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臣”的精要处，在于奉儒教为施政圭臬。张之洞便是儒家“仁政一人治”学说的力行者。
懦家政治学说以“仁政”为标帜。“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所谓“仁政”，不过是统治者出于完善自身德性而施之于民众的一种蕴含仁爱的开明政治，反转过来，它又可以巩固统治者自身的地位，“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孟子更将仁政的君王本位内涵阐述尽致，他把王者的“施”与“不施”作为“仁政”成立与否的关键：
“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褥；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守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
所以，以懦学为理论基础的中国传统政治，又可以“人治”二字加以概括。明君贤相秉政则神州安宁，海晏河清；昏君佞臣当道则天下离乱，民不聊生。从“人治”着眼，儒家政治学说认为治国安邦的首务不在法家所主张的“宣法明制”.而在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如果统治者能做到这一点，“其身正，不令而行”，否则，“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先秦时期，儒家的“人治”学说与法家的“法治”学说曾进行过热烈的论战。儒学重要传人荀子并不否认法的作用，但他以为法的实际效果完全取决于立法、执法者品行、才识之忧劣，故而“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秦统一中国，秦始皇严刑峻法，将法家学说阴惨刻毒的一面发展到极端，结果二世而亡。汉初经过短暂的“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黄老政治之后，从武帝开始，儒学独尊地位渐次形成。从此儒学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干，而“人治”政治思想，也成为历代统治者治国安邦的圭臬。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对于治国之才的道德、学识要求，选拔途径、标准以及“人治”与“法治”的关系，多有精辟论述。
东汉思想家荀悦总结出“任贤除十难”，揭示妨害仁政人治的各种表现：
惟恤十难以任贤能：一日不知；二日不进；三日不任；四曰不终；五日以小怨弃大德；六日以小过黜大功：七日以小失掩大美；八日以讦奸伤忠正；九日以邪说乱正度：十日以谗嫉废贤能。是谓十难。十难不除，则贤臣不用；用臣不贤，则国非其国也。 唐太宗李世民则正面肯定了“得人”（得有德有学之人）是为政的要领所在：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宋代名臣包拯强调了“用人”的重要，以及“用人之道”的要旨：天下不患乏人，患在不用。用人之道，不必分文武之异、限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若得不次进用，则必有成效。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提出选拔人才不应限于科举，而应多方罗掘：
天下之人，无问其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则取士之方，不恃诸生之一途而已也。夫取士以佐人主理国家，而仅出于一涂，未有不弊者也。
张之洞对于儒学“人治”学说笃信不疑，并大体汲纳了上述思想的精神，且加以力行。同治二年（1863 年）四月，二十六岁的张之洞以复试一等第一名参加殿试。就在这决定科场命运的关键时刻，他直抒胸臆，在殿试对策中指陈时政之弊，并依据儒家“人治”思想，作出“任人者治，任法者乱”的理论论证。他批评“今日人材之乏，资格太拘、科目太隘致之也”，建议“多其途，优其用，严其限，重其不举之罚”，以利人才”奋迅鳞集京师”，然后，“陛下欲综核名实，则何不试其言之效不效，以为用不用之权衡哉”。其论与顾炎武异曲同工。
关于“任人”与“任法”的优劣，张之洞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先王用刑，临事酌断，不豫设详细条目’。其理由是。“若纤悉毕载刑书，布之民间，则奸民必有挺身扦法、避就、告讦诸弊，蠹吏亦有舞文鬻狱之弊。”正因为如此，“晋铸刑鼎，仲尼非之”，“而赵鞅荀寅弃被庐之法，铸范宣之刑书，则失中又失矣。”他总结道：
随时酌断，岂得无弊，但任人之弊，弊在宫；任法之弊，弊在吏。任人之弊在国家，任法之弊在奸民，两害相形取其轻，不如任人也。
立足于“人治”优于“法治”，“任人”优于“任法”的基本认识，张之洞宦海一生，不论为学政，任督抚，放外任，作京官，自始至终注意人才的培养、选拔与任用，他把这称为“治术以培植人才为本，经济以通达时务为先”。“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此皆往代之明效，而吾先正不远之良轨也。”惜才、“得人”，更成为他奏议、电牍、公文、信札中出现频率极高的语汇。
张之洞认为，“筹饷事理，尤在度支得人”。“今为之计，惟有大举储粮平祟一策”，“要之此事，止在得人”。两广总督任上，为开发海南，之洞强调，“必破格而后可言得人，必得人而后可言辟土”。在各类奏稿中，张之洞一再申述“得人”的重要：“边防实效全在得人”，“得其人则皆胜算也，不得其人则尽空文也。”“各属兴办学堂，全赖师范得人，课程方能合度，管理才能得宜。”总之，“凡百政事，皆须得人。”张之洞还总结出“得人之道”有七：
一日至诚。责大臣以荐举，不荐不止。广条目以求才，不得不休；
二日秉公。务采物望，务拔幽滞，黜尸素，禁滥芋。不以喜怒为爱憎，不以异同为去取；
三日虚心。不患下无才，但患上不求。朝廷以枢臣为耳目，枢臣当以公论为耳目。宜储之于夹袋，不可取办于临时；
四日破格。勿计年资，勿泥成例。奇杰之才不拘文武，艰钜之任不限疏戚；
五日器使。足食足兵，量能授任，南船北马，各用所长。即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驶有方，皆可供我策遣；
六日节取。边才每多偏駮，健将每涉不羁。不以一眚掩大德，不以二弃干城，或取其技能.或采其议论；
七日造就。有边事始有边才，颇牧卫霍，非本天生，皆有习练。疆圉孔棘之秋，正磨厉人才之具。
根据不同需要，不拘一格地及时延访、选拔、推荐人才，是张之洞的一贯作法。
同治年间，他先后出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 乡试副考官、四川学政。在选拔科举人才时，他“所录专看根祗性情才识，不拘于文字格式，其不合场规文律而取录者极多”。“平日衡文不举一格，凡有一艺之长，无不甄录，而尤注重于经史根抵之学。”近代史上颇著声名的袁昶、许景澄、孙诒让、杨锐、宋育仁等，均为之洞所提携登进。
抚晋期间，为改变“三晋表里山河，风气未开”的闭塞局面，他亲撰《延防洋务人才启》，“分咨各省”，“延访习知西事，通达体用诸人，……但有涉于洋务，一律广募，或则众美兼备，或则一艺名家，果肯闻风而来，无不量材委用。”光绪八年（1882 年）四月，他上《胪举贤才折》，荐举京秩十四人，外官二十九人，八旗大臣六人，武职十人。一次荐举五十九人之众，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之举，“疏人，枢垣惊诧”。另外，他还极力促成隐居故里的理财行家阎敬铭复职，出任户部尚书，以堪国用。总督两广，他于中法战争的胜负关键之机，慧眼识才，毅然启用已近古稀之年的老将冯子材，又多方回护抗法众将、“且有治众之才”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创造了重要的人事条件。另外，他“密陈于荫霖才堪大用”，“为粤省第一贤员”；请调“清操卓绝，才力强毅而又能权宜因应”的山西按察使河东道黄照临来粤差委；挽留“端法公明，刚柔得中，专务力行，周悉民隐”的广州知府萧韶；特别是奏请将“志向端谨，才识精详”、“实为办理洋务不可多得之员”的候选知府蔡锡勇留粤补用，都可谓知人善任的例证。
移节两湖及暂署两江期间，之洞更是广为延揽各方名士,“以广大风雅之度，尽量招纳，以书院学堂为收容之根据，以诗文讲学为名流之冠冕。其时有罢误失意之朝士，在两广则延揽朱一新等，在两湖延揽吴兆泰、梁鼎芬、蒯光典等。又有告假出京之朝土在两湖，如周树模、周锡恩、屠寄、杨锐、郑孝胥、黄绍箕、沈曾植、曹光弼、杨承禧等。”学通中西的“怪才”辜鸿铭（1856—1928），也被张之洞聘为幕僚，协办外交，“粤鄂相随二十余年”。辜鸿铭十四岁即赴欧游学，十一年间辗转英、法诸国，学习文学、法学、政治学、哲学，精通英、法、德、希腊…丁等九种语言，获十三个博士头衔。可惜汉文却十分生疏。他本人回忆道：
我在张公幕府中，遍请那些翰林、进士老先生们教我汉文。他们的回答都是这一句话：“你是读洋毛子书的，没有资格读我们中国的经传。”我没有办法，购买了一本官话指南。那本书是日本人写的，书中搜集了中国官话，译成英文。我便把那本书作为汉文读本。苦恼的是不会查中国字典，遇到生字，还是没办法。事为张制军所知，他对我说：“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下者，吾未尝无海也。’他们不是不肯教你，是因为你无礼貌。师道严肃，未可唐突。”……从第二天起，张制军便亲自教我读《论语》，查字典。
张之洞于两湖任内大办洋务，盛极一时，对于洋务人才，更是予以格外优礼。他奏调近代著名科学家徐建寅（1845—1901）督办保安火药局。徐因试制无烟火药失事，以身殉职，张之洞痛惜“失此臂助，更惜中国少此人才”，请“敕部照军营阵亡之例，从优议 ”。他还建议委任程仪洛、潘学祖二人共同主持上海制造局，并向同僚担保，“两人相济，各尽其长，如此而沪局仍无实际起色，则鄙人甘受妄言之咎可也。”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六月，张之洞向朝廷推荐使才，列名者有外交家黄遵宪、钱恂等。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九月、十二月，他两次保荐经济特科人才，列名者有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教育家姚晋圻、考古及文字学家罗振玉、地理学家邹代钧、经学家孙诒让等。在张之洞屡次保荐人才的奏折中，推举者还有伍廷芳、缪荃孙、汤寿潜⊥乃宣、徐世昌等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张之洞对于青年俊杰，尤其奖掖有加，寄予厚望。他督学四川，将高才生杨锐、范溶、毛席丰“召之从行读书，亲与讲论，使研经学”。后来，杨锐因参与维新变法，身陷囹圄，之洞极力营救，终未得免，为之痛惜不己。对于才华出众，英年早逝的鄂籍经义治事学舍学生贺人驹、陈作辅、付廷浩、范昌棣，之洞感念怆怀，不能己己，乃合光禄王君咏工部八哀七歌之体，作‘四生哀’以存其名”。张之洞爱才心切，思贤若渴，对于那些确有才能的青年学生，即使其政见与己不合，甚至有的还参加革命派组织，他也往往加以回护。“田吴炤、卢静远、吴禄贞诸人游学日本，初闻其议论激烈，商之日本，欲除学籍。及毕业归国，乃深器之，吴炤以经济特科荐，静远置诸幕下，禄贞且骎骎大用”。吴禄贞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参加湖北新军，次年进湖北武备学堂学习。张之洞选派学堂的二十名高材生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吴为其中之一。他在日本加入兴中会，并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回国，领导自立军在安徽大通的起义，失败后复去日本留学。张之洞知道这一切。并没有严加追究，反而于吴学成归国后，委任为将弁学堂总教习、护军总教习等重要职务。后又推荐他担任陆军部练兵处骑兵监督。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吴禄贞出任延吉边务邦办，力证延吉自古为中国领土，挫败日本侵吞阴谋。其时朝中有人对吴禄贞恶意中伤，张之洞“实调护之。己酉（1909 年—引者注）春，相见于都门，与南皮痛言时政，皆唏嘘不置。南皮曰：二三子皆雄才，幸少敛锋锷。”
张之洞信“人治”，重“得人”，一生中确实擢拔、任用了不少优秀人才，但也有看错人，用错人的时候。前面提到他于山西巡抚任内一次荐举五十九人，赫然名列榜首者，是他深引以为同道的翰林院侍讲张佩纶。之洞称张佩纶“内政外事皆所优为，论其志节才略，实为当代人才第一”。但正是这个张佩纶，受命“会办福建海疆事宜”，麻痹轻敌于前，临阵脱逃于后，空言误国，致使马江惨败，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张佩纶原与李鸿章形同水火。马江一役得咎，革职充军，期满返京，无所归依，竟投附李鸿章门下为其幕僚，还人赘做了李的女婿。不惟志大才疏，而且气节人品，亦为世所诟。又如周锡恩，湖北罗田人，“之洞督鄂学所赏拔，为得意门生”。后点翰林。之洞重其才，“游宴必延锡恩为上客。”之洞五十五岁寿辰，周锡思撰文寿之洞，“典丽矞皇，渊渊乎汉魏寓骈于散之至文也”。之洞大为激赏，“名辈来，之洞必引观此屏。”后经机要文案赵凤昌看出此寿文竟大半抄袭龚自珍所作《阮元年谱》序，之洞核实，默然长吁曰：“周伯晋（锡恩字伯晋——引者注）欺我不读书，我广为延誉，使天下学人同观此文者，皆讥我不读书，伯晋负我矣，文人无行奈何，非赵竹君（凤昌字竹君——引者注），尚在五里雾中。”自是日与周远，几至不见。
张之洞虽然终生注重“得人之道”，并为此多耗心力，然而他做封疆大吏、做中枢要员，其幕府、其麾下却并未聚集多少人才，除办交涉的辜鸿铭、主经济的蔡锡勇尚可称道外，余皆默默无闻，若与曾国藩幕府、麾下人才济济相比，则大见逊色。究其缘故，主要并不能归之于张之洞个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曾国藩属下人才之盛，张之洞却属下乏人，正表现了从咸丰、同治到光绪、宣统间，清王朝的国势及其对士人的吸引力，都在向下迅速滑落。曾国藩尚能聚集当日士大夫中的英才，武将如彭玉麟（1816—1890）☆续宾（1818—1858）、曾国荃（1824—1890）、刘长佑（1818—1887）、刘坤一（1830—1902），文士如郭嵩焘（1818—1891）、容闳（1828—1912）、薛福成（1838—1894）、徐寿（1818—18s4）、华衡芳（1833—1902）等等，皆一时之选，有的堪称历史人物。曾幕多才，是“同治中兴”的一种表征，说明其时汉族疆吏对士子精英尚有凝聚力；张幕乏人，不能招徕一时俊杰，这并非张氏缺乏魅力，也并非张氏无识人之明，乃是光、宣之际，知识界精英己别有追求，不愿受朝臣羁勒。以张之洞的眼力，何尝不识天下英雄，但天下英雄却纷纷与他分道扬镳，张之洞也莫奈其何。例如，张之洞曾企图将梁启超、章太炎、容闳、黄遵宪等一代人杰引人幕中，但与这些人一经接触，或彼此政见相左，或相互意气不投，主客间顿失和谐，甚至反目成仇。即使进入张幕之人，也并非对他依顺，而是各怀抱负，张之洞晚年曾感叹道：“所用之人皆非心悦诚服之人”，诚可浩叹！
就追求“得人之道”的执著论，张之洞决不亚于曾国藩，而“得人”的实际情形却有天壤之别，这岂止是张氏个人的悲剧，它其实是报告了一种时代的消息：清朝未年朝廷已尽失人心，英杰离散。这应验了龚自珍早在嘉道之际所说的：清朝已进入“无才之世”。这里所谓“无才”，并非天下无才，而是朝廷无才——“京师”（指清王朝）失人，“山中”（指反判朝廷的民间）得人；“京师”如”鼠壤”，一触即溃，“山中”则“壁垒坚矣”；“京师”“寡助失亲”，“山中之民”则“一啸百吟”，“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如果说，龚自珍说这番话，带有预言性质，而对至清末，张之洞则实实在在地经历了这种人才背离而去的困境。这正预示着一个大变革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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