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一生功高盖世，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件：第一件，早年出征，屡立战功；第二件，妥善处理皇位之争；第三件，入关摄政，奠定王朝基业。
第一件，早年出征，屡立战功。多尔衮曾是努尔哈赤最钟爱的儿子，他对多尔衮的爱，不是像对多铎那样的娇宠溺爱，而是刻意的栽培和训练。生母死时，多尔衮年仅15岁。父母早丧，对少年多尔衮是最大的不幸，这对他一生的成长和政治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
母亲死去的第二年，多尔衮就随其兄皇太极进军蒙古察哈尔部。他首次跃马张弓，披甲上阵，就表现出无比神武。皇太极赐给他“墨尔根戴青”（蒙古语，意为聪明的战将）的美号。皇太极还当众宣布：对那些不称其美号仍称其本名的人，“若是男人，则罚取插着弓箭的箭袋；若是女人，则要脱掉她穿的衣服”。这一年，多尔衮才16岁。
皇太极在位期间，多尔衮参加了几乎所有的重大战役，逐渐成为杰出的军事统帅。在攻打大凌河城的战役中，他亲自冲锋陷阵，直抵大凌河城下，城上炮矢猛烈，后金军多有伤亡。事后，皇太极怒责他的部下不加劝阻，说：“墨尔根戴青也冲锋而入，倘有疏失，必将你等处以严刑，断不宽容！”进攻锦州城，他又一马当先，冲在前面。明将祖大寿的军队从锦州城头向南发炮，洪承畴的军队则由南向北发炮，多尔衮受到夹击，几乎被击毙。以后祖大寿投降，多尔衮向他谈及当时的险状，祖大寿惶恐不安地说：“果有此事？如炮火击中大王坐骑，后果不堪想象!”多尔衮却坦然说：“当时两仇相敌，唯恐打不中啊。”
有几件事，足以说明多尔衮的谋略和英武：
其一，明确提出对明“残毁”战略。多尔衮目光敏锐，很有战略头脑。天聪七年（1633），皇太极与诸贝勒、大臣商讨进一步兴国的大计，询问他们征明及察哈尔、朝鲜，应该以何者为先？多尔衮力主以征明为先。他从动摇明统治根基，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目的出发，建议皇太极每年整顿兵马，乘谷熟时深入明境，围困燕京，截其援兵，残毁其屯堡，消耗其国力。多尔衮的建策，符合后金的战略目标，得到皇太极采纳。因当时山海关外一带地方尚为明朝重兵把守，于是八旗军队绕道蒙古地区，越过长城，多次深入明境，蹂躏土地人民，给明朝以沉重打击。
其二，攻灭蒙古察哈尔部，获传国玺。早先，当后金征服与招抚蒙古各部时，惟独强大的察哈尔部在林丹汗率领下，不肯降服，始终采取与后金对抗、周旋的态度。天聪八年，林丹汗出天花死在青海打草滩。皇太极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于天聪九年二月命多尔衮等率精兵万人，前往黄河河套地区，招抚察哈尔部众。此次进军，进展顺利，先后招降林丹汗的妻子囊囊福晋、苏泰福晋、林丹汗的儿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林丹汗曾得到元朝传国玉玺，上有“制诰之宝”四字，多尔衮将玉玺呈献给皇太极。因为这方玉玺象征着“一统万年之瑞”，皇太极受之大喜。第二年皇太极便改汗称帝。多尔衮也因功晋封和硕睿亲王，更加受到重用。
第二件，妥善处理皇位之争。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猝死，他生前未立嗣子，因此，在清皇室内部围绕继承者的人选，发生了尖锐、复杂的斗争。皇太极自领的两黄旗大臣和多尔衮、多铎自领的两白旗大臣则是互不相让，前者拥戴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后者拥戴多尔衮，事态发展到剑拔弩张的程度。
多尔衮虽觊觎皇位，但在关键时刻，还是不愿看到清朝内部出现兵戎相见的局面。最后他提出一个折衷方案，立皇太极第九子6岁的福临为帝，由他和济尔哈朗左右辅政，等福临年长后，当即归政。这个方案，打破了僵局，为双方所接受。关于这一过程，前面已经提到，这里不再重复。但这确是多尔衮其功至伟的一大功绩。在清朝大举入关的前夜，避免了因权力争斗导致的分裂，甚至流血，如果出现这种场面的话，那历史的发展将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多尔衮顾全了大局，虽然没有得到皇位，却也不是这场争斗的失败者，由于拥立6岁的福临，一切实权掌握在他手中，很快成为清朝实际的最高统治者。同时，多尔衮在化解内部矛盾时所表现出的忍让、智慧与灵活性，也使他在国中的威望冉冉上升。
第三件，入关摄政，奠定了大清王朝的基业。从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清朝入关到顺治七年（1650）福临亲政，这中间的7年，雄才大略的多尔衮实际掌握国家的军政大权。在他的指挥下，清军兵锋所至，势如破竹，迅速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他摄政7年，主要有五大政绩：
（1）入主中原，定都北京。顺治元年三月，李自成大顺农民军攻占北京，明崇祯帝自缢。中原形势突变，为清朝入关创造了难得的机遇。同年四月清军入山海关，击溃李自成的二十余万大军，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投降。五月初，多尔衮率大军进入北京。多尔衮名声大震，一时“关内关外，咸知有睿王一人”。
清军入关，对于清朝应否建都北京，在满洲贵族内部有严重分歧。多尔衮的同母兄八王阿济格主张，将诸王留下来镇守北京，大兵或者还守沈阳，或者退保山海关，这样可无后患。对于这样一个直接关系到清朝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多尔衮态度非常坚定，他说：既得北京，当即迁都，以图进取，统一中国。十月一日，福临在北京宣布登基。清王朝把统治中心从关外转移到关内，在统一全国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2）用兵南方，统一中原。清军进入北京后，江南的明朝官僚扶植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年号弘光。朱由崧为了维护风雨飘摇中的小朝廷，派使臣北上北京，与清朝议和，以割地、纳银为条件，请求清军不要南下。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多次入主中原，如北魏拓拔鲜卑族、辽契丹族、金女真族、西夏党项族、元蒙古族，其中除蒙古族实现了在中国的大一统并建立起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外，其他各少数民族政权都只拥有半壁江山，统治区域局限在长江或黄河、淮河以北，与南方的汉族政权对峙。南明的弘光政权提出分割而治，在历史上有着充分的依据。多尔衮却坚定表示，对“割地纳银”不感兴趣，他在致史可法的书信中说：“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劲敌。”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横扫南疆，统一中国。不管多尔衮的主观意愿如何，他的坚定态度，使中国避免再一次出现南北分裂割据混战的局面。
（3）免除三饷，兴利除弊。明末统治者为了辽东用兵和镇压农民起义，实行三饷（即“辽饷”、“剿饷”和“练饷”）加派，大大超过正赋。三饷之外，还有各种私派，以致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多尔衮进入北京后，宣布自顺治元年起，凡正额以外，一切加派，尽行蠲（ｊｕāｎ）免。这项措施，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并成为清朝统治者长期实行的“轻徭薄赋”政策的开端。
（4）依仿明制，重用汉人。多尔衮认为“古来定天下者，必以网罗贤才为要图”，清朝入关，百废待举，非汉人不能治理中原地区。在国家的军政大事上，他倚重汉官范文程、洪承畴、冯铨等人，在他们的谋划下，清朝制度基本沿用明朝。这也就是史家通常所说的“清承明制”。
此外，为了化解满汉矛盾，多尔衮大力宣传满汉一体，鼓励满汉通婚。福临选汉官女为六宫嫔妃，恪妃就是其中之一，她是滦州人，吏部侍郎石申的女儿，居永寿宫。在皇帝的表率下，鼓励满汉官民互相婚娶。满汉矛盾的激化，归根结底是因为满族贵族对汉族实施的一系列民族压迫政策，这不是仅凭鼓励通婚就能够缓和的。但多尔衮提出“满汉一家”的思想，还是难能可贵的。
（5）平反冤狱，化解矛盾。努尔哈赤、皇太极统治时代，由于内部争权夺势，一些宗室贵族被囚禁、处死，子孙弟侄受到株连。几十年中，积怨越来越深，涣散了皇族内部的凝聚力，削弱了统治效能。清朝定鼎北京后，国家百废待兴，迫切需要皇族成员的同心同德。多尔衮敢于平反父、兄铸成的冤狱，通过起用被削爵者子孙并恢复其宗籍的办法，化解固有矛盾。这是很需要一些魄力的。
在皇族内部，积怨最深的莫过于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两家。从努尔哈赤杀死弟舒尔哈齐，到皇太极囚死其堂兄阿敏，在豆萁相煎的表象背后，是一个家庭对另一个家庭的永久胜利。何况皇太极并没就此罢休。崇德四年（1639），皇太极重提当年阿敏对己不敬、欲将本旗拉出分立的往事，下令削除阿敏第三子固尔玛珲的爵位，黜去宗籍，同时被黜的还有他的弟弟恭阿。多尔衮摄政后，首先恢复了舒尔哈齐诸孙的宗籍。固尔玛珲复封辅国公，因家贫又赏银三千两，晋爵固山贝子。弟恭阿封镇国公。这为舒尔哈齐的平反开了一个好头。顺治十年（1653），舒尔哈齐在死后43年终于被重新恢复荣誉，追封和硕庄亲王。
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被赐死后，子孙一蹶不振。崇德七年（1642），褚英的孙子杜尔祜、穆尔祜、特尔祜因“心怀怨望”的罪名，被皇太极革去公爵，黜宗室籍，幼子萨弼也受株连。多尔衮使杜尔祜兄弟重入宗籍，并恢复封爵。杜尔祜后晋封多罗贝勒，穆尔祜、特尔祜、萨弼晋固山贝子。
努尔哈赤第二子代善的儿子瓦克达，因事被废宗籍，多尔衮也恢复了他的宗籍。代善的孙子阿达礼因谋立多尔衮为帝被诛，其弟勒克德浑受到牵连，被削去宗籍，废为庶人。多尔衮恢复了他的宗籍，封为贝勒。勒克德浑后以军功晋封顺承郡王，后世“世袭罔替”。
多尔衮摄政期间，为这些身败名裂的贵族子孙恢复宗籍，封给爵位，孤立了潜在的对手，也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褚英的儿子敬谨亲王尼堪，代善的儿子巽亲王满达海，阿巴泰的儿子端重郡王博洛，舒尔哈齐孙子巩阿岱、锡翰等人都成为多尔衮的亲信，并不因为他们都是生性谄媚的小人。巩阿岱、锡翰对多尔衮言听计从，最为忠诚，后来因多尔衮“谋篡”一案被诛杀。
但是由于威服自专的秉性，多尔衮在为宗室平反昭雪的同时，政治上诛除异己，又在皇族内部引发出新的矛盾，制造出新的冤狱。这突出表现在对肃亲王豪格的迫害上。多尔衮与豪格争位一事虽以双方妥协解决，但多尔衮对豪格一直存有戒心，想方设法削弱他的势力。早在顺治元年（1644）三月，多尔衮就以豪格“图谋不轨”，削去他的王爵，夺所属七牛录人员，罚银五千两，废为庶人。当时豪格仍有很大势力，不久又恢复了他的王爵。顺治三年，多尔衮派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统兵往四川镇压张献忠大西军。五年，豪格凯旋回京，没有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紧接着，多尔衮就以豪格犯有包庇部属、冒领军功等微小罪名，将他囚禁，没收全部财产。豪格忧愤填膺，数日后死在狱中。接着，多尔衮兴起大狱，对反对过自己的开国功臣及其子弟横加迫害。
历史上的专制统治者，总是在重蹈冤冤相报的覆辙。一面在为前辈君主制造的旧冤狱平反，一面又在诛除异己的过程中制造新的冤狱。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即便如多尔衮般雄才大略，也无力摆脱这个怪圈。
多尔衮主持朝政7年，功绩显赫，但同时也铸就了三大弊政：
（1）强迫汉族剃发易服。多尔衮颁布“剃发易服”令，强迫汉人剃发，改从满族发式，作为降顺的重要标志。同时，规定汉人必须着满式衣冠。
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做“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强迫剃发易服，是对汉族传统习俗的严重破坏，必然引起强烈的反抗。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入关之初，严禁杀掠，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及有剃头之举，民皆愤怒。”江南等地汉民的反抗尤其强烈，遭到清军的残酷屠杀。
（2）京畿地区，占房圈地。清朝定都北京，大批满族官民随同迁入关内，分布在北京及京畿地区。为了解决他们的生计，多尔衮下令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把北京内城（又叫北城）的几十万汉民强迫迁往外城（南城），腾空内城安置清朝皇室和八旗官兵。汉人搬迁时虽然给一点搬家费，但根本不够买房或盖房。许多汉民倾家荡产，或流离失所。另一件事，是在京畿地区跑马占地。清廷派出官员，骑在马上，拉开户部发给的绳索，纵马圈占百姓良田，俗称“跑马占地”。名义上是圈占无主荒田，分给王公贵族和八旗官兵，实际上是把农民的大量土地无偿占有了。
（3）强迫投充，抓捕逃人。清朝王公旗人富户并不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在圈占的田地上设立农庄，因为缺少劳力，便实行逼民“投充”的政策，招收农民供其役使。许多汉人不愿离开故土，或经济破产，纷纷投充到八旗名下，充当奴仆。他们的处境非常悲惨，又引发大批逃亡问题。多尔衮制定了严禁奴仆逃亡的法律，规定：抓获逃人，鞭一百，归还原主；隐匿者正法，家产没收；左邻右舍，各鞭一百，流放边远。这种肆意株连、刑罚过重的做法在社会上产生了严重恶果，与多尔衮“满汉一家”的思想当然也是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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