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经致用，通经致用或经世致用，是左宗棠文化思想中既与儒学传统相联系、又同近代社会实际相结合的“务实”思想。
孔子收徒授学，号称弟子三千，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培养了一批经邦治国的有用人才，这固然与孔子的谆谆教诲有关。他对弟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亦奚以为？”①他还注重道德教育，主张“博学于文”②和“行己有耻”③，提倡学与行的结合。这便是孔子创立原始儒学所倡导的学以致用的学风。
孔子之后，儒学在其两千年的发展史上，可谓学派林立，各有其说，致使孔子思想的原貌被其崇拜者在阐释过程中改变了原有的形态。尤其是宋明理学大谈天理、理欲、人性、心性，抽象化地把孔子倡导的经世意图演绎到空疏清谈，脱离了儒学经世的轨道。于是，明末清初特别是有清一代，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通经致用思潮滥筋与勃兴的新格局。
清初大儒顾炎武上承晚明思想家高攀龙“学者以天下为任”④、”徐光启“率天下之人而归于实用”⑤的主张，以“天下兴亡，匹夫固宜有责”自勉，楬著“经世致用”的徽帜，以“其意气魄力，自足以领袖一代之风尚矣”。①顾炎武的文化思想以“崇实致用”的实学思想为特色。他摈弃“明心见性空言”，代以“修己治人之实学”②，主张“凡文之下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③，强调“务本原之学”。④他针对明代“言心言性”，“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的空疏浮泛学风，重新发挥了孔子“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积极思想，将其实学思想建立在博学与行己相联系的基础之上，并以此为“圣人之道”来鼎力倡导。他指出：
所谓圣人之道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他认为只有做“行己有耻”的有本之人和治“博学于文”、“好古而多闻”的务实之学，才能达到“圣人之道”的境界。
与顾炎武同时代的黄宗羲、王夫之也提出了通经致用的思想。黄宗羲主张“治天下，为民用”，强调“经世应务”，认为“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①王夫之同样认为研究学术是为了“述往以为来者师”，以实现“经世之大略”。②顾、黄、王的主张在清初形成了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健实学风。
顾炎武在治学方面，主张复兴汉代的经学，提出“理学，经学也”③的新说，强调“治经复汉”，指出：“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④当然，顾氏所复兴的经学不是以阐发经文微言大义为特色的今文经学，而是以对经文进行考据和训诂为特色的古文经学，他“治音韵为通经之纶，而通经为明道之资。明道即所以救世，亭林之意如是”。⑤他“学有本源，博赡而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未，参以佐证，而后笔之于书”。⑥他是以“通经致用”为目的开创清代以考证之法研究经学的大师。
然而，在清乾隆、嘉庆年间继顾氏而起的以振兴汉代古文经学相标榜的汉学家们，固然沿袭了顾炎武等人倡导的考证、训诂的朴实治经方法，并且在学术研究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乾嘉之际所兴盛的以考据学力特征的清代汉学，又使得这些汉学家们面对故纸，专重名物的考究、文字的训诂和典章的钩稽，却抛开了顾氏崇实致用的治学之本。他们“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①，致使乾嘉汉学在经世的功能方面几乎误入“万马齐暗”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但是，清朝的统治自乾隆中后期起开始由盛转衰，嘉道之际社会危机不断加剧，这又不能不使许多学者重新审视儒学经世致用的内在价值，主张冲破汉学脱离实际、繁琐考据的藩篱。于是，自嘉庆未至道光、咸丰年间，在学术文化思想领域，出现了今文经学批判汉学和宋学抨击汉学以重振经世致用实学的两条思想脉络。今文经学派主张“引经致用”，以刘逢禄等人开其先，其弟子龚自珍、魏源等人承其后。魏源指斥汉学“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②治宋学者批驳汉学“驳杂细碎”，从恢复理学正统地位和反对“汉学专制”的角度，试图通过提倡义理之学和经世实学来达到挽救清朝衰世的目的。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基本上沿顺着这条路径而走上了经世致用之途。
前面谈到，左宗棠主张“恪以程朱为宗”，表明他是以宋学为圭臬的。左宗棠的义理、经世之学得力于他的老师贺熙龄的诱导。道光年间宋学家唐鉴曾这样评价贺熙龄：“君掌教城南，辨义利，正人心，谕多士，以立志穷经为有体有用之学。”③左宗棠在城南书院师从贺熙龄，贺对“其教诸生，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于左“尤加器异”。①贺熙龄对左宗棠从学所获深为赞赏，他说：“左子季高，少从余游，观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察其进退言论，则循循然有规矩，而下敢有所放轶也。余已心异之。”②贺还作诗对左评述道：
六朝花月毫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
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
贺在该诗的自注中称：“季高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③左宗棠从顾炎武的崇实致用思想中汲取了养分。他 17 岁时便从书肆中购得顾氏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悉心研读，“于可见之施行者，另编存录之”。④他在义利之辨中，认为那些皓首穷经以“文章名者”而“招摇天下”的人，即是“亭林顾氏所谓巧言令色人哉”。⑤他对吴立纲“以朴学称”，“尝手抄《史》、《汉》、《文选》及顾氏《日知录》”⑥的做法深表赞许，并在自己为官期间对“名儒顾亭林先生在明季时饱经忧患，所著《日知录》”中的经世之方予以实践。左宗棠承继了以今文经学谈经世致用的龚自珍、魏源的思想，其中他尤对魏源推崇备至。他说：“道光朝讲经世之学者，推默深与定庵，实则龚博而不精，不若魏之切实而有条理。近料理新疆诸务，益叹魏子所见之伟为不可及。”②左宗棠居家时，对家中所藏由魏源编辑的旨在“备矇诵，知民务，集群虑，研几微，究中极”③的《皇朝经世文编》进行了反复认真的研读，“丹黄殆遍”。他致书陶桄说：“多读有用之书，讲求世务。《皇朝经世文编》、《五种遗规》两书，体用俱备，案头不可一日离也。”④他被魏源所著《圣武记》和《海国图志》深深吸引，认为：“默翁《圣武记》序次有法，于地道、兵形较若列眉，诚著作才也。后四卷附武事余记，其谈掌故，令人听之忘倦。”⑤而“《海国图志》一书，尤足称也”。左宗棠穷经致用的思想是建构在对乾嘉汉学专重训诂、考据进行批评基础之上的。他指出：
“夫穷经将以致用也，而或泥于章句训诂之学，捃摭遗义，苏索经余，前人所弃，后复拾之，纵华辨之有余，究身心之何补？或好为诡异凿空之论，影借旧闻，创为新学，古人所无，今故矫之，既隐怪之可伤，复源流之不辨。若是者博士赏之，纯儒羞之，曲学主之，至人辟之，职是之由也。方兹文教幸彰，典籍明备，洞本澈原，超汉轶宗。士生斯时，有不濡染圣化而振启版蒙者哉！”
左宗棠十分重视儒术的经世作用，他曾作诗抒发了这个方面的情感。他说：
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策治安？
国无苛政贫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
天下军储劳圣虑，升平弦管集诸官。
青衫不解谈时务，漫卷诗书一浩叹。
他还写诗道：
犹作儿童句读师，生平至此乍堪思。
学之为利我何有？壮不如人他可知。……
只恐微才与世疏，圣明何事耻端居。
河渠贾让原无策，《盐铁》桓宽空著书。
学道渐知箴快犊，平情敢妄赋枯鱼。
幽闲岁月都无累，精舍优游乐有余。
幽闲岁月都无累，精舍优游乐有余。从左宗棠的这些诗句来看，他是怀抱着以“儒术策治安”和“谈时务”的雄心壮志的。他对学不为利、学“与世疏”的“空著书”现象表示不满，认为学了儒术而对治国之方“原无策”，实乃幽闲岁月“耻端居”。左宗棠对读书与致用的关系极为重视。在左宗棠的家书中，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可以说俯拾皆是。左宗棠指出：
“读书更要勤苦，何也？百工技艺及医学、农学，均是一件事，道理尚易通晓。至吾读儒书，天地民物，莫非己任。宇宙古今事理，均须融澈于心，然后施为有本。”
他告诫其长子左孝威说：“尔今年小试，原可不必，只要读书明理，讲求作人及经世有用之学，便是好儿子，不在科名也。③非多读经书，博其义理之趣，多看经世有用之书，求诸事物之理，亦不能言之当于人心也。尔初学浅尝，固宜其视此太易。今岁并未见尔寄文字来，阅字画亦无长进，可见尔之不曾用心读书，不留心学帖，乃妄意幸博科第，以便专心有用之学，吾所不解。……且尔欲为有用之学，岂可不读书？欲轰轰烈烈作一个有用之人，岂必定由科第？汝父四十八九犹一举人，不数年位至督抚，亦何尝由进士出身耶？当其未作官时，亦何尝不为科第之学，亦何尝以会试为事。今尔欲急赴会试以博科名，欲幸得科名以便为有用之学，视读书致用为两事，吾所不解也。①”
左宗棠与同时代的通经致用学者都主张学习与实践相结合，提倡“力行”。魏源说：“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俱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②曾国藩认为：“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③左宗棠指出：“所谓识字者，非仅如近世汉学云云也。识得一字即行一字，方是善学。终日读书，而所行不逮一村农野夫，乃能言之鹦鹉耳。纵能掇巍科、跻通显，于世何益？……务实学之君子必敦实行，此等字识得数个足矣。”④他还指出：“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⑤
左宗棠主张恢复实学和提倡“实事求是”精神，批评了空读书、空著书和不切实际的空疏学风。他指出：“近人著书，多简择易成而名美者为之，实学绝少。仆近阅新书，殆不啻万卷，赏心者不过数种己耳。学问之敝，人才之衰，此可概见。”①“所贵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学作圣贤，不在科名一路，如果是品端学优之君子，即不得科第亦自尊贵。若徒然写一笔时派字，作几句工致诗，摹几篇时下八股，骗一个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究竟是甚么人物？……近来时事日坏，都由人才不佳。人才之少，由于专心做时下科名之学者多，留心本原之学者少。”②因此，他强调“多看经世有用之书，”主张“士之有意用世者，盖欲行其志”③，并身体力行地运用“实事求是”的思想，以此作为自己军政实践的指针。他在筹办台湾防务的奏折中指出：“募练水兵，以求实效，必须镇道得人，同心共济，而部中不复以旧制相绳，庶几实事求是，而船政可举也。”④他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内设船政学堂，亦取名“求是堂艺局”。他在光绪十一年（1885 年）病逝于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任前，仍念念不忘他说：“上下一心，实事求是，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⑤可见左宗棠一生都是以经世致用力已任的。
左宗棠经世思想的核心是“穷经将以致用”。诚如他自己所说：“吾读儒书，天地民物，莫非己任”，展示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他把读经求知的范围展拓到面向社会的不同领域，最终目的是为了“致用”。
左宗棠对地理学有较深入的研究。他认真阅读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齐召南的《水道提纲》，均是为了日后待机“施行”。他对绘制地图颇感兴趣，认为以往的地图由于时代的变迁、疆索沿革的变化已不适用，便“拟先作皇舆一图，计程画方。方以百里，别之以色，色以五物，纵横九尺。俟其成，分图各省，又析各府，各为之说。再由明而元而宋，上到禹贡九州。此图为之本，以诸史为之证”。其目的是“以志绳史，以史印志”。①左宗棠鉴于“近人著书，多简择易成而美名者为之，实学绝少”的状况，按照顾炎武“著书不如钞书”②的古训，模仿顾氏纂辑《日知录》的办法，钞录了《畿辅通志》、《西域图志》以及各直省通志，“于山川关隘，驿道远近，分门记录，为数十巨册”，③以图“以史印志”。左宗棠说他“从事地学图说，拟于山川道里、疆域沿革外，但条列历代兵事而不及形势，盖以地无常险，险无常恃，攻守之形，不可前定。”④左宗棠在给总理衙门的咨札中指出：“查地理之学，百闻不如一见。近时地方文武所呈各辖舆图，率皆照据旧本临模，于地方道里、方向、曲直、广袤、山之险夷、水之深浅均无体会，惟填用颜料，模山范水以取美观，究竟地之真形全不相台，若此与俗画山水何以异乎？……惟康熙、乾隆年间内府舆图最为精当，虽未开方计里，而山水方向、道里远近较为确实，顾外间绝少流传，无从稽览。”①因此，他建议县、府、道重新各绘舆图，以避免“地失真形，难于省览”。左宗棠的地理学知识为其在军事上的突出成就奠定了基础。正如他自己所说：“吾频年兵事，颇得方舆旧学之力。”②
农学是左宗棠经世之学中的主要部分，他生长在以耕读为业的“寒素”之家中，终生对“农书探讨颇勤”，“自负平生以农学力长”。③他居乡时常“巡行陇亩”，对“平日所讲求者试行”于田间，作《广区田图说》，推行区田耕种之农作法，编写《朴存阁农书》，“以诏农圃”，以重实学。他为官后，仍注重农学的实用价值，在浙江、福建、甘肃、新疆、江苏等地着意发展农业。诚如他所说的：“入浙以后，兼及荒政、农学，大都昔时偶有会心，故急时稍收其益，以此知读书之宜预也。”④
左宗棠把对清朝典章制度的探研同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务之学紧密联系起来。荒政、盐政、漕运、河工历来被视为社会的“大政”，左宗棠把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称作时务之学。他指出：“睹时务之艰棘，莫如荒政及盐、漕、河诸务。将求其书与其掌故讲明而切究之，求副国家养士之意，与吾夫子期许之殷。十余年外，或者稍有所得乎？”⑤他于道光年间在陶澍家教书的七年时间内，曾饱读陶家所藏为数甚丰的有关治理荒政、盐政、漕运、河务的典籍。对此，左宗棠的好友胡林翼曾说：“左孝廉品高学博，性至廉洁。在陶文毅公第中读本朝宪章最多，其识议亦绝异。其体察人情，通晓治体，当为近日楚材第一。”①
对中国边塞和海疆的研究构成左宗棠经世致用思想的又一主要内容。道光年间的文化思想界，曾出现过研究边疆史的小热潮，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蒙古图志》，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新疆识略》，沈垚的《新疆私议》，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北徼汇编》可谓其代表作。其中，龚自珍对新疆的研究颇具功力，提出于新疆设置行省的建议，并有“五十年中言定验”②的预见。此时的左宗棠同样注意对西域边塞的研究，他在诗中指出：
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
橐驼万里输官稻，沙碛千秋此石田。
置省尚烦它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
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
左宗棠写这首《燕台杂感》诗 47 年后，他于光绪六年（1880年）第四次奏请新疆建置行省，并在答陶桄的信中说：“来书述癸巳《燕台》旧句，于置省开屯时务已预及之。五十年间志愿，到今尚行之不尽。而当时相与商榷之友朋，无一存者矣。道光朝讲经世之学者，推默深与定庵。”①龚自珍与左宗棠于新疆置省的建议一脉相承。左宗棠同样注重对海防的研究。他“自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国朝志乘、载记、官私各书，有关海国故事者，每涉猎及之，粗悉梗概”。②这样，在左宗棠的经世致用之学中又增添了新的内容，这就是对“海国故事”的了解与探索，左宗棠步林则徐、魏源之后，在他们“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启迪下，强调“中不如西，学西可也”，走上了学习西方的经世新途。
① 《论语·子路》。
② 《论语·颜渊》。
③ 《论语·子路》。
④ ［明］高攀龙：《与李肖甫》，《高子遗书》，卷八。
⑤ ［明］徐光启：《几何原本杂议》，《徐光启集》，卷二。
①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 146 页，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② ［清］顾炎武，《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日知录》，卷七。
③ ［清］顾炎武：《与人书》，《亭林文集》，卷四。
④ ［清］顾炎武：《与周籀书书》，《亭林文集》，卷四。
⑤ ［清］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亭林文集》，卷三。
① ［清］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鲒埼亭集》，卷一一。
②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
③ ［清］顾炎武：《与施愚山书》，《亭林文集》，卷三。
④ ［清］顾炎武：《与人书》，《亭林文集》，卷四。
⑤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 134 页。
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日知录提要》。
① ［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 4 页。
② ［清］魏源：《武进李申耆先生传》，《魂源集》上卷，页三五九。
③ ［清］唐鉴：《御史贺君墓志铭》。
① ［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8 页。
② ［清］贺熙龄：《寒香馆文钞·左斐中像赞》。
③ ［清］贺熙龄：《寒香馆诗钞·舟中怀左季高诗》。
④ ［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7 页。
⑤ 《名利说》，《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43 页。
⑥ 《吴县吴君家传》，《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98 页。
① 《醴泉县孟令丕荣禀遵雇车辆移送咸阳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87 页。
② 《答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一八。
③ ［清］魏源：《〈皇朝经世文编〉叙》，《魏源集》，上册，第 156 页。
④ 《与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一○。
⑤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三九。
⑥ 《答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一八。
① 《会试文·癸已科第一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06—407 页。
② 《癸巳燕台杂感八首》，《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56 页。
① 《二十九岁自题小像八首》，《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57 页。
② 《与孝威孝宽》，《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9 页。
③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1 页。
①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88—89 页。
② ［清］魏源：《默觚上·学篇二》，《魏源集》，上册，第 7 页。
③ 《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家书，第 1 册，第 40 页。
⑤ 《左氏家庙》，《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69 页。
① 《与罗研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三六。
②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9—20 页。
③ 《吴县冯君家传》，《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300 页。
④ 《筹办台湾吏事兵事请责成新调镇道经理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147 页。
⑤ 《左文襄公实录》，第 1 册，第 9 页。①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至二。
② ［清］顾炎武，《钞书自序》，《亭林文集》，卷二。
③ ［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16 页。
④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八。
① 《咨复总理衙门绘具舆图情形》，《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74 页。
②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85 页。
③ 《与谭文卿》，《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九，页六一。
④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85 页。
⑤ 《上徐熙庵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
① ［清］胡林翼《启程晴峰制军》，《胡文忠公遗集》，卷五四，页一四。
② ［清］龚自珍《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第 516 页。
③ 左宗棠：《癸巳燕台杂感八首》，《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56 页。
① 左宗棠：《答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一八。
② 《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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