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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重臣:张之洞评传》2.1节 三省学官

  浙江乡试副考官,是张之洞仕途的第一个实差。紧接其后,他又历任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学政。这些职务,责在为朝廷选拔人才。之洞力官一生,惜才、“得人”是其始终不渝的风格,显然与他的十年学官经历密切相依;同时,学官生涯也使他对于科场积弊之重,改革教育之切,有了较深切的认识。

  同治六年(1867 年)七月,之洞随正考官张光禄前往杭州,主持浙江乡试。他恪尽职守,极力选拔英才,“勤于搜遗,乡试卷全阅,小试卷十阅其七,得人甚多。””屏绝搜检,然枪倩怀挟剿袭,专于文字中求之,罕能欺者,所录专看根柢性情才识,不拘于文字格式,其不合场规文律而取录者极多,惟义理悖谬者,虽一两语必黜,人服其公明,亦不訾议也。”浙江土人,仰慕之洞的声名识见,”今年张香涛以名士来浙主试,可谓乡邦之幸。”这一年的浙江秋闱,所取多朴学之士,他们中有后来历任陕甘、两广总督的陶模(1835—1902)、外交家袁昶(1846—1900)、许景澄(1845—1900),以及著名学者孙冶让(1848—1908)等,人才之盛,“前后数科皆莫及也”。

  同治六年(1867 年)八月,谕旨张之洞简放湖北学政。学政,全称为“提督学政”。清廷设此职,派往各省掌生员之考课黜陟,称为案临。任职者,从进士出身的侍郎、京堂、翰林、科道等官中简派,三年一任。任学政期间,不问本人官阶大小,均与督、抚平行。之洞甫届而立之年,便获此要任,自然格外振作,他“舆疾游杭州山水”,不及回京谢恩,便溯江而上,十一月十三日抵省城武昌,十六日接篆视事。在到任奏疏中,之洞表白自己的施政要旨:“学政一官不仅在衡校一日之短长,而在培养平日之根柢;不仅以提倡文字为事,而当以砥砺名节为先。”又于试院布告诸生:“剔弊何足云难,为国家培养人才,方名称职。衡文抵是一节,愿诸生步趋贤圣,不仅登科。”为了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之洞推出革新之举,“札行各属,发题观风,听生童量能自占,各尽所长。引用隐僻典实,许自注书名出处。平日具有著作者,可随卷送呈。”又奏请朝廷,改经文为经解,由考生报名认习之经,分别考察,并于郧阳府照新章试办。之洞此番兴革,颇得好评,曾国藩赞许曰:“往时祁文端、张海门视学吾乡,最得士心,近张香涛在湖北亦惬众望。”

  同治七、八两年,之洞先后两次按试德安、汉阳、黄州、襄阳、郧阳、安陆、荆州、宜昌、荆门等处,风尘仆仆,夙兴夜寐。其间还主持全省乡试,“以端品行、务实学两义反复训勉”诸生。又与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李鸿章商定,在武昌创建文昌书院(后改名经心书院),同治九年(1870 年),之洞于鄂省岁、科两试试卷中,择其为文雅驯者,取左太冲《蜀都赋》“江汉炳灵,世载其英”意,编为《江汉炳灵集》刊行。第一集为四书义,第二集为试律,第三集为府试古学之文,第四集为通经学古之文。第五集为观风之作。之洞亲为之序,“时文必以阐发义理华实具备者为尚,诗古文辞必以有法度不徇俗为工,无陈无剽,殆斐然焉。”后来他在《輶轩语》中自评其集:“才气虽富,理法尤密,且皆是相题行义,引用切当,不宜误会,买椟还珠,致伤文体。”这年十月,之洞任满交卸。其时有送妹亚芬之黔诗,曰:“人言为官乐,那知为官苦,”我年三十四,白发已可数。”对学政劳苦,感慨系之。

  同治九年(1870 年)春,石夫人辞世五年后,之洞于湖北学政任内娶湖北按察使唐树义女为妻。两年后,唐夫人病卒,留下一子仁颋。

  同治九年十月,之洞交卸学篆,携唐夫人返京。其时清朝政局相对稳定,这一是因为太平天国、捻军相继被扑灭,二是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亦由战时的尖锐对立转为和缓,清廷屈服于列强的强权政治,而列强也认识到维系清廷的傀儡地位,更有利于他们对中国的掠夺。这便促成所谓“同治中兴”。在朝野上下一片暂时、表面的升平气象之中,之洞在京度过了两年“清流雅望”的悠闲生活。他与潘祖荫(1830—1890)、王懿荣(?—1900)、吴大澂(1835—1902)、陈宝琛(1852—?)、李慈铭(1830—1894)、王闿运(1833—1916)等京师“词流名彦”往来唱和,春日踏青,重阳登高,或访先贤,或寻故址,品藻人物,纵论古今,他们“兴高彩烈,飞辨元黄,雕龙炙輠,联吟对奕”,这为张之洞日后跻身清流党准备了思想意识与社会交往方面的条件。

  同治十年(1871 年),之洞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

  同治十一年(1872 年),之洞又一次以自己识见和文才,博得慈禧的青睐。这一年九月,方略馆进呈《平定粤匪方略》,《剿平捻匪方略》,之洞代撰“恭进表”各一,慈禧“览之,称为奇才”,时人以为这是之洞“结主向用之始”。同月,同治帝大婚,之洞撰乐章四章,礼成,被赏加侍读衔。

  同治十二年(1873 年)六月,之洞奉旨任四川乡试副考官,随正考官钟宝华出京,取道豫、陕入川履任。九月,简放四川学政,任期三年。

  四川幅员辽阔,蜀道又素称“难于上青天”,三十七岁的学政张之洞,深感“此差殊非乐境”。他按制于每年案临各州府,巡视督察,沿途“大率荒山绝壁,盘路一线,险不可言,天气严寒,大雪迷路,不敢投足,异大颠踣,从骑陨毙,不知凡几,此外水程则处处皆滩,惊心动魄,绝无从容怡旷之地”。

  比险峻的巴山蜀水更令之洞头痛的,是四川科场弊端丛生,积重难返,不仅败坏学风,而且影响社会秩序。“川省人心浮动,狱讼繁多”,与文生有关;“烧香结盟,纠众滋事”,则与武生有关。“故欲治川之民,必先治川省之士。”

  历来川省科考,舞弊公行。“枪替”(雇枪手代试)、“联号”(涂改编号)、“通关节”(与考官串通作弊),花样迭出。更有甚者,名曰“拉磕”,即考官覆试时,暴徒纠众将其擒获,索重金方得赎回。之洞从整顿试场规章制度人手,制定惩鬻饭、禁讹诈、禁拉磕、拿包揽、责廪保、禁滋事、杜规避、防乡试顶替等八条办法,严饬执行。又通缉著名“枪手”十余人,惩处受贿作弊考官,办”拉磕”暴徒。为防止武童横悍滋事,“即令教习结保,各自稽察,无数习具结者不得与试”。对于这番整饬,张之洞颇感自慰,他说:“四川督学署积尘盈屋,我次第扫除过半耳”。之洞督学四川,立意“储养人才以备国家缓急之需,而救当世空疏之习”。他主持川省学务,“平日衡文不主一格,凡有一艺之长,无不甄录,而尤注重于经史根柢之学,故所至考求文献,礼访名宿,惟恐不及,每值士人晋谒,辄优假颜色,殷殷焉以读书稽古相敦勉,并为指示途径,俾有遵循。”对于确有才华的学子,之洞备加关怀,着意栽培。如仁寿籍学生毛席丰、绵竹籍学生杨锐(1857—1898)、华阳籍学生范溶,皆高才生,之洞特意“召之从行读书,亲与讲论,使研经学”。光绪二年(1876 年)四月,之洞按试眉州,由杨锐等陪同,登临苏文忠公(轼)祠,其《登楼》诗曰:

  共我登楼有众宾,毛生杨生诗清新。

  范生书画有苏意,蜀才皆是同乡人。

  之洞还通过乡试,选拔实学之上,以扭转空疏学风。张之洞去世后,四川总督赵尔巽上奏盛赞张之洞当年任四川学政时的实绩:“先是川省僻处西贩,人文未盛,士林之所驰鹜,率不出帖括章句之图。自同治初年该大学士(即之洞——引注)典试西来,始拔取绩学能文之上……以为之倡,士风始为一变”。清末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蜀学会”发起人、成都国学院院长兼四川通志局总纂宋育仁(1857—1931)即经之洞选拔,乃脱颖而出。

  成都原有锦江书院,但规模狭小,不足以容多士。之洞遂商之于四川总督吴棠,创建尊经书院,克期兴工,于光绪元年(1875 年)春建成,”择郡县高材生肄业其中,延聘名儒,分科讲授”,又“捐俸置四部书数千卷,起尊经阁度之”。他手订《创建尊经书院记》,详陈“建置书院之本义与学术教条之大端”共十八条,并拨冗亲临书院讲学。十余年的科场经历加上十年的学官生涯,使之洞对于中国传统教育体味颇深。他于四川学政任内,撰成《辅轩语》和《书目答问》二书,意在为后学指点迷津。輶轩,指使臣所乘之车。汉人扬雄有《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一文,之洞因其意与自己以学政使蜀有合,乃命其书日《輶轩语》。该书语行、语学、语文,“深者为高材生劝勉,浅者为学僮告戒,要皆审切时势,分析条理,明白易行,不为大言空论”。

  为使诸生面对浩如烟海的典籍”不致迷罔眩惑”,之洞又撰《书目答问》一书,“意在开扩见闻一,指示门径二,分别良楛三,其去取分类,及偶加记注,颇有深意,非仅止开一书单也。”《书目答问》举书二千余部,“其门径秩然,缓急易见。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素为学人所推重。唐夫人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病卒后,之洞于光绪二年(1876 年),继娶龙安知府王祖源之女、王繁荣之妹为妇。王夫人贤而有才,待字之年,曾在京与之洞比舍而居,相互有所了解。结为夫妻,感情更洽。无奈天不假年,三年后,王夫人卒,留下一女準。光绪二年(1876 年)底,之洞四川学政任满,于次年返京,充文渊阁校理,结束十年学官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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