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京师活跃着一班以清高博雅自重，以指弹时政为任的士大夫。这些人大多有声望地位而无实权实责，每每上书谏事，直言无忌，颇令权臣不悦，间或也使皇上及两宫太后下不来台。时人称之为”清流党”。
同、光年间的清流党人，并无实际组织，不过是若干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儒雅狷介之士的松散联合。之洞曾论道：“清流势太盛然后有党祸。今也不然，偶有补救互相角立而已。”这些人能在晚清政坛上成一番气候，并非偶然。同、光之际，清廷为显示“中兴”气象，“方锐意求治，诏询吏治民生用人行政”，需要些许敢于犯颜直谏者为其点缀。更重要的是，此时正值洋务运动的鼎盛期，廷枢奕，疆臣左宗棠（1812—1885）、李鸿章等权柄在握，声望日上。富于机诈的慈禧太后既要借重奕、左、李等，以“洋务”充实清廷的经济、军事实力，又担心“内轻外重”，尾大不掉，权势旁落，便玩弄“以清议维持大局”的手法，利用清流党人，以牵制炙手可热的洋务大吏。
同、光年间的清流党，按党人籍贯划分又有南、北之别。从时间上看，以光绪十年（1884 年）的中法战争为界，北清流活跃于前，南清流崛起于后，所以又有前、后清流之说。
北清流以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魁首。李鸿藻（182O—1897），直隶高阳人，字寄云，号兰孙。咸丰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咸丰帝特诏为皇太子载淳师傅。同治三年（1864 年）擢内阁学士。历任户部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等职。他性格耿直不阿，曾联合恭亲王等十大臣联名上奏。以“不应虚糜帮猾，为此不急之务”为由，力阻重修圆明园。“始终执争，事竟得止”。李鸿藻又以“孝”著称。其母去世。他不顾慈禧再二饬令，反复陈请，甚至托病不出，坚持开缺回籍守制，慈禧执拗不过，只得允准。更有甚者，当慈禧之母去世，群臣凭吊，独李不往，时论哗然，慈禧竟也无可奈何。鸿藻以“耿”、“孝”闻名，许多北方籍京官，如张佩纶、陈宝琛、黄体芳、宝廷、邓承修等便聚集于其周围，人称”北清流”。张之洞于光绪二年（1876 年）由川返京后，也加入他们的圈子。
南清流先后以军机大臣沈桂芬（1818—1881）、户部尚书翁同龢（1830—1904）为宗主，盛昱、王仁堪及稍后的志锐、文廷式、黄绍箕、丁立钩、张謇等为其骨干，一直延续到清末，成为“帝党”中坚。
南北清流因畛域、意气之见，常相互攻讦，但亦有诸多共识，如维护国权，力御外侮，改革弊端，政主清廉等等。尤其是在反对“洋务”方面，更趋一致。他们“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对于洋务派的对外妥协政策，更是猛烈抨击，“一时尊王攘夷之论，靡漫于全国”。
张之洞在洋务运动大兴之时，脐身倾向保守的清流派，并成为其中的健将，有其经历、学识、性格等多方面原因。
之洞出身于世宦之家，从小接受的是严格的儒家教育，科举仕途的一帆风顺，更令他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宗儒术笃信不疑。他国学根底深厚，兼综汉、宋，对于传统文化，眷念情深。加上他青少年时代就学于贵州、直隶，为学政时出使湖北、四川，均为西方新学影响尚未深入的内地闭塞之区。甫届不惑之年的之洞，思想还禁锢于中古领地。在性格、作风方面则继承先辈的清廉耿直之风。其祖上即有为官廉惠声名，幼年时，父亲曾以“贫，吾家风，汝等当力学”勖之。之洞为官多年，也的确做到克己自爱，廉洁奉公。在四川学政任上，“于例得参费银二万两辞而不受”。离任时竟无钱治装，“余还都后窘甚，生日萧然无办，夫人典一衣为置酒”。物质境遇的窘迫，激励之洞高远的抱负和耿直的性情，他屡屡以诗言志：
当代功名同气盛，蹉跎莫待鬓如丝。
皓皓不受浊流滓，怀沙惜誓将毋同，
我本海滨士，独衔幽愤希高踪。
坐对天池一长啸，枯桑械械生天风，
王伦不斩秦竟帝，吾舍二子将安从。
白日有覆盆，刳肝诉九阍，
虎豹当关卧，不能遏我言。
“独衔幽愤”的情致，“虎豹当关卧.不能遏我言”的直谏勇气，使之洞具备了清流的基本性格。他还在诗中抒发一匡天下的雄心与未获重用的悲苦：
湛思究理乱，搤腕规匡扶，
稠人广如海，欲语气类孤。
从来朋友云龙契，亦等君臣石水知。
处默固应浑众独，希声何用计成亏。
此类诗篇活画出一位孤高自许而又经世心切的士子的魂灵神态。张之洞迈人清流行列的思想情感基础已经奠定。
在个人交往方面，早在外放四川学政之前，之洞便与清流中人潘祖荫、李慈铭、陈宝琛、王懿荣等过从甚密。他曾发起觞客于龙树寺，“时雨乍晴，青芦瑟瑟，纵论古今，竟日流连”，“此咸、同以来，朝官名宿第一次大会也。”去四川学政返京后，之洞又与北清流骨干张佩纶结识，相互引为同调，遂入北清流圈，渐为中坚。当时京师士人“呼李鸿藻为青牛（清流同音）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他们“连同一气，封事交上，奏弹国家大政，立国本末”，一人言事，众口相帮，互为声援，形成一股势力，颇能左右朝中舆论。京师士人对他们甚为景仰，以至爱屋及乌的地步，如张佩纶“喜著竹布衫，士大夫争效之。”光绪三年（1877 年）至光绪七年（1881年），之洞居官京师，先后充教习庶吉士，补国子监司业，补授左春坊中允，转司经局洗马，晋翰林院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又转左春坊左庶子，补翰林院侍讲学士。这一系列职官，均无多少实责实权，四年之中，之洞的主要精力，都耗费在“不避嫌怨，不计祸福，竟以直言进”。他与张佩纶、黄体芳、宝廷并称”翰林四谏”，再加上刘恩溥、陈宝琛，又称“清流六君子”，而之洞“实为之领袖”。光绪三年（1877 年）四月，朝廷发生穆宗升袝问题，即如何安置同治皇帝的神位。同治帝载淳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 年1 月）病死，庙号穆宗。依照礼制，天子的祖庙称太庙，为供奉天子神位之地。太庙分九室，一世一室。同治帝以前，清世系己传九世，即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圣祖玄烨、世宗胤禛、高宗弘历、仁宗颙琰、宣宗饧 宁、文宗奕詝。穆宗神位如何安置，成为大问题。是否应该另建一室，廷议纷纷。日讲起居注官张佩纶疏请建文武世室于后殿左右，恭奉太宗文皇帝庙主以次递迁，妥善解决了这一问题。张佩纶（18481903），字幼樵，直隶丰润人，同治十年进士，以编修大考擢侍讲。他耿直敢言，“尤以纠弹大臣著一时”。之洞时充教习庶吉士，读到张佩纶的上疏，十分钦佩，“叹曰：‘不图郑小同杜子春复生于今日’。遂造庐订交焉。”从此成为密友。
教习庶吉士品级低微，不得具折言事，之洞便为清流中人代草奏疏。黄体芳（1832—1899），字漱兰，浙江瑞安人，同治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充詹事府左庶子。“慨然有经世志”，也是一员清流健将。他与之洞同年同历，久有交往。光绪三年（1877 年），之洞为黄体芳具疏陈时政得失，被朝廷采纳，谕旨分别施行。此后不久，之洞又为他代书奏折，弹劾户部尚书董恂：“今朝臣中之奸邪，如户部尚书董恂是已。”奏折列举董恂诸般劣迹，“贪鄙欺罔，有心病国”，“言语猥琐，举止卑谄”，“其他为众口诋訾之处，罄牍难书”，“伏望亟予罢斥，以清朝列。”这一次却被圣谕驳回：“以传闻无据之词，信口诋斥，措词殊属过当。著交部议处。”吏部议处的结果，本应降二级留用，但系因公起见，免于处分。但黄体芳却因此而失去了补迁国子监祭酒的机会。不久，值之洞长子仁权新婚，黄体芳往贺，之洞“言我负漱翁者再”，体芳慨然曰：“是何伤，文章出君，气节属我。”之洞又为其代草宽免处分谢恩折，称“汉廷祷雨，不诛卜式之狂言；宋帝知人，无待苏洵之过虑”，仍蕴董恂为奸邪之意。
光绪五年（1879 年）闰三月，继统继嗣问题，又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原来，四年前，同治帝死，因其无后，由慈禧太后作主，以咸丰帝之弟醇亲王奕譞子，三岁的载湉继位，是为光绪帝。慈禧之举，出其私意。按清例，同治帝载淳死后无子，应从爱新觉罗氏载字辈的下一辈，即溥字辈中择贤而嗣。这样一来，慈禧便成了太皇太后，按祖制不得垂帘听政。慈禧匆忙拉出与载淳同辈的载湉即位，以维持“母后”地位，继续执掌权柄。为平抑沸沸扬扬的朝野议论，慈禧同时宣布，“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意即将来载湉之子将作为载淳之子去继承皇位，以表正统。光绪五年三月，为同治行大葬礼于清东陵。随行百官中有一吏部稽勋司主事吴可读，以死相谏，“仰求我两宫皇太后再降谕旨，将来大统，仍归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虽百斯男，中外臣工均不得以异言进。如此，则犹是本朝子以传子之家法，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即我两宫皇太后未有孙而有孙，异日绳绳揖揖相引于万代者，皆我两宫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此事关乎王朝统绪，慈禧不得不“著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议具奏。”同时声称，吴可读之议与自己四年前做的表面文章并无差别.“前旨即是此意”。但是廷议之时，众说纷纭，这显然对慈禧十分不利。
此时，张之洞已补授国子监司业，获得自具上疏的资格。他审时度势，与宝廷联衔上疏，迎合慈禧之意，称”皇帝生有皇子，即继承穆宗为嗣”，又进一步为慈禧当年的举措辩解，说立载湉之举“出于两宫皇太后之意，合乎天下臣民之心”，“本乎圣意，合乎家法”。一番宏论，“援引经旨，侃侃谔谔，辨明继嗣继统之异者”，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维护了慈禧的正统地位，进一步博得她的“恩宠眷顾”。
如果说在继统继嗣问题上之洞显露出官场新进者工于心计，精于谋略的一面，那么在平反东乡冤狱，改订“中俄条约”等问题上，他则更多地表现出秉公持论、为民请命、不避权要，犯颜直谏的“清流”本色。
东乡一案发生于光绪元年（1875 年）。咸、同年间，四川苛税繁杂，地丁银外，另有津贴、捐输、杂税诸多名目。“大率每地丁一两合之津捐杂派，大县完多，将近十两，中县完少，亦须五六两。”而东乡（今宣汉）知县孙定扬又于以上捐税外，滥加五百文，以为肥己。光绪元年（1875 年），东乡百姓苦不堪言，进城“闹粮”，聚集县衙，请求减征。孙定扬谎称百姓聚众谋反，报请绥定府派员镇压。知府易荫芝派员前往东乡，核减税额，孙定扬反弹劾易“坐视民变而不发兵”，并以“民叛”奏署理四川总督文格。文格“批饬各营痛加剿洗”，提督李有恒率兵至东乡，“将一村一寨不分善恶男妇老幼而尽杀之”，造成冤死四百余人的特大惨案。东乡民心不服，于次年推举代表袁廷蛟进京告状申冤，又被刑部拘禁，押解四川。
东乡案轰动朝野，都察院御史吴镇、李廷箫等奏弹文格。清廷迫于民怨，给予李有恒、孙定扬革职处分，对文格“交部议处”，巨案不了了之。
光绪四年（1878 年）春，清廷下召求谏。张佩纶上疏请复审东乡一案。拖至次年，清廷才派礼部尚书恩承、吏部侍郎重华赴川复审。结果竟然维持原判。
之洞本于四川学政任内，即对东乡冤案有所了解，此时更义愤填膺，决心再次上疏，请惩元凶，为民请命。他于光绪五年（1879 年）五月十一日，一天之内连上《重案定拟未协折》、《陈明重案初起办理各员情形片》和《附陈蜀民困苦情形》三折。之洞首先阐明东乡一案的大背景：“自同治八年以后，局中有巨万之征收，无一纸之清帐，乡民愤激清算，遂发兵以剿之。且举无数无辜之老弱妇孺而屠戮之，此不得不为四川百姓痛哭流涕而诉之于天地父母者也”。接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东乡案的实质：“此案之查办由于滥杀，滥杀由于诬叛请剿，诬叛请剿由于聚众闹粮，聚众闹粮由于违例敛”。正是由于孙定扬“横征暴敛”，“残民以逞”，才酿成这一轰动全国的大血案。因此，“不诛孙定扬不惟无以谢东乡千百之冤魂，无以服袁廷蛟，并无以服李有恒”。之洞还奏请惩处对东乡一案负有重大责任的前署理四川总督文格和“复奏不实”的钦差恩承、童华。
刑部不得不重审此案。光绪五年（1879 年）六月十七日，上谕承认东乡百姓“闹粮仇斗，并非叛逆”；孙定扬、李有恒滥杀无辜，处以极刑；文格、恩承、童华及与此案有关的数十人，均给予不同惩处。延宕数年的东乡一案，终于沉冤昭雪，之洞也因此而声名大著。内恤民愿，外争国权，是清流中人思虑所系。对于之洞，关于前者有平反东乡冤狱，关于后者则首推改订“中俄条约”之议。
沙皇俄国对我国西部边疆久怀觊觎之心。同治十年（1871 年），新疆发生回民举事，英国卵翼下的中亚浩罕王阿古柏（？—1877）乘机进占乌鲁木齐及吐鲁番一带。沙俄趁新疆动乱局势，拉拢阿古柏，并出兵占领伊犁九城（惠远、惠宁、绥定、广仁、熙春、宁远、拱宸、瞻德、塔尔奇）地区，谎称“只以新疆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后，当即交还。”清政府以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于光绪三年（1877 年）平息回民起义，剿灭阿古柏。但沙俄自食其言，拒不归还伊犁。次年，清政府派崇厚（1826—1893）出使沙俄，谈判归还伊犁问题。当时张之洞就曾代张佩纶草疏，建议崇厚出使之前先赴新疆实地考察，并与左宗棠定议，然后赴俄，方为适宜。但“疏人不省”，未获效果。
崇厚不懂外交常识，又不了解新疆边境形势，在沙俄的胁迫和愚弄下，不经请示清政府，于光绪五年（1879 年）在克里米亚半岛里瓦几亚擅自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格尔斯签订《里瓦几亚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中国仅收回伊犁孤城一座，却要割让伊犁周围大片领土，赔款五百万卢布（折银二百八十万两），并对俄开放三条商路，许俄于天山南北路免税通商。更莫名其妙的是，条约定后，电报总理衙门，崇厚竟不待复电，径自回国。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不惟清流中入竞相抨击，就是一般官吏，也对这一既丧权辱国，且不合外交惯例的签约之举大表不满。惟有李鸿章袒护崇厚：“此次崇厚 出使，系奉旨授与全权便宜行事之谕，不可谓无立约定议之权。
王树楠等纂：《新疆图志》卷五十四，民国十二年东方学会校订铅印本。
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李还主张承认既成事实：“崇厚所定俄约，行之虽有后患。若不免行，后患更亟。”清流派一向反对李鸿章的妥协外交，此次当然更不依不饶。张之洞与张佩纶、陈宝深等屡屡磋商对策，上奏朝廷。据陈宝琛回忆： 自俄起事，公（指张之洞—引注）及张幼樵侍讲与余三人，累疏陈言，各明一义。公构思稍迟，侍讲下笔最速。三人不分畛域，或公口占而侍讲属草，或两公属草而余具奏，或余未便再言而疏草由两公具奏。光绪五年（1879 年）底至光绪六年（1880 年）一年多时间，之洞为中俄条约问题前后上疏二十余次。在《熟权俄约利害折》中，之洞陈明条约严重损害国家经济利益、政治主权和军事安全，“不可许者十”，“俄人索之，可谓至贪至横，崇厚允之，可谓至谬至愚”。针对“人人知其不可，所以不敢公言改议者，诚恐一经变约或招衅端”的恐俄心理，之洞坚定不移地指出，“必改此议，不能无事”；然而“不改此议，不可为国！”他提出改议之道有四：计决；气盛；理长；谋定。“计决”，请求立诛崇厚，“治使臣之罪即可杜俄人之口”。
“气盛”，将条约之不公平布告中外，“明谕边臣整备以侍”，鼓舞民气。
“理长”，暂缓收回伊犁，“索伊犁而尽拂其请则曲在我，置伊犁而仍肄责言则曲在俄”。
“谋定”，急修武备，于新疆、吉林、天津三路设防，必要时不惜与沙俄一战。
最后，张之洞总结道：“要之武备者，改议宜修，不改议亦宜修，伊犁者，改议宜缓，不改议亦宜缓，崇厚者，改议宜诛，不改议亦宜诛”。此奏呈上，两宫皇太后随即召见之洞，面询对策，特许其随时可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策，以备咨询。
迫于舆论的强大压力，又考虑到崇厚所订之约确实“流弊甚大”，清政府拒绝批准，并将崇厚羁押刑部，以待惩处，又派曾纪泽（1839—1890）使俄，重议边界条约。
曾纪泽使俄前后，张之洞又连续上疏。或不满清廷屈服于英法等国压力，准备宽有崇厚，坚持将其治罪；或重申“今欲得全和局，仍惟有急修战备一法”，“我多一分兵威则敌少一分要挟”；或指责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人当此战云密布之际，泄泄沓沓，无所作为，“甘心畏葸，不能任战”；或批评曾纪泽使俄，但论界务，不争商务，“形迹则界务重，隐患则商务重”，并请“寄知曾纪泽以为辩论之助”。这些奏章率直坦诚，不避权要，不徇私情，其间虽亦不少“书生之见，无当机宜”，沾染清流高言空论的习弊，但一片爱国赤忱，耿耿可鉴，在当年产生了较大影响。近人吴推曾说：”犹忆为儿童时，得公（指张之洞一一引注）论俄约利害疏，朝诵夕录，不遑寝馈。”即为明证。
光绪七年（1881 年）二月，经过反复折冲，曾纪泽代表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中俄伊犁条约》。这仍然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较之《里瓦几亚条约》，中国还是挽回了部分权益。改约议成，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清流党人，尤其是张之洞的多次建策，显然也起了重要作用。
在张之洞的清流生涯中，尤令时人叹服的，是他与陈宝琛于慈禧盛怒、众官缄口之际，抗疏力净“庚辰午门案”，灭竖宦之淫威，扬民心之正气，因而博得“风节动宫闱”的赞誉。
光绪六年（1880 年，干支纪年为庚辰年）中秋前夕，慈禧遣太监李三顺赉食物八盒，致其胞妹醇王福晋（即光绪帝生母）。“至午门，以未报敬事房知照门卫放行，护军照例诘阻。”李三顺骄横无忌，强闯午门，护军玉林、祥福、忠和恪尽职守，坚不允行。双方于争执推搡中，撞翻食盒。事发后，李三顺恶人先告状，经首领太监刘玉祥告御状于慈禧，慈禧盛怒之下，“著总管内务府大臣，会同刑部，提集护军玉林军，严行审讯”。此事责任本不在护军，但内务府及刑部诸员不敢忤逆慈禧，拟将玉林发吉林充苦差，护军统领等或充军，或圈禁。“谳三上，后以为轻，饬更审拟”，非办成死罪不可。后经刑部以禁宫门卫，责任重大，不可自乱章法为由力争，上谕方批准“玉林、祥福著革去护军，销除本身旗档，发往黑龙江充苦差，遇赦不赦，忠和著革去护军，改为圈禁五年，均著照拟枷号加责。护军统领岳林著再交部严加议处。”
此上谕一发，众皆不服。时张之洞、陈宝琛分为翰林院左春坊左、右庶子，皆充日讲起居注官，见案愤愤不平，决定奋力一争。之洞提出“惟此事只可就注意门禁、裁抑宦寺立言，蕲太后之自悟，勿为护军乞恩。太后盛怒之下，不宜激之，致无益有损。”宝琛然之。二人分头草疏，同时呈上。陈宝琛在折中说，如果太监以“奉有中旨”为由便可任闯午门，“是有护军与无护军同，有门禁与无门禁同！”同时委婉指出，销除护军诸人旗档，永不宽赦的处罚似有不当之嫌。张之洞在奏折中，开宗明义称：“伏维阉臣恣横，为祸最烈，我朝列圣驭之者亦最严。”接着又列举宫禁松弛、阉宦违法诸例，“万一此后太监等竟有私自出入，动托上命，甚至关系政务，亦复信口媒孽，允其流弊所至，岂不可为寒心哉？”
慈禧思忖再三，终于省悟，复下懿旨，改判玉林杖一百，流二千里；祥福杖一百；忠和杖一百，圈禁两年，加责三十板；岳林免交部议。太监李三顺，著交慎刑司责打三十板，首领太监刘玉祥，罚去月银六个月。“枢臣莫能解，刑部不敢讯”之事，竟被之洞等人的两道奏折转圆，颇令人称奇，誉之为“诤言回天”。
当然，说清流中人张之洞有“诤言回天”之力，毕竟言过其实。但四年之中，朝廷也确实采纳了他不少建议。除以上各例外，还有一些关于人事配置的奏折，如以彭玉麟（1816—1890）取代刘坤一（1830—1902）署理两江，谭钟麟（1822—1905）接替曾国荃（1824—1890）总督陕甘，也被采纳。通过这一系列奏折，之洞的才识、忠忱，愈益为慈禧所赏识，其官阶品级也迅速上升。光绪七年（1881 年），之洞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跃居二品大员。四年清流，之洞所得颇丰。他不仅进一步熟悉官场内幕，而且博得“遇事敢为大言”的口碑。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在慈禧心目中的地位。正当此时，湖广总督李翰章、湖北巡抚彭祖贤函邀之洞赴鄂，出任湖北通志局总纂。之洞显然不屑于此位，婉言谢绝。他明确预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果然，光绪七年（1881 年）末，他被补受山西巡抚，成为实权在握的封疆大吏，从此开始了政治生涯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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