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进一步沦入半殖民地深渊，同时也空前强烈地刺激了中华民族，使其觉醒程度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这种觉醒的主要标志，是维新运动的勃然而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初八日，康有为（1858—1927）联合在京会试的各地举人一千五百余人，集会松筠庵谏草堂，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马关条约》的严重危害，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主张，请求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上书虽被都察院以条约已签，无法挽回为借口拒绝接收，但其内容却不胫而走，广泛流传，并得到民众的热烈响应。在清统治集团内部，光绪皇帝迫于皇祚倾圯的忧患，也倾向于变陈法以固国本。维新运动遂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从指导思想的发展脉络看，维新运动与洋务运动之间存在着既相通，又相逆的复杂联系。维新派所极力倡导的仿效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生产技术，振兴中”国的工商业与洋务派几十年间“求强”、”求富”的不懈努力，宗旨并无扞格。因此维新派在很大程度上将洋务派引为同道，而洋务派也不无根据地视维新党人为洋务人才的后起之秀。但是，另一方面，维新派所歆羡不已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秩序，又与洋务派竭力补直的封建朝纲，在本质上水火不容。因此双方在交往中龃龉不断，并最终反目为仇。正是由于以上原因，作为洋务派后期巨孽，张之洞与维新运动之间，呈现出极微妙的关系，可以说，在整个维新运动中，维新派的主要合作者和主要对手都是张之洞以及他所代表的政治集团。只有基于这样一种把握，我们才不致于对张之洞在戊戌时期的种种举动感到不可理解，或者作出简单片面、似是而非的结论。
维新运动刚刚兴起，张之洞就对之持积极赞助的态度。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七月初，康有为主使，帝党要员、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的维新派重要政治团体”强学会”在北京成立，陈炽（？—1899）、丁立钧、张孝谦、沈曾植为总董，以张孝谦主其事。张之洞的儿子仁权其时以举人身份在京供职，亦为强学会的“发始人”之一。不久，康有为离京南下，运动暂署两江的张之洞，成立上海强学会。康有为作《强学会序》，申述学会宗旨：
“天下之变，岌岌哉！夫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累合什百之群，不如累合千万之群，其成就尤速，转移尤钜也。……顷士大夫创立强学会于京师，以讲中国自强之学。风雨杂沓，朝士鳞萃，尚虑未能布衍于海内。于是江海散佚，山林耆旧，盍簪聚讲求，如汉之汝南，唐之东都，宋之洛阳，为士大夫所走集者，今为上海，乃群天下之图书器物，群天下之通人学士相与讲焉。”
对于这样一个政治改革色彩极为强烈的团体，京、沪两地的达官显贵、硕学鸿儒，一时纷纷”趋之若骛”。列名会籍，参预会务，或对之表示支持者，有杨锐、袁世凯、徐世昌、汪大燮、翁同龢、孙家鼐、李鸿藻、张荫桓、王文韶、张謇、汪康年、黄遵宪、陈三立、陈宝琛、李佳白、李提摩太等。他们当中既有中枢权要、封疆大员，又有军事将领、清流谏臣，还有外籍教士。成份如此驳杂，动机当然不可能一律。张之洞慷慨解囊，捐银五千两以助会资，有多方面的考虑。
首先，在不满现状、期待改革方面，他思想上与维新派有诸多相通之处。这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张之洞于两江总督任内上《吁请修备诸才折》，其内容除不包括设立议院外，与康有为几次上书的建策基本吻合。奏折也提出拒和、迁都、练陆海军、造铁路、开学堂、讲商务、求工政等等主张。之洞同样打出“变法”旗号：“凡我普天臣庶，遭此非常变局，忧愤同心，正可变通陈法，以图久大，不泥古而薄今，力变从前积弊，其兴勃焉。又何难雪此大耻。”康有为认为张之洞与自己“窃附同心”，当然不会全是自作多情。
其次，张之洞含辛茹苦创办洋务，却屡屡横招物议，现在他看到维新派有帝党撑腰，势头正旺，也想利用这股新起的力量来襄助自己推行洋务事业。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老本蚀尽，特别是马关签约，国人詈咒，皆曰可杀，声名狼藉。他捐金与强学会，竟被拒之门外。张之洞素与李鸿章有隙，且又挟“湖北新政”之卓著声誉，正可借此阶梯取李而代之，登上详务巨魁之地位。梁启超曾将洋务大吏曾国藩开制造局、设方言馆、创招商局的诸种举措目为变法事业的“荜路开山”，又称之洞为”温和改革者”。谭嗣同也认为：“今之衮衮诸公，尤能力顾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权达度，讲求实济者，要惟张香帅一人。”可见张之洞借助维新派以推进洋务，确有一定的现实可行性。
再次，张之洞审时度势，明白自己正处于入参中枢的极好机会。在此关键时刻，倾向鲜明地赞助得到光绪皇帝首肯的维新运动，强化自己的“言新者领袖”形象，必将有助于皇帝立下决断，启用自己主持全国新政。后来光绪帝果然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五月电召之洞入京陛见，“辅翊新政”。张之洞的政治表态，收到效应。
而在维新派方面，当然也十分希望借助手握实权的方面大员以壮声势，扩大影响，推行变法，尤其是对于张之洞这样时誉正盛的“朝廷柱石”，更是寄于厚望。维新泰斗康有为亲自出马游说之洞，此事本身即为明证。由于双方各有所欲，思想上也有某些共同之处，所以在整个变法运动期间，张之洞与维新派首领人物始终保持着联系。
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九月，康有为亲赴江宁，盘桓二十余日，劝说张之洞“共开强学，窃图同心”。张对康优礼有加，隔日一谈，每至夜深。康请之洞出面设立上海强学会，之洞“颇以自任”，慨然应允，并捐银一千五百两作为开办经费。康有为亲撰的《上海强学会序》，之洞也同意以自己的名义刊布。这都足见其时双方关系相当融洽。但是此次会晤也暴露出双方对“变法”理论的严重分歧。之洞“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诋之。”在与康有为的商谈中，之洞再三劝说康放弃秉承今文公羊学而来的“孔子改制”说，但康坚持己见，告以“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若使以供养而易其所学，香涛奚取焉？”上海强学会章程制定后，之洞“以论学不合背盟，电来属勿办”，康有为公然以“会章大行，不能中止”作复。强学会不久即遭杨崇伊弹劾而被封闭。康有为抱怨“江宁（指张之洞）一切不来，处处掣肘，即无杨崇伊之劾，亦必散矣。”
对于维新派中地位仅次于康有为的梁启超（1873—1929），张之洞曾予以格外的礼遇。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一月，因张的邀请，梁启超于广东返沪途中在武昌停留，谒见之洞。当梁抵达湖广总督督暑时，之洞竟准备以迎接钦差及外国使节的礼仪，开中门及暖阁鸣炮迎之。其部属以“骇听闻对”相阻，之洞这才作罢。尽管如此，张之洞还是对梁盛情款待，倾心交谈。“是夕即招饮，……谈至二更乃散。渠相招之意，欲为两湖财务院长，并在署中办事，以千二百金相待，其词甚殷勤。”梁启超以区区一举人得到二品大员如此器重，大有受宠若惊之感，”恐惶不安，因著复称弟子。”他极言称颂之洞：“公海内大吏，求其通达西学深见本原者，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者，尤莫吾师若。”
当然，在优礼有加的背后，之洞还另有算计。梁启超是举世公认的大才子，“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公者。”若能将梁挽留幕府，“入我范围，以供驱使”，借其生花妙笔为己鼓吹，岂非为虎傅翼？但是精明如梁启超者，当然不会就范。尽管他对之洞的盛待报以真诚的感激，但仍以“沪上实不能离，鄂事实无可办，故决不能就”，似软而实硬地回绝了张之洞。梁启超内心明白，张之洞思想深处与维新派绝非志同道合，他对于维新派的种种友善举动，或多或少都包含着利用性质。十余年后，梁启超以更加率直的言词回顾戊戌时代：“其时鄙人之与文襄，殆如雇用者与资本家之关系。”语虽刻薄，但也不违实际。
戊戌时期，梁启超亲主笔政的《时务报》，作为维新派的主要喉舌，宣传变法，介绍西学，或讥讽时政，“张目大骂，如人人意所欲云”；或鞭挞专制，鼓吹“民权”，发挥了极大的战斗作用。张之洞对《时务报》既赞助、支持，又压抑、控制，个中微妙曲折，恰可视作张之洞与整个维新运动关系的缩影。
《时务报》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七月一日在上海创刊，每旬一期，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六月二十一日因改“官报”终刊，共出六十九期。“该报之设，多仰赖张文襄之捐助。”原来，上海强学会成立时，张之洞曾捐银一千五百两以作经费。该会被封禁时，尚有余款一千二百两，其中之洞名下的占七百两，这笔款子便成为《时务报》的筹办经费。
《时务报》出刊后，张之洞称誉其“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士气。凡所采录，皆系有关宏纲，无取琐闻。……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他专门发布《鄂督张饬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规定将《时务报》按期寄送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及各书院、学堂，所需全部报价每年一千一百五十二元，由湖北善后局统一支付。之洞还委派自己的幕僚汪康年任报馆总理，掌管财务、人事大权。汪曾论及《时务报》风行海内的原因，其中极重要的一条就是，“南皮张制军提倡于先，中外诸大吏振掖于后，各省同志复相应和”。但是，《时务报》笔政握于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之手，其理论宗旨当然不能为张之洞所完全左右。对此之洞也心里明白，并有所提防，”其中议论，不尽出于一人，手笔杂驳，未能一致，是在阅者择善而从。”对于《时务报》上不时出现的不合己意的议论，他毫不含糊地予以干涉。这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
第一，有关学术流派分歧方面的。
张之洞学综汉、宋，平生最恶公羊学派。梁启超在《时务报》第八册发表《变法通议》之《科学》篇，批评宋学家倭仁“误人家国”，第十册发表《变法通议》之《论学会》，又批评汉学家纪晓岚。张之洞对此大表“不平”，指示僚属函告汪康年：“此无益而有损之文，以后请加检讨也。”对于《时务报》上出现的附合康有为依本今文公羊说而制定的“孔子改制”理论的文章，张之洞约请尚左氏而抑公羊的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为书驳难”。有人曾向梁启超询问张之洞反对“孔子改制”说的实质，梁答曰：“学派不合，且似恐犯时忌”，此为允当之论。
第二，有关政治主张分歧方面的。
倡言民权，反对专制，是维新派的基本政治主张。而张之洞却是坚定的封建卫道者，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双方观点尖锐对立。当他看到《时务报》第九册发表汪康年《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一文，立即通过梁鼎芬转告汪：“民权文字亦不佳，千万不可动笔”。第二十三册《时务报》转载严复《辟韩》一文，内有“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等尖锐的反君主专制言词，之洞立即命屠仁守撰《辨〈辟韩〉书》以驳之。《时务报》第四十册刊载梁启超《知耻学会叙》，文中有“国有一于此罔不亡，使易其地居殷周之地，则放巢流彘之事兴不旋踵”，“求为小朝廷以乞旦夕之命”等文句，将慈禧太后等比作夏桀和周厉王，多行不义，必遭流放厄运。张之洞看到后，立即致电湖南巡抚陈宝箴及黄遭宪，称梁文”太悖谬，阅者人人惊骇，恐招大祸”，“维时望速告湘省送报之人，此册千万勿送。湘鄂两省，皆系由官檄行，通省阅看，今报中忽有此等于名犯义之语，地方大吏亦有责焉，拟不能不速筹一补救之法。”他还通过梁鼎芬、汪康年等人，警告梁启超“勿惑于邪说，勿误于迷途”。
第三，有损张之洞个人声誉的。
《时务报》发表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论学校》，提及“金陵自强军所聘西人，半属彼中兵役，而攘我员弁之厚薪”，影射编练自强军的张之洞本人昏庸无能。之洞阅后“颇不怿，谓明年善后局不看此报矣”。《知耻学会叙》中讥讽某些洋务要员“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其甚者习言语为奉承西商之地，入学堂为操练买办之才”，这些言论都有刺激张之洞之嫌，颇令其不快。
张之洞通过汪康年等人，在《时务报》内部对梁启超多方掣时。汪、梁关系恶化，梁启超不甘受其制约，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愤而离职。自第五十六册以后，《时务报》遂完全为汪康年等操纵，腔调大变。第六十五册上刊载汪撰《论将来必至之势》一文，隐然攻击康、梁“肆其鼓簧”，又极言称颂之洞“明者察几先，智者防未然，勇者耻下人，与其束手而受缚，何如奋足以图功。”据钱恂向汪康年透露：“南皮言第六五期《时务报》大著一篇，为有报以来之杰作，奉读一快。”当时有人评论道，“新党之议论盛行，始于《时务报》，新党之人心解体，亦始于《时务报》。”这话只说对了前一半。所谓“人心解体”，指的是粱启超与汪康年的交恶。但这实质上是梁所属的康有为维新派集团与汪所属的张之洞洋务派集团之间本已存在的思想分歧的必然结果，将其视为“新党人心解体”，实有混淆泾渭之嫌。
不过戊戌政变发生之前，张之洞与维新派的思想裂痕虽已显露，但尚未发展到反目相向的地步。这与当时的形势有关。张之洞”深窥宫廷龃龉之情与新旧水火之象”，在大局未定，维新变法前途未卜的时候，他是绝不会在坚决反对变法、且掌有朝廷实际权力的后党和力图助借维新派力量争取执掌国柄、振刷朝纲的帝党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断然抉择的。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保持一种为双方都可接受的折中形象，将大有利于自己在仕途上更上层楼。他的这种努力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帝党认为之洞是”言新者领袖，既可弹压群伦，且能调和两宫”；袁世凯上奏，称“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甚至连日本明治维新的核心人物伊藤博文来华，也“言于总署曰：变法不从远大始，内乱外患将至。中国办事大臣，惟张香帅一人耳。”实际上，光绪皇帝确实将张之洞列为入廷枢以主持维新的首要入选。据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记载：
“南皮张制军，久已简在帝心，自甲午权署两江，更信重之，欲召入辅政，为翁相国、孙莱山尚书所阻，……今春上决意革故图新，乃召张公来京，辅翊新政。守旧大臣，恐张异己，百计阻尼，得借沙市教案，今回两湖本任，时人多惋惜之，以为得张公入朝，其声望才德，足以制服康粱，断不至有八月之变云。”
之洞晋京辅翊新政，确因翁同龢从中作梗未果，但将此事说成“守旧大臣”“百计阻尼”，则不尽然。事实上，调之洞晋京正是由极端守旧的著名顽固派徐桐（1819—1900）保奏，并经慈禧太后同意的。此事足以证明张之洞当时确是帝、后两党同时瞩目的人物。
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诏定国是，随后召见康、粱，又授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专理新政。慈禧太后则针锋相对，于光绪帝诏定国是后的第四天，即迫令帝党核心人物翁同龢开缺回籍。同时任命荣禄（1836—1903）为直隶总督，掌握畿辅兵权，准备用武力镇压维新派。正当变法运动进人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张之洞推出“会通中西，权衡新旧”的精心之作《劝学篇》。七月，黄体芳之子、之洞的门生、翰林院侍读学士黄绍箕（1854—1908）将《劝学篇》进呈。光绪帝“详加披览”，以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令军机处发送各省督抚各一部，要求“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又谕总理衙门排印三百部，作为钦定“维新教科书”，“挟朝廷之力以行之”。据估计，该书先后印行共达两百万册，这在当时是相当惊人的数字。
《劝学篇》洋洋数万言，全面、系统地阐发了之洞本人以“中体西用”为核心构架的理论体系。对此，本书将另辟专章加以讨论。这里仅就《劝学篇》对维新派变法理论批评的公开化、《劝学篇》推出时机的选择、以及此举产生的后果作一简析。《劝学篇》以“会通中西，权衡新旧”为宗旨，有如一柄两刃之剑，一方面批评顽固派”因噎而食废”，”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另一方面又批评维新派“歧多而羊亡”，“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这一宗旨在全书结构上便充分体现出来。“《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但十分明显，两面作战的《劝学篇》的主要锋芒所向，是维新派及其变法理论，张之洞斥其为“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他认为三纲五常是万世不易之本：“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兔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他攻击维新派“忘亲”、“忘圣”，”其意欲举世放恣黩乱而后快，怵心骇耳，无过于斯。”对比梁启超主笔《时务报》时期，之洞对所刊维新言论的干涉多通过委婉曲折方式进行，或通过汪康年转致责难，或委托屠仁守、章太炎著文驳议，《劝学篇》公开、激烈地直接抨击，正表明张之洞对维新派态度的变化之剧。 张之洞不早不晚，在维新运动的成败关键时刻作《劝学篇》，三月草撰，七月进呈，在时机选择上也颇工心计。他从来就不是与维新派一心一德，但却与之保持密切联系，显然有利用之心。而当变法进入实质性阶段，新旧两派，帝后两党即将最后摊牌的关口作《劝学篇》，公开表明自己与维新派的根本分歧，目的在“预为自保计”，“惧事不成有累于己，乃故创学说，以别于康、梁。”正如辜鸿铭说：“呜呼，文襄之作《劝学篇》，又文襄之不得已也，绝康、梁并以谢天下耳。”张之洞预为自保的招数果然有成效。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囚光绪帝，杀“六君子”，再次临朝“训政”，“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慈禧对维新派深恶痛绝，严令通缉首犯康、梁，必欲捕杀而后快。对于支持过维新运动的官员，也严加惩处，罢免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按察使黄遵宪，其至对已经开缺回籍的翁同龢，仍“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以为大臣居心险诈者戒。”但与维新派瓜葛颇深的张之洞，却”以先著《劝学篇》得免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劝学篇》表达的内容，均为张之洞的一贯思想，包括对于维新派的尖锐批评。这里不存在出尔反尔、朝秦暮楚等等“投机”行径。张之洞的工于心计，也仅限于公开表明自己根本政治态度、与康、梁划清界限的时机选择上。他从来就不是维新派，而是开明的、坚定的封建卫道者，其思想是自成系统，一以贯之的。《劝学篇》是其理论体系的集大成式的体现，而绝非其思想发生巨变的标志。有人认为张之洞的思想学术“初由旧而之新，复由新而返于旧者也”，“然其由新学复返于旧也，则在戊戌变政之时，其宗旨具见所为《劝学篇》。”此说描述了张之洞思想轨迹的外观，却不尽符合张之洞思想内核的实际。
戊戌政变以后，康、梁亡命日本，之洞却保住了原有地位，并日显上升之势。双方关系终至决裂。“康党专欲与鄙人为难，……康党所开之日本清议报、新加坡天南新报、澳门知新报三种，猖厥已极，专以诋毁慈圣及鄙人为事。总之今日沿江沿海无人敢昌气声罪，撄康之锋者，昌言攻讨者独鄙人耳。”张之洞积极参与对维新党人的迫害。他屡电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称“《清议报》系康粱诸人所作，专为诋毁中国朝政，诬谤慈圣，种种捏造，变乱事非，信口狂吠，意在煽惑人心。……中国地方固不能容其传播，中东和约，贵国亦不应准其在境内捏造是非，摇动友邦人心。”要求日本政府查禁《清议报》，并将康梁等驱逐出境，足见张之洞此时已与康梁势成水火，不共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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