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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重臣:张之洞评传》8.3节 入参军机

  军机处,是清朝统治集团特设的辅佐皇帝的政务机构。雍正七年(1729年),因用兵西北,设军机房。三年后,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入值者为军机大臣,无定员,最多时可达六、七人。其职责为每日晋见皇帝,承旨办理军国要务,用面奉谕旨名义对各部门、各地区发布指示。从此内阁被架空,军机处成为实际上的皇权执行机构。如此枢要之地,入选当然十分要紧。军机大臣均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中选拔,其领班者实为首相,一般称“首辅”。光绪末年行“新政”,设“政务处”,仍以军机大臣领督办事。有清一朝,入军机者人数寥寥,且多为满族亲贵,汉人人参军机者,更属凤毛麟角。

  “东南互保”发生之后,慈禧太后便有意调张之洞入参军机,以为“一石三鸟”之谋。既可利用之洞卓越的行政才能以固朝纲;又可以此举调节因“庚子事变”而恶化的与列强、特别是与英国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将张之洞从其经营十数年的湖广调离,可防止其尾大不掉,与朝廷分庭抗礼,而这种现实危险于“东南互保”时已现端倪。张之洞知悉此中奥秘,力辞不就。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清末“新政”进入“预备立宪”阶段,朝中办事大臣匮乏。满蒙权贵庆亲王奕劻等营私有术,治国无方。汉族枢臣李鸿章去世已六年,继任者王文韶、瞿鸿 等经验、声望、能力都不能望李项背。满清贵族统治集团急需物色新的汉族官僚代表充实权力中枢,笼络人心,推行”新政”,延续统治。张之洞、袁世凯因“新政”实绩和威望,成为首要入选。

  不可否认,此时慈禧太后调张之洞入京,仍包含猜忌、控制之心,但不同以往的是,之洞的实力、地位、声望都较之几年前又有长足发展,而“新政”又必须依仗张之洞为代表的汉族官僚集团势力,方有实际推行之可能,这已为中外、朝野所公认。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不再拒绝入参军机,名正言顺地进入清末权力中枢。

  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五月,奕劻参劾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瞿鸿机企图推翻戊戌成案,“归政”光绪。瞿因此获咎,谴归故里,协办大学士空缺。五月十一日,张之洞补协办大学土。六月十四日,授大学士。七月二十七,补授军机大臣。八月初三日,张之洞离开他惨淡经营十数年的荆楚大地,入京履新。

  张之洞以步入“古稀”之年,登上朝廷权臣极峰之位,心情可渭一言难尽。其中既有对慈禧的知遇感恩之情,又有“受命于危难之间”,挽大厦将倾,拯神州陆沉的暮年壮心,然而更多的却是对于“君臣未世自乖离”的深切焦虑,“忧时感事乃十倍于平日也”。此外,对于权力中枢内部微妙关系的处置,之洞也不无隐忧,“大臣不和之事时有所闻,其机实起于细微,而其害驯至于倾轧”。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心绪困扰之下,张之洞为挽救一个腐朽的王朝、一种衰败的制度而耗干自己的全部心血。

  出于对时局和社会心理状况的分析,张之洞一向认为“化除满汉畛域”是推行“新政”的首要内容,不如此便难以抵制民间日益高涨的“革命排满”思想,无法平息积怨二百余年的民族矛盾,也不利于调动汉族地主阶级的庞大力量来拱卫统治秩序。还在光绪三十年(1904 年)元月,张之洞完成在京纂修学堂章程之命,返回湖广总督任前陛辞请训,便已“力请化去满汉畛域,以彰圣德、遏乱端”,但慈禧以“朝廷本无畛域之见,乃无知妄加揣测耳”,将其驳回。此次张之洞以大学士、军机大臣身份再次犯颜直谏:“欲御外侮,先靖内乱,探源扼要,唯有请颁布告天下,化除满汉畛域。”鉴于国内实际早已存在、且日益严重的革命排满危机,慈禧这次不得不采纳之洞的建策,于八月初二日发布上谕,一方面继续自我美化,声言开国以来对“满汉臣民,从无歧视”,指责民众“犹存戒心,自相纷扰”,另一方面不得不从事实上承认“满汉畛域”的存在,“究宜如何化除,著内外各衙门,各抒所见,将切实办法妥议具奏,即予施行。”此后,清廷也确实作出种种姿态,如取消满汉异法,允许满汉通婚等,以图化解尖锐的民族矛盾。

  但是,清末满清贵族集团早已失去其先辈开拓、进取的博大胸襟和气度,而随着其统治秩序的江河日下,他们囿于极端狭隘的集团私利的民族猜忌心理,更发展到病态的程度。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十月,光绪、慈禧几乎同时死去。年仅三岁的爱新觉罗·溥仪即位,是为宣统皇帝。其父醇亲王载沣任摄政王,皇室乘机集权,排斥汉官。载沣自统禁卫军,代行大元帅职,其弟载涛、载洵分充训练禁卫军大臣和筹备海军大臣。对于“少年贵胄骤起以操持大事”,张之洞出于公心,“固争以为不可”,并因此与载沣等发生激烈争论,终因“孤掌难鸣,不得已而萌退志,告病数月,竟至不起矣。”

  张之洞入廷枢后的另一重要举动,是谏阻诛戮袁世凯。

  载沣、铁良、良弼等满贵集团加紧集权,目标首先针对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袁世凯提出取消军机处,设责任内阁,铁良等坚决反对,另提出设陆军部统辖全国军队,军权“集于中央”,借以削弱袁的势力。双方“舌剑唇枪,互不相下”,以至时人担忧,“恐酿大政变”。后经慈禧决定,否决责任内阁之议,仍设军机处,并于公布各部新官制时,宣布各部尚书“满汉平等”,而实际上却是满族亲贵“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之势大绌”,铁良出任陆军部尚书,掌握中央军权。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慈禧死去,袁世凯的地位更加岌岌可危。对此袁世凯早有预见:“朝中公正老臣都已谢世,朝政尽入贵胄之手,弟此次得跻高位者,赖有太后之宠眷耳。然而慈宫春秋已迈,犹如风中之烛,一旦冰山崩,皇上独断朝政,岂肯忘怀昔日之仇,则弟之位置必不保。”袁世凯于戊戌年间出卖光绪帝,素为帝系贵胄所切齿。而光绪之死,又盛传系袁世凯毒害所致,所以光绪之弟载沣摄政,大权在手,便一心为其兄复仇,必诛袁而后快。 对于宫廷内部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张之洞了然于胸。虽然袁、张之间也有隔阂,但毕竟二人同人军机,在革除朝弊、推行“新政”方面颇多共同语言,而且又因同为廷枢汉官,而受到满族亲贵集团的疑忌,因此二人又有同病相怜之感,彼此援引,“深相结纳”。

  慈禧临终之前,安排后事,由溥仪继帝位,其父载沣摄政,征求袁世凯的意见,袁“一力赞成”。并派其子袁克定密告英国公使朱尔典,朱称“目前似无较此为佳的安排”。袁又将此话转告载沣,企图借列强之势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也含有希望载沣念其拥戴之功,抛弃夙怨之意。但是,载沣并不买帐。他摄政不久,即以袁世凯瞒着自己与美国谈判互派大使为口实,密谋杀袁。满贵集团极力怂恿:“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无人可以钳制他了,异日势力养成,削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载沣又征求奕劻、张之洞的意见,奕劻表示反对,张之洞也说:“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他的想法是:“主上冲龄践祚,而皇太后启生杀黜陟之渐,朝廷有诛戮大臣之名,此端一开,为患不细。吾非为袁计,为朝局计也。”载沣认为此言有理,便于宣统元年(1909 年)元月二十一日发布上谕,称袁“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袁世凯虽对此恨得牙根发痒,但也只得忍气吞声,作韬晦计,返回故乡河南,以图东山再起。

  张之洞谏阻诛戮袁世凯,本意是缓和权力核心内的满汉矛盾,避免祸起萧墙。然而此举并未能挽回清王朝的颓势,却使袁世凯日后复出窃国成为可能,这又是之洞所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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