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第二次鸦片战争最初阶段的一切失策，都可以归罪于叶名琛，咸丰帝至多不过落下个“用人不当”的罪名，这也是儒家史学为君主辩护的常用套路；但是，从此之后，咸丰帝被迫走向前台，亲自主事，一切责任都应由他来负了。咸丰帝久读孔孟圣贤之书，熟于性理名教之义，唯独对外部世界一片茫然。英吉利、佛兰西、米利坚、俄罗斯当时都不是生词，可“天朝”大皇帝不屑于过问“夷”人之事，对当时的国际社会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更是闻所未闻。因此，咸丰帝一接手对外事务，举措之可笑一点都不亚于叶名琛。广州城失陷后，咸丰帝将叶名琛革职，以前四川总督黄宗汉继任，黄未到任前，由广东巡抚柏贵署理。他发给柏贵的第一道训令竟是：英国等国所恨者为叶名琛，现在叶名琛已经革职，柏贵与英人“尚无宿怨”，正可以出面“以情理开导”。如果英国退还广州，请求通商，“可相机筹办，以示羁縻”；如果英国仍肆猖獗，“惟有调集兵勇与之战斗”。
从近代国际观念来看，咸丰帝的对策完全荒谬，但在中国的传统中却并非没有来历。本来朝廷对于各地的反叛和边患，不外乎“剿”、“抚”两手。“剿”即武力镇压，不必多说了，而“抚”的常用手法就是以主办官员当作替罪羊加以惩办，再作一些让步，以能恢复常态。由此观之，咸丰帝的谕旨是“剿”、“抚”两手并用。他将前来侵华的英军当作传统的边患，将中国的传统治术运用到对外关系上了。可是，现实恰恰相反。就“开导”而言，咸丰帝似乎忘记了1854年英方修约要求18项，他的那些“情理”又何能打动“夷”人之心？就“战斗”而言，叶名琛历来对外强硬，又何尝不想武力相抗？然在全国陷于内战的困境中，又何来可战之兵可筹之饷？叶名琛“以静制动”的方略，不正是苦于无兵无饷吗？咸丰帝的这道谕旨，今人一看便知无法实行。不过，广州局势又有变化，柏贵即便想遵皇命，也已无可能。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急于恢复秩序，以防民众小股骚扰，袭击英法士兵。
1858年1月9日，被英法联军羁留于观音山的柏贵，在刺刀的簇拥下回到巡抚衙门“复职”，与所谓的“英法总局”共同治理广州。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西方殖民者建立的傀儡政权。柏贵尽管名为“巡抚”，却已无行动自由，别人也无法探视。广州政治实由“英法总局”的英方委员、英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一人操纵。可以肯定，柏贵收到了咸丰帝的谕旨，只有苦笑而已。1858年2月11日，与咸丰帝设想的英国请求通商的情景相反，英法联军自行宣布解除封锁，恢复了中断一年多的对外贸易。由于湖南巡抚骆秉璋等人的奏折，咸丰帝得知柏贵已被“胁制”。于是，他命令骆秉璋派专差去广东，将一密诏送交给广东在籍侍郎罗惇衍等人，要求他们“传谕各绅民，纠集团练数万人”，将英军（直至此时咸丰帝尚不知法国已对华开战）逐出广州，“然后由地方官出为调停，庶可就我范围”。
咸丰帝以为，英军只有数千，团练能集数万，以十当一，又何不胜之？咸丰帝又错了。这里且不论以松散的团练来正面攻击训练有素的英军，在军事上是多么失策，结局只能是一败涂地；更荒唐的是，在咸丰帝的心目中，中英两国之间的战争，可以转化为民、“夷”之间的战争，清政府竟然可以充当中立者，出面调停“交战双方”的冲突。这种手法，咸丰帝在此前此后皆有运用。毫无疑问，我们仍旧可以在传统治术的武库中找到它的原型。在专制社会中，天子的圣旨是绝对正确的真理，谁也不能对此有丝毫的怀疑。到了咸丰朝，圣旨因破绽百出虽已自我动摇了神圣的地位，但抗旨仍是臣子们不敢为之的事情。于是，罗惇衍等团练大臣在颂扬圣明之后又以军费无出而延宕时日，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不断隐瞒实情，似乎在安抚咸丰帝。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广州周围的团练在奏折公文上的数字已经达到数万，但始终没有发起对广州城的进攻。广州一直为英法联军所占领，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广州城陷的消息，随着南来北往的商船，很快就传到上海，引起了一阵小小的恐慌。此时的两江总督何桂清恐战火北延，主动派下属去与英、法等国领事联络，宣布了一项让英、法都感到诧异的消息：“粤事应归粤办。上海华夷并无嫌隙，应当照常贸易。”
“粤事应归粤办”，反映出何桂清等一班沿海疆吏的观念。他们将英法两国在广州的军事行动，看作是广东省与英、法之间的战争。既然江苏官员与英、法关系尚好，上海就不应当开战而成为第二个广州。何桂清也将此想法向咸丰帝报告，提出了具体的理由：一是每年约百万余石漕米由上海放洋，上海已成南漕海运的中心；二是上海每年对外贸易的关税达数百万两；三是上海的厘金也有相当大的数额。前一项牵涉到京城的粮食供应，后两项实是江南大营等处清军的军费所在。除此之外，还有一项何桂清此次没有说，但江苏的官员曾多次上奏过，那就是上海一旦开战，清朝势必陷入两面作战，若“夷人”与“长毛”联手，东南局势将不可收拾。何桂清的主张居然得到了咸丰帝的批准，上谕中赫然写道：上海“为海运关税重地，非如广东可以用兵”，“上海华夷既无嫌隙，自应照旧通商”。
与何桂清持同样看法的还有当时的闽浙总督王懿德。他在奏折中称，如果英国军舰前来“窥伺”，“惟有责其恪守和约，析之以理”。
也就是说，只打算坚守条约维持和平，而不准备与之交战了。他的这种做法也得到了咸丰帝的批准。由此而出现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国的一部分与英、法两国处于战争状态，而另一部分却与英、法和平共处。本来按照国际惯例，两国交战，应该撤退平民、中断商贸、向对方封锁港口、并在一切陆地和水域进行全力拼死的战斗；而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却出现另一番景色，酒杯照举，生意照做，一切与平时并无二致。它们是交战国中的“和平区”。而上海尤其突出，清朝的官员与英、法官员往从甚密，有时还称兄道弟，上海港依旧向英、法军舰张开怀抱，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侵略军北上南下的中转站和补给基地。这些在今人看来不可思议之事，咸丰帝却看不出有什么不妥。 广州是英法联军的占领区，咸丰帝既不派兵也不拨饷，只是让当地官绅“自救”，因而大体处于和平状态。上海等四个口岸又是咸丰帝特批的“和平区”，英法军舰和部队可以自由地进进出出，没有任何战争的迹象。那么，战区又在哪儿呢？在北方，就在咸丰帝顶顶恐惧的天津一带。 1858年4月，英、法、美、俄四国使节先后来到天津大沽口外。24日，四国使节照会清政府，限六天内派大员前来谈判，否则采取必要手段。强盗已经打上门来了，咸丰帝仍不欲还手，谕旨中称：“现在中原未靖，又行海运，一经骚动，诸多掣肘，不得不思柔远之方，为羁縻之计。”
而他在天津的“柔远之方”、“羁縻之计”，仍如其在广州和上海等地的对策，距近代国际观念十分遥远。咸丰帝派直隶总督谭廷襄出面，与各国交涉，其“锦囊妙计”是行分化瓦解之策：对俄国表示和好（中俄和谊已达百年，俄国不应帮助宿敌英国和法国，若能助顺，可在恰克图、伊犁、塔尔巴哈台三口之外，另开两口，以合五口之数）；对美国设法羁縻（广州之战时美国未助恶，大皇帝嘉尔守信秉义，若提出的要求无伤体制，可以恳大皇帝开恩）；对法国进行劝告（上海小刀会起义时助清军攻剿，曾蒙大皇帝嘉奖，若今后不助英“夷”为害，仍可通商如旧）；对英国严词诘问（广州攻城祸及商民，现在广东百姓齐心忿恨，如仍想在广东通商，必至受亏）。咸丰帝自以为，如此说辞必可拆毁四国同盟，孤立英国，然后再请俄国、美国出面调停说合，即可迫英国、法国以就范围。他还恐谭廷襄辞不达意，让军机大臣代拟了在谈判中答复各国的详尽辞令。
从未办理过对外事务的谭廷襄，严格遵旨行事，结果处处碰壁。英、法两国高级专使或以照会格式不合而拒收，或以谭氏无“钦差全权”头衔而拒见，其派头一如当年广州的叶名琛。谭廷襄能够说上话的，只有以伪善面目出现的诡计多端的俄、美公使。六天的期限过去了，英法因兵力尚未齐集，尤其是能在海河中行驶的浅水炮艇不足，英法联军推迟了进攻。咸丰帝一计未成，未能再生一计，而是固守旧策了：他一方面对四国的要求一概拒绝，只同意可以酌减关税；另一方面又不准谭廷襄决裂开战。这种不死不活的决策难死了承办人员。由于英、法专使始终拒绝会晤，谭廷襄只能去求俄、美从中说合，而俄、美却乘机提出了谭廷襄不敢答应、咸丰帝也不会答应的要求。在此等交涉中，就连谭廷襄也都看出俄、美与英、法沆瀣一气，“外托恭顺之名，内挟要求之术”，决不会为清朝向英、法“说合”。于是，在交涉不成、一筹莫展之际，谭廷襄鼓足勇气向咸丰帝提出自己的“制敌之策”：上海、宁波、福州、厦门等通商口岸全部闭关，停止贸易；两广总督黄宗汉“速图克复”广州，使英、法等国“有所顾惜震慑”；然后由他出面“开导”，使各国渐就范围。在这份奏折中，谭廷襄还流露出不惜一战的情绪。
且不论谭廷襄的建策是否能行果效，但咸丰帝就连这种长江以南地区的反击也不敢批准。他认为，若上海等处闭关，海运的漕粮正在途中，恐激之生变；若克复广州，黄宗汉尚在赴任途中，柏贵已被挟持，虚张声势只能徒增桀骜。他看出谭氏有自恃大沽军备完整、不惜一战的念头，则警告说：“切不可因兵勇足恃，先启兵端。”他的办法，仍是让谭廷襄对各国的要求予以驳斥，并下发了军机大臣代拟的驳斥理由。如此一来，退兵之策仅剩下谭廷襄的两张嘴皮子了。但英、法高级专使拒不相见，谭廷襄即便浑身是嘴也无处说去。
1858年5月18日，英、法专使及其海陆军司令会商，决计武力攻占大沽，前往天津。5月20日，英、法发出最后通牒，限清军两小时交出大沽，被拒绝后，遂以炮艇12艘、登陆部队约1200人进攻大沽南北炮台。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守军不支而溃。5月26日，英法联军未遇任何抵抗，进据天津。5月30日，四国使节要求清政府派出“全权便宜行事”大臣，前往天津谈判，否则将进军北京！大沽炮台的失陷，极大地震动了清王朝。自1850年咸丰帝上台未久英使文翰派翻译麦华陀北上天津投书后，大沽一直是清朝修防的重点。该地设有炮台四座，平时守军约三千余人。
咸丰帝得知广州沦陷后，立即考虑了大沽的安全，另派援军六千余人。然而，因距前一次战争时日久远，清王朝只剩下了一些模糊的记忆。从未领教过西洋兵威的咸丰帝，没想到精心设防号称北方海口最强的大沽，竟会如此轻易地落于敌手。天津可不同于广州，距北京近在咫尺，虽说“长毛”四年前也打到过天津，可这次来的“逆夷”凶过“长毛”。咸丰帝似乎听到了敌军火炮的轰鸣，感到身下皇位的微微颤摇。再也不能固守旧计了，这次得作一点让步了。他于6月1日授东阁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便宜行事”大臣，前往天津，与各国谈判。桂良、花沙纳面聆圣训后，出京赴难去了。惠亲王绵愉的提醒，又使咸丰帝想起一个人，那就是前文渊阁大学士耆英。
6月2日，他召见了这位谪臣，秘密部署机宜。当日授这位已革工部员外郎为侍郎衔，命赴天津参与谈判。6月3日，咸丰帝又下旨，命直隶总督谭廷襄主持“剿办”，命侍郎衔耆英主持“议抚”。咸丰帝在桂良、花沙纳之后又派出了耆英，是想利用耆英当年主持对外事务时与英、法的老交情，在谈判桌上讨一点便宜。为此，他于6月7日密谕桂良、花沙纳，和盘托出了他精心谋划的机宜： 耆英谅已驰抵天津，即可往见英、佛（法）、米（美）三国，将所求之事，妥为酌定。如桂良、花沙纳所许，该夷犹未满意，著耆英酌量，再行允准几条。或者该夷因耆英于夷务情形熟悉，可消弭进京之请，则更稳妥。接到此旨，不可先行漏泄。此时桂良作为第一次准驳，留耆英在后，以为完全此事之人。
咸丰帝是让桂良等人唱白脸，让耆英来扮红脸。红脸白脸，有恩有威，在这位年轻的皇帝心目中，“驾驭外夷”几与哄弄儿童无异。咸丰帝的这一计谋又破产了。桂良、花沙纳到达天津之后，会见了四国使节。英、法、美态度强硬，俄国公使却设下了一个圈套：若同意应允俄国的条件，可以代向英、法说合。而咸丰帝寄予厚望的耆英，英、法专使一点也不照顾昔日的情面，却以其无“便宜行事”头衔，只派出两名翻译接见。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之后，劫掠了两广总督衙署的档案，对耆英当年阳为柔顺、实欲钳制的底牌了解得一清二楚。会见时，这两名年轻的翻译手执档案，对耆英讥讽怒骂，大肆凌辱。耆英此时已年近七旬，在政坛上已被冷落了八年，对此次因咸丰帝看重而复出喜出望外。他本以为凭着他先前多年办理“夷”务的老经验，凭着他当年与英、法等国使节的老交情，此行一定会有收获，自己也可藉此东山再起。他万万没有想到竟会遭到此等羞辱，实在不堪忍受。两天后，便从天津返回北京了。还剩下桂良和花沙纳。他们手无可战之兵，更无权屈和。面对英、法的凶焰，他们忍气吞声，行“磨难”功夫。他们曾多次请求态度相对温和的俄、美使节出面说合。俄、美乘机伪饰调停而最先获利。1858年6月13日，《中俄天津条约》签订。
6月18日，《中美天津条约》签订。中俄、中美签约后，咸丰帝原以为俄、美“受恩深重”，必然会知恩图报。6月14日，咸丰帝又收到黑龙江将军奕山的奏折，得知奕山与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签订了《瑷珲条约》，竟然在对条约内容尚未作出判断前，指示桂良，让他劝说俄国公使普提雅庭： 今俄国已准五口通商（指《中俄天津条约》），又在黑龙江定约（指《瑷珲条约》），诸事皆定，理应为中国出力，向英、佛（法）二国讲理，杜其不情之请，速了此事，方能对得住中国。在咸丰帝看来，几千里外的不毛之地，比起近在咫尺的军事威胁，自然算不上什么。哪知这些没有良心的“夷”人，受恩不报，表面上敷衍，背后里却帮助英、法，希望英、法勒索越多越好。墨迹未干的中俄、中美《天津条约》，皆有措辞严密的无限制最惠国条款，英、法抢到的一切利益，俄、美都可“一体均沾”。 1858年6月22日，英国专使额尔金照会桂良，如若继续迟疑不定，即进军北京。6月25日，英方提交和约草案56款，“非特无可商量，即一字也不容改”。咸丰帝闻此消息，准备决裂开战。桂良等人心知，开战必遭失败，到时更不可收拾，便不顾旨意，于6月26日与额尔金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又于6月27日与葛罗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条约签订之后，桂良才上奏，力言“战之不可者”五端，宣称“天时如此，人事如此，全局如此，只好姑为应允，催其速退兵船，以安人心，以全大局”。
事情已经如此，咸丰帝仍欲讨价还价，桂良的奏折又到了，转告英、法要求援照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之先例，由皇帝在条约上朱批“依议”二字方肯退兵。到了这个时候，咸丰帝感到无力抗争了，只能拿起朱笔，在桂良进呈《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上，分别写上了“依议”两个字。炮口下的谈判，结果只能如此。咸丰帝胸口积郁着一股怒气，只能将气撒在替罪羊身上。他下令耆英自尽，罪名是“擅自回京”。
《中俄天津条约》共有12款；《中美天津条约》共有30款；《中英天津条约》共有56款，另有一专条；《中法天津条约》共有42款，另有补遗6款。从条约的内容来看，《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危害中国甚烈。由于各国条约中皆有片面无限制最惠国条款，一国所得，它国可以“均沾”，因而俄、美亦可享有英、法的同等待遇。综合四国条约，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一、公使驻在北京、觐见皇帝时用西方礼节。
二、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即蓬莱，后改烟台）、台湾府（今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今海口）、镇江、南京为通商口岸；并约定在平定太平天国后，长江中、下游另开三埠为通商口岸。
三、外国人凭“执照”可往中国内地游历、通商、传教，“执照”由各国领事颁布，由清朝地方官盖印。
四、修改海关税则，减少商船船钞。
五、赔偿英国银四百万两、法国银二百万两。
六、对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清政府保护传教等项，各国条约较之旧条约有了更加明细、详备的规定。
从这么一张单子来看，若以当时和今日国际通行的惯例和准则为标准，这些不平等条约损害中国利益最为严重者，仍是第四、五、六项，即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降低关税和船钞、战争赔款等内容；损害中国利益较小者，是第二、三项，即增开通商口岸、准许外国人到内地等内容。至于公使驻京，虽隐含直接向清廷施加压力的意味，但毕竟符合国际惯例。可是在咸丰帝心目中，情况却正好颠倒过来。他认为最可怕的，恰恰是公使驻京，其次是内地游历，再次是增开口岸。所谓天津谈判二十多天，咸丰帝指示桂良一争再争，最后不惜于决裂开战，就是为了废置公使驻京等项。至于那些损害中国最为严重的条款，咸丰帝、桂良等人在大炮的威胁下倒是比较痛快地接受了。咸丰帝的观念为何与国际惯例如此格格不入呢？
这须从当时人的世界观念说起。在中国古代，依据儒家的经典，皇帝为“天子”，代表“天”来统治地上的一切。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区，相对于周边的“蛮荒”之地，为“天朝上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中的这两句话，经常被人引用说明当时的土地制度，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观念，即“天下”的观念。由于交通等原因，中国文明的圈子，主要在东亚地区，因此，中国皇帝始终自以为是“天下共主”。这种情势在清朝，具体表现为“天朝上国”、藩属国、“化外各邦”的三重关系。由于清王朝前期的强盛，使周边各国的君主，出于种种动机纷纷臣属于中国，受清王朝的册封，向清王朝纳贡，成为藩属国。
对于藩属国以外的各国，包括英国等西方国家，清朝一概视之为“化外蛮夷之邦”，在官方文书中称为“夷”，如英、法、美三国，分别被称为“夷”、“夷”、“咪夷”。根据传统的礼仪，清王朝拒绝与非朝贡国进行正式的官方交往，只与它们有通商关系。由此，清朝在对外关系上，自认为是“天朝”，不承认有平等国家的存在，用当时人的语言，即所谓“敌国”。清政府也没有专门办理外交事务的机构。藩属国的朝贡、册封等事宜，由执掌王朝典仪的礼部来主管。而管理蒙古、西藏等事务的理藩院，其事务扩展至俄罗斯、廓尔喀，在清朝皇帝的眼中，这些国家似乎是藩部的延伸。乾隆末年、嘉庆末年的英使马戛尔尼（G.Macartny）、阿美士德（W.P.Amherst）来华，清政府依其惯例，当作“贡使”来接待，结果闹得不欢而散。这里似乎说得远了一些，但要真正了解咸丰帝的真实思想，却又是不可缺少的背景材料。
鸦片战争失败后，原来的中外格局已经破坏，咸丰帝的父亲道光帝仅仅做了一些修补：他让两广总督兼任管理五口通商事务的钦差大臣，这既避免了中央朝廷直接与不肯朝贡的外国打交道时的难堪，也避免了外国与礼部或理藩院交涉时可能会引起的不快。而且“五口通商”的字样，也反映出道光帝力图将与西方各国本应多样化的关系，限制为“通商”一项，区域上又限制于“五口”。时代变了，清朝面对的外部世界不同了，但统治集团的观念依旧不变。咸丰帝比起他的父祖辈，在观念上没有进步。如果从传统的观念出发，我在前面提到的咸丰帝那些让今人不可思议的举措，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既然中国大皇帝“君临万国”，那么广东的团练与英法军的交战，当然可以由大皇帝所派官员出面调停。既然“天子”为“天下共主”，那么英、法等国的地位不会高于“天朝”的一个省，广东省与英、法交战，江苏省与英、法交好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就是咸丰帝轻易允诺的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条款，也可以用传统的观念解释成为“天朝”大皇帝“怀柔远人”而施予的“恩惠”，咸丰帝也不会因此而感到过多的痛苦。公使驻京，则不然。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没有平等国家的概念，须分清天子与诸侯的关系。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即使出现了群雄并立的政治格局，那也必各自称“正统”，视对方为“贼”，表现出“汉贼不两立”的气派。
因此，尽管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苏秦、张仪、晏婴等有名的外交使节，但办理的都是诸侯之间的外交，并且是为解决危局而临时派出的差使；中国从来没有过西方模式的“常驻使节”，当时的中国人甚至没有这种概念，因为这从根本上就违反了儒家的政治理念。如果我们再仔细从历史中寻找，又会发现，常驻在对方国家京城的，只有“监国”之类的太上皇或“质子”之类的抵押人质。而这些带兵要挟常驻北京的“夷”使，又让咸丰帝归于哪一类呢？如果仅仅是公使驻京，咸丰帝在如此危局之下或许也会忍了，但更要人性命的是这些驻京的公使要求面见皇帝，亲递国书！这可牵涉到自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以来一直争执不休的礼仪问题。当时的西方人认为，对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是一种污辱，表示着臣服性的宗藩关系，因而坚持用西方使节见君主的三鞠躬礼。这种礼仪之争在今天很容易被看作一个小问题，但在当时的“天朝”是非常之事，是牵涉到大是大非的政治性原则问题。中国以儒家学说立国治国。而儒家政治学说的核心就是“礼”。“礼”在当时具有绝对重要的作用，“礼”的准确含义在今日已无对应的概念，它表示着上下等级秩序，是统治的标志。
由于它的功能特别，以致在政府六部中专门有一个“礼”部，主持王朝的典仪。三跪九叩的确是藩使见宗主的礼仪，但又不是藩使见宗主的专用礼仪。它是清朝唯一的正式朝礼，不用此礼，不是对中国皇帝轻慢吗？咸丰帝或许已听说了西方臣子见君主也不过三鞠躬而已，但从心底里认定，那只是没有教化不知尊卑犯上作乱的“夷”俗。让朕面对一个鞠了三个躬便站着说话的“夷”使，这不仅仅是对朕个人的亵渎，而且是对大清朝的污辱。若让此等事情发生，朕又何颜以对列祖列宗；若让此等事情录于史书，岂不遗臭万年。让那些饱读经书的臣子们见到这样的光景，朕今后还有什么威信？中国的皇帝决不能面对一个不肯跪拜的人，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那是对“礼”的破坏。
“礼崩乐坏”是王朝灭亡的征兆。根据这种思路想下去，我们还会发现，“天朝上国”的对外体制的重要内容就是对外封闭，只有关起门来才可以放胆自吹自擂。通商口岸的增加，正是对封闭的破坏，更何况外人到内地游历，华“夷”混杂，不易控制，种种叛逆思想的传播，最容易发生“天朝”专制统治者们最为担心的里通外国、图谋叛逆的事件。由此观之，咸丰帝此时并不是被个人情感所左右，他考虑的是另一种“国家利益”。只是他心中的“国家利益”与近代世界的看法完全不能吻合。
《天津条约》还遗下两案：一是中英条约规定，清政府应派出官员至上海与英方谈判修订关税则例，降低关税；法国、美国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也要求与清政府谈判。二是中英、中法条约规定，条约批准后一年内在北京互换，美国援引最惠国条款，也要求在北京换约。前者使咸丰帝萌生一线挽回权益之念；后者埋下了一颗炸弹。 1858年7月15日，咸丰帝授桂良、花沙纳为钦差大臣，会同两江总督何桂清，在上海与英国等国谈判修订关税则例。桂良在英法联军退出津沽地区后，回京向咸丰帝请训。咸丰帝当面布置了上海谈判的机宜。桂良等人到达上海后，首先向英、法使节宣布大皇帝的“新恩”——全免一切海关关税，鸦片开禁合法输入，让“各夷感服”，然后再谈判取消公使驻京、长江通商、内地游历等《天津条约》载明的条款。“夷”人最嗜利，唯有以利诱之。有如此获利无穷的浩荡皇恩必起震撼性的惊喜作用，那些视利如命的夷人岂能不感恩戴德。在此气氛下再谈判取消公使驻京，自然是易如反掌之事。退一步说，一切争端的根子还不是为了利，有此恩惠，争端自然消弭，“夷”人也不必一次次北上天津诉说冤屈，公使就没有必要驻在北京。咸丰帝显然对他的这一计谋非常得意，宣称“此为一劳永逸之计”。
为了消除政治上的祸害，经济上受一些损失，咸丰帝是不在乎的。君子讲究的是“义”，只有小人才注重“利”呢。这真是惊人的误国之举！咸丰帝竟然以现实中最大的国家利益来换取他心目中最大的“国家利益”！未遵君令擅自签订载明公使驻京条约的桂良等人，很可能在面聆圣训时便对咸丰帝的主张不以为然，但他已是待罪之身，又怎敢公然当面顶撞？两江总督何桂清从先期南下的京官口中，听到了这一消息，觉得兹事体大，便冒着抗旨的风险，立即上奏：轻改条约，必起风澜；关税决不可免。他还指望从上海的关税中筹措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呢。桂良等人到上海后，也与何桂清进行了商议，同样出奏抗旨，宣称免税只不过是让商人得利，若以此来罢《天津条约》，势不可行。尤其是先宣布免税，再谈修改条约，很可能税是免了，而条约则改不成。咸丰帝收到这两份奏折，依旧固执己见，下旨命桂良、何桂清仍按在北京面授的机宜办理。桂良等人亦一再上奏陈述理由。至10月18日，咸丰帝终于同意不谈免税之事，却又发下一道严旨，命桂良等人“激发天良，力图补救”，将《天津条约》内的公使驻京、长江通商、内地游历、赔款付清前由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四项规定，一概取消，否则“自问当得何罪”！
相对于当今动辄经年累月的关税谈判，在上海进行的关税交涉，进展可谓神速。自10月14日开始，至11月8日，桂良与英、美签订了《通商善后章程：海关税则》，11月24日，桂良又与法方签订《通商善后章程：海关税则》。这三项条约明确规定了值百抽五的税率（这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低的关税）；并规定只需付2.5%的子口税，外国货物即可转运内地而不抽税（中国货物却要受厘金之累）；鸦片每百斤纳税银30两，即可合法进口（条约中写作障人眼目的“洋药”）。桂良等人一切按照对方的开价，没有半点斤斤计较，此种谈判又焉能不顺利。但是咸丰帝要求挽回的四项权益，却使桂良费尽心机。他明知此乃虎口夺肉，可能性极小，但不得不勉力为之。
桂良出生于世家，宦历嘉、道、咸三朝，是恭亲王奕訢的岳父。他早已摸准咸丰帝的心思，认定公使驻京为首害，于是专在此项上下功夫，并不顾及其他三项。公使驻京虽是西方各国的惯例，但英国提出这一要求，却有鉴于徐广缙、叶名琛的强硬态度，尤其是叶名琛拒见西方使节的行为。对于当时注重商业利益的西方各国说来，也并不认为该项要求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四国的《天津条约》中，唯有中英条约写明公使常驻北京，觐见皇帝用西方礼节；中美、中法条约仅规定公使有事可以进京暂住，但清朝允诺他国公使驻京，美、法可援例办理。因此，消弭公使驻京一项，关键在于英国一方。于是，桂良等人一再照会英国专使额尔金，要求重议公使驻京。
为此，桂良也提出了一个方案：清朝办理外交事务的钦差大臣一职，由原来的两广总督兼任例驻广州，改为由两江总督兼任例驻上海，以后的中外交涉改在上海进行，英国公使也不必常驻北京。英国高级专使额尔金经历此等恳求，觉得英国侵华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而让公使常驻在充满敌意的北京不仅没有实际意义，而且会有危险，于是也作了退让，同意公使另驻他地，有事可进京暂驻，就如中美、中法条约之规定。但是额尔金坚持一条，即《天津条约》的批准书必须在北京互换。此时的咸丰帝一直在发脾气，一再申斥桂良办理失宜，令其挽回全部四项权宜，并声称英国等国若至天津，必将开战。
见多识广的桂良等人似乎并不因此而惧怕，依旧按照自己的设想办理交涉。专制社会中，臣子的功过不在于办事的成效，而在于是否合于主子的好恶，不必去谈什么客观效果。就这一点讲，揣摸君主的内心活动是臣子们的真功夫，是升官保官的秘诀。尽管桂良的交涉活动今天看来毫无意义，尽管咸丰帝仍旧怒骂不停，但桂良心里明白他已经获得了成功，因为咸丰帝已经在事实上批准了他的方案，旨命以两江总督代两广总督兼任钦差大臣，其头衔也从“管理五口通商事务”改为“办理各国事务”。
桂良还从咸丰帝大量的谕旨中发现，他此时的首要任务是阻止英、法、美三国公使进京换约，改在上海互换。互换条约批准书，只是一个程序问题。英、法、美等国之所以坚持要在北京互换，是因为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在两广总督衙门发现了《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美望厦条约》等鸦片战争后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批准文本，对这些重要的文件不是由中央朝廷保管而是由一名地方官保管感到十分惊奇。如果英、法、美等国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会更加惊奇，因为这些条约的正式文本从来也没有到过北京，且不说这些英、法、美盖玺的文本互换后一直存放在广州，就是英、法、美收到的由清朝盖玺的文本，也是根据两广总督的请求，由军机处将盖有国玺的黄纸送到广州，再由两广总督贴在条约正式文本上的。“天朝”的大皇帝决不会，也不该去看这些不光彩的东西，他们只看见过按照一定格式抄录的抄件。清朝之所以不愿意在北京互换条约，是因为听说公使们到了北京后要按照西方的惯例、用西方的礼节觐见皇帝、亲递国书！
1859年初，英、法、美三国派出新任驻华公使。英国专使额尔金、法国专使葛罗也照会桂良等人，新任公使即将到来，前往北京换约。桂良等人百般努力未获效果，也只能向咸丰帝报告。咸丰帝至此，态度开始软化，同意进京换约，但条件是：一、随行人数不得超过十人；二、不得摆轿排列仪仗；三、换约之后立即离京南下，不得在京久住。咸丰帝的谕旨中，有一句非常关键，“到京后，照外国进京之例”，即按中国以往的成例办理。
在这种“原则”问题上，他是决不让步的。桂良继续留在上海，准备与英、法、美新任公使商议换约事宜。一直等到1859年6月初，英、法、美三国新任公使抵达上海，但他们根本不愿意在此事上再作纠缠，不理会桂良等人的一再照会，挂帆北上，直趋天津了。桂良闻讯，知情况不好，立即驰驿回京了。
自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后，津京一带的防御已经摆上了咸丰帝的议事日程。在此危难之际，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立即想到了上次帮他克服危机、镇压太平天国北伐军、战功赫赫的科尔沁博尔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 1858年5月21日，即大沽失陷的次日，咸丰帝即命僧格林沁率军前往通州，着手京城防御。 1858年6月2日，咸丰帝授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节制京津一带的军务。
1858年7月10日，英法联军离津南下，咸丰帝命僧格林沁回京，面授机宜，让他负责大沽、天津一带筹防事宜。 1858年7月14日，僧格林沁聆训后立即出京开始策划津沽防务。 1858年8月，僧格林沁料理完毕通州大营的军务后，前往天津、大沽一带。他在大沽一带修复炮台五座，安设重炮数十位，小炮上百位，并在海河中架设木筏、铁戗等拦河防御设施，手下的部队达到一万人，其中四千人驻在炮台上。可以说，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大沽口的防卫力量大大加强。从僧格林沁的奏折中，咸丰帝感到有了自信。到1859年4月，咸丰帝允英、法、美公使入京换约，并派了他的亲信怡亲王载垣到大沽见僧格林沁。载垣带来了咸丰帝的密谕：“如果夷人入口时不依规矩行事，可以悄悄击之，到时候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 此种掩耳盗铃的技巧，僧格林沁商酌再三，觉得难以执行。僧格林沁也有他的麻烦。几个月来，他在海河中层层设障，已使大沽口成为无法通航的口岸。若允英、法公使由水路从大沽前往天津，须得减撤已设的防卫设施。因此，僧格林沁便奏请咸丰帝，让各国公使转道大沽以北三十里的北塘，由陆路进京。
1859年6月18日，咸丰帝谕令新任直隶总督恒福，告诉英、法公使勿入大沽，须走北塘。从后来发生的情况来看，咸丰帝的这一谕令似乎太晚了。就在此道谕旨发出的前一天，6月17日，英侵华海军司令何伯（J.Hope）已率先行舰队来到大沽口外，横妄地要求三天之内撤去口内的木筏铁戗。6月20日、21日，英、法、美三国公使到达大沽口外，英国公使命令何伯用武力清除大沽口内的水中障碍。6月23日，直隶总督恒福照会英国公使，告知在北塘登岸。6月24日，何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通过大沽，当夜，英军舰船一部已闯入大沽口。大沽口的形势空前紧张起来。尽管中英、中法条约规定条约批准书在北京互换，也规定了互换的时间（期限一年，英国于6月26日到期，法国于6月27日到期），但没有规定进京换约的路线。就法理而言，英、法完全应当遵从清政府的要求避开军事禁区，正如它国舰队不能以换约为由硬从泰晤士河闯进伦敦一样。我们不知道英、法公使不愿走北塘，硬要从大沽口进京是否出于时间上的考虑，恐怕清政府会以换约期限已过为由而制造麻烦。若是如此，那么他们肯定过虑了。因为咸丰帝头脑中根本没有国际条约的概念，更不会利用条约条款来自我保护。很可能在他头脑中印象最深的，是前一年桂良在天津议订条约时说的一句话： 此时英、佛（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
正因为如此，尽管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已经签字，咸丰帝也朱批“依议”二字，但他仍不甘罢休地让桂良在上海挽回公使驻京等项权益。他似乎不知道已经签字的国际条约是不能轻易改变的，似乎真的以为只要将桂良等人治罪，便可将条约当作“废纸”。
1859年6月25日，天气晴朗，英、法炮艇从清晨起就在大沽口内清除水中障碍，开辟通道。僧格林沁在炮台上命令偃旗息鼓，不得作任何声响，严密注视敌方的行动。这种安静的场面加上和煦的阳光，使英、法士兵们以为闯入了无人之境，昔日一再胜利的荣光更使他们从心底里看不起清军的防御能力。他们高兴地唱起歌来。到了下午两点，情况突变。据僧格林沁奏折，是英、法首先向其炮台开炮；又据英、法的报告，是清军首先向其炮艇开炮。辨清事情的真相在今天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是英、法非法闯入军事禁区。无可争议的事实是，大沽清军在僧格林沁的统率下，斗志高昂，第一次齐射便击中英军旗舰，英海军司令何伯当即受伤。英、法军见炮战不能取胜，便调整兵力，登陆攻击，仍被清军挫败。美国军舰在一旁见英、法败势，在“血浓于水”的口号下投入战斗，仍未奏效。战至日暮，英、法军败退海上。此战，清军共击沉英、法炮艇3艘、重创3艘，毙伤侵略军484人。这是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在对外战争中获得的第一个胜利。
红旗捷报飞奔北京。咸丰帝打开黄匣，捧读僧格林沁的奏折，心中却是一片混乱。终于杀了杀这群可恨的“逆夷”威风，似乎帮他出了胸中的一股恶气，使他感到痛快了许多。可是转念一想，若是英、法不肯罢休，岂不是又要在家门口打仗。从来驾驭西“夷”的方法，终究要归于羁縻，大清朝武威再扬，也不能天天打仗。更何况多事之秋应以和夷为上策。想到此处，他似乎看到了某种不祥。仗虽然胜了，但条约仍应互换，此不正是恩威并举一张一弛之道？
于是，他多次下旨，让直隶总督恒福劝说英、法、美公使进京换约，甚至让美国公使代为向英方说合。英、法公使对此毫不理睬，率领舰队南下上海，准备调兵再战。这一次战争看来让美国人得利了。本来《中美天津条约》根本就没有进京换约的规定，美国公使跟着英、法一起行动，是打算援引最惠国条款。当恒福询问美方是否愿意从北塘进京换约时，美国公使华若翰（J.E.Ward）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立即同意了。
咸丰帝丝毫没有觉察到若英、法公使不进京美国公使根本无权要求进京；他需要一个榜样、一个范例，说明外“夷”顺昌逆亡的道理。他希望美国公使的举动会使英、法公使回心转意，早早换约，了结一年前就已结束的衅端。英、法公使走了。美国公使进京了。既然进京，一切都按照“天朝”的规格从优宽待。不准坐轿，但代为安排了骡车；不愿行跪拜礼，便由大学士桂良接受了国书。
从7月20日至8月18日，华若翰受到了严密监视下的热情款待，其中在北京待了十七天。但换约仪式并没有在北京举行，而是在华若翰即将南下前在北塘举行。咸丰帝也有自己的打算，美夷的目的在于换约，若早早地将换约仪式举行了，到时候赖在北京不肯南下又怎么办？大沽口的胜利，使咸丰帝对清朝的军事实力产生了不切实际的估计；英、法公使不作任何抗辩便南下，更使他误以为对手的心虚。1859年8月1日，他谕令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何桂清宣布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作为罢论”，英、法若“自悔求和”，只能按照《中美天津条约》另订新约，而且只能在上海互换！很可能咸丰帝此时对以往只是草草阅过的条约仔细地进行了研究，他发现《中美天津条约》只不过多开放了两个口岸（台南、潮州），没有开放长江，没有内地游历，没有赔款，更没有公使驻京。咸丰帝感到自豪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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