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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重臣:张之洞评传》4.1节 “兵之于国家,犹气之于人身”

  张之洞生于国势衰微日甚,列强侵略日迫的多事之秋。他的军事战略思想,始终立足于守备御侮。他说:“兵之于国家,犹气之于人身也。”“人未有无气而能生者,国未有无兵而能存者。”面临列强咄咄逼人的政治干涉、经济掠夺和军事侵略,张之洞认定,中华民族要想自存,非“力”不行,“力者,兵之谓也”。在近代国际强权政治格局之中,一味乞求和平,是决无出路的,惟有加强自身国防实力,方可收保国、保教、保种之实功。张之洞指出,作为弱国的中国高倡“弭兵”(即裁军)之议,是自欺之谈。他严厉批评“今世智计之士,睹时事之日棘,慨战守之无具,于是创议人西国弭兵会,以冀保东方太平之局,此尤无聊而召侮者也。”严酷的现实是,“权力相等,则有公法,强弱不侔,法于何有?”所以结论只能是:“苟欲弭兵,莫如练兵。海有战舰五十艘,陆有精兵三十万,兵日雄,船日多,炮台日固,军械日富。铁路日通,则各国相视而不肯先动。”

  张之洞认为,不仅在整体国防建设的方略上,必须立足于自强自卫,而且在具体对外交涉过程中,也必须有武力为后盾。光绪十一年(1885 年),中法两国于广西前线进行外交接触,法方不同意广西巡抚参与谈判,“忌其有兵也”。张之洞针锋相对,力主“制敌正当投其所忌”.下令冯子材、唐景崧等部以临战状态相威慑,但却为朝廷所阻。他致电李鸿章,陈说此举的必要性。面对强权讹诈,“岂婉商力辩所能济事,彼拥兵而禁我带队,尤不可解”。只有以力抗力,才能取得谈判桌前的平等地位。这便是他一贯主张的:“必实有战心,实有战具,而后可以为讲之地也。”

  出于守备御侮的考虑,张之洞不仅重视近代正规军事力量的建设,而且也注意利用民间武力。中法战争期间,他组织五千余人的民团,雇沙船、渔拖多艘,加强广州守备力量,又劝令侨商捐资购造兵船。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建议饬办东南沿海渔团,以张謇、沈云沛主其事。令其于近海港岸多挖长壕,广筑堤墙及土炮台,并暗埋水旱雷。“其紧要处所,简练团丁,分段设守,海口之可通出入者,则令渔船轮流出洋侦探”。此举大获成效,“溯自威海失陷,江南沿海各邑,风鹤频惊。勇营扼要驻防,每虑顾此失彼,幸有民渔盐场各团练,同仇偕作,踊跃从公,款则官劝民捐,事则官督民办,虽未交绥接仗而沿海数百万之居民得以安堵,不至惊窜流漓,实赖团练维持保障之力。”

  作为清廷的方面大员,张之洞在“攘外”的同时,也常常动用武装力量以“安内”。如派兵缉拿各“教案”的“祸首”.镇压土匪、马贼、会匪、游勇,严厉处置,“就地正法”。但在他一生当中,于军事谋略及行动方面,始终是以“攘外”御侮为关注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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