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前后，活动于山东、直隶（今河北）等地的义和拳、梅花拳、大刀会等下层民众秘密结社逐渐统一为义和团，在北方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以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为主体的义和团勇士的直接打击目标，首先指向遍及京津冀鲁的“洋教”组织及其设施。十九、二十世纪之交遍布华北大地的天主教、基督教会组织，作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文化尖兵，其政治色彩自不待言。但是，对于义和团下层民众来说，直接感受到威胁和愤恨的，首先在于教士、教民依仗特权为非作歹的种种劣迹，在于他们传播西方宗教教义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格格不入。在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的驱动之下，义和团怒不可遏地斩尽杀绝“洋毛子”，不惜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八国联军的枪弹炮弹，英勇悲壮，可歌可泣，但是，义和团运动又带有强烈的盲目、愚昧色彩。“掀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总而言之，凡关涉洋字之物，皆所深忌也”。在沉重打击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同时，不分青红皂白地连同一切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联系的事物统统加以扫荡，以期维持数千年一贯制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及其意识形态，而这正好符合封建顽固派”闭关而治，复我太平”的愿望。慈禧集团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应允、利用义和团运动，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慈禧集团利用义和团，还有更深刻的政治用意。
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虽被囚禁于瀛台，失去全部权力和人生自由，但帝、后两党的矛盾仍未了结。一旦慈禧死去。必然政归光绪，这是后党最担忧的。因此慈禧及其后党紧锣密鼓，打算废黜光绪帝，另立端郡王之子溥 为“大阿哥”（皇位继承人）。此事在朝野上下引起轩然大波。列强出于各自的在华利益，早已介入帝、后两党的宫廷争权，此时更直接干预废立之事。沙俄支持后党，当然支持废黜光绪，而英、美、日等国则支持帝党，与沙俄争夺在华利益，因而坚决反对另立皇储。慈禧集团对此十分恼怒，便居心叵测地利用义和团民众的民族义愤和爱国激情，“扶清灭洋”，发泄对列强的不满。
与把持中央权力的满清贵族顽固派集团不同，与列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洋务派封疆大吏们，如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等，都主张坚决镇压义和团，“赶紧剿办，以清乱萌，而杜外人借口，”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也是主剿最力者之一。他认为义和团乃无法无天之“乱民”，“从古无国内乱民横行惨杀而可以治国者，亦未闻一国无故与六七强国一同开衅而可以自全者。”。当他得知义和团向北京进发，并拆毁涿州至琉璃河的铁路时，电促荣禄迅速镇压，对义和团“当格杀勿论，应准官军开枪轰击。此乃借闹教而作乱，专为国家挑衅，且铁路与教堂何涉？可见实系会匪，断非良民。”湖北虽不是义和团运动的中心地区，但也受到影响。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黄陂县城内有前任平谷县令燕调纬第八子，由其父任上带回义和拳符箓咒语，立团演习，并集合数百名少年在大东门、大西门、后街、城隍街等处操练。另外，前任黄陂县教谕贺时熙由北京回鄂，也带有义和拳宣传品。张之洞得此报告后，十分紧张，严札派员查舒演拳绅户，称“北方义和拳妄演邪术，煽惑愚民，纠众横行，目无法纪，借名仇教，开衅强邻，……罪大恶极，罄竹难书。”令该县县令何庆涛将符箓咒语诸邪书全行缴出，并将首领人物“勒传到案，押解来省。”另外，对于湖北境内利川、枣阳等地发生的群众反洋教斗争，张之洞也迅速予以镇压，并饬令各州府县，”有敢造谣生事者，立杀不迨；有教堂之处，州县牧令亲出巡查。”又令江汉关道照会英国驻汉口领事：“告以两湖地方，本部堂力任保护，当不致痞匪滋生事端；即使偶有生事猝防不及者，乌合之众，官兵威力亦可立时弹压扑灭，断断不能任其滋蔓。”他又致电南方各省诸制、抚台、称“若北方警信传至民间，不数日必多响应者，旬月之间便成燎原。……若乱萌初见，即诛戮数人，便可无事。……中原各省不能豫防拳匪滋蔓，则流寇成矣。”
中法、中日战争中，张之洞都是坚定的主故派。但这次慈禧太后立意对列强直战，他却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为何有此不同，这要从张之洞一贯的“羁縻牵制”外交策略思想谈起。他认为西方列强是“熊虎豺狼，名异实同，无不噬人者”。贫弱的中国要想避免被瓜分吞噬的厄运，惟有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羁縻牵制”，以求生存。中法、中日战争，中国分别与法、日一国对抗，之洞之所以坚决主战，与他深信利用列强矛盾，借助美、英、德。俄等国的干预，必可扼敌凶焰大有关系。但此次慈禧太后同时与列强对垒，“羁縻牵制”之木无从施展，之洞便彻底丧失取胜的信心，因而坚决主和。“从前法越之战，日本之战，开衅皆止一国，军械药弹尚可设法分购密运，勉支半年。故一国尚可力战。若谓可以抗拒各国，臣等决不敢作此矜夸之语，以欺君父而误国家。”他反复重申不可战之理：
“从古无一国与各强国开衅之理，况中国兵力甚弱，岂可激众怒召速祸。查拳匪乃乱民妖术，无械无纪，断不能御洋矣。董军仅五千，勇而无谋，断不能敌各国，即合各省兵力，饷缺械少，岂能抵御群强，今拳匪、董军无故乱杀，是与各国一齐开衅，危殆必矣。”
又强调“不战可以不亡”：
“京师时论云，不战必亡，战尚可不速亡，敝处见京来人语亦同此，大误也。不战何至必亡，怪极。利害看翻，大病根在此；病根不去，无药可医。……纵每战必胜，一战必伤兵数百，耗弹数十万，连战一月，兵械俱尽，各国兵械永无穷期，孤注有输有赢，此则有输无赢，并非孤注矣。此时紧要关键，须将不战可以不亡之确据说透。” 对于张之洞“公忠体国”的这一片苦心，慈禧太后并非不理解。她在给张之洞、李鸿章、刘坤一等的上谕中说得明白：
“尔各督抚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无如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三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
慈禧此言不虚。这时京津一带，义和团已成燎原之势，如强行剿办，实无把握。另一方面，列强处处紧逼，确实欺人太甚。他们以保护在京使馆为名，强行出兵，取道天津进京。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五月廿一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局势急剧变化。此刻慈禧又接到谎报，说列强将勒令她归政光绪，更激起她极度的忌恨。五月计五日，慈禧决定采纳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大学士徐桐等的意见，匆忙向列强宣战：“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东南督抚见劝阻朝廷宣战未果，便在各自管辖区内抵制宣战上谕，同时加强与英、美等国的联络，谋划所谓”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是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与在长江流域拥有巨大利益的英、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产物。在洋务派疆吏方面，是惟恐北方义和团运动蔓延至东南地区，从根本上动摇统治秩序；在英、美帝国主义方面，则是担忧中国人民的正义反抗会危及他们已经攫取的经济、政治特权。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华仑向国内报告：“在扬子江流域内任何事件的爆发，能够引起大的损失”，因而他准备“立刻与湖广及两江总督取得谅解”，并称“我有充分信心，假若他们能够信赖帝国政府的有效帮助，那么在他们区域内，他们将要做到他们能够做到的，来维持和平。”英国外交大臣电复华仑，授权他通知刘坤一，“假若他采取了维持秩序的方法，也将受到帝国海军的协助。”华仑又通知英国驻汉口领事给张之洞“一个同样的保证”。张之洞立即表示”愉快的感谢”。同时，之洞又对英国军舰在长江上”莽撞的示威”表示不安，惟恐会激怒中国民众，反而给自己“保护”英、美利益造成困难。英国驻沪代理总领事对此心领神会，立即电请英国外交部向海军部转达，”建议应该向扬子江的帝国海军舰队指挥官发出指示，要避免任何示威。”对于美国、日本方面，张之洞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目下长江沿海一带，各督抚力任保护之责，诸国洋人，均可无庸顾虑”。
在筹划“东南互保”的全过程中，张之洞、刘坤一始终是核心人物。关于刘坤一的态度，金陵关税务司、英人韩森向总税务司赫德的报告很能说明问题。韩森这样报告他与刘坤一会见的情形：总督很激动，他极力说明他愿意在长江一带维护和平，并且迫切需要英国方面的支持。……他说同英国人打交道有四十年了，觉得英国人常常是很“公道”的。在目前的危急时期，他知道英国人除了本身的商务利益以外，还会为中国的利益着想。……总督很坦率，他屡次声明不管太后的意图如何，他决心照自己的方针行事。他甚至于这样说：如果太后现在有谕旨给我，谁敢说这不是俄国政府的指示呢？
江海关税务司安格联则说：
必须记住：由于刘坤一倾向英国，别国在长江不能做的事，英国能够做到。刘坤一采取这样的立场，目的在于不让别国进京，他情愿尽力做到这一点。所谓别国，主要是指德国、法国和俄国。此外还要记住：刘坤一对于慈禧太后是非常忠心的，对于慈禧个人的任何威胁，都会使他激动。
可以说，在与英国的关系和对待清政府及慈禧的态度上，张之洞与刘坤一具有完全的共识。这是他们共同主谋“东南互保”的思想基础。五月三十日，在张、刘的授意下，经盛宣怀穿针引线，由上海道余联沅出面，与各国驻上海领事取得“谅解”，制订《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随之，山东、广东、广两、浙江、福建等省的督、抚，也先后宣布参加“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从形式上看，直接违背了朝廷对各国”宣战”的旨意，大有地方“独立”，分庭抗礼之嫌。张之洞、刘坤一等当然于此有所顾忌。在订立《东南互保约款》的同一天，他们会衔电奏慈禧，沥陈一片苦衷：
“就目前计，北事己决裂至此，东南各省若再遭蹂躏，无一片干净土，饷源立绝，全局瓦解，不可收拾矣。惟有稳住各国，或可保存疆土。……盖长江商务，英国为重，各国觊觎已久，惧英而不敢先发，英亦虑各国干预而不敢强占，以启各国戎心。在我正可就其所忌而羁縻牵制之。若鼓动一国，势必群起而攻，大沽覆辙可深鉴也，此实委曲求全之策。……总之，能联络一日，长江以内尚可使外人无从逞志。倘各国必欲以干戈从事，派大队兵舰来江攻我营台，实逼处此，臣等受恩深重，有守土之责，自当尽力抵御，存亡与共。”
之洞还在给李鸿章等的电报中表露心曲：“此时英顾惜长江商务，我只可虚与委蛇，不宜决裂，有损无益，留东南数省尚可接济京师，安靖北五省人心，即或西幸偏安，尚有地步。东南若溃，北方束手。如将来洋人必欲全吞中国情形已露，彼时再作孤注，聊尽此心，此时万不宜也。”对于张之洞此时的思想活动，其幕僚辜鸿铭有生动记载：
“那时我在张制军幕府作西席，目睹张公公忠体国，深恐苍生重遭涂炭，国破家亡，一连数夜不寐，个别谈话垂询，团体会议磋商。当时我提出江南独立计划，暂作缓冲，避免敌人乘虚而入，……张制军连连点头称：“此策甚善！”然对独立宣言，恐致朝廷误会，重遭严谴，忐忑踌躇，迟迟不敢发出。适值两江总督刘坤一星夜前来，与张制军会商和战大计，张制军便将江南独立计划提出.并告以不敢冒昧发出的苦衷。刘制军当机立断，说：“公一人不便出名，恐遭不测；以我二人名义，发出可也。”
不管张之洞等的主观愿望如何，“东南互保”毕竟使列强避免了在广大的长江流域与中国军民对阵，从而腾出手来，倾全力在北方残酷屠杀义和团民众，“教训”胆敢不听使唤的慈禧集团。而慈禧集团本来就没有打算与列强彻底决裂，只不过是借义和团以泄其对洋主子逼迫太甚的怨气而已。所以，当她匆忙逃离北京之后，立即转变态度，下令“痛加铲除”义和团，向列强乞降，并不惜进一步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各国的“宽恕”，保住傀儡朝廷的存在。
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初，慈禧由西安“回銮”返京前夕，发布《议和大纲》，竟无耻声称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祸之机，宜颁自责之诏。”随后，又屈从列强压力，严厉惩处当初主张对列强“宣战”的“首祸”、“罪魁”，将载漪、载澜定斩监候罪名，发往新疆极边永远监禁，刚毅定斩立决，因已病故，免其置仪：英年、赵舒翘、载勋令自尽；启秀、徐承煜、毓贤正法。而对于筹划“东南互保”的张之洞、刘坤一等，则大加表彰，刘坤一赏加太子太保衔，张之洞赏加太子少保衔。直至张之洞死后，清廷上谕仍褒奖他于“庚子之变，顾全大局，保障东南，厥功甚伟。”
张之洞主谋“东南互保”，直接违抗朝廷“宣战”旨意，甚至拒绝派兵北上“勤王”，按照名教纲常衡量，这颇有“大逆不道”意味。但最终结果，他非但未获罪谴，反而大受褒奖。这其中有多方面的缘由。首先，张之洞等谋划“东南互保”的本意，绝非真正脱离清政府以加速其统治的垮台，恰恰相反，是为了保住东南半壁河山，再图恢复，以免“全局瓦解，不可收拾”。这在张之洞、刘坤一的会衔上奏中说得十分明白。慈禧太后也深知此，所以才称张、刘之举为“老成谋国之道”。在竭力维护清廷统治这一点上，张之洞与慈禧完全一致，这是问题的根本。
其次，老谋深算的张之洞在谋划“东南互保”的过程中，处处预留地步。他与刘坤一煞费苦心地为“东南互保”寻找“符合”朝廷本意的“依据”。五月十四日，朝廷命各省督抚选将、练兵、筹饷，以备开战。张之洞抓住廷章中“各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的字句，阐说引申，采用移花接木之术，给“东南互保”涂上”奉旨行事”的油彩。为了与朝廷“宣战”之意尽量靠拢，又在会奏末尾加上“倘各国必欲以干戈从事，派大队兵舰来江，攻我营台，实逼处此，臣等受恩深重，有守土之责，自当尽力抵御，存亡与共”的词句，以备转圜。面对如此滴水不漏的做法，慈禧也不得不承认与朝廷“意见正复相同”。
最后，“庚子事变”是以慈禧集团向列强彻底屈服而告终，当初把持朝政”主战”的极端顽固势力土崩瓦解，清朝政府已成为对列强惟命是从的“洋人的朝廷”，在这种形势下，当然就更谈不上对与英、美等国共同策划“东南互保”的张之洞等人给予任何处罚了。这正表明清廷对地方的控制已大见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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