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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重臣:张之洞评传》7.4节 “枢纽只在此化新旧之见”

   一方面认识到“不讲新学则势不行”,另一方面又强调“王制乃常宗”,如何协调“新学”与“常宗”的关系,将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的相互联系及其转换处理得更融洽、自然一些,是张之洞时时萦怀于心的绝大题目。他于此进行的若干辩证思考,其主观目标,无非是想在“开新”与“卫道”的两难之间求得一种和谐统一。

  从一般意义上,张之洞是主张弥和新旧之见、融通中西之学的。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在致刘坤一等人的电报中声称:

鄙意此时不必言新政,但言须化新旧之见而已。……总之不化新旧之见,顽固如故,虚骄如故,老团未出之说如故,和局断不能保。贪昏如故,废弛如故,蒙敝如故,康党断不能绝。官派如故,兵派如故,秀才派如故,书吏派如故,穷益加穷,弱益加弱,饷竭营截则兵愈少,债重征苛则民愈穷。游勇叛民,会匪康党合而为一,中国断不能支矣。枢纽只在此化新旧之见五字。

  张之洞主张,新旧学术,应予会通。《劝学篇》专辟《会通》一篇,陈说此义,以图化解畛域之见: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为通。难为浅见,寡闻道,是为不通。今日新学旧学,互相訾謷,若不通其意,则旧学恶新学,姑以为不得已而用之;新学轻旧学,姑以为猝不能尽废而存之。终古柄凿,所谓疑行无名、疑事无功而已矣。

  “旧学恶新学”,“新学轻旧学”,各有其片面性。“守旧而不知变,则为迷复之凶;喜新而不知本,则为大过灭顶之凶。”“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之洞认为,为了救世道,正人心,务当承认新旧之学各有短长,“惟天算中法实不如西法,经解宋学实不如汉学。若运救世,但当破近日眩于西法之迷途,发墨守汉学之流弊方为有益。……若能通西法以得自强之术,博汉学以为明理之资,是西法正为中国所用,汉学正为宋学所用,非快事便宜事,何为反攻之乎?”

  当然,张之洞主张会通中西、新旧之学,并非不分主次,等量齐观,而是始终将中学、旧学置于首要的、核心的地位,将西学、新学置于次要、辅助的地位。《劝学篇》专设《循序》一篇,阐述这种主从关系。之洞认为,治学者必“先以中学固其根底,端其识趣”,“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缺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如养生者先有谷气而后可饫庶羞,疗病者先审藏府而后可施药石,西学必先由中学,亦犹是矣。”通中学是通西学的必要基础和根本前提。“如中士而不通中学,此犹不知其姓之人,无辔之骑,无舵之舟,其西学愈深,其疾视中国亦愈甚”,“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

  为了确认中学的至尊地位,同时化解“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缺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的过程中必然遭受的传统阻力,张之洞力图论证“圣经之奥义,而可以通西法之要指”。他爬梳典籍,采摘要义,与西学、西政相附会:

  《中庸》讲尽物之性,是西学格致之义;

  《周礼》讲饬化八材,是化学之义;

  《中庸》讲山以宝藏兴,是开矿之义;

  《论语》讲工利其器,是取新式机器之义;

  《管子》讲处工就官府,是劝工场之义;

  《大学》讲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是西人富国策之义;

  《论语》讲敏则有功,是工宜机器,行宜铁路之义;

  《周礼》讲利者使阜,是商学之义:

  《论语》讲教民七年可以即戎,是武备学堂之义;

  《左传》讲仲尼见郯子而学,是赴外国游学之义;

  《吕刑》讲维貌有稽,是讼狱凭中证之义;

  《尚书》讲谋及卿士及庶人,是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义;

  《论语》讲众好必察,众恶必察,是国君可散议院之义。

  显而易见,以上罗列“圣经之奥义”与“西法之要指”的对应关系,颇多牵强,连之洞自己心里也多少有些不踏实,所以又特意声明:“然谓圣经皆已发其理,创其制,则是;谓圣经皆已习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同西人之法,则非。”

  如何解释“圣经”与“西法”大义相通而具论有异,之洞以“西学中源”说作为理论依据。他援引“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之论,称“中土之学术政教,东渐西被,盖在三代之时,不待畴人分散、老子西行而已然矣。”汉代以后,“中西僧徒,水陆商贾,来往愈数,声教愈通,先化佛国,次被欧洲,次第显然,不可诬也。”“西法”与“圣经”大义相通,盖源于中土学术政教之余光流韵泽及泰西。至于为何“西法”之具论又有超越“圣经”之优长,之洞解释道:“然而学术治理,或推而愈精,或变而失正,均所不免。且智慧既开以后,心理同而后起胜,自亦必有冥合古法之处,且必有轶过前人之处。”之洞的结论是:既然西政西学“揆之经典,灼然可据”,那么择之补吾缺,取之起吾疾,便属天经地义,无可指摘,”开新”与“卫道”也就浑然一体,天衣无缝了。

  平心而论,之洞对于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关系的思考,既有陈腐、谬误之说,亦有新鲜、精当之论。化解新旧之见,会通中西之学,不仅在当时,而且在现在和将来,都是文化进步的必由之途。“学术治理,或推而愈精,或变而失正”,亦确道出文化史的重要规律。正因为各地区、各民族间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人类文明才会千舟竞发,百舸争流,相互赶超,共同进步。中华民族在振兴民族文化,赶超先进,建设富强国家的过程中,务必克服尽弃“中学”,全盘“西化”与因循守旧,泥古不化两种错误倾向。在这方面,张之洞一百年前的思考,留给我们若干启示。当然,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和朝臣的立场,张之洞错误地将近代已经陈腐的“纲常名教”之类当成“中学”的精华来宣扬和捍卫,甚至认定“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并以之作为“卫道”的核心和“开新”的限度,则陷入迷误和荒诞,对此,历史已经公正地予以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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