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入京辅政，乃晚清政坛中颇为引人注目的事情。他从西北抵京后第三天，即光绪七年正月二十九日（1881年2月27日），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并管理兵部事务。清廷赋予左宗棠直接参与和决策中枢的政治、外交、军事诸要务的权力，这对咸、同之交崛起的汉族地主地方大员来说是前所未有之事。在被时人称为“中兴名臣”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中，曾、李虽先后在向被视为畿辅重地的直隶担任总督，且曾以一等侯爵高出左，李晋封大学士早于左，但曾、李二人终其一生也未得到入值军机、主持总署和参戎兵部而集三权为一身的殊荣。此时，曾国藩早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过世，左宗棠与李鸿章所分别代表的湘、淮两系势力在晚清政治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且左同李之间的矛盾在镇压捻军时已经激化，到海防与塞防之议时双方公开互相指责，尤其是在关于伊犁交涉问题上李鸿章更是支持崇厚并反对左宗棠的求战主张，使左愤愤不平。李鸿章与京师的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们遥相呼应，十分惧怕列强的武力恫吓，主张对外妥协。奕诉则早在同治四年（1865年）因与慈禧太后争权而被罢免议政王，此后他在主持总理衙门并任军机大臣期间，常与慈禧太后发生争执，慈禧亦不断寻找机会压制奕。本来奕对左宗棠等人办洋务以兴办近代工业是支持的，但他对外立场的软弱却使左宗棠感到不满。这样，慈禧太后利用左宗棠和京城“清流派”的主战言论，调左进京“以备朝廷顾问”，恰出于牵制奕、李鸿章的目的。所以，人们对左宗棠辅佐朝政一事有如此议论：“持清议诸臣以外交事素不惬鸿章所为，知宗棠持议与鸿章左，益扬左以抑李。”左宗棠入值军机处和任总理衙门大臣，“明代沈相（按指军机大臣沈桂芬），暗倾恭邸（按指恭亲王奕诉），其势其焰，几于桓温。”①
左宗棠入京辅政的原因，除了慈禧太后有通过左宗棠来牵制奕和李鸿章的用意之外，如上一章所述，清廷迫于列强的压力、俄国的军事恫吓以及李鸿章等人的馋言而促使其改变了同俄国交战以收复伊犁的立场，想以调左入京之机向俄国表示一下姿态，从而有助于应付已激化的中俄矛盾，且希望曾纪泽能在崇厚擅自订立的《里瓦基亚条约》的改订方面与俄国达到妥协，这也是事实。但左宗棠入京的最重要原因，则应该是他收复新疆的壮举轰动京城，使得一向以指陈时政、标榜风节为己任的那些多在都察院和翰林院供职的士大夫们所组成的“清流派”特别看重左宗棠的德才。正是在他们的积极建议和一些王公大臣的支持及慈禧太后对左的赏识之下，左宗棠才有“入赞纶扉”的可能。
还在光绪四年（1878年）清廷派崇厚出使俄国之际，时任翰林院教习庶吉士的清流健将张之侗就代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字幼樵，直隶丰润人）上奏强调崇厚赴俄不应行海路，而应走陆路，途经新疆，以“身历其地，体察形势”，并“与左宗棠定议而后行”。①虽这一建议未被采纳，却足见清流派已垂青左宗棠。次年崇厚擅订《里瓦基亚条约》后，已任司经局洗马的张之侗上奏列出“不可许”的 10 个理由和“必改此议”的“四要”，并痛切指出：
“观世变日益艰难，西洋挠我榷政，东洋思启封疆，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更忍之让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无论我之御俄本有胜理，即或疆场之役，利钝无常，臣判战俄人虽五战不能越嘉峪关，虽三胜不能薄宁古塔，终不至掣动全局。旷日持久，顿兵乞食，其势自穷，何畏之有。然则即今一决，乃中国强弱之机，尤人才消长之会。此时猛将谋臣，正可一战，若再阅数年，左宗棠虽在而已衰，李鸿章未衰而将老，精锐渐尽，欲战不能，而俄人已域于东，屯于西，行栈于北，不如今日捍之于藩篱，而待他日斗之于庭户，悔何及乎？”
张之洞此论与左宗棠以武力收复伊犁的见解可谓不谋而合。张之洞的主张代表了京师清流言战和对左宗棠予以支持的倾向。光绪六年（1880年），清流派更主张调左宗棠进京辅政，以改变由奕为首的军机大臣“泄泄沓沓，未能匡弼”的局面。清流要角、御史邓承修指出：“观今之大臣志虑忠纯、畅晓戎机、善谋能断者，无如督臣左宗棠”，若“委以军国之大柄，使之内修政事，外揽兵权”，就可望“拯今日之急，守宗庙社稷”，且“当今要务，莫逾于此”。②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奕“认为左胜于李”，干脆提议让左宗棠“入赞纶扉”。③于是，慈禧太后决定召左宗棠进京。由此可见，左宗棠入京辅政，并不是因为他武力抗俄的态度坚定，慈禧太后慌忙召其进京，以削其兵权，避免他在新疆挑起战事，妨碍清政府对俄妥协投降。而实际上左宗棠如不被调往北京，即使他在新疆一再言战，也不会在没有得到清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对俄开战。清廷调他入京之日，正是俄国在中国东北和西北耀武扬威之时，清政府的确需要他这样“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之顾问”。
左宗棠能够“入赞纶扉”，可谓是清廷对他这个功绩卓著、德高望众的老臣的倚界。他初到京城，即被召对两次，慈安大后谈及他数载“忧劳”，“声泪俱下”。①清廷切望左宗棠能“襄赞”中枢。左宗棠品性正直，既不善于而且也根本不愿意阿谀奉承、曲意为官，他并无借此飞黄腾达的奢想。左宗棠接到清廷调他进京的命令时，即接连致书将到任的护理陕甘总督杨昌浚说：“拟遂请开阁缺，终老邪寓”②，“拟于展觐时陈请以闭散长居京师备顾问，一则步履维艰，一则免入军机被人牵鼻。”③他在北京，“窃见时局，亲贤在位，上下交孚，盈朝虽非尽惬时望，而好佞贪诈之辈则罕有之”，“极知忝窃非衰朽所堪，只以慈圣（按指慈禧太后）盼待甚殷，不敢重拂，优睐靦(tian)颜就列，良非得已。”④
正是鉴于清朝统治中枢的腐败，人们对左宗棠“入赞纶扉”抱有很大希望，以致“人皆以司马君实目之”。⑤左宗棠抵京不久也看到“俄事和局已成，倭奴思效西国，多方要索”。因此，他不能容忍清政府再在对待日本提出的侵略权益方面一再退让，表示“此时万无言退之理”。⑥严重的民族危机感和试图改变军机处、总理衙门一向“积弱”的高度责任感，使左宗棠毅然走上新任。
对于左宗棠任职中枢的情况，在翁同龢的日记中有一些记述。翁多年为光绪皇帝的师傅，且跻身清流，自然与左交往甚频。他们“初次识面”后，左就给翁留下“豪迈之气，俯视一切”的印象。左宗棠一改总理衙门对待外国公使毕恭毕敬的媚态，他召见英使威妥玛交涉鸦片加税等事宜，数议于总署，均“谈次有风棱”，使翁同龢感到左宗棠的举止确在“壮中朝之气”。翁还在记载左宗棠的一次谈话中写道：“其言以死生荣辱为不足较，并论河道必当修，洋药必当断，洋务必当振作。……余服其有经术气也。”①
可见，左宗棠是把“河道必当修，洋药必当断，洋务必当振作”作为任政要纲努力加以实施，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修治河道是左宗棠的一贯主张。此时他把重点放在兴修京畿的永定河上。他在新疆赴京途经山西、直隶，目睹永定河失修所带来的严重危害。他说：“治水一事，在畿甸璈急”，“皇居附近，乃粒食维艰，民间流徙靡常，生计萧索，至此已十余年，尚无妥策以善其后。坐视神州陆沉，心何以忍？”因此，他入枢垣后就倡议治理京畿水利。治理永定河属“直境之工”，左宗棠需商之李鸿章，结果是“李相则姑漫应之而已”②，对左的建议并不支持。左宗棠只得调派他的部将王德榜、刘璈、王诗正率各军抵涿州一带修治永定河，他还“躬亲其役”，莅涿州工次，勘察金门闸坝，巡视南岸河堤。经 4个多月的加紧施工，永定河疏通和加固堤坝等工程基本完工，被认为是“直隶十余年为之无成且群疑为不治者”的永定河经左宗棠的治理有了较大改观。醇亲王奕譞“遣人往阅，始叹为创见”。①
左宗棠对外国的鸦片输入向来深恶痛绝。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威逼下被迫接受了鸦片贸易“合法化”的事实，也是左宗棠个人的能力所无法解决的。清政府为减少鸦片输入和白银外流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于同治七年（1868 年）与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协商将进口鸦片的征税由旧额增加 20％。但十几年过去了，增税的问题一直受到外国鸦片贩子的阻挠而未能实现。此时的左宗棠“念正俗急务，尤在禁食鸦片，而已积重难返，惟加增洋药土烟税捐，以湮其流”。②左宗棠上奏指出：
“窃维鸦片产自泰西印度地方，由英国商人转贩而来，流毒中国，名为洋药。其患先中于市廛衙署，凡中人温饱之家，佚游燕僻子弟，聚处而嬉，用以遣日，比吸食有癖，积渐成稳，瘾重而形神交瘁。于是资倾家破而身命随之，内地罢民抛宜谷、宜蔬、宜瓜果腴地以种罂粟，劙果取浆，名为土药。其患先中于镇集乡村，儿食贫力作之人，游手无聊之辈，久且视为寻常，日用所需不知禁令为何事。于是吸食者多，更成积重之势。华民之吸烟者多，洋药之销路亦日益畅。从前各海口每岁进洋药三万余箱，嗣渐增至五万余箱，近闻且增至七万余箱矣。而洋药之价前时每箱百斤售银七百余两，近闻已减至五百余两，是销路之畅由于货价之减可知也。……臣前督陕甘，先以禁种罂粟为务，饬各属随时查拔以清其源。遇有洋药入境，则标识封存行栈，靳由原路折回，不准在地销售，其故违者察出焚之通衢，已著微效。惟此法行之一方为宜，若统筹全局，则令其由原路折回，于此者或销于彼，仍为不了之局。详察事宜，断非加洋药、土烟税捐不可。税捐加则洋药、土药之价必贵，价贵则瘾轻者必戒，瘾重者必减，由减吸以至断瘾，尚有可期。”
左宗棠痛陈了鸦片烟毒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他提出以加税捐的办法来阻绝鸦片的建议，对于试图解决积重难返的鸦片流毒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当然，从外国鸦片贩子的疯狂倾销和吸食鸦片已成为普遍存在的社会积弊方面来看，左宗棠这种堵卮塞漏的举措已经无济于事。
左氏关于“洋务必当振作”的主张，是针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 20年来在对外交涉与联系中遇事屈从、过于卑怯的外交格局而提出的。他担任总理衙门大臣后，决心一改前此的软弱格调，以“壮中朝之气”。因他任此职时间甚短，其在对外交涉中的表现仅能从与英使威妥玛谈论鸦片加税一事中体现出来。他说自己“奉命与闻各国事务，责无可辞，曾于接晤英使威妥玛时论及鸦片宜加征税厘冀可减瘾”。他以“权自我操”为谈判基点召见威妥玛，使“威妥玛无以难之”。但威妥玛为保护英国已取得的侵略权益，又在谈判中“语多反复”，“于加价一节，犹龂龂然若重有所惜者”。左宗棠认为如从其议，实与他的“期收实效本谋大相刺谬”。于是，左宗棠不仅驳回了威妥玛的无理狡辩，而且恳请清廷敕下各督抚将军对“洋药”予以加税，以行使一个国家的主权。左宗棠此举被时人称为“奇横有趣”，“可令彼族夺气”。①清政府长期因“积弱”而媚于列强的习惯为之一改！所以慈禧太后对左宗棠做出了“尔向来办事认真，外国怕尔之声威”②的评价，从中华民族反对外国侵略的角度观之，这无疑是对左宗棠一贯勇于维护民族尊严的爱国举止的最高褒奖。
左宗棠入政枢垣后，以身作则，反对结党营私的官场弊端和不负责任的官僚作风。他说：“自入国门以来，每闲朋侪许与之，谈辄逊谢不遑，且以党附为戒。遇言者指摘枢垣，必面陈勿予驳斥，以开言路。”“惟事有是非，人有邪正，政有利弊，谋有臧否，苟有所见不敢不言，言之亦不敢不尽也。知我者以为然否。疏稿惟关地方利害、民生疾苦者，始随时刊布。意在外闲牧令，奉有文檄，每不留心省览，付之幕吏，而文书由院行司道，司道行府厅州县，遇连篇累牍帖写，厌其冗长，随意删节，漫无文理，其报张帖日期处所，一纸塞责，上下不相检校。如是，而望草野周知政令，必达难矣。”③
尽管左宗棠颇想有所作为，但业已腐败了的清朝枢垣是容不下他的。他的秉直刚介恰与那种行阳奉阴违之术、媚言诡诈之法的晚清政坛恶习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一心想“从新鼓铸”的左宗棠面对着的只能是“成例具在，丝毫难于展布”，“有所建白，亦为同僚所尼，多中缀”①的局面。尤其是他“入赞纶扉”，即有“暗倾恭邸”、“扬左抑李”之说，奕与李鸿章等人对他不是暗中拆台，便是处处掣时，甚至予以攻击。同奕交往甚密的军机大臣宝婆竟然辱骂左宗棠为“一团茅草”，使翁同龢感到“正人在位之难”。②李鸿章因兼任北洋通商大臣的关系，免不了常与入值军机处并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左宗棠打交道，所以对左强作笑颜，主动写信与左“略叙契阔”，且到北京拜访了左宗棠。但在背地里，李鸿章却对左宗棠大加贬斥，说左入京“赞襄未必有益”，“左相精力甚健，于枢廷政务、各省情形不甚了澈，所建练旗兵、借洋债、兴畿辅水利、加洋药税厘诸议，似属救时要政，却近老生常谈，恐有格于时势不能尽行之处。”③李鸿章的亲信薛福成则把左宗棠描写成一个意气用事之人。据薛记载，他代李鸿章所拟《复陈海防事宜疏》由奕交给左宗棠审阅时，左“每展阅一叶，每因海防之事而递及西陲之事，自誉措施之妙不容口，几忘其为议此折者，甚至拍案大笑，声震旁室。明日复阅一叶，则复如此。……诸公并厌苦之，凡议半月而全疏尚未阅毕”。①在薛福成笔下，左宗棠似乎成了不关心海防和办事拖沓的人物。左宗棠在奕、李鸿章等人的内外夹击之下，深感京师无他留身之处，于是连续告假 3个月，随后疏请退出仕途。清廷为了王公贵族的利益，在对左作了一番“慰留”之后，于光绪七年九月初六日（1881年10月28日）外放左宗棠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
这里比较一下左宗棠在收复新疆和入京辅政两个阶段的情况是有必要的。他为规复新疆，甘愿“引边荒艰巨为己任”，发出了“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的豪情壮语。他被调进京且“入赞纶扉”，这在一般人眼里可谓炙手可热的官位，但左宗棠起初并不情愿，继而因日本有踵俄国之辙试图进行要挟的状况才使他挺身而出担任新职，并力图使中国备受列强欺凌的外交格局得以改观。他如果在宦海随波逐流，随俗浮沉，也许就会在京城安度晚年了，但他并不愿违逆素志，结果只能被官场恶习所排斥。左宗棠几乎是被人撵出京城的！拍手称快的则是奕、李鸿章之辈。李鸿章甚至回顾了他与左宗棠唔谈的感想，贬低左“不但无鞭挞四夷之心，抑且无经营海上之志，外强中干，概可知也”。②左宗棠离开北京时的状况同他 9 个月前从新疆赶往北京那种“闻命不宿，振旅入关，关内外闻之，自颁白耆庶，下逮萌隶媪稚，胥惶然如失所覆，巷议户祝，筹所以留公，而不可得，则奔趍愊亿，顶香膝跃，呼感恩，数十百里无绝声”①的情景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
尽管左宗棠在入京辅政期间成绩斐然，且有目共睹，而他却被排斥出枢垣，这只能说明清朝统治集团的腐朽确已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然而，左宗棠并没有因为“入赞纶扉”的挫折而后退，他依然在两江总督任上为加强海防和投入新的抗法斗争而努力拼搏着，他的行动恰与李鸿章的诬蔑不实之词相左。
① 秦翰才：《左宗棠逸事汇编》，第 78、52 页。
① 〔清〕张佩纶：《大臣奉使宜策万全折》，《涧于集》奏议，卷一，民国七年刊。
① 〔清〕张之洞：《熟权俄约利害折》，《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二，页一至六，民国十七年刻本。
② 〔清〕邓承修：《时局艰危请饬调辅臣入赞枢密折》，《语冰阁奏议》，卷二。
③ 〔清〕刘体智：《异辞录》，卷二，页一九。
① 《答冯展云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五。
② 《答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六七。
③ 《答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七三。
④ 《答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五。
⑤ 〔清〕刘坤一：《复李若农》，《刘坤一遗集》，第 4 册，第 1934 页。
⑥ 《答冯展云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五。
① ［清］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七年，页一五、二○，民国 14 年影印本。
② 《答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三七。
① 《答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三八。
② ［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389 页。
① 《严禁鸦片请先增洋药土烟税捐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八，页一四至一五。
① ［清］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第 304 页。
② [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392 页。
③ 《答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三八。
① 徐珂：《左文襄公见畿而作》，《清稗类钞》，第 7 册，第 3358 页，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② [清]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七年，页五八。
③ [清]车鸿章：《复丁稚黄宫保》，《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二○，页一○。
① [清]薛福成：《左文襄公晚年意气》，《庸庵笔记》，卷二，页四一至四四。
② 《复丁稚黄宫保》，《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二○，页一九至二○。
① [清]周寿昌：《思益堂集·送左侯相入觐序》，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3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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