的“艺事”，这就是左宗棠“中不如西，学西可也”的对西方文化认识的思想归结点。
通观左宗棠的文化思想，联系晚清中西文化交流的大环境，可以引导出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左宗棠一生都奉程朱理学为圭臬，但他并未于此而显得特别守旧，而他所大力倡导的却是经世致用之学和西学。因此，那种认为传统儒学对洋务思想只有消极影响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都是儒学的崇奉者，但他们都能程度不同地主张向西方学习。而像倭仁这样的理学大师，则主张“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未，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成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③由此可见，无论一个人在学术倾向中是尊奉宋学还是汉学，或者是治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对其人文化思想的各个层面都不能起到完全的制约作用。曾国藩乃倭仁弟子，而他们二人却分属洋务派和顽固派。左宗棠曾说他与倭仁“颇属心交”①，但这只不过是对倭仁治理学的成绩表示敬佩，而左宗棠从来也未对倭仁始终反对学习西方的态度表示首肯，他反复强调的是自己学习西方的举动乃“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左宗棠一贯坚持主张“中不如西，学西可也”的观点，同倭仁向来鄙视西学的见解形成巨大反差。总之，左宗棠的文化思想在清季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交融中是站在先进人物一边的，对其加以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是有借鉴意义的。
③ ［清］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上，《魏源集》，上册，第 174 页。
① 潘振平：《鸦片战争后的“开眼看世界”思想》，《历史研究》1986 年第 1 期，第 138—153 页。
① ［清］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上册，第 177 页。
②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五。
③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五。
④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三四。
① 《答顺天府府丞王孝凤》，《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二六。
② 《答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一八。
① 《<海国图志>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57 页。
② 冯天瑜，《中国文化史断想》，第 222 页，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③ ［清］魏源：《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上册，第 207 页。
④ ［清］姚莹：《与余小波言西事书》，《东溟文后集》，卷八。
① 《〈海国图志〉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56—257 页。
② 〔清〕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九，页三五。
① 《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60—64 页。
① ［清］冯桂芬，《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卷下，页三九。
② ［清］王韬：《韬园尺牍》，第 30 页，中华书局 1959 年版；《韬园文录外编》，第 323 页，中华书局1959 年版。
③ ［清］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第 556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① ［清］郑观应：《西学》，《郑观应集》，上册，第 276 页。
① 《艺学说帖》，《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75—576 页。
② ［清］郑观应：《西学》，《郑观应集》，上册，第 272 页。
① 庞朴认为，中国近代史所发生的中西文化冲突，无异于文化结构的逻辑展开：从鸦片战争，经洋务运动，至甲午战争，是在器物上“师夷之长技”时期；从甲午战争，经戊戊变法，至辛亥革命，是在制度上进行变法的时期；从辛亥革命，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文化深层进行反思的时期。见《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86 年第 5 期，第 81—98 页。
② 《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61 页。
③ 《密陈船政机宜并拟艺局章程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342 页。
① 《答沈幼丹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页一至二。
① 《刘道璈禀省城东关外地方宽厂堪以建造机器房屋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43 页。
② 《薛庐美树轩题额跋尾》，《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92 页。
① 《徐州程道国熙禀聘请矿师探验铁质试办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65 页。
② 《艺学说帖》，《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77 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帝国主义侵略类·中法战争案卷》，第 107 号卷。
④ 《左文囊公实录》，第 1 册，第 9 页。
① 《答陈俊臣》，《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七，页三二至三三。
① 《与董韫卿大司农》，《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五，页四三。
② 《与周荇农阁学》，《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九。
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五，页九。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五，页一○。
②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卷九，页五九。
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七，页七。
① 《与崇俊峰方伯》，《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七，页四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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