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自咸丰四年三月初八日（1854 年 4 月 5 日）抵长沙，至咸丰九年十二月二十日（1860 年 1 月 12 日）出署，在骆秉章幕府度过了近 6 年的幕宾生活。他入幕之初曾一度想“更名隐姓，窜匿荒山”，但因骆秉章对他“推诚相与，军事一切，专以相付”，而“不得不留此共相支撑”。①在骆幕，左宗棠从撰写奏折到批答地方禀函均一手包办，身为巡抚的骆秉章则“但主画诺”，对左的“行文书不复检验”。②骆对左的信任和依赖程度可见一斑。正基于此，左宗棠几乎成了把持湘抚衙署的人物，以致于许多逸闻和时人的撰述、笔记都对此作了形象的描述。当时湖南即有“文武官绅非得左欢心者不能得意，而得左欢心者无不得意”③和“巡抚专听左宗棠，宗棠以此权重，司、道、州、县承风如不及矣”④等说法。这样，身为幕宾的左宗棠在骆幕期间不仅在军事上为镇压太平军出谋画策，而且于整饬吏治、调理财税等方面均得以展示其“才能”。
在军事方面，左宗棠为谋划防守湖南和进兵湖北、江西等地而继续充当镇压太平军的帮凶。
左宗棠再入湘幕，面对的是太平军大兵压境的局势。在此之前，当太平军由湖北入湖南之时，曾国藩已在衡州编成湘军陆师 15 营、水师 10 营，实现了张亮基、左宗棠等人于湖南创设由绅士统领的军队之初衷。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1854 年 2 月 25 日），曾国藩督湘军自衡州出动，迎击太平军，并发布了《讨粤匪檄》。太平军虽接连攻占岳州、湘阴、靖港和宁乡，但迫于湘军的攻势，遂一度放弃这些地方，撤回湖北。石祥祯与林绍璋部太平军在湖北会合后，又重整旗鼓杀进湖南，于三月初十日（4 月 7 日）再克岳州。接着，太平军乘胜南进，连克乔口、靖港等地，湘军纷纷溃逃，曾国藩也狼狈窜回长沙。由于骆秉章、左宗棠在长沙严密防守，太平军决定由石祥祯扼守长沙北面的靖港，林绍璋则率主力绕道宁乡趋往长沙西南的湘潭，以成南北合围长沙之势。三月二十七日（4 月 24 日），太平军攻占湘潭。到长沙仅20 天的左宗棠急忙与曾国藩等人商讨对策，提出以湘军主力南攻湘潭而暂不北取靖港的建议。于是，曾国藩派其部将塔齐布统领湘军陆师、褚汝航和彭玉麟率湘军水师驰往湘潭，水陆夹击太平军。曾国藩原准备动身赴湘潭，却在临行前改变了主意，自己带湘军一支向靖港进发，结果被这里的太平军打得大败，曾国藩逃至铜官渡时跳人湘江自溺，被随从章寿麟救起。不久，左宗棠“缒城出，省公（按指曾国藩）舟中，则气息仅属。所着单襦沾染泥沙，痕迹犹在。责公事尚可为，速死非义。公瞑目不语，但索纸书所存炮械、火药、丸弹、军械之数，属（余）代为点检而已”。①此时，曾国藩颇为未听从左宗棠的计策而懊侬。恰巧，湘军于四月五日（5 月 1 日）攻占湘潭的消息传来，骆秉章、左宗棠、曾国藩在兴奋之余，又妄图一举把太平军逐出湖南。入湘太平军也因湘潭战败，主动退守岳州，由进攻转入防御。六月十三日（7月 7 日），湘军兵分三路直趋岳州。七月一日（7 月 25 日），湘军占据岳州。一个月后，太平军被迫退出湖南。
太平军撤离湖南后，左宗棠与曾国藩在长沙密谋出省作战问题，他们“无一日不见，无一事不商”，①遂决定由曾国藩率湘军出兵湖北，而左宗棠在湖南为湘军补给军火、饷源。咸丰四年八月（1854 年 10 月），湘军出兵湖北，在武汉、田家镇等地击败太平军，旋又进入江西，于年底兵抵九江。此时，胡林翼任湖北按察使。短短三个月之间，胡又由改任湖北布政使而于咸丰五年三月（1855 年 4 月）升任署湖北巡抚。这样，基本上形成了以左宗棠经营湖南后方基地，曾国藩、胡林翼分别盘踞江西、湖北的湘系势力的发展格局。
左宗棠对湘军在省外的军事动向十分关注，他既为湘军连克数地而庆幸，又对其由此而产生的虚骄之风表示担忧。他说：“东征大局为天下所仰望，自复岳州以后，直捣浔阳（按指当时的浔阳道，驻九江），节节得手，军威大振，然将士之气渐骄，主帅之谋渐敌，弟尝贻书戒之，而不我察也”。②不久，曾国藩的湘军于咸丰四年年底（1855 年初）败师江西湖口，即被左宗棠所言中。
当曾国藩率湘军攻克武汉，直趋九江之际，太平天国派出翼王石达开带领西征援军由安庆抵湖口。此时，曾国藩趾高气扬地吹嘘说：“长江之险，我已扼其上游，……东南大局，似有转机，……臣等一军以肃清江面，直捣金陵为主”。①于是，他分兵诸路，试图一举攻占湖口、九江等地。石达开以敏锐的眼光看出湘军的弱点：“将士皆骄，甫攻九江，即围湖口，兼击彭泽，……兵分势单，易生瑕隙”。②因此，他决定扼守各要塞，并将敌人分而歼之。结果，进至湖口的湘军水师被太平军分割于鄱阳湖内和湖外长江江面，湘军水师遭到太平军的痛歼，曾国藩慌忙弃座船而逃至湘军陆营，羞愤欲寻死，被罗泽南劝止。
石达开率领太平军取得湖口大捷，扭转了太平天国西征军自湘潭战败以来节节失利后退的被动局势。石达开旋令林启容在九江牵制曾国藩的湘军，派秦日纲、陈玉成率大军进攻湖北，于咸丰五年二月十七日（1855 年 4 月 3日）攻占武昌，太平军在湖北同胡林翼所部湘军及所辖绿营兵展开激战。九月初，石达开西援武昌，遂于一个月后由湖北突入江西，在半年内连克七府四十七县，使得龟缩于南昌的曾国藩发出了“道途以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③的哀叹。左宗棠也对“江西全局岌岌”的势态十分震惊，他说：“自章门（按指南昌章江门）数十里外，东抵吾乡，北抵鄂，皆贼踪也”，“吾为涤公危，亦为吾乡危”。④他向湖南巡抚骆秉章上策道：“贼不得志西北，欲且逞于东南。江西一有蹉跎，则江、浙、闽、广皆为贼有，而湖南亦危，东南大局不可不问矣。以时局论，固无有急于援江西者”。①骆秉章、左宗棠一面吩咐王鑫在湖南招兵买马，一面派刘长佑速带援军于咸丰六年（1856年）初赶往江西。左宗棠遣刘部湘军援赣，使得曾国藩藉此苟延残喘，而太平天国内部情势的变化，更使江西战局向不利于太平军的方面转变。本来石达开已控制了江西战场，并有可能全歼曾国藩的湘军，但天京方面却在咸丰六年二月（1856 年 3 月）下令调他率军东归去夹击江南大营。石达开在回军途中，没想到天京城内又发生了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证事件。“天京内证”的出现，恰为湘军的卷土重来提供了客观的条件。
咸丰七年（1857 年），曾国藩丁忧回藉，左宗棠开始担负对入赣湘军的遥控指挥。左宗棠派江忠义于湖南募集 1000 湘勇补充刘长佑所部湘军，又调王鑫所部湘军 3000 人星夜驰往江西。这样，入赣湘军的总兵力达 16000 余人，其每月需饷 9 万余两均由左宗棠在湖南筹备。左宗棠在用兵方略上主张控制南昌以南、赣州以北的江西腹地，把攻打瑞州、临江（今清江）等府城视为关系“江西大局”的急务来对待，认为：“以江西大局论，非临、瑞速得不能望转机也”。②在左宗棠的策划下，湘军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即先后攻克瑞州、袁州、临江、吉安、抚州、建昌六府，使太平天国西征军所开辟的江西根据地大部丧失。左宗棠还与胡林翼合谋进取九江。胡林翼指挥所部湘军在攻占湖口后又于咸丰八年四月（1858 年 5 月）攻克九江。这样，湘军的势力完全控制了江西。
咸丰九年二月（1859 年 3 月），从太平天国分裂出去的石达开率所部太平军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等省攻入湖南，连克郴州、桂阳州等地，进围衡阳。湖南巡抚骆秉章对湘南的局势深为震惊，他说：“大股逆贼乘虚窜突，倘不能迅速剿除，不但本省生灵遭其茶毒，即绅民之出境援剿者，皆不免有吞顾之忧，而东南大局且将不可复问。”①左宗棠立即在湖南动员在藉湘军头目刘长佑等人迅速招集旧部，对太平军严加防堵。他还根据太平军的进军动向，判断出石达开有可能出兵湘中的宝庆，便命令湘军“必由益阳、安化、新化以指宝庆”。②三月，石达开果然率军于祁阳强渡湘江，四月向宝庆疾进。六七月间，太平军同湘军在宝庆激战，连连失利。石达开只得率兵从宝庆撤退，冲出湖南，进入广西，他试图攻占湘军老巢的进军目的未能实现。而左宗棠在宝庆之战后，则更为自己的筹划和湘军的作战能力大加吹嘘。他在致湘军头目李续宜函中说：“宝郡为湖南腹地，左右伸缩，均足有为，故逆贼必欲甘心于此。若有差失，则吾楚将旰食不遑，而东南大局直不可问，台麾一指，虐焰旋销，其为功桑梓，造福东南，殊非浅鲜”。③左宗棠在骆幕期间，的确为加强清朝的反动统治立下了鹰犬之劳。
左宗棠还十分重视整饬吏治和调理财税。他冉入湘幕之初，便“劾奏失守镇道以下十八人，与属吏更始”。①他把奖廉罚贪视为整饬吏治的关键，并同巡抚骆秉章“以廉俭率下”，“故威行于府县，贪靡之风几格”。②他注重起用绅士任官，不断扩大绅权，湖南地方官吏和湘军从统领到营官的各级官职多由湘籍地方士子充任。正是骆秉章、左宗棠苦心经营多年而形成的官绅结合的新的封建统治机制，不仅确保了湖南的防守，而且把湖南建成了支撑湘军在湖北、江西作战的后方基地。左宗棠还通过委任绅士来增收财税以筹军饷。他向来认为“筹兵不难，难在筹饷”。③于是，他在咸丰五年（1855年）除了在捐输中委派绅士劝捐外，还在长沙设立厘金总局时主张：“务洗向来衙署关务一切陋规，仿唐臣刘晏用士流之意，屏退吏胥市侩，访择廉干士绅，资以薪水，令其随同委员赴局办理”。④左宗棠还在整顿赋税方面采用湘潭举人周焕南要求核定征收钱粮的办法，“以助军为名，定丁粮两加四钱，减于前三钱；漕折石银三两，减于前四两；南折石一两，减于前二两。凡减浮收银四万，实增正纳三万余两”。⑤这种大减浮收的改革措施，有效地阻止了地方官吏的盘剥，同时增加了湖南的税收。
左宗棠在骆秉章幕府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此，时人曾做过这样的评述：
"宗棠刚明有智略，幼读书究心舆地，夙以诸葛亮自负。秉章资其赞画，内绥土寇，外协邻军，东征兵源、饷源倚之为根本。湖南屹然强国矣。"①
左宗棠的所作所为在政界声名鹊起。咸丰五年十二月（1856 年 1 月），与左宗棠“无一面之缘，一字之交”的浙藉御史宗稷辰在上疏荐举人才时将左列为首位，他说：“所知湖南有左宗棠，通权达变，为疆吏所倚重，若使独当一面，必不下于胡（林翼）、罗（泽南）”。②六年正月（1856 年 2 月），曾国藩又上奏表述左宗棠接济军饷之功，清廷命左以兵部郎中用，并赏戴花翎。接着，胡林翼于七月（8 月）上奏复荐左宗棠为将才。于是，左宗棠成了一个为朝野所瞩目的人物。咸丰皇帝命骆秉章出具切实考语，将左“送部引见”。骆秉章当然不愿让这个“素有谋略”的被喻为诸葛亮式的才子离开湘幕，在复奏中表示“俟湖南军务告竣，遇会试之年，再行给咨送部引见”。③咸丰八年（1858 年），骆秉章上奏为左邀功请赏，咸丰皇帝下诏赏加左四品卿衔。这年年底，咸丰皇帝在召见翰林院编修郭嵩焘时专门询问了左宗棠的情况，又让郭劝说左“一出办事才好”。④
正当左宗棠有望升腾之际，却因卷人两湖地区统治集团围绕“樊案”所展开的一场争权夺利之争而险些身败名裂。咸丰八年（1858 年），湖南巡抚骆秉章赴京陛见，他鉴于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声名恶劣，同城员弁兵丁无不咨怨”的情况，向咸丰皇帝“参其私役兵弁乘坐肩舆”。接着骆又派人查核樊“镇署中零用皆取之营中，提用银九百余两，公项钱三千三百余串，又动用米折银两”，并“据实严参”。①樊燮被拿问审办。樊则以湖广总督官文、湖南布政使文恪等满族贵族为奥援，并经他们唆使，于咸丰九年（1859 年）向湖广总督署和都察院呈控左宗棠以幕宾的身份把持湖南军政要务。于是，清廷谕令官文及湖北正考官钱宝青对左进行审办。据薛福成（字叔耘，号庸盦，江苏无锡人）记载，咸丰皇帝已令官文密查，“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②樊案引起了轩然大波。
樊案的出现，正是反映了满族地方要员与新崛起的汉族地方势力的重重矛盾。自清王朝建立后就存在着统治阶级内部满汉矛盾，而满族贵族一直占据着优势的地位。但在太平天国起义后，身居要位的满族贵族对太平军的勇猛攻势束手无策，恰恰是以汉族地主势力为代表的湘系集团的兴起，使清王朝得以支撑东南危局。因此，尽管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并没有得到官府的实职，却能独立操纵战事，身为总督的官文则只能成为“伴食”。尽管官文以钦差大臣、湖广总督的职务节制两湖，但他“于兵事未曾用心，亦毫无定见，但知何处请兵，即敷衍何处而已”。①左宗棠指责官文统治下的湖北“政以贿成，群邪森布”②,认为：“自张石帅（亮基）去后，湖北无好督。近闻大官专以酿乱为事，尤恐一击不中，恶焰益张”③，非常瞧不起官文，还常与官文为难。咸丰五年，官文遣人到湖南劝捐，结果被左所拒绝。六年，左宗棠委派由他一手扶植起来的“老湘军”王鑫部从岳州进兵湖北，连克四城。官文便想通过奏请加王按察使衔，以道员留用的办法将王部湘军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左宗棠看出官文的用心，立即将王鑫调回湖南仍驻岳州，并致函王鑫说：“此公（按指官文）为众所不与，润公（按指胡林翼）已与构隙”，如留在官文处，实在是“明珠暗投，固已太辱”。④左宗棠在为湘抚致湖督所拟的咨文中秉笔太直，对官文也多有冒犯。由于咸丰五六年间，正值太平军压境湖北，官文不得不借助于左、骆等人抵抗太平军，以为他的“钦差”脸上增光，只得暂时忍耐，表示他“不惟不咎秉笔者，即主政者亦并不怪”，摆出一副“廓然大公，所见者大”的样子，⑤实际他已积怨于心，等待时机予左以致命的报复。咸丰九年，太平军己基本上被逐出两湖，官文便以樊案为契机倾轧左宗棠。然而，此时的左宗棠毕竟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京师中许多人为解救他而积极奔走。翰林院编修郭嵩焘请求在南书房为咸丰皇帝教读的潘祖荫出面，潘即上奏说：“楚南一军立功本省，援应江西、湖北、广西、贵州，所向克捷，由骆秉章调度有方，实由左宗棠运筹决胜，……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宗棠为人，负性刚直，嫉恶如仇。湖南不肖之员，不遂其私，思有以中伤之，久矣。湖广总督官文惑于浮言，未免有引绳批根之处。”①咸丰朝重臣肃顺也接受了其幕客王闿运的说项，到咸丰皇帝面前为左宗棠说情。官文也在窥视京师的动向，未敢对左加以处置。左宗棠则深为“遭此谤陷”而痛感官场的险恶，遂决定“藉会 试一游京师，脱离此席，非敢再希进取，以辱朝廷而羞当世之士”。②咸丰九年十二月（1860年 1 月），他向骆秉章告辞，荐刘蓉入湘幕，从而结束了他的第二次幕宾生涯。
左宗棠被迫退出湘幕后，于咸丰十年（1860 年）正月从长沙启程，准备到北京参加为咸丰皇帝三十华诞而特开的“恩科”会试。三月初三日（3 月24 日），左宗棠一路冒风履雪行抵湖北襄阳。襄阳道毛鸿宾向左宗棠“出示润公（按指胡林翼）密函，言含沙者意犹未慊，网罗四布，足为寒心”③，且“鄂帅（按指官文）方思构陷之策，蜚语已满都中”。④左宗棠这才大悟自己的处境险恶，深感“侧身天地，四顾苍茫”，“帝乡既不可到，而悠悠我里仍畏寻踪”。于是，他决意“由大别沿江而下入涤老（按指曾国藩）营，暂栖羁羽，求一营官”，甘愿拼死在同太平军作战的疆场，也不肯“死于小人”。①左宗棠从鄂西北的襄阳辗转至鄂东英山县的胡林翼大营，遂又从英山抵达皖西宿松县的曾国藩大营。左宗棠在宿松时，曾国藩忽奉咸丰皇帝为左“昭雪”的寄谕。曾国藩、胡林翼先后上奏说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如“令其速在湖南募勇六千人，以救江西、浙江、皖南之疆土，必能补救于万一”。②五月初八日（6 月 26 日），左宗棠于宿松返抵长沙 3 天后接到了清廷命他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的谕令。这对左宗棠来说，可谓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的政治生涯面临新的转机。
③ 《与郭意城》，《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三六。
④ 《与陈俊臣》，《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四八。
① 《与郭意城》，《左文囊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三六。
② [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71 页。
① 《与陶少云》，《左文翼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一七。
② 《答郭筠仙侍郎》，《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二五。
③ 秦翰才：《左宗棠逸事汇编》，第 14 页，岳麓书社 1988 年版。
④ 王闿运：《湘军志·湖南防守篇》，页一一。
① 《〈铜官感旧图〉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67—268 页。
① 左宗棠：《致严正基》，《名贤手札》，湖南社会科学院藏。
② 《与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三一。
① [清]曾国藩：《请饬各路带兵大臣督抚择要防堵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四。
②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第 242 页，三联书店 1956 年版。
③ [清]曾国藩：《陈明邻省援兵协饷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七，页七六。
④ 《与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四九至五○。
① [清]罗正钩：《左宗棠年谱》，第 46 页。
② 《与王璞山》，《左丈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五三。
① [清]骆秉章，《江西大股贼匪审扰南路筹办情形折》，《骆文忠公奏稿》，卷九，页三，光绪十七年刻本。
② 《与刘荫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一四。
③ 《与李希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一六至一七。
① 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40 页。
② [清]王闿运：《湘军志·湖南防守篇》，页一一。
③ 《答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三九。
④ 〔清〕骆秉章：《保举盐茶厘金两局出力官绅折》，《骆文忠公奏稿》，卷八，页九。
⑤ 《光绪湘潭县志》，第 6 卷。
① ［清］王安定：《湘军记》，卷二，页九，光绪十五年刻本。
② [清]宗稷辰：《保荐人才疏》，《躬耻斋文钞》，卷四。
③ [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51、59 页。
④ [清]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 1 卷，第 203 页，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① [清]骆秉章：《骆文忠公自订年谱》，页五五，光绪二十一年重刻本。
② [清]薛福成：《肃顺推服楚贤》，《庸庵笔记》，卷一，页二三，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① 佚名：《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 1 册。
② 《与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三，页二七。
③ 《与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三，页三五。
④ 《与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三，页二七。
⑤ 《魁联给胡林翼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件，转引自龙盛运：《湘军史稿》，第 178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① [清]潘祖荫，《奏保举人左宗棠人材可用疏》，《潘文勤公奏疏》，第 2526 页。
② 《与刘岘庄》，《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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