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清一代，被皇帝公开以“舅舅”相称呼的，大概只有隆科多一人。就是这个隆科多，在康熙帝晚年诸皇子之间扑朔迷离、明争暗斗的皇位大战中地位非同一般，是康熙、雍正两朝皇权交替之际最为关键的核心人物。这与他在雍正即位之后飞黄腾达、显赫一时有着直接关系；他最终为雍正所猜忌，屡遭打击，直至被圈禁而死，实际上其根源也在于此。
隆科多能够跻身政坛，风云一时，与他的身世、他的眼光有绝大关系。在他起家发达乃至身败名裂的过程中，步军统领一职起着重要作用，而他的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和最仓皇潦倒的一幕都在皇家园林畅春园及其附近上演
隆科多的祖辈、父辈都为清廷建有很大功勋而封官晋爵：祖父佟图赖，是顺治帝孝康章皇后的父亲，入关以后多次出征山东、山西、河南、湖广等地，军功卓著，历任定南将军、礼部侍郎，晋爵至三等子，死后又特赠为一等公，原因是“父以女贵”，是皇太后的父亲。父亲佟国维，又是康熙帝孝懿仁皇后的父亲，所以佟国维既是康熙的舅舅，也是康熙的岳父，地位自然尊崇。他又曾三次跟从康熙亲征噶尔丹，立功颇多。因此，佟国维也是仕途一路畅达，历任侍卫、内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晋爵一等公。佟国维还有一女做了康熙的贵妃。
因其祖父和父亲的缘故，隆科多与康熙也有着双层的亲戚关系，既是康熙的表弟，也是康熙的内弟，自然受到重用。康熙二十七年(1688)，隆科多开始任一等侍卫，不久就提拔为銮仪使兼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四十四年(1705)，康熙发现其部属违法，下谕斥责隆科多不实心办事，革去其副都统、銮仪使之职。但到康熙五十年(1711)，他又重新受到重用，得授步军统领的重要职位。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负责维持京城防卫和治安，并统帅八旗步军及巡捕营将弁，权责重大，由皇帝特简满洲亲信大臣兼任。由此可见康熙对其亲信程度。五十九年(1720)十一月，任理藩院尚书，仍管步军统领事务。
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在演绎这一段历史时，把康熙五十年隆科多的突然升迁、再受重用，归因于康熙看到诸皇子你争我斗、局势混乱，为保证身后皇位平稳交接，国家不至于出现大的动荡，而预先培养提拔隆科多作为关键时刻稳定大局的重臣。联系到康熙末年的政局，以及佟佳氏家族与清朝皇室数代联姻的特殊地位，康熙作出这样的人事安排也是合乎情理的。但是要说康熙栽培隆科多，是为扶持皇四子胤禛登位则似乎并不确切。这要从隆科多的前任托合齐说起。
托合齐，自康熙四十一年(1702)始任步军统领，康熙五十年离职。其间，凭恃康熙的宠信，多有欺罔不法之事，如出行必用亲王仪仗等。托合齐的诸多不法行为引起参劾，康熙却采取宽容态度，始终未予深入追究。但这种情形到康熙五十年发生了变化。这一年，康熙再次与太子胤礽发生矛盾，公开谴责太子，开始处理太子党人，慢慢纠出托合齐。
原来，康熙四十八年(1709)十一月，多罗安郡王去世，托合齐于其丧事期间，纠集部分满族官员多次聚集在都统鄂善家宴饮，被人告发。此类宴饮本是禁止，但康熙起初认为宴饮可以宽宥。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参加宴饮人员除步军统领托合齐外，还有刑部尚书齐世武、兵部尚书耿额和八旗的部分军官。这些人掌握一定的军事权力，尤其是步军统领一职，直接负有保卫皇帝之责。这引起了康熙的警觉。他认为托合齐一伙会饮是为太子笼络朋党。这是可能的。太子早就厌烦了数十年的等待生活，曾多次向人抱怨。即使太子本人没有异心的话，但谁能保证他的党人不鼎力拥戴呢？经过调查，康熙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托合齐等人极有可能不惜以武力逼迫自己传位给皇太子。康熙愤怒地指责托合齐等人为“乱臣贼子”。
托合齐离职时，因会饮案正在调查中，所以其罢官理由是“以病乞假”。但随着案情的清晰，康熙下令逮捕托合齐。康熙五十二年托合齐病死狱中后，康熙采取了颇为极端的处罚手段，下令“锉尸扬灰”，不许收葬。康熙又下令将涉及此案的八旗军官全部革职。对于齐世武，在五十一年指责他“谄事”太子，用铁钉将他钉在墙上，呼号数日而死。康熙对待大臣少有如此之残酷，如对鳌拜，仅仅圈禁而已，对索额图虽然处置较重，但也没有施以极刑。鳌拜和索额图虽然威胁皇权，但毕竟离紫禁城里的皇帝较远，不易发难。而步军统领托合齐就不同了，他就在皇帝身边，如果刀兵相向，任凭康熙再有本事，也难以阻止。托合齐等人的行为可能也达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令康熙觉到有生命之虞，所以才如此重惩。据亲历康熙二废太子现场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记载，康熙废黜太子的最大理由就是他有谋反的嫌疑。这当然与托合齐会饮一事有关联。
托合齐之后，康熙选择了隆科多接任步军统领一职。康熙为何让曾被斥为“不实心办事”的隆科多接替这么重要的一个职务？分析起来，有如下原因。
首先，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任人唯亲的因素起作用。隆科多生于身世显赫之家，三代为清廷效忠，又有两个姐姐是康熙的皇后和贵妃，在情理上不会逼迫康熙下台。
康熙选择隆科多的第二个原因是他相信隆科多不会参与皇子结党之事。当然，隆科多绝对不是无党的君子。此前他就与大阿哥相善，而大阿哥是皇八子胤禩集团中的人物，在康熙四十七年太子首次被废后曾积极为八弟谋取储位。康熙发觉后，予以严惩。康熙四十八年，康熙特地就此事斥责隆科多，说你与大阿哥相好，人们都知道。那意思似乎是警告隆科多不要卷入皇子结党。此后，隆科多表现得很安分。康熙五十五年(1716)，皇八子病重，康熙让平素与其关系密切者皆去看望，此中甚至包括极力与胤禩疏远的胤禛，却惟独没有隆科多。看来，隆科多的中立功夫做得很到家了，以致康熙不再将他看为胤禩的同党。
当然，隆科多个人的才能也是康熙看重的。隆科多是康熙外戚中最有才能的一个人，曾被康熙称赞为“能够做将军的人”。
总之，康熙认为隆科多不会对自己起异心，所以才选择他。事实也是如此，隆科多成为康熙晚年最得力的大臣之一，经常秘密执行一些重要使命，如监视废太子、大阿哥，掌握其他宗室王公的动向等，随时将情报密报康熙。隆科多尽职尽责，表现出色，康熙生前多加赞赏。但在康熙身后，就不一样了。隆科多正好在康熙逝世后才发挥步军统领的关键作用，没按康熙可能有的遗愿拥立新君，而是从自身的荣华富贵出发，当机立断，就近拥立皇四子胤禛，遂成为雍正初年政坛上风云显赫的人物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康熙在畅春园病重，隆科多奉命于御榻前侍疾。十三日，康熙驾崩。历史将步军统领隆科多推向了政治舞台中心。当时在园内的皇子、后妃以及很多重要大臣都被封锁在了康熙的
寝宫之外，康熙几乎是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突然死去，而又未宣布继承人。在畅春园内，布满了隆科多的警卫部队。首先接到侍候康熙的太监密报之人，显然是康熙晚年亲信、在附近驻守保卫的步军统领隆科多。想必没有一个太监敢有胆量闯过隆科多的士兵去通知园内的皇子。隆科多在仔细思考，决定如何把握这天赐良机：他将康熙猝死的消息首先通知哪位皇子，哪位皇子就可以抓住这一瞬即逝的机会，假造传位遗旨，登上皇位，而他以重兵拥戴之功必将得宠于新朝。
该选择谁呢？隆科多必然早已有了答案，但在康熙生前他是不可能有所表露的。在他未解开答案之前，他可能有三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是皇十四子胤。这可能也是康熙能够首肯的选择。众所周知，清朝秘密建储制度始于雍正时期。不过，有学者研究指出：早在康熙，就因为两次立储失败，在其晚年已经开始反思嫡长子
立储制度的负面影响，并着手实施秘密建储计划。康熙晚年着意加以培养的秘密皇储就是胤，这是很可能的。康熙五十六年(1717)，准噶尔军入侵西藏，次年杀西藏首领拉藏汗，控制全藏，有可能造成分裂的危险。康熙派胤以抚远大将军的身份西征，意图是很明显的：不仅是要维护边疆，也是借机考察胤，让他亲历军务，锻炼才干。康熙还特别选派一批皇孙以及亲王子弟，跟随胤出征，令胤时时加以调教。这个做法跟明太祖有点类似。明太祖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皇太子朱标抚军陕西时，让各处公侯跟随太子身边，其意图正在锻炼，培养太子威信。
由于准噶尔气焰嚣张，到康熙五十八年(1719)，清廷上下，包括宗室王公，都有畏敌情绪。这年十二月，康熙召开全体大臣会议讨论进藏事宜，竟得出“藏地遥远，路途险恶”而缓进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四年前主张用兵扑灭准噶尔的胤禛等人这次有什么意见，在《清圣祖实录》中竟然无录，想必自然也是同意大臣们的意见。
这时，远在千里之外的胤从驻地西宁上奏，请求“亲自率兵安藏”，深得康熙之心。胤在康熙心目中的份量逐渐加重。但他显然不是以媚语求宠，而是实实在在地指挥西征之役，最终取得了驱准保藏的胜利。胤禛即位后，竭力抹杀胤西征的功绩，贬低胤的威信，如毁去宗人府中胤平藏功德碑，销毁胤西征档案中不利于己部分，等等。但从销毁后残存的档案中，仍可以看到康熙与胤的关系极其融洽，父子感情笃厚。康熙曾将自己身上旧腰带解下送给远隔千山万水的胤。这个举动是意味深长的，此前康熙就曾经在亲征途中让皇太子送来几件旧衣，以便自己思念太子时穿在身上。康熙告诉胤自己身体的变化，并要他保密：“朕的白头发、白胡子有些变青了！你不要将此告诉别人。”他还在胤出征期间，亲自为胤的子女举办婚事，并将胤的儿子带到热河，在自己身边加以教育。值得注意的是，自从康熙五十九年(1720)西征大获全胜之后到康熙猝死前这段时间内，胤的奏折仅存留数件，并且上面的朱批都只是“知道了”一句，而朱谕竟然没有一件留存下来。可以推测，在胤立下大功后，他与康熙之间的往来书信中有对雍正继位不利的地方，所以被销毁殆尽。
正是由于康熙晚年对胤超乎寻常的爱护和关心，使得胤在朝内外的威信大大增加，在诸皇子中首屈一指。当时，朝内外纷纷盛传康熙将传位于胤。在储位未定的情况下，这种传言一般是禁止的。但康熙似乎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制止。隆科多身为康熙近臣，不会看不出胤在康熙心目中的份量。拥戴胤即位，可以算是体贴康熙心愿之举。
隆科多的第二个选择是皇八子胤禩。胤禩聪明能干，在大臣中声誉甚佳。康熙在第一次废太子后不久就生悔意，以推举为名考察众臣。众臣在明知康熙意旨的情况下，坚决摒弃暴戾变态的胤礽，一致推举胤禩为皇太子。这极大地触怒了康熙。康熙不能容忍一个威信几乎与己相等的皇太子存在，而且也不能容忍众臣无视自己的意思来立皇太子，所以他宁可否定此次推举，而将人心尽失的胤礽复位。胤禩在康熙心中的地位急剧下落。在康熙五十一年太子二次被废后，胤禩一时被喜悦冲昏了头脑，竟然愚蠢地密奏康熙，询问自己现在应担任什么职务，并表示为了避免众臣再次推举，情愿卧床在家。康熙十分敏感，认为他是在试探自己，但隐忍不发。最彻底的转变出现在两年后。康熙五十三年(1714)十一月，康熙率部分皇子出巡塞外，胤禩由于未随行，便派人去给康熙请安，并称将于中途与皇父会合，扈驾回京。最令人吃惊的是，太监带来的礼物居然是两架奄奄一息的海东青。其喻意很容易被理解成讥刺康熙老弱多病，即将离世。康熙恼怒到极点，几乎气晕了过去。他痛骂胤禩，公开胤禩两年前的妄奏，斥责他是大奸大恶之徒，并说出父子恩断义绝的话来。照理来说，胤禩进物是邀宠，绝不敢故意如此捉弄皇帝。这应该是有人故意陷害。事情发生后，胤禩奏称冤抑。但盛怒中的康熙已经对胤禩完全失望，严厉谴责。胤禩因此受到极大刺激，一度病危。胤禩病好后，康熙与他的关系有所缓和。胤禩虽几遭打击，但在朝臣中仍有较高威信。康熙五十六年，大学士李光地仍然认为诸王之中惟八王最贤。不过，此时胤声望日著，胤禩转而将自己无法实现的希冀寄托在胤身上，支持胤西征，并与胤保持密切的联系。胤禩身边的人甚至说：“十四爷若得立为皇太子，必然听我几分。”康熙也有意扶植胤禩作为胤的支持力量，重新交付他办理政务。
第三个选择是一直不起眼的皇四子胤禛。胤禛为人极具心计，在储位之争中保持独行客身份，表面上对皇位继承问题毫不关心，同政坛上敏感之人刻意保持距离，与文友谈诗论文，给人以喜欢清闲的印象(自诩“天下第一闲人”)，但暗地里却听取心腹戴铎的夺位策略，打好父亲、兄弟、朝臣等各个关节，一步一步朝皇位接近。在二月河的小说《雍正皇帝》里，有一个邬思道，是胤禛的家塾教师，但其实是给胤禛出谋划策的军师，被胤禛尊称为“邬先生”。这个邬先生在野史里也是实有其人。胤禛在谋臣的建议下，对康熙伪装诚孝，适当展露才华，这样既不让人觉得无能，又不会锋芒毕露引起康熙嫉恨；对兄弟表示友爱，容忍为上，这样就使有才的人不嫉妒，无才的人把自己当靠山。最关键的步骤是拉拢对他争夺储位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人，比如川陕总督年羹尧和步军统领隆科多。通过如此策略，胤禛在当时表面上不显山不露水，连康熙也觉得他诚实可用，不结党，根本没有料到他可能已经把自己的墙脚挖走了。
至于其他的皇子，都不成势力，所以隆科多不会考虑。康熙临死前正在静养斋戒之中，王公大臣一律不准接见，而宫眷也被阻止入内。谁料皇帝就在这种情况下无声无息地死去。在他身边的只有近侍太监。康熙晚年经常在其身边传旨的总管太监魏珠可能是陪伴康熙临终的少数目击者之一。也许正是魏珠将康熙猝死的讯息在第一时间告诉了隆科多。在这种千钧一发之际，按照常理，隆科多应该告知当朝大臣，然后共同遵照康熙遗诏(如果康熙生前没有旨意，那么应该遵照康熙的心意共同拟定)拥立新君。历史上多有这种情况，如明成祖病逝行军途中，就是太监马云与大学士杨荣、金幼孜商议，以锡棺收殓成祖，照常进膳，同时封锁消息，派人密报太子，使得朱高炽能够在第一时间防止突发事件，顺利即位。康熙重臣有领侍卫内大臣6人和大学士5人，但隆科多显然没有跟他们通气。隆科多此刻显出包天大胆，撇开了宗室王公，撇开了当朝大臣，一个人拥立了新君胤禛，这就是雍正。隆科多虽然是康熙宠臣，但如果以一人之力操纵新君嗣位，自然是不合制度，要冒极大的风险。后来隆科多自比诸葛亮，有“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一语，反映了当时隆科多的压力。
盛传一时的说法是7位皇子与隆科多一起觐见康熙，聆听康熙遗诏。这个说法主要见于《大义觉迷录》和《清圣祖实录》。有学者考证认为，此说经历了一个不断修改补充的伪造过程。早在雍正元年、二年，雍正在解释即位原由时并未提到7位皇子和隆科多聆听遗诏，只是说皇考(康熙)经过慎选，仓猝之间一言而定大计，选定自己，而自己事先并不知道。当时朝野传言雍正矫诏即位，但面对胤禩等反对派势力，他还不敢贸然编造7位皇子聆听遗诏之事。而在雍正四年的一次上谕中开始说诸兄弟以及隆科多入见，康熙面降传位谕旨。其时，雍正已经清除胤禩集团，并开始对付隆科多。到雍正七年(1729)，胤禛在《大义觉迷录》中详列7位皇子之名。那时胤禩等人或死，或圈禁，或迭遭打击，或是胤禛的亲信，隆科多已经死去，没有谁会对此段伪造提出异议了。
隆科多为什么选择了胤禛？除了胤禛的竭力拉拢的因素之外，可能还有下面几点原因：
第一，跟胤禛幼年经历有关系。胤禛生母吴雅氏，起先只是宫人，后来才封了德嫔。胤禛的外祖父威武是护军参领。胤禛虽然生母和外祖父家世并不显赫，但他幼年时曾由孝懿仁皇后抚养。孝懿仁皇后恰恰是隆科多的姐姐。由于这层关系，隆科多很容易亲近胤禛。
第二，由于胤禩、胤的支持者很多，其间权位在隆科多之上者大有人在。这样，即使他拥立胤禩或胤即位，也很难因此取得首屈一指的地位。而拥立胤禛则大为不同。胤禛集团相对较弱，显赫官僚不多，一旦拥立成功，则隆科多必为“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希有大臣”，所得恩宠必多。这种情形跟当年李斯协助赵高立秦二世而摒弃扶苏一样，正是因为扶苏那里有蒙恬在而不易居首功。
第三，他了解胤的劣势和胤禛的优势。胤虽然握有重兵，大有人望，但远在千里之外，不易顺利抵京。如果自己投向胤禛，则胤禛内有部队控制京城局势，外有川陕总督年羹尧截断胤与京城的联系，大有可成之机。年羹尧是胤禛藩邸旧人，自然替主子卖命。一旦胤挥兵东向，年羹尧定会拦截，使其无成。
第四，畅春园内人员杂多，既有大臣，也有宗室，还有嫔妃，人们都对康熙病况极为关心，不易保密。这点不如秦始皇和明成祖崩逝时的情形。他们都是在出巡或行军途中死去，只有贴身太监和近臣知晓，易于采取措施封锁消息。
所以，隆科多就近不就远，顾不得康熙心愿了，利用步军统领的关键地位，假传康熙遗旨，拥立皇四子胤禛即位。种种权衡考虑，关键时刻当机立断，隆科多不愧有果敢眼光，一跃而成为新朝宠臣。
隆科多成功了。雍正对他极为尊崇，亲口称呼他为“舅舅隆科多”，赞誉为“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希有大臣”。雍正并非隆科多姐姐所生，仅仅有甥舅名份而已，皇帝承认不承认又是一回事。但雍正如此公开称呼隆科多，自然是一种极大的优待。雍正还给隆科多及其儿子加官晋爵。
然而，隆科多选择的新主子雍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猜忌多疑的皇帝之一。史家公认，雍正善于耍两面派，性格强硬，心胸狭隘，喜怒不定。在这样的主子下过活，廉洁慎重，自守尚且不易，何况居功自傲的步军统领隆科多？果然，不到两年时间，隆科多与胤禛的蜜月期就到头了。那时，胤禛的皇位已经坐得稳当了
胤禛刚登基，对隆科多非常信任，在许多事情上都咨询他的意见，一派君臣和睦相协、同舟共济的景象。
但到雍正二年下半年，雍正已经对他有所责难，并开始有步骤地打击隆科多。为什么在短短两年时间内，雍正的态度就转了一个大弯呢？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隆科多居功自傲，擅权结党，已对雍正的皇权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比如，自比诸葛亮，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一语，又称康熙死日他曾身带匕首以防不测。这虽是在他快倒台的时候说的，但难保在平日不会有此类话语流露。还有，隆科多曾自夸九门提督(步军统领)权力很大，一声令下就可以聚集两万兵马。这些话语多少暴露了隆科多拥立胤禛的真相，自然为雍正所忌讳。实际上，当日畅春园的气氛必然是非常紧张的，步军统领所统辖的兵力也确实约有两万名官兵，而隆科多说他带匕首防身也情有可原。但这些话语后来都成了隆科多的罪状。在罪状中，胤禛认为康熙去世当日隆科多并不在康熙身边，也没有派出近侍之人，隆科多此时重提这些话就是大不敬，就是欺罔，全然没有顾及此前不久他还因为隆科多的拥戴之功而感恩戴德。臣子有功，主上高兴的话可以恩赏，但不允许你自己表功，不然那就是要挟，就是说明主上无能或者无德，这就是大清皇帝雍正的逻辑。
隆科多同年羹尧一样，都对其他官员的任命予以干涉，称“佟选”和“年选”。虽然隆科多是正常的途径，他任吏部尚书，但选官这种事情一向是皇权所为，你一个臣子居然选起官来了，不仅是擅权，而且有结党之罪。
隆科多对雍正的疑忌不是不知，也想自留退路，于雍正二年底主动提出辞去步军统领一职。这一招正中雍正下怀，他早就不想把这个要职留在隆科多手里，而且准备让与隆科多不甚亲密的巩泰来接手这个职位。以准许隆科多辞去步军统领一职为契机，雍正开始公开打击隆科多。
雍正五年(1727)，诸王大臣会议定隆科多四十一条大罪。以上这些都列其中。四十一条中有一些奇怪的罪行。比如，交结、庇护年羹尧之罪。其实说起来，要说交接年羹尧之罪，是首倡于胤禛自己。当初，年大将军以雍正藩邸旧人，是很瞧不上隆科多的，认为“舅舅”只不过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而已。但雍正出于稳固自身统治的考虑，不愿自己的左膀右臂闹僵，竭力表明隆科多对年的尊重，说舅舅隆科多说有些事必须要等你进京一起商量(年在西北)，又表示自己以前也不知道隆科多的才能，后来才明白自己大错，隆科多真正是父亲康熙的忠臣、朕的功臣和国家的良臣，真正是“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希有大臣”。雍正希望年跟隆要好好共事。雍正甚至自作主张把年羹尧的长子过继给隆科多做儿子，以此来糅合两人为自己效命。隆科多本来就对年无恶意，又经过这样的拉皮条，他能不跟年羹尧交结吗？雍正在这里不惜自相矛盾，原因在于此时年羹尧已经倒台，雍正正是要让隆科多背上“奸党”恶名，为年羹尧陪葬。
还有一条罪状，说隆科多交结阿灵阿、揆叙。阿灵阿卒于康熙五十五年，揆叙卒于康熙五十六年，他们都不是雍正一朝的人，这条罪状从何说起？原来，雍正这是在算旧账。早在康熙四十七年，群臣推举皇太子时，阿灵阿和揆叙是推举皇八子的核心人物。但隆科多那时似乎并没有什么能量，他只是一个一等侍卫而已。早在四十四年，他的副都统、銮仪使之职已被康熙罢去。他是大阿哥的人，虽然大阿哥积极参与谋立八弟，但隆科多毕竟跟胤禩隔了一层。事实的隐情还在于隆科多的父亲佟国维。佟国维在四十七年大臣推举之前抢先上奏，提醒康熙对立储之事要谨慎考虑。当时，佟国维已经退休了，但这个上奏的意味还是很明显，等于告诉众臣国舅兼国丈佟国维不赞成复立废太子胤礽，而是意图支持皇八子。当后来康熙追究主谋时，众臣举出大学士马齐，但康熙表示肯定是佟国维，予以斥责，只是没有重罚。毕竟佟国维是皇亲国戚，父皇都没有加罪，雍正也不好说什么。但对阿灵阿和揆叙，雍正在他们死后也不放过，斥之为不忠不孝暴戾阴险之人，俨然是本朝最无耻的大臣。雍正借此张开了清除胤禩集团的大幕。
陈年旧账，嫉恨如此之深，说明雍正是一个多么刻薄阴险的人。雍正为了避免给人滥杀功臣的讥刺，所以没有将隆科多处以死刑，而是在畅春园附近建房圈禁。圈禁隆科多的地点颇富意味：隆科多位极人臣以此始，身败名裂以此终。一年后，失势的“舅舅”死于禁所。
隆科多并非一无是处。雍正五年，隆科多被派往边境主持同俄国的划界谈判。当时，尽管他的地位摇摇欲坠，但他恪尽职守，仔细进行实地调查，态度坚决地要求俄国归还侵占的大片蒙古土地。也许他有讨好皇帝的心思，但他维护国家利益的行为应该值得肯定。可惜，那时雍正已经完全不信任他，反倒因为其他问题把他逮捕回京受审。人们只记得一代权臣隆科多如何擅权结党，却对此间一段事迹略过不谈，不知隆科多逝去的魂灵该如何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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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史列传.隆科多传》，中华书局，1987年
(3)［法］加斯东加恩：《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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