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善从16岁起随父兄驰骋疆场，一生中参加的重大战役就有二十多次。他早年从征哈达、辉发、叶赫诸部，论功封为贝勒。万历三十五年（1607），在与乌拉部作战中，他大显勇略，因此被赐号“古英巴图鲁”（蒙古语，意为“无畏的勇士”）。六年后，努尔哈赤乘乌拉部内乱率军进攻，代善再立殊勋。他身先士卒，奋勇冲杀，击溃乌拉兵，进据乌拉城（今吉林省永吉县乌拉街）。乌拉部首领布占泰孤身一人，窜逃叶赫城，乌拉部灭亡。经过三十多年的征战，努尔哈赤基本统一了女真各部，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立后金，年号天命，以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老城）为都城，论功封四大和硕贝勒，按年齿排序，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舒尔哈齐之子），三贝勒莽古尔泰（努尔哈赤第五子），四贝勒皇太极（努尔哈赤第八子）。
“和硕贝勒”是崇德元年（1636）以前一个满族亲王所能享有的最高称号。
从天命三年（1618）开始征伐明朝起至天命七年（1622），代善作为两红旗的旗主（后来他把镶红旗分给了长子岳讬），在攻占抚顺、萨尔浒和沈阳诸役中都起了重要作用。天命六年，他和另外三位和硕贝勒按月轮流协助努尔哈赤执掌朝政。后来，代善又参加了皇太极时代对明朝的大部分征战（1629—1634）。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称帝时，封代善为“和硕礼亲王”，并加授“皇兄”称号。顺治年间，代善年事已高，不再统兵出征。
代善几十年披坚执锐，戮力疆场，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国家政治活动中同样立有安邦定国的勋劳，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两次拥戴新君，确保皇权交接。代善第一次拥戴新君在天命十一年（1626）。这年正月，清太祖努尔哈赤进攻宁远城（今辽宁省兴城市）不克，他在归途中感慨：“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不久，病死在距沈阳40里的叆（àｉ）鸡堡（今沈阳市于洪区埃金乡）。
努尔哈赤生前曾两次立嗣失败，此后不再指定汗位继承人。他死时，在各拥重兵的四大贝勒中，二贝勒阿敏是太祖侄子，为人专横，残忍嗜杀，他父亲舒尔哈齐是被太祖所害；三贝勒莽古尔泰有勇无谋，脾气暴躁，他母亲富察氏衮代，因得罪太祖被逐，莽古尔泰为讨好父亲，竟一刀将母亲砍死，名誉因此扫地。这两人，都不具备继承汗位的条件。有希望继位的，只有大贝勒代善和四贝勒皇太极。按年龄、阅历、实力，代善都比皇太极占优，手下又有岳讬等几个能征善战的儿子，似乎代善继承汗位的希望更大一些。
当时的邻国朝鲜早有人断言：努尔哈赤死后，“贵盈哥（即代善）必代其父”。但从实际情况看，却没有这么简单。父汗死后，代善不仅没有为自己争位，反而主动推举皇太极继承了汗位。
代善为什么主动“让贤”？原因不外乎几条：
第一，代善因天命五年的控告案，被父汗罢去嗣君资格，在名誉上远不如皇太极。
第二，论心计，代善也不是皇太极的对手。有研究者推测，天命五年那起控告案的背后操纵者，很可能就是觊觎汗位的皇太极。主要根据是：受命调查此事的大臣扈尔汉是皇太极名下的正白旗成员，他的报告，明显对代善不利；小福晋代因察检举代善与大福晋关系暧昧，也可能出于皇太极的指使。当时的朝鲜史书记载，皇太极在汗位角逐中咄咄逼人，曾联合莽古尔泰，暗中商定“弑兄（代善）之计”。当大臣阿敦把此事密告给代善，代善大惊，完全没了主见，三十七八岁的人，竟哭着叩见父汗求助。皇太极、莽古尔泰当然不承认这件事，努尔哈赤也不愿深究，以免激化儿子们之间的矛盾，只是以“挑拨双方”的罪名将阿敦论处。阿敦是努尔哈赤的亲戚，开国功臣，结果却成了皇太极与代善明争暗斗的牺牲品。阿敦的死对代善是一个深刻教训，说明他在与皇太极的较量中难操胜算。他为了自保，转而推举皇太极继承汗位，也是顺理成章的。
第三，论威望、权谋、才干，代善也远不如皇太极。皇太极智勇超群，识文断字，而且善于笼络人心。像阿敏的兄弟济尔哈朗、莽古尔泰的兄弟德格类，甚至代善的儿子岳讬、硕讬、萨哈廉，这些有实力的王爷，都很信赖和敬重皇太极，成为拥戴他的中坚力量。
皇太极继承汗位，最初就是由代善儿子岳讬、萨哈廉推举的。岳讬、萨哈廉到代善府第，说：“四大贝勒（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合先帝（努尔哈赤）心意，众人钦服，应速登大位。”这时的代善，自知无力与皇太极争锋，于是顺水推舟说：“这也正是我的夙愿！你们所说，天人允协，谁不赞同？”父子三人议定，首先提出拥立皇太极为汗位继承人，其他诸王自然无话可说，皇太极继位便成定局。皇太极受到推举，内心欢喜，但为了表示谦让，还一再假意推辞说：“父汗没有立我为君的遗命，怎能舍兄长而由我继位呢？”而后，代善等人一再敦请，皇太极感到时机成熟，才登位称汗。
代善拥立皇太极，一方面赢得了让贤的好名声，另一方面也化解了以往的恩怨，使自己与皇太极的关系明显缓和。更重要的是，使关系国家命运的汗位继承问题顺利得到解决。皇太极年富力强，谋略出众，具有战略眼光和政治魄力，他即位后消除弊政，改革制度，提倡文教，使国家迅速发展，为清朝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从这点来看，代善推举贤能，于国于民于己都有好处，诚为“识时务”的俊杰。
代善第二次拥戴新君在崇德八年（1643）。这一年，皇太极突然病逝，由于他生前没有指定继承人，因而在诸王间展开了争夺皇位的斗争。当时争夺皇位的，一是代善的弟弟多尔衮，一是他的侄子豪格。在诸王大臣的会议上，两黄旗大臣首先提出立豪格，代善附和说：“豪格是先帝长子，当承大统。”接着，阿济格、多铎提出立多尔衮，代善也表示可以接受。总之，代善在这场针锋相对的争斗中态度比较暧昧。后来，他看到争执双方剑拔弩张，火药味越来越浓，就以年老不预朝政为由起身离席。代善当时名列诸王之首，他临时退席，其实就是一种表态，难道血雨腥风同生共死几十年的亲骨肉，真值得为了皇位大开杀戒吗？代善离席后，现场顿时陷入静寂，争执双方的头脑很快冷静下来。最后，双方达成妥协，一致同意拥立6岁的福临即位。
这样，在皇太极和他儿子福临的即位问题上，代善虽态度平允，其功实不可没。
宽容忍让，谨守臣节。皇太极初登汗位，更像是国家名义上的元首，因为他只是从其他三大贝勒手中分得了一部分权力。在继位典礼上，皇太极在接受诸年轻贝勒的效忠宣誓后，随即转身向三位兄长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三鞠躬。在朝会行礼时，这三位兄长列坐皇太极左右，一同接受年轻贝勒、大臣们的朝拜。更令皇太极难堪的是，他身为一国之君，每到年节，却要向三位兄长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这种情况与皇太极独掌大权的初衷显然格格不入。
天聪四年（1630），皇太极首先以作战怯懦等借口将阿敏下狱。次年在围攻大凌河战役中又寻机非难莽古尔泰，莽古尔泰随即勃然大怒，抽出佩刀，恐吓皇太极，德格类上前制止了他。这场意外的冲突，再次给皇太极提供了机会，经过议政王大臣会议商定，将莽古尔泰从和硕贝勒降为多罗贝勒。在接下来的会议中，代善开了一句玩笑，他嘲讽三大贝勒与汗平起平坐，好比“三尊佛”，主动要求放弃自己的特权。正是在他的坚持下，会议最终同意将代善和莽古尔泰的座位低于皇太极，分别坐在他的左右。这一做法始于天聪六年（1632）初。第二年，莽古尔泰病死，使皇太极有可能再向集权制前进一步。
代善作为皇太极的兄长，有拥立之功，行事却一向小心谨慎，所以得到皇太极的尊重。崇德元年（1636）四月五日，代善带领众贝勒大臣，手捧满、蒙、汉三种文字写成的表文，步入盛京崇政殿，请上尊号，称皇太极为“宽温仁圣皇帝”。皇太极改“汗”称“帝”，同时把国号由“大金”改为“大清”。
代善晚年，似乎从未替自己谋取过权力。崇德八年（1643），他召集议政王会议，委任济尔哈朗和多尔衮在福临未成年期间共同摄政。顺治元年（1644），清朝迁都北京，并逐步确立起对全国的统治，在此期间，代善始终是统治集团最受尊敬的人物，在国家政治生活乃至皇族事务中继续起着重要作用。
入关后的第五年，代善在王府病逝。除了他的家庭得到一万两而非通常的五千两银子赙（ｆù）仪，以及为他立碑纪功外，代善死后并未得到其他特殊的荣誉。但他对清朝和皇室的功劳备受后来诸帝的赞许。康熙帝用八个字概括他的平生“忠冠当时，功昭后世”，追赐谥号“烈”。代善死后葬在北京西郊香山脚下的正红旗村，这里是他的世袭领地。
代善的王府位于皇城西安门外东斜街酱房胡同口，占地一百多亩。至今，这座王府仍是清代王府保护较好的一处。北京故老相传，清代王府之大者为礼王府和豫王府，流行有“礼王府房，豫王府墙”的谚语。房喻其多，墙喻其高。在王府内先后生活过包括代善在内的12位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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