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称湘军和厘金挽救了清王朝的危亡，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咸丰帝死后许多年的历史结局，然而身在庐山之中的咸丰帝，一时间还感受不到春江水暖，依旧处于浑身寒冷之中。他的那双惊恐的眼睛，紧紧盯着扑面而来的太平天国北伐军。
1853年5月，由太平天国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等人，率军两万“扫北”，目标是攻取北京，将咸丰帝推下皇位。
这支部队虽然人数不多，却是从广西到南京一路打先锋的精锐，其中两广来的老兄弟就有三千人之多。他们从浦口登岸后，进军安徽，连克滁州、临淮关，于6月攻克河南归德（今属商丘）。军事的胜利，使之信心大增。此时太平军镇江守将罗大纲致书英国驻上海领事称：“依揆情势，须俟三两月之间，灭尽妖清。”虽说咸丰帝在太平军尚未北伐之前，为防其北上，于4月29日批准了山东巡抚所奏防堵计划，5月2日又命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择要加强防御，但观其主旨，是以黄河下游为天然屏障，在徐、淮一带阻截太平军。太平军攻占归德后在刘家口渡黄河不成，似可视作此一计划的成功之处。
哪知擅长乘虚蹈隙的北伐军又向西进击，在黄河中游的巩县，用了8天时间渡过黄河，于7月8日进围怀庆府（今沁阳）。怀庆府的围攻战进行了56天，动作缓慢的清军终于在外围的南、东、北三个方向完成了反包围，可是，只见北伐军向西一跃，径入山西，二十余日连克十余城。9月29日，太平军攻入直隶，至10月7日，连下任县、柏乡、赵州、栾城、藁城。这一胜利的消息传到天京，洪秀全从杨秀清之请，封林凤祥为靖胡侯、李开芳为定胡侯。“靖胡”、“定胡”，不仅表明了他们的决心，似也说明了他们的信心。前后五个月，征战五个省。如此迅速的攻势，又如何不使咸丰帝坐卧不宁。在这五个月里，他调动了盛京、吉林、黑龙江、密云、察哈尔、绥远城、陕西、甘肃、河南、山东、直隶……几十处数万兵马，任命出征的将领不下数十人。如此频频下旨，今天来看他出招的套路可谓零乱无序。比如顶顶显赫的钦差大臣一职，他先是授于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两个月后因战争失败，改授因过失而降调的前内阁学士胜保，命其节制直、晋两省各路兵马。他又恐胜保不副名望，授其康熙年间安亲王所献的神雀刀，许以副将以下先斩后奏之权。至于讷尔经额，先是解任戴罪，再是革职逮问，最后又定为斩监候。此一场景，如同先前之向荣、赛尚阿一幕之重演，不过节奏更快而已。在危急的日子里，咸丰帝可能已经想到了亡国。稗史中有这么一段记载，称他曾对恩师杜受田的儿子杜翰说道： 天启当亡国而弗亡，崇祯不当亡而亡。今豫南北皆残破，贼已渡河，明代事行见矣。设在不幸，朕亦如崇祯不当亡而亡耳。
“天启”是明熹宗朱由校的年号，“崇祯”是明思宗朱由检的年号。咸丰帝将此局势比拟亡明，虽自认为“不当亡”，但又自比“崇祯”，可见对局势悲观至极。上引这一条材料属前人的道听途说，今日历史学家认为不可尽信，但当时在华的外国人几乎全认为清朝行将灭亡。这种风声之大，以至远在伦敦正致力于理论建设的马克思都听到了。马克思写道： 最近东方邮电告诉我们：中国皇帝因预料到北京快要失陷，已经诏谕各省巡抚将皇帝的收入送到其老祖宗的封地和现在的行宫的所在地热河，该地距万里长城东北约八十英里之遥。
外电的说法仍然是一种道听途说，我在档案中找不到相应的记载。至少可以肯定，《起居注》中没有这一道谕旨。而中国的一则笔记，也谈及出逃北京一事，但角色完全颠倒了，咸丰帝成了镇定自若的统帅。该笔记称，咸丰帝在局势的危急关头，召集王公四辅六部九卿会议，各位大臣皆涕泣丧胆，眼眶肿若樱桃。咸丰帝喝道：“哭不足济事，要准备长策。”于是，有人建议北逃盛京，有人建议迁都西安，有人建议下诏各省兴师勤王，有人建议派王大臣督兵出战，有人建议闭城与民死守。咸丰帝闻此，下了最后的决心，谓： 弃大业而出奔，古所耻；谕各省勤王兵，势无及。国君死社稷，礼也。然与其坐而待亡，不若出而剿贼。惟遣师督兵，战而捷，则长驱直捣，灭此小丑而还；不捷，则深沟高垒，待勤王之师不迟。 说罢，命查前朝拜大将军仪制，准备遣师出征了。
尽管这一则笔记描写得有鼻子有眼，但越是完整的材料，越有可能添油加醋地掺入记录者的想象。这段笔记写了咸丰帝的英武明断，也透露其心虚如草。“国君死社稷”一语，似乎在宣布将效法崇祯帝朱由检。“战而捷”、“不捷”的选择性判断，似与赌徒孤注一掷的心理并无二致。除去上述难以验证的记载外，在宫廷的皇家档案中留下正式记录的是咸丰帝拜将出征的悲壮场面。1853年10月10日，前方误传太平军已攻占距北京仅180公里的定州（今定县），咸丰帝意识到，仅靠一个胜保，无法指挥如此庞大的军事。11日，他在紫禁城乾清门外举行仪式，授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颁给锐建刀，授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颁给讷库尼素光刀。12日，又命其六弟恭亲王奕訢参加办理京城巡防事宜。
在文华殿大学士赛尚阿、文渊阁大学士讷尔经额先后革拿后，咸丰帝此时选用的是清一色皇亲。惠亲王绵愉是道光帝的五弟。由于道光帝诸兄弟除绵愉外皆先于道光帝去世，绵愉作为唯一健在的叔叔，咸丰帝登基后十分尊重他，免其行叩拜礼。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原为蒙古贵族，因过继给下嫁蒙古王公的道光帝姐姐庄敬和硕公主，而袭封郡王。他长年在北京担任御前之职，道光帝去世时为顾命大臣之一。
恭亲王奕訢因皇位之争与咸丰帝有隙，在此危急关头不能再计前嫌。一位是亲叔叔、一位是过继的表兄，一位是亲弟弟，自家人总比外人可靠，总比那些缺少天良的臣子们更多一份忠诚，他们的生死荣辱早已与爱新觉罗家族结成一体。咸丰帝此时更看重血浓于水的亲情。强自打气的命将仪式，丝毫无补于京城内的慌乱气氛的改变。自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北京城内就有不少官员请假出都，以求苟全性命于乱世。就连后来在洋务运动中名声大噪的文祥，也有人约其同作走避之计。待到此时，京内官员甚至有不待请假便仓皇出城者。
由于命将仪式，咸丰帝下旨，令吏部排定的新任官员带领觐见的仪式向后推迟，不料这些官员也有不少抽身出都。
又有谁愿陪亡国之君做亡国之臣？久为传颂的“家贫出孝子，国乱出忠臣”，此时被翻新为“家贫出忠臣，国乱出孝子”。意即讥讽那些家贫而无资逃亡的官员，只能留在京城，故云“出忠臣”，而此时请假出都者，不是托辞归养，就是借名迎亲，作出万般“孝子”状。
“树倒猢狲散”是历史的结局，但就过程来观察，不待树倒而只是树摇，猢狲们早已纷纷逃散。因此，尽管命将仪式后颁布的谕旨立即发出邸钞，多作胜券在握之词，“天戈所指，自可剋日荡平”，但前门外最为繁华的大栅栏商业区已如荒郊，罕见人迹。
只是车马行前人头攒动，车资马费的价格一路高扬，比平日翻了几个跟头。逃亡的也罢，留京的也罢，此时他们最最关注的是咸丰帝的神情，但只有最亲近的人才能体会到咸丰帝此时心乱如麻。
犹如强弓射出的疾箭，飞得甚速甚远，但毕竟有力竭堕地之时，太平天国北伐军一路扫荡，兵力最多时扩充到四万人，但10月30日攻至天津以南十里处，便无力继续向前了。他们只能在天津近郊的静海县城和独流镇扎营固守，等待天京再派援兵。尽管太平天国北伐声势甚壮，但今天的历史学家几乎一致认为，他们难免悲剧的命运。这不能不从定都天京说起。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时，总人数有五十万，这是将男女老少一并计算，而真正能征战者不过十多万。北伐去了精兵二万，保卫天京及附近地区用兵四万，其余大多用于西征。这种兵力分配，在当时是形势使然，别无选择。太平天国北伐军威胁到清朝的首都之前，天京就已受到了清军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的威胁，咸丰帝频频给江南大营的统帅向荣下达死命令： 若能迅克金陵，则汝功最大，前罪都无；若仍吃紧时巧为尝试，则汝之罪难宽，朕必杀汝！
向荣受此严旨，不得不全力攻击雨花台、太平门、朝阳门、汉西门、神策门，虽未能奏效，却是太平天国的腋肘之患。与天京的巩固不同，作为北部屏障的扬州在江北大营的攻击下，岌岌可危。咸丰帝同样也给江北大营主帅琦善下了一道死命令： 琦善老而无志，如再不知愧奋，朕必用从前赐赛尚阿之遏必隆刀将汝正法！
到了1853年，扬州太平军已陷于绝境，最后在援军的救助下突围而出。太平天国的江北据点仅剩下瓜洲。天京的东部屏障镇江，虽未如扬州那般失守，但也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围攻之中。除了天京、扬州、镇江三地的战守外，为了首都的供给，太平天国又开始了西征。这次战役的最大成果是建立了皖赣根据地，使得太平军能坚持长期的战争，但要保住这片根据地，只能与湘军为主的清朝各类武装反复厮杀。西战场由此成了主战场。此处的情节，我在第五章中已有交代，此处不再详言。由此可见，既然定都天京，保卫首都就成了太平军军事战略的重中之重，太平军的主力应坚守此地；为了保住首都，保证供给，西征成了太平军军事战略的另一个重点，杨秀清对此极为重视，先后派出了石达开、赖汉英、罗大纲等重将，也多次抽调精兵增援。这样一来，北伐处在第三的位置上了。尽管杨秀清后来在1854年2月派出援军近万人，也已进至山东临清州，但因主将不力，部众发展过滥，三个月后便败亡了。已到天津的北伐军，只是一支孤军。让这么一支孤军去推翻清王朝，失去了现实的可能性。
太平天国派军北伐，犯了孤军深入的战略错误。历史不可能重演。但是，历史学家为了研究的必要，也为太平天国设想了种种方案：或从武汉直接北伐，经河南直扑北京；或从天京全师北进，尽早与清朝进行战略决战；或定都后全力经营江南，先图南中国，廓清后方再北上……每一种方案都各有利弊，但看到历史结局的“事后诸葛亮”们一致断言，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案，都会比偏师北伐的结局要好许多。太平天国的战略错误，白送给咸丰帝一个战略胜利。
尊贵的皇叔绵愉出为奉命大将军，那只是借重声望挂名而已，真正出征的是参赞大臣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这一条蒙古汉子做起事来却粗中有细，率军出京后，并不急于进攻，却择要防守。这种慎战与钦差大臣胜保的浪战形成对比。对于胜保的多次败绩和怠误，咸丰帝的手法一如对待向荣和琦善： 若执意玩视，必以汝身家性命相抵！
在天津近郊静海、独流驻守待援的北伐军，此时最大的对手似乎不是“清妖”，而是气候。习惯于在温暖的山岭中赤足行走的两广“老兄弟”，难抗北方冰天雪地的严冬。他们没有保暖的衣被，也没有御寒的知识。刺骨的寒风成为他们难以克服的大敌。除此之外，与南方的稻米相比，他们的肠胃也不适应于北方的麦粟，至于玉米、高粱之类更使他们难以下咽。如此的饥寒交迫，非战斗减员超过了战场上的死伤。在困守三个多月后，1854年2月5日，北伐军被迫从静海、独流南退，一路遗尸。2月7日退至河间束城镇。参赞大臣僧格林沁率马队当日赶到束城，北伐军再度被围。
一个月后，待援无望的北伐军再次突围南下，被僧格林沁、胜保两部困于阜城。北伐军在天津的停顿，使咸丰帝看到了转机。原先的保守京师的战略，转变为消灭北伐军的战略。可是，天津近郊与河间束城的两次突围，虽减轻了京师的压力，却又不能不使咸丰帝生气，谕旨中充满着斥责。怎能让这些“长毛”来去自由，如入无人之境。哪知痛骂的声音尚未消失，仅剩下数千残兵的北伐军又从阜城突围了，于5月5日占领了东光县的连镇。不久，林凤祥听到北伐援军的消息，遣李开芳领兵一千人南下山东高唐。连镇是一个运河边不大的镇子，却在近代战争史上留下了美名。林凤祥率兵数千，顽强抗拒僧格林沁的两万大军。原本以为战事会很快结束的咸丰帝，在僧格林沁的奏折上毫不掩饰地写下这样的朱批： 朕数日未阅军报，即觉烦闷难堪。今早忽接军报，以为必可得手。及细阅情形，仍属敷衍。若不赶紧灭尽，何日是了！又藉口冰雪皆融，若早能歼灭，焉致今日之费力，断不能再宽时日！
可是宽不宽时日的决定权，并不掌在咸丰帝的手中。林凤祥孤军在连镇坚守了十个月，以一当十，以至弹尽粮绝。1855年3月9日，咸丰帝终于接到僧格林沁的红旗捷报，脸上出现了多年不显的笑容。这胜利虽然来得太晚，但直隶境内的“长毛”灭绝，毕竟是一个天大的胜利！看来新年之后数度斋沐祭拜终于有了效验。当日，他下了两道谕旨，一是皇恩大开，晋僧格林沁为博尔多勒噶台亲王，命其移军高唐，扑灭北伐军李开芳部，并命将师老无功的钦差大臣胜保押解北京；二是下令各衙门作好准备，一个半月后将亲驾西陵，祭拜其父道光帝和各位列祖列宗，感谢他们的保佑。北方的军务使他两年未亲赴山陵了。僧格林沁率军至高唐后，改变了胜保先前大兵强攻的战法，而是网开一面诱李开芳出城。李开芳见僧部至，知林凤祥已败，于3月17日乘夜率骑八百人向南突围，据守茌平县的冯官屯。僧格林沁虽有马步万余，然对一座小小的村庄也不肯死攻，而是挖沟引水浸灌。冯官屯成了一片泽国，水深二尺至五尺不等。
至5月31日，僧格林沁诱捕了李开芳，北伐军全军覆没。咸丰帝闻此喜讯，颁赐恩赏大得惊人，居然让僧格林沁以亲王“世袭罔替”。按清代制度，皇帝之子可封亲王，而亲王以下的子孙，一般都要降袭，如亲王之子降袭郡王，郡王之子降袭贝勒，贝勒之子降封贝子，贝子之子降封镇国公……这种制度是吸取了明朝封王过多的教训，避免数百年后亲王遍布天下的局面。因此，清朝的亲王是不多的，因而显得极尊贵。但是，这种降袭制度也有例外。咸丰帝的曾祖父乾隆帝规定，清初开国定基的八位王爷，即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承泽亲王硕塞（后改号庄亲王）、克勤郡王岳託、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的子孙可有一人“世袭罔替”，即不必降爵而按原爵袭封。此八人，即民间俗称的八位“铁帽子王”。除此之外，乾隆帝仅特批一人，那是康熙帝第十三子、雍正帝的弟弟、乾隆帝的叔叔怡亲王胤祥，他因辅佐雍正帝有功，被乾隆帝列入“世袭罔替”之类。僧格林沁以蒙古贵族进封亲王，已属特恩，此次再获“世袭罔替”的破格待遇，反映出来的是咸丰帝对时局的估计：僧格林沁击灭北伐军之功，有如再造大清王朝。
1855年6月23日，紫禁城内乾清宫前热闹非凡，卤簿仪仗全设，咸丰帝为此次胜利举行盛大的庆典。惠亲王绵愉、博尔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率领出征将弁摆队排列，在礼乐声中向咸丰帝恭交“奉命大将军”印信和参赞大臣关防，恭交锐健刀和讷库尼索光刀。钟鸣罄响，一切如仪。可是，若要细究清代制度，此一凯旋庆典当在大获全胜后才可举行。当此南方军务吃紧之际，咸丰帝却展开了一招一式皆如祖制的仪式，难道是强作精神自我打气？当日颁下的谕旨仅称“现在北省军务告蒇，河北一律肃清”。那么，黄河以南呢？咸丰帝就不再顾及了？ 乾清宫前的庆功仪式，向我们述说了什么？无论以当时的战况和后来的作用来看，北伐作为太平天国的偏师，不能视作至关重要的行动，或者说，扑灭北伐军距扑灭整个太平天国的火焰，还十分遥远。而我在这里连篇累牍地介绍，忽略了更为重要的西征和天京周围的战事，那只是跟着咸丰帝的视野转；他此时只看重镇压北伐一路，将其作为工作重点或中心，在兵力、军费、调将等项上采取了倾斜政策；至于其他战场上的战事，他似乎已经放松了，甚至有点放任了。
从《清实录》中，我们可以看出，自1854年之后，咸丰帝对前线的战事（北伐一路除外）不再充满信心了，显得有些厌倦。他想不出办法，找不到能臣，放着一个曾国藩还不敢重用。虽说每日依旧勤奋地披阅军报，但下达的谕旨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公式化文章，一看便知军机处例行公事，所作的朱批只是痛骂加催胜，看不到先前在命将、调兵、战略乃至战术上的果敢的大动作。看来在他挖空心思策划的计谋一一破产之后，已经认识到力不从心。他不再细心制定新的作战方略，而是将之下放到前方统兵大员。
好在湘军和厘金已经创办，兵与饷的难题开始缓解。聪明的六弟恭亲王奕訢，在北京危急时参与组织防御，不久入军机，为首席军机大臣，也为他分担了不少政务。对于前方的统兵大员，他时常以杀头相威吓，但此类话说多了说久了，效果也越来越不显。要是真的将这帮将军都杀了，朕又到何处去找别人替代他们？于是，前方的将帅们也看出这是虚张声势，听任咸丰帝一道道催命般索讨胜利的严旨，自行作主，自行其事，只是在奏折上大耍笔头子功夫。下级员弁，更是无功无志无求。
南京城下江南大营的兵勇，离家已久，也娶了当地的民妇，过起养儿赌钱做买卖的和平生活。与北方的胜利相反，长江流域出现了军事危局。湘军攻九江不克，反在湖口大败，曾国藩寻死不成。太平军随即进击湖北，攻占省城武昌。咸丰帝调僧格林沁所部大将、镇压北伐军立有战功的察哈尔都统西凌阿为钦差大臣，率得胜之师前往湖北。哪知西凌阿开战不利，在德安一役中几乎全军覆没。
四个月后，咸丰帝只能换将，以湖广总督官文为钦差大臣，主持湖北军务。官文好财好色，无才无德，靠的是署理湖北巡抚胡林翼所部湘军。咸丰帝十分明白，对此颇有心计，就是不将全部权柄授予湘军，坚持在胡林翼头上加了一盖子。如此用将，自然使官、胡矛盾一时激烈。胡林翼欲出奏弹劾官文，手下谋士劝道，若是去了官文，皇上必派新总督来，处境未必更好。胡林翼这才明白咸丰帝的心思，此后将功劳银子尽行输于官文，官文亦放权让胡林翼大干，两人反见融洽。咸丰帝也将计就计，虽授胡为头品顶戴湖北巡抚，丁母忧时也坚决不让胡去职，让其尽心出力，又时常给官文加爵（赏戴花翎，授协办大学士等），试图以官文品级尊贵来压胡林翼一头。
到了1856年，局势再度变化。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巧施妙计，从西战场上抽调精锐，编组强大作战兵团，解围镇江，击破江北大营、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向荣惊骇病死。太平天国达到其最盛时期。正如蚤子多了不觉痒，败仗吃多了反倒处变不惊。远在京城的咸丰帝，对于南方的战事觉得越来越遥远。他早已不在乎长江流域一城一地的得失，只看重京畿地区的安定。北伐军被消灭之后，他松了一口气，但时时关注太平军是否会再度北上。湖北一危急，他立即在河南布兵设防。江南大营曾因兵力单薄而无力攻破天京，向荣向咸丰帝请调江北大营兵力助攻。咸丰帝恐太平军北上，破口大骂：“汝必欲江北兵，可将汝首送来！”
此时江北、江南大营俱破，咸丰帝注重的并不仅仅是此次惨败，而更警惕太平天国下一步的动向。也就在此时，咸丰帝的好运气来了：太平天国内部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东王杨秀清逼宫谋权，北王韦昌辉奉诏杀杨，翼王石达开闻讯领兵“清君侧”，天王洪秀全杀韦迎石回京辅政。整整一秋季，天京城陷于血腥恐怖之中。前线的将领放弃战守返回，第一线的主力亦不待胜利而抽回，卷入了这场大残杀之中。据保守的估计，死于此事的新、老兄弟不下三万。这等于白白送给咸丰帝一大胜利。
有了这一喘息机会，被击溃的江北、江南大营重整旗鼓，恢复建立。琦善的手下大将德兴阿被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北军务；向荣的手下大将和春也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太平天国刚获得的军事优势瞬间消退，从它的巅峰上跌落下来。天京内讧的消息，对懈怠政务的咸丰帝也是一个刺激。他一开始还将信将疑，特意去瀛台涵元殿拈香。随着奏报增多，消息被证实，咸丰帝也越来越兴奋。他下令钦差大臣和春、德兴阿“乘此机会”“迅奏朕功”；又下令钦差大臣官文和湖北巡抚胡林翼“乘此内乱，次第削平”。在给官、胡的谕旨中，还有一段话： 所望克复上游，即可移师东下，由九江而至安庆，由安庆而至金陵……兵饷可不加增，而胜利庶几有望。他已经陷于胜利的狂想之中……
太平天国虽说已被削弱，但仍有相当的实力。在石达开的主持下，逆势很快扭转。清军的攻势再度受挫。咸丰帝又失望了。到了这个时候，太平天国内部再一次爆发权力斗争。天王洪秀全恐石达开成为杨秀清第二，暗施多种钳制之策。1857年6月，石达开负气出走，沿途发布告示，各路精兵多听从石氏召唤随之而去，辗转赣、浙、闽、粤、桂等省，太平天国统治区内，仅剩下一些老弱残兵。咸丰帝的心中重又点起胜利的希望。他曾经命令曾国藩设法招降石达开，然曾氏却已看出石氏不成气候。
胡林翼肃清了湖北，德兴阿攻陷瓜洲，和春占据镇江，到了1858年5月，湘军攻克太平军的重要据点九江。这一系列的胜利，使咸丰帝认为离制服太平天国的时日已经不远。然而，太平天国方面此时又出现了两位年轻的杰出军事将领：陈玉成和李秀成。他们在危机中展现了非凡才华。1858年8月，陈玉成部攻克当时安徽的临时首府庐州（今合肥），咸丰帝急命胜保为钦差大臣，主持皖北军务；9月，陈玉成、李秀成合军摧毁江北大营，咸丰帝立即将钦差大臣德兴阿革拿，并撤销江北大营，江北军务由江南大营的和春兼理；11月，李秀成、陈玉成再次联手，在安徽三河歼击湘军主力李续宾部，挫败其东进的图谋。
太平军在这两位青年将领的指挥下，再次走向振兴。咸丰帝的美梦又破灭了。每一次都从充满希望开始，以极度失望告终。一而再，再而三，反复多次。谁又能忍受如此峻烈的心理挫折？希望值越高，失落感越大。心理失衡的状况可以想见。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抱着“治国平天下”的一厢情愿，结果落到这种地步。乱世出英雄，是指那些打破常规的人，可谁又想到过在乱世中最最难受的，正是要维护常规的皇帝？然而，对于咸丰帝说来，他要承受的还远不止这些。 就在清朝与太平天国作生死较量之时，各地民众亦纷纷揭竿而起，频频“造反”。
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捻军（1852—1868） 在咸丰帝出生之前，皖、豫、苏、鲁四省交界处私盐贩子、游民及贫苦农夫中早就有一种分散的组织，称为“捻”。咸丰帝上台时，“捻”子们已十分壮大，多有起事。太平军的北伐，实为鼓动他们“造反”的样板。如此暗无天日，不反更待何时！各路“造反”的“捻”子们，汇成了一支支捻军。1855年秋，豫皖边地区各捻军首领在雉河集“会盟”，推出盟主，建立五旗军制。
1857年，捻军接受太平天国的封号。此后，他们活跃于淮河南北，不时进击豫东、苏北，总兵力超过十万。直至咸丰帝死后七年方被扑灭。天地会 天地会的渊源比捻军更早。天地会自己的文献称其肇始于康熙年间，而今日历史学家手中的证据最早为乾隆年间。“反清复明”是他们的旗帜，做起事来全凭着一股“忠义”。其支派甚多，有小刀会、红钱会、三合会、三点会等名目，内部又自称“洪门”，在南中国有极大的势力。太平天国起义时，广西天地会已经纷起。太平军入湖南，湖南天地会又大作。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前后，东南沿海的天地会起义进入高潮。其中规模较大的有：
——黄德美等人领导的福建小刀会起义（1853—1854），曾占领漳州、厦门等地，后退往海上，坚持与清朝对抗。
——林万清等人领导的福建红钱会起义（1853—1858），有会众数万，曾占领德化等十余县。 ——刘丽川等人领导的上海小刀会起义（1853—1855），有会众数万，曾据上海、嘉定等县城。
——何六、陈开、李文茂领导的广东天地会起义（1854—1864），有会众十万，号称“红军”，围攻广州达半年之久，后移师广西，占领浔州，改称“秀京”，建“大成国”，年号“洪德”，控制广西四十余州县。咸丰帝死后三年才被镇压下去。
——朱洪英、胡有禄领导的广西天地会起义（1853—1854），有会众数万，转战湘桂边，建“升平天国”，奉“太平天德”年号。除这几股较大的外，各地小股起义多到难以统计。以广西一省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从1851至1868年，见于清朝官书的有组织名号的天地会“反叛”多达175支。
贵州各民族起义 从1854年起，贵州各族民众纷起造反，其中最大的有：
——杨凤等人领导的斋教（白莲教的一支）起义（1854—1855），有部众两万余人，据桐梓等地，建立“江汉”政权。
——张秀眉、包大度领导的苗民起义（1855—1872），有部众数万，控制了黔东南地区。
——号军（白莲教的一支）起义（1855—1868），分红号、白号、黄号等，各拥兵数万，控制了黔北地区。
——张凌翔等人领导的回民起义（1858—1868），控制了黔西南地区。
——陶新春等人领导的苗民起义（1860—1867），控制了黔西北地区。整个贵州，除几个中心城市外，化作一片“造反”的海洋。直至咸丰帝死后十一年方才平定。云南各民族起义 自1856年起，云南如同贵州，各族民众纷纷造反。其中最著名的有：
——杜文秀领导的滇西回民起义（1856—1873），有部众数万，称号“总统兵马大元帅”，开府大理，占据二十余州县。
——马德新、马如龙领导的滇南回民起义（1856—1862），有部众数万，控制滇南地区，并三度进攻省城昆明。
——李文学领导的彝民起义（1856—1872），控制了蒙化（今魏山）等十余州县。云南各族人民的“造反”，持续时间很长，直至咸丰帝死后十二年才被镇压下去。李永和、蓝朝鼎起义（1859—1865） 以烟帮（为鸦片贩子护送走私的团体）为基础在云南起义，后转入四川，据州占县，兵力最盛时有数十万，咸丰帝死后四年才告失败。
所有这些起义，配合太平天国，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动乱。从《清实录》中来看，关内18行省，已有14省战火正炽，相对稍显平静的直隶、陕西、甘肃、山西，也不时爆发一些较小规模的聚众抗官事件。“造反”、“造反”，清王朝出现了立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混战局面。仅仅是一个太平天国，就使得咸丰帝心力衰竭，面对这么多的反叛该施以何策？我们从咸丰帝的众多谕旨中，发现他心中有一条警戒线，那就是黄河。他最害怕黄河以北的动荡，那将危及京城。至于黄河以南的造反，他又根据地理远近分别处理：捻军就在黄河边上，虽组织松散，形不成多大气候，他仍先后命将调兵予以压制；东南沿海的天地会，亦严旨各督抚全力平之；至于云贵川地区，本来就“天高皇帝远”，咸丰帝无心顾之，除在谕旨中说一些严厉的话外，并无实际的对策。
尽管上面提到的“造反”，每一股在平常的朝代都已是大患，朝廷都应作出极大的反应，就在咸丰朝初期的李沅发起义，规模小许多，咸丰帝也没有放过手。但到了此时，他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也不想管下去。只要不打到黄河以北，他似乎已经不太在乎了。此时咸丰帝的心中，似乎已求偏安。咸丰帝一放手，责任便落在各省地方官身上。兵要自己调，勇要自己募，饷要自己筹，朝廷是一点儿也靠不着。权利和义务从来就是对等的。既然皇帝不尽其义务，权利也同样受到侵蚀。皇上谕旨经常被地方官搁置一旁，或虚假地应付一下。
历来在九重之上的至圣至睿，让臣子们仰慕不止，此时也露出了真相，原来皇帝也是如此无能无力。他们在奏章上依旧歌颂“英明”，但在心底里对这种“英明”开始怀疑。他们只是从儒家的教义出发，忠君尽力，已体会不到咸丰帝本人那种领袖的人格感召力了。天子本应是神，而他们心中的神坛开始塌陷。一些聪明的官吏，见此情势，不再求助于朝廷，而是求助于邻省。最典型的是广西。
1858年，广西巡抚因无力维持局面向湖南呼救，结果湘军蒋益澧部开入，成为当地清军的头号主力。一些跨省的官僚集团也开始形成。如曾国藩、胡林翼、骆秉璋的湘系集团，两湖成为其基地，势力已扩大到周围数省；又如何桂清、王有龄、薛焕的江浙集团，凭借从上海搜刮的银子，维持江南的局面。他们所写的二指宽的条子，效能大于堂堂圣旨十倍！对于这些变化，咸丰帝不知道吗？看来他是在装糊涂。天下的事情不必弄得那么清楚，多一分糊涂便可多一分幸福。此时的咸丰帝，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按照中国的传统，皇帝贵为天子，理所当然地可以享有人间一切福乐。衣锦食肥，华厦幽院，自然不在话下。而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可以拥有近乎无限的性伙伴。森严的后宫，从来就是激发文人们想像力的地方。“三千粉黛”，“五千佳丽”，既有想像的成分，也有事实的依据。咸丰帝17岁成婚，不久后福晋就去世了。他刚御位，便选了一次秀女，后来出名的东、西两太后，皆于此时入宫。
1853年，依照惯例，又一次选秀女，京内满族官员家中13岁到15岁的女孩均应入宫候选。这些年轻的孩子哭别父母，一大早便在紫禁城坤宁宫前排班候驾。哪知一直等到午后，仍不见车驾到来，鹄立甚久，饥渴难忍，加之对前景感到惶恐，一时欷歔声与嗟怨声并起。这一类声音最富于传染性，女孩子们一片混乱。守兵们大声喝道：不许哭，一会儿皇帝驾到，会发怒挨鞭子的！众女子一听，更是吓得浑身战栗。在这队列中，有一个是八旗骁骑校之女，识文字，工针黹，平日有空竟教邻家童子识字，换取升米斗粮之值（这在当时极为罕见）。
她此时挺身而出，说了一番大义凛然的话：“我辈离父母，绝骨肉，一旦入选，幽闭终生，就像囚徒一样。生离死别，在此一刻，谁又能忍得住此种伤感。我不怕死，又何惧于鞭子。广东的长毛起于田垅，据长江，入金陵，天下已去大半。身为君主，不知求将帅以能战守，保住祖宗的大业，却迷恋女色，攫良女幽深宫，使之终生不复见天日。弃宗室于不顾，而纵一己之欲，还算得上什么英明君主！”此语一出，闻者大惊，欲加以颜色，而咸丰帝已驾临。守兵们将该女缚起，牵到咸丰帝面前，令她下跪请罪，该女就是不肯屈服。咸丰帝问其原因，该女竟然当面将刚才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咸丰帝叹道，“奇女子也”。结果，这个女孩由咸丰帝指婚，嫁给了某位亲王，这次选秀女之事作罢，所有女孩都被放回家去。
上面这一故事，见之于野史。从这一条记载来看，咸丰帝御位之初，对私生活还是注意检点的。然而，这样的事情仅此一例。野史中对清代皇帝私生活的记载，就数咸丰帝最多。从清宫史料来看，从咸丰帝登基到去世的十一年中，封贵人以上者共计14人，答应、常在人数今无可考。这些都可视作皇帝应有的待遇，从来也没有人对此指责过。可在野史中描写的情况，却让人吃惊。按照清代制度，后宫佳丽虽多，却是清一色的旗人，乾隆帝的香妃，可以视作例外。宫中是不应当有汉女的，以此保证皇室血统的纯正。可是，那些大脚的旗女已在咸丰帝眼中失去了新鲜感，那些缠足的汉女更能引起他的兴趣。据野史中称，发现咸丰帝这一性偏好的某位大臣，以重金到苏浙购妙龄女子数十人来京。由于小脚女人不得入宫，便以“打更民妇”的名义进入圆明园，每夜以三人在咸丰帝寝宫前轮值“打更”，咸丰帝听到梆铃声便召幸之。在诸多汉女中，有四人最受咸丰帝的喜爱，被称为“四春”，即牡丹春、海棠春、杏花春、陀罗春（一作武陵春）。
除这四人外，再加上号称“天地一家春”的那拉氏（详见第十三章），野史中称为咸丰帝的“五春之宠”。
受宠的四名汉女，也留下不少的传说。牡丹春，江苏人，最为艳丽，入园后多思逃归之计，后在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时，改服逃走，嫁江南一士人。海棠春，大同人，曾在天津演戏，工青衣，曾与某士人相恋，入园后终日思念那位士人，郁郁致疾，玉殒香销。杏花春为某大吏之婢，为大妇所不容，入园后曾为主子谋得封疆大吏，又为主人之子说项，也谋得一官。陀罗春原是北京宣武门外一孀妇，后入尼庵，为咸丰帝看中后再入圆明园。每当咸丰帝临幸时，她便跪地不肯起，入园八个月，未让咸丰帝得手。后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她投池自杀。
受宠的“四春”，皆在圆明园分居亭馆。西郊的圆明园经此装点，自然比城内的皇宫更具魅力。清代的皇帝来自黑山白水，经受不住关内的盛夏，每年为避暑而迁居圆明园，已经成为制度。但咸丰帝住园，似乎不是为了避暑。他时常一过了新年就迁往圆明园，一直到了冬至，才肯搬回紫禁城的养心殿。咸丰帝的风流韵事，野史中还有两则记载。其一是说他在后宫藏了一个来自民间的寡妇： 有山西籍孀妇曹氏，色颇姝丽，足尤纤小，仅及三寸。其履以菜玉为底，衬以香屑，履头缀明珠。入宫后，咸丰帝最眷之，中外称为曹寡妇。
以理学为本，号召天下民女“节”、“烈”的天子，居然做出如此“害理”之事，实在让人们吃惊。另一则记载更是骇人听闻，称圆明园内藏有春药。晚清名臣丁宝桢在咸丰朝曾任职翰林院，一日上奏言谈军事，咸丰帝读之大喜，召见于圆明园。丁宝桢早早入园静候，见室隅玻璃盘，内有果子十数枚。丁氏吃了一枚，觉得甘香异常，复食两三枚，突觉腹中发热，阳具暴长，窘状万分。此时咸丰帝已升殿，即将召见，丁宝桢灵机一动立即扑地抱腹喊痛，诡称痧症骤发，方得以出园。后内务府一官员告诉他：“此媚药之最烈者，禁中蓄媚药数十种，以此为第一。”丁宝桢急延医诊视，困卧十余日始起。
从野史中得知，咸丰帝此时酗酒也很厉害。他不仅嗜饮，而且每饮必醉。醉后又必大怒，而又必有一二内侍或宫女遭殃。待他酒醒之后，自觉失态，对受辱受挞者宠爱有加，多有赏赐。然不久又醉，故态复萌。为此，咸丰帝曾告诫后宫，当他醉时不要随侍左右，免得皮肉吃苦。可是，等到醉皇帝宣召时，又有谁敢不上前呢？如此这般，几乎要闹出人命案子。而“四春”之中的杏花春似乎是一个例外，等到咸丰帝大醉时，只要杏花春绰约而前，必狎抱之，曰：“此朕如意珠也。”结果，凡遇咸丰帝酗酒，后宫必膜拜顶礼，求杏花春为代表，以免谴责。杏花春为此获得两个外号，一日“欢喜佛”，一日“刘海喜”。野史中的传闻，虽不能一一细究对证，只能姑且听之，但对咸丰帝如此之多的议论，在清朝皇帝中实为罕见。在正史中，有一条材料耐人寻味。
1855年初先是兵部左侍郎王茂荫奏请咸丰帝住在皇宫，不要去圆明园，咸丰帝读之龙颜大怒，以“无据之词，率行入奏”为名，将王茂荫交部议处。不久后，掌福建道御史薛鸣皋，见圆明园修理围墙，认为咸丰帝又要去住园，上奏谏止，称言“逆氛未靖”，不要“临幸御园，萌怠荒之念”。咸丰帝见之怒不可遏，由内阁明发上谕，加以驳斥： 圆明园办事，本系列圣成宪，原应遵循勿替……
敬思我皇祖（指嘉庆帝）当莅政之初，适值川陕楚教匪滋事，彼时幸圆明园，秋弥木兰，一如常时。圣心敬畏。朕岂能仰测高深。设使当时有一无知者妄行阻谏，亦必从重惩处……
咸丰帝搬出祖制来为自己辩护，以封杀一切谏阻他去圆明园的言论。为了杀个鸡给猴子看看，他下旨将薛鸣皋从掌福建道监察御史，降为一般的监察御史，并交部议处。皇帝住园本来就是制度，王茂荫、薛鸣皋为何连续上奏劝阻？他们是否听到了圆明园内的种种风流韵事？今天的学者并不能对此下结论，但可以肯定地说，自从薛鸣皋受惩后，咸丰帝的耳边安静了，谁也不敢再对此事说三道四了。醇酒妇人，从来就是凡夫俗子的一种追求。可所有的凡夫俗子都知道，沉迷于此，不得善终。
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不知深浅，一时性乱而不知自制，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此长时间的乐此不倦，并对祖制家法破坏极大，这就不能不使人心生疑问：咸丰帝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他在自寻死路？如果将此时的荒唐，与咸丰帝登位之初的慎勤相比，更让人加深此种疑问。有一则笔记称，1850年时，鸿胪寺卿吕贤基曾对友人说： 闻上（指咸丰帝）常居飞云轩倚庐，而云贵人常依康慈皇太妃（咸丰帝养母、奕訢生母）居慎德堂，中隔一湖，相距二里许。飞云轩仅三楹，上寝食其中，读《祖训》、《实录》，阅章奏及内廷册档，召见大臣皆于是。除恭奠几筵及恭诣康慈皇太妃宫请安外，无他适也。 这种端庄的姿态，使得臣子们从内心中发出了“今上圣德”的赞叹。
仅数年间，却判若两人。为什么当年的英发果毅之姿，转变为此时的风流滑稽之态？咸丰帝在逃避，逃避现实中一切理应由他解开而他却无能为力的难题。天下危局莫奈之何，只有美酒。从酒中寻找片刻的麻醉，一时的安宁。皇帝喝的御酒，肯定是上品。但我们可以想见，那酒在咸丰帝口中是苦的。
天下危局莫奈之何，唯有美女。从女人身上显示自己的能力，验证自己的雄风。皇帝看中的女人，肯定是绝色。但我们可以想见，那里面咸丰帝只有性的征服，而没有情的缠绵。咸丰帝的这种心态，就连当时的野史作者都已看了出来： 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指咸丰帝）以醇酒妇人自戕。
他确确实实需要一种片刻的欢娱，解脱心中的烦闷。朕当政这许年了，没有过一日舒心的日子；既然这一天都不可得，那么有一刻也是好的。他是在找乐，也是在找死。就连他自己都已感受到，他那本不健壮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
今朝有酒今朝醉，过一天算一天吧…… 除了醇酒妇人这些流品低俗的欢娱外，咸丰帝此时还迷上了两门高雅艺术。其一是绘画。琴棋书画本是旧式文人的一种风雅与潇洒。咸丰帝受业于杜受田，染上一些文人病也是不足奇的。而他的绘画，似乎主要是绘马。野史中称： 尝见文宗所画马，醇邸（指咸丰帝七弟醇亲王奕）恭摹上石，神采飞舞，雄骏中含肃穆之气，非唐、宋名家所能比拟也。
这一条史料所指是咸丰帝死后画作经奕临摹后刻石，虽经转过两手，仍然“神采飞舞”。当时在咸丰帝身边的军机大臣彭蕴章亲眼见过画作，曾在诗中对咸丰帝所绘马作以下评价： 挥毫尺幅英姿壮，屹立阊阖依天仗。
对于皇帝的御作，臣子们不敢不恭维，这是必然的。但赞美之辞高到“非唐、宋名家所能比拟”、“挥毫尺幅英姿壮”，可见决非信手涂鸦之作了。今天，我们找不到咸丰帝绘画的原作，也难以判断他的水平，但从上引两条材料来看，其成就已经不俗。而他于此究竟花了多少时间和心思，今天更难考证。
但谁都知道，学画决非是三朝两夕便可有成的。其二是听戏。“汉王好高髻，郭中高一尺。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专制君王的好恶引导着文化流派的兴衰。昆曲在此时牢固确立了优势地位。除了一般的听戏外，咸丰帝似乎也有一般戏迷的嗜好——捧角。野史中也有一段记载： 有雏伶朱莲芳者，貌为诸伶冠，善昆曲。歌喉娇脆无比，且能作小诗，工楷法。文宗嬖之，不时传召。有陆御史者（相传即常熟陆懋宗，不知是否）亦狎之，因不得常见，遂直言极谏，引经据典，洋洋数千言。文宗阅之，大笑曰：“陆都老爷醋矣。”即手批其奏云：“如狗啃骨，被人夺去，岂不恨哉！钦此。”不加罪也。
君臣为一优伶而争风吃醋，风流滑稽至如此，实属罕见。据史料作者称，他是听同狎朱莲芳的龚引孙所言，看来还不完全是无稽之谈。很可能受咸丰帝的影响，其妃那拉氏后来也成了有名的戏迷。由此看来，绘画和观戏成为咸丰帝苦中作乐的另两种方法。 退一步说，醇酒妇人是当时上流社会的习气，绘画观戏更是上流社会的时尚。前者无可厚非，后者更应褒扬。即便是在那动乱的岁月，王公贵族也从未停止过这样的享乐。若以此为标准，咸丰帝自己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也不当遭致物议。可是他的身份不同。他是皇帝，是皇帝就应当宵衣旰食勤政忧民！正因为如此，咸丰帝与陆御史同狎朱莲芳时，那位陆御史就可以引经据典地批评他。也因为如此，尽管一般王公贵族、富绅大贾的各种风流和雅趣，都可以成为史籍上的佳话，但皇帝就是不能。官方史书绝无其沉湎于酒色的记录，而千方百计地将之塑造成为千篇一律的以天下为重而无任何个人情趣的标准的皇帝形象。一个社会对于不同社会等级的人，有着不同的道德标准。皇帝是天子，一切应按神的标准来行事。也就是说，如果奕詝不做皇帝，仅是一名亲王，一切都可别作他论。野史中对他的各种非议，皆可变作另一种欣赏。可是这么一来，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咸丰帝的一切痛苦，都可以归咎于是他做了皇帝，尤其是一个乱世的皇帝。若非如此，他可以不必为此类天下皆反的危局而心烦，过一种平静、无争、自然的生活，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不必为力不从心而苦恼。真要出现了这一种局面，他还会借酒浇愁吗？他还会以女色伤身吗？他又会过一种怎样的生活呢？
今天的历史学家找不到任何心理的痕迹，去判断咸丰帝奕詝是否后悔过做了皇帝；但可以肯定，如果他不做皇帝，他个人会多一分平常，也就是多一点欢乐。“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托尔斯泰的这句名言，道出了人生哲学的真谛：幸福就是平常，不幸来源于非凡。站在人生各类巅峰上的人们，有着与他们的欢乐同样尺码的哀伤。这又是指成功人士而言的。咸丰帝作为一个不成功的皇帝，又有多少欢乐？又有多少悲伤？然而，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将自己的悲伤倾诉于密友、家人、幕僚，以减轻内心的压力，但中国的皇帝则不然。他丝毫不能流露出来，必须以镇定自若的神态来统御天下，只能将一切苦衷伴着冷酒，全部吞到自己的肚子里去。
别忘了，他当皇帝时只有十九岁，此时才二十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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