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帝遗下的摊子之烂，咸丰帝第二天便感受到了。
1850年2月26日，即道光帝去世次日，咸丰帝接到的第一件公文，就是广西巡抚郑祖琛关于李沅发起义军入广西的奏报。
造反是专制社会的非常之事，很危险，很难办，统治者只有坚决地毫不手软地强力压之。造反者也自知命运如丝，非逼上绝路而不轻易为之。李沅发是湖南新宁县水头村的农民，1849年秋，因富绅重利盘剥遭水灾的贫民，讨生无计，便伙众抢夺，杀富济贫。继因同伙被县官捕去，便杀入县城劫大狱，正式举旗造反，与官军相抗，由湖南入广西进贵州，部众最多时有四五千人，搅得西南大不太平。
就是这次小小的造反，湖广总督亲自赶到长沙坐镇指挥，湘、桂、黔三巡抚亲自操办，动用了四省的军队，仅广西便花军费24.7万两银子，咸丰帝更是忙得不亦哀乎。到了6月2日，总算抓住了“匪首”李沅发，下旨槛送北京，于9月用最最残忍的凌迟刑法处死。为了警告那些怠玩政务的地方官，咸丰帝还将湖南巡抚、湖南提督、永州镇总兵等高官统统革职，统统发配新疆，为此受处分的官员不下数十人。
李沅发受戮弃市后，咸丰帝似乎感到一丝轻松，自己的本事也足以告慰祖先。他哪里想到，更大的风暴已经降临。这就是持续14年，兵战18省，以洪秀全、杨秀清为领袖，让咸丰帝此后日日不太平的太平天国。
洪秀全，小名火秀，族名仁坤，1814年出生于广东花县（今花都市）一个农民家庭，是家里的小儿子，大咸丰帝17岁。1820年入村塾读书，教材与咸丰帝一样，都是古代圣贤经典。
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大多本非为求知，为个人情操的升华，而是非常功利的。读书→做官，既是他们的出发点，也是他们心中的归宿。不然那几本哲人眼中充满哲理，凡人眼中十足乏味的古书，怎么会引得那么多凡人由童年、少年、青年至中年甚至老年孜孜不倦地苦读？还不是为了书中的黄金屋和颜如玉。在一个农民的家庭中，洪秀全能得到读书机会，是族人家人觉得此子可成大器，父兄们也当作投资机会。
1828年，洪秀全第一次赴考，县试高中，但府试失败了 。这一结果使人沮丧，但也使人感到还有希望。于是，他在获得一村塾师职位后，仍继续苦读，准备再考。1836年、1837年、1843年他又去考了三次，皆落第。此时，他已近三十岁，终于失望了，愤愤不平：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罢。数年后，此言成真。
有不少后人指责那几年的广州知府和广东学政全都瞎了眼，若是让洪秀全中一个秀才，就不会去造反。这种说法本属历史的臆测，无足深论，但考官们的确没有冤枉洪秀全。虽然洪氏后来做成了一番大事业，但从他留到今天的诗文来看，以八股策论的标准衡量，也只是一个三家村先生的水平。而他对古代圣贤经典的了解和理解，比起有名师指点的咸丰帝，也明显地差了一截。
圣贤的书再也读不下去了，洪秀全找来1836年他在广州街头得到的一部基督教布道书《劝世良言》。研读之中，又联想到1837年他落第后大病四十余日梦中的种种异象，突然发现自己就是天父上帝赐封的“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受命降世斩邪扶正。于是，他便自施洗礼，自行传教了。拜上帝。
洪秀全在广州一带的传教活动，看来并不出色，皈依者仅为他的族人和少数密友，大多数人都觉得他出了毛病。但这小小一群信徒中，却有两个人非常重要，一位是冯云山，另一位是洪仁?
1844年，洪秀全与冯云山等人，离家结伴远游，在广东省几乎转了一圈，然皈依受洗者寥寥。而当他们转到广西，事业的局面打开了。尤其是冯云山孤身入桂平紫荆山区长达三年的活动，皈依的信徒达两千余人，使这一地区成为拜上帝会活动的中心。在信徒的队伍中，又有两人后来极为有名，他们是杨秀清和萧朝贵。
杨秀清，广西桂平人，1823年生于一贫苦农家，小洪秀全九岁，大咸丰帝八岁。他五岁丧父，九岁失母，靠伯父拉扯长大，以烧炭种山为生。艰苦的生活养成其坚毅的性格，虽然没有读过书，但才识卓异，在山民中小有威望。
冯云山在紫荆山区传教时，那种人人都是上帝所养所生、大家都是兄弟姐妹的平等思想，显然打动了杨秀清的心。他也随众人入会，但一直是个普通信徒，未受冯、洪的重视。
1847年，冯云山被捕，洪秀全出奔广东谋求营救，紫荆山拜上帝会众一时群龙无首，陷于瘫痪。杨秀清挺身而出，控制住了局面。
1848年4月6日，杨秀清突然跌倒，不省人事，未几在昏迷中站起，满脸严厉肃穆：众小子听着，我乃天父是也！今日下凡，降托杨秀清，来传圣旨。一番天父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说教，一下子震慑了信徒们的心，没有想到遥遥太空的皇上帝亲临身边，可见法力无穷。这一天，后来被太平天国定为神圣的节日“爷降日”。既然天父选择杨秀清，杨氏也天然地成了领袖。
这样装神弄鬼的还不止一人。这一年10月，天兄耶稣也降托萧朝贵下凡了。这位天兄怕众人不认识，便自报家门，朕是耶稣！今人在英国发现的太平天国印书《天兄圣旨》，记录了萧朝贵在三年多中一百二十余次扮耶稣下凡事。而耶稣对拜上帝会特别关注，最频繁时一日几次下凡，给予指示。萧朝贵是杨秀清的密友，由此也进入了领导层。
洪秀全的基督教知识，得自《劝世良言》这一蹩脚小册子，后虽随美国传教士罗孝全（I.J.Roberts）学过一阵子，但离掌握基督教的真谛甚远。但是，洪秀全充满自信。他认为自己是天父皇上帝耶和华的次子，天兄基督耶稣的二弟，而冯云山、杨秀清也成了天父的三子、四子，萧朝贵在尘世间娶了杨秀清的干妹杨宣娇，称兄道弟几乎乱伦，结果成了天父的女婿。 这种礼教中的君权神授和江湖上的兄弟结义，构致了拜上帝会领导层天人合一的小家庭。
没有理由认为洪秀全、冯云山真相信下凡这类巫术。但他们回到紫荆山区时，却没有办法不相信此类巫术的神奇，不得不承认现实。于是，下凡成了洪、冯也必须恭顺承教的圣事。萧朝贵甚至借天兄下凡，滑稽地带着洪秀全会见去世多年的元妻。从洪秀全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杨秀清因天父下凡大战群妖而损伤了脖颈。而这种演出场面，在《天兄圣旨》中又有着详细的描写：
冯云山问：“天兄，现今妖魔欲来侵害，请天兄作主。”天兄答：“无妨。”……突然，天兄对冯云山叫道：“拿云中雪（剑名）来。”冯云山递云中雪。天兄挥之大战妖魔，口中振振有词：“左来左顶，右来右顶，随便来随便顶。”又喊道：“任尔妖魔一面飞，总不能逃过朕天罗地网也。”又喊道：“红眼睛，是好汉就过来，朕看你能变什么怪！”战毕，天兄对冯云山道：“你明天回奏洪秀全，天下已经太平，阎罗妖已被打落十八层地狱，不能作怪矣……”
萧朝贵主演的斩妖杀怪的剧情，与民间驱赶病魔的套路，并无二致。今人看来觉得可笑，但在山民的心中有着超乎自然的魅力。
在蒙昧的社会里，迷信比科学更有力量。
来自西方的基督教，在洪秀全手中已与中国的儒学传统和民间宗教嫁接，到杨秀清手中又与巫术相连，这使得下层民众对外夷舶来货多了一分故家旧物的认同，更为接受，更为景仰。于是乎，有天父耶和华，顺理成章地有了“天妈”，有天兄耶稣，也就有了“天嫂”。按基督教教义应为神灵的上帝，在洪秀全那儿有了具体的形象：“满口金须，拖在腹尚（上）。” 尽管西方人认定，拜上帝会供奉的只是一个不伦不类的野菩萨，但洪秀全等人认为，上帝与他们独亲，他们的基督教知识已超过了西方，以致不免得意洋洋地向西方人诘难：
尔各国拜上帝咁久，有人识得上帝腹几大否？
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有人识得耶稣元配是我们天嫂否？
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有人识得天上有几重天否？
这样的问题共有五十个，完全是老师考学生的口吻。
然而，最能打动下层民众心思的，当为洪秀全设计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没有相凌相夺相斗相杀，天下男人皆为兄弟，天下女子皆为姐妹。与遥远的天堂相对应，又有人间的尽可享乐的“小天堂”。一切财产归公、人无私产的“圣库”制度，更换来物质上的人人平等。尽管这种超越现实的“圣库”必不能长久，但在最初实施时期，又吸引了多少贫困无告的民众。
而要实现这一切，须与人间的“阎罗妖”拼斗。清朝统治者被宣布为“满妖”、“鞑妖”，其祖先是白狐赤狗交媾所生。 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决定推翻清朝了。
1850年4月，即咸丰帝正式登基后的整整一个月，萧朝贵扮天兄下凡，传达天意，决定起义。
1850年9月，即咸丰帝下旨将李沅发凌迟处死之时，拜上帝会领导层下令各地会众“团方”，即全数开往金田村一带团集。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在金田村宣布起义，组成一支有两万人的太平军。
1851年3月23日，太平军进至武宣县东乡，洪秀全登基，称太平天王，正号太平天国。所有这一切，咸丰帝当时一无所知。
从后来揭露出来的情况看，早在道光后期广西社会已经很不平静了。天地会 山堂林立，有着很大的号召力，小规模的抗官起事不断。1849年，正值广西大荒年，各处暴动，较大规模的就有十余起。然在首席军机穆彰阿的授意下，广西巡抚郑祖琛匿情不报，粉饰太平，下级官吏更是贪赃姑息。我在前面提到冯云山曾被捕，罪名是谋反，这在当时罪列“十恶”之首，不仅本人将处极刑，家属都得连坐，即极有可能满门抄斩。可桂平县的县太爷收到一大笔贿款后，竟轻判这位太平天国的重要领袖“押解回籍管束”，致使冯云山重返紫荆山。 清廷中枢在蒙骗中对广西的形势未有丝毫的觉察。
1850年6月15日，咸丰帝收到郑祖琛等人以六百里加急送来的捉住李沅发的捷报，而另一份戳穿广西“会匪”大作的奏折也送到咸丰帝案前。对于前者，咸丰帝加郑祖琛太子少傅衔；对于后者，严旨郑祖琛督率文武缉拿，“切勿稍存讳饰”。
可盖子一揭开后，关于广西地方不靖的报告雪片般地飞来。咸丰帝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命令他的爱臣两广总督徐广缙带兵入桂剿办。可广东境内的天地会反叛使徐广缙无法脱身。于是，咸丰帝又想起杜受田等人多次推荐的能臣林则徐，10月17日，授林为钦差大臣，迅赴广西。由于他还不知道洪秀全和拜上帝会，谕旨中只是泛泛地称“荡平群丑”。他对这位名臣抱有极大的期望，先后又颁布十道谕旨，并将郑祖琛革职，让林氏署理广西巡抚。
林则徐在此之前曾两次奉旨召京，他都不为所动，以病相辞了。此次于11月1日奉到谕旨，忠烈臣子的责任感使他不顾病体，于5日起程，但17天后，即22日，行至广东普宁便去世了。咸丰帝闻此，于12月15日改派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前漕运总督周天爵署理广西巡抚。李星沅是当时的能臣，但办事不免手软，周天爵是有名的酷吏，为政不免暴烈。咸丰帝一下子派去两人，用意似乎是各取所长，刚柔互济。
李星沅于1851年1月3日赶到广西当时的省城桂林。他的经验和眼力，使他在广西数十股叛乱中，一下子就盯住了桂平金田村的一支。为此，他上奏道：
浔州府桂平县之金田村贼首韦正、洪秀全等私结尚弟会，擅帖伪号、伪示，招集游匪万余，肆行不法……实为群盗之尤，必先厚集兵力，乃克一鼓作气，聚而歼之。
看来李星沅还不太清楚太平天国的实情，将拜上帝会误作“尚弟会”，将韦正（即韦昌辉）误作第一号首领。
我在上面引用的这份文件，是据档案的今排印本 ，而在李星沅的私人文集中，韦正作“韦政”，洪秀全作“洪秀泉”，另在《清实录》中，韦正不变，洪秀全仍作“洪秀泉”。造成这种人名混乱的原因不详，很可能出自后人的改动，但清方没有弄清太平天国的首领是真。
李星沅的这份奏折于阴历正月初五（1851年2月5日）送到北京，正值北方民俗的“破五”。咸丰帝刚刚度过在自己年号下（咸丰元年）的第一个春节，刚刚将自己在上书房中的旧作，交给杜受田编辑整理结集，看到李星沅的报告，立即予以批准，并加了一句话，“朕亦不为遥制”。咸丰帝第一次听到洪秀全的名字，但似还未意识到这位敌手的厉害。
后来的情报似乎越来越乱。
周天爵于1月底到达广西后，也同意金田的一支为首要对手，但在奏折上讲了一句更糊涂的话：
……其最凶无如大黄江一股，为尚地会之首逆韦元蚧等……
拜上帝会由“尚弟会”再作“尚地会”，“韦元蚧”可能是韦元玠，那是韦昌辉的父亲。再过了一个月，情报更乱了。李星沅、周天爵奏称：
金田大股逆匪连村抗拒……西匪韦正、韦元蚧，东匪洪秀全即洪云山，传为逆首……
1851年4月21日，李、周又奏称：
访闻金田匪首洪泉即洪秀全，乃传洋夷天竺教者……
“天竺教”当为“天主教”，比起“尚弟会”、“尚地会”说来，似为距事实更近，但“洪泉即洪秀全”一语，似乎自己把自己搅乱了。两天后，周天爵又奏：
现在贼情形势，惟韦正、洪泉、冯云山、杨秀清，胡一沈、曾三秀头目数十百人，而洪泉、冯云山为之最。洪泉，西洋人传天竺教者……洪非其姓，乃排辈也……
此奏折应当说距真实相当近了。可洪秀全的身份，一下子却变成了“西洋人”。咸丰帝至5月10日收到此折，此时距其初派林则徐已经半年多了。清方的统帅如此不明前线的敌情，调度指挥也不能不手脚错乱。
尽管咸丰帝并不了解对手的情况，但对造反者仍显示出毫不手软的决心。前面我已谈到了他的命将，都是当时朝野呼声很高的干臣。这里，再看看他的调兵：
1850年10月12日 调湖南兵两千名入桂
1850年10月22日 批准新任广西提督向荣率亲兵六百名入桂
1850年10月28日 调贵州兵两千名入桂
1850年10月31日 调云南兵两千名入桂
1851年2月5日 调贵州兵一千名入桂
1851年4月6日 调贵州、云南、湖南、安徽兵各一千名入桂
1851年4月25日 调四川兵一千名入桂
1851年5月6日 调贵州兵一千名入桂
以上共计调兵13600名。 当然，由于地理的远近等因素（详见第五章），这些援军赶到战场尚须时日。
打仗是世界上最最花钱的事。对于军费的拨出，咸丰帝与他苛俭抠门的老子道光帝相反，毫不心疼。自1850年10月12日由湖南拨银十万两、户部再拨银二十万两开始，至1851年4月26日，已放银超过一百六十万两。咸丰帝不待地方官请求，拿出皇室的私房钱，从内务府拨银一百万转输广西，以求饱腾之效。
据今日史家估计，金田起义时，洪秀全、杨秀清的部众大约两万人，除去妇女老弱，能打仗的男子不过四分之一。再说这些毫无军事经验的农民，也本不应是马步娴熟的官军的对手。这么多的兵将银两堆上去，咸丰帝心想，即使不可一鼓荡平，总可扼制其蔓延之势吧。
谁知情况恰恰相反。
李星沅是个懦弱的人，周天爵根本不把这位钦差大臣放在眼里；新任广西提督向荣自恃镇压李沅发有功，也无视这两位只会耍嘴皮子的文官上司。三个人三条心。花在对付“尚弟会”或“尚地会”叛乱上的心思，似乎少于他们互相之间的勾心斗角。尽管从他们的奏折上看，清军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仗，可贼越杀越多，局势越来越坏。李星沅一面上奏“广西会匪多如牛毛”，要兵要将要钱；一面也不掩饰内部矛盾，承认自己没有本事，再三要求咸丰帝派出“总统将军”前来。
咸丰帝原来设想的刚柔相济，结果成了窝里斗。
太平军却在此期间越战越强。
清军小胜大败。
到了这个份上，再傻的人也看出来广西的军政班子非作调整不可。咸丰帝也决计换马了。这一次，他派出了一个顶尖人物，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管理户部事务赛尚阿。
赛尚阿最初的任务是到湖南组织防御，阻止太平军北上。广西的内争使咸丰帝将赛、李对调，派赛尚阿入广西主持攻剿，调李星沅回湖南协调防堵。为了防止再出现将弁内争而不听命的局面，咸丰帝在赛尚阿临行前还举行了一个特别的仪式，授其遏必隆神锋必胜刀，许以军前便宜行事，将弁违命退缩可用此刀斩之。此刀象征着王命。
1851年7月2日，赛尚阿抵达广西省城桂林，前任钦差大臣李星沅在几个月的焦灼中病死，傲慢无人的周天爵亦奉旨回京。然而，赛尚阿手下强将如云 ，咸丰帝又在兵、饷上尽力满足。朝野上下，都认为此次大功必成。咸丰帝得知赛尚阿抵达广西，那颗紧揪了几个月的心顿感轻松，立即发去了黄马褂、大荷包、小荷包等御赏物品，颁旨：“迅扫妖氛！”
只是后人们在多少年后才发现了一条材料：赛尚阿临行前就不那么自信，在与同僚武英殿大学士卓秉恬相辞时，居然对之落泪。
洪秀全、杨秀清自金田起义后，入武宣，转象州，折回桂平，根本不在乎清军的围追堵截。他们似乎也听说了赛尚阿的到来，知道清军将大兵压境，萧朝贵于是扮天兄下凡，大战妖魔三场，宣布了天意，那姓尚的大妖头被杀绝了，尚妖头之首级及心胆皆取开了。天兄旨意即刻遍传于全军：要大家宽心、放心。 7月2日，就在赛尚阿到达桂林的那天，洪、杨动员全军进击，果然数败“清妖”。9月25日，太平军攻占了广西东部的永安州城（今蒙山县城），这是他们夺取的第一个城市。
太平军占领永安后，开始其一系列的军政建设：
——天王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东王（九千岁）、萧朝贵为西王（八千岁）、冯云山为南王（七千岁）、韦昌辉为北王（六千岁）、石达开为翼王（五千岁）。所封各王均受东王节制。由此，杨秀清以东王、正军师执掌太平天国的实权，洪秀全有如精神领袖。
——废除清王朝的正朔，颁布天历，于王子二年（即咸丰二年、1852年）实行。
——颁刻《太平礼制》、《太平条规》、《太平军目》，并重颁了《天条书》，规定了等级制度、军纪军规、部队编制。
——严别男行女行。自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即拆开家庭，按性别、年龄编伍。此次重申后，更规范化、制度化。
然而，最能打动人心的是日后“小天堂”的封赏。洪秀全颁布诏书：
上到小天堂，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
这种打天下、坐天下的江湖做派，最适应下层民众之心。按照《太平军目》，就是最小的“军帅”，也是统辖万人的赫赫将领。为了功赏罪罚严明，洪秀全还下令，每次杀妖后，记录每一个人的功过，逐级上报，“俟到小天堂，以定官职高低，小功有小赏，大功有大封”。
永安城外的清军，密密麻麻。“尚妖头”带来的“妖兵”，由两万升至四万。 英勇的太平军将士毫不畏惧。有天父天兄保佑，有天王德福赏赉，他们视死如归，即使升天，也“职同总制世袭”。赛尚阿迷惑不解地向咸丰帝报告：
（太平军）一经入会从逆，辄皆愍不畏死。所有军前临阵生擒及地方拿获奸细，加以刑拷，毫不知所惊惧及哀求免死情状，奉其天父天兄邪谬之说，至死不移。睹此顽愚受惑情况，使人莫可其哀矜，尤堪长虑。
这是一种来自内心的宗教信仰的力量。
然而，皇上帝的信仰，只能鼓足勇气，兵战的胜负又往往取决于指挥员水准的高下。杨秀清，这位年仅27岁未曾读书据说不识字的农民儿子，在实战中显示出高于清方将帅的非凡军事才能。他在这一时期制定的《行军总要》，被后人视作中国近代优秀兵书之一。
赛尚阿出京的日期随着星辰移转而在咸丰帝心中日渐模糊，可赐刀壮行的威严场面仍历历在目。他身在北京，心念广西，每天仔细阅读前方的军报，每次均予以详明的指示。他已将自己的主要精力，转移到对付这支巨匪之事。虽然前方的军情不太妙，但他相信一定会好转。为此，咸丰帝作了两首诗，题为《盼信》，随谕旨一同寄给前线的赛尚阿，激励臣子们激发天良：
狼奔豕突万山中，负险紫荆必自穷。
峡界双峰抗难破，兵分五路锐齐攻。
壮哉乌向谋兼勇，嘉尔赛邹才济忠。
权有攸归师可克，扬威边徼重元戎。
罹劫吾民堪浩叹，冥顽梗化罪难宽。
因除巨憝武非黩，迥思庸臣心可寒。
默吁苍天事机顺，速望黔庶室家完。
未能继志空挥泪，七字增惭敢慰安。
诗后，咸丰帝还附有一篇非常动感情的朱谕。为了集中力量保重点，咸丰帝派兵增将拨银，前方将帅要什么就给什么，光银子就给了一千万两；可他要的东西——获胜擒首班师的捷报，赛尚阿却没有送来。尽是那些言辞含混、初看似为胜利、细思则是失败的报告，咸丰帝一次又一次扫兴失望。
为了弄清敌情，咸丰帝不惜放下架子垂询：
据单开获犯供词，有太平王坐轿进城（指永安城），大头人俱住城内之语。究竟系何头目？是否即系韦正？
而赛尚阿对此的答复，仍使他不得要领：
惟金田逆匪自称太平天国，确有历次所获犯供及伪示、伪印可凭。其匪首确系称太平王，惟其伪太平王究系韦正，抑系洪秀全，供词往往不一。臣等各处密发侦探，适有报称匪洪秀全以下八人，称二哥至九哥，其大哥即贼所妄称上帝，又曰天父者。……缘此会匪本由洪秀全、冯云山煽惑，韦正倾家起衅，始推韦正为首，后仍推洪秀全为首。而洪秀全又一姓朱，则向有此说，乃其诡称前朝后裔，洪字即假洪武字样……
赛尚阿还称，这些传闻之词，他也难以确认，以致未及时上奏。 为了激励将帅用命，咸丰帝还于1852年2月6日下了一道严旨发给永安前线：
以后如不能迅速攻剿，徒延时日，朕惟赛尚阿是问！若或防堵不周，致贼匪溃窜，再扰他处……朕惟乌兰泰、向荣是问！其能当此重咎耶？
这是一道不留余地的死命令。两天后，他又提醒赛尚阿，别忘了那把遏必隆神锋必胜刀，遇有临阵退缩或守御不严者，“立正典刑，以肃军纪”！
永安城的围攻战，持续了半年。在赛尚阿的统率下，向荣、乌兰泰两路夹击，大小数十仗。到了4月5日，眼看大功告成，永安即将得手，洪秀全、杨秀清又率军间道突围，直奔省城桂林了。
如此损兵折将，只赚得一座空城，赛尚阿自知罪孽重大。为了对付主子的圣怒，他将一名太平军俘虏，捏称为太平天国的天德王洪大泉。在奏折中大肆渲染此人是洪秀全兄弟，同称万岁，所有谋划皆由其主掌，洪秀全只享其成 。这一名“首要逆犯”被赛尚阿一路秘密押解，“献俘”北京。
“洪大泉”于1852年6月押至北京，咸丰帝似乎已觉察出此人非“首逆”，但为了自鼓士气，仍下令凌迟处死。
不能说咸丰帝一无所获，他此时总算弄清了对手的实情。“洪大泉”的供单，明确开列了洪、杨、萧、冯等人的地位称号。可咸丰帝读到这份情报是在1852年5月9日，距金田起义已经484天了。
洪秀全、杨秀清决计突围永安，确实因兵事陷于危局。但当他们一旦出了这座小小的山城，反倒是蛟龙入海，造就出更大的形势。
永安突围有如一座里程碑。在此之前，洪、杨取战略防御之策；在此之后，他们开始了战略进攻。
1852年4月17日起，太平军攻广西省城桂林，作战33天，接仗24次，虽未破城，但也把广西的军政大员吓个半死。
1852年5月19日，太平军撤桂林围北上，克全州，于6月9日打出广西，进军湖南。
1852年6月12日，太平军兵不血刃地占领道州（今道县），休整月余，遂东进、北上，一路攻城略地，9月11日起进攻湖南省城长沙。
长沙的战事胶着持续了两个多月，杨秀清以久攻坚城非计，于11月底撤兵，北占岳州（今岳阳），随后水陆开进湖北。
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攻入武昌。这是他们攻占的第一座省城。天国的将士们在这座历史名城中度过了天历的新年。2月9日，洪、杨放弃武昌，率军沿长江而下，目标是他们的“小天堂”——南京。
在这十个月的征战中，太平军的人数急剧扩大。受尽压迫却生计无出的下层民众，山洪暴发般地涌入其行列。杨秀清以他的组织天才，几乎在一夜之间便将涣散的民众部勒成伍。在道州得挖矿工人而建土营，至岳州得船艘而编水军。总兵力在湘南即达五万，入湖北已近十万，而离开武昌时，已成为旌旗蔽日、征帆满江的五十万大军（包括妇女老弱），对外号称“天兵”百万。
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他们了。人间的“小天堂”召唤出他们近乎无穷的创造力。
迅猛发展的造反浪潮，使京师龙廷中的咸丰帝坐卧不安。他一直在发怒生气，一直埋怨前方将帅不肯用命。可他并没有新的招术，其频频出手的王牌，仍是罢官、换马。
位于人臣之端的钦差大臣、大学士、军机大臣赛尚阿，先是被咸丰帝降四级留任，命其赶至湖南主持攻剿。但赛尚阿的军务越办越糟，于是，咸丰帝便调派其最为赏识的、刚刚镇压广东天地会颇有成效而晋太子太傅的两广总督一等子爵徐广缙入湖南，接任钦差大臣，并署理湖广总督，将赛尚阿革职拿问送京审判。
徐广缙又是个银样枪头，受命后一直在磨延时日，不能组织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湖北战场的失败，使咸丰帝再次拿徐广缙开刀，革职逮问送京审判。
两湖战场的一败涂地，使咸丰帝的目光不再注视那些位尊名高的重臣，开始寻找那些有实战经验和统兵能力的战将。向荣，这位自参与镇压太平军起曾六次被他惩黜，差一点发配新疆的署理湖北提督，1853年2月3日被破格提拔为钦差大臣，“专办军务，所有军营文武统归节制”，成为两湖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而他先前一向痛恨的在鸦片战争中对“夷”软弱、1852年6月借故发配吉林的前陕甘总督琦善，因办事干练，也于是年底召回，以三品顶戴署理河南巡抚，1853年1月12日授钦差大臣，带兵南下防堵太平军。至于官声一直不错的两江总督陆建瀛，也于1853年1月12日被授钦差大臣，带兵西进防堵太平军。
三位钦差大臣，分布在三个方向。咸丰帝的如意算盘是，三路合击，消灭太平军于湖北战场，至少也不能让其四处流窜。
向荣出身于行伍，征战四十年，又与太平军交手三年，深知对手的厉害：若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必自取其败。于是，他采取的作战方针是等距离追击。既不要突得太前，惹急了对手，也不能落得太后，以能应付主子。他打的是滑头仗。
由于太平军并没有北上，且琦善手中的兵力也不足，于是，琦善的“战法”是在江北随太平军的东进攻势平行向东移动监视。这自然也无仗可打，犹如远距离间隔的护送。
这下子可苦着了陆建瀛。
钦差大臣陆建瀛奉旨后率五千兵马西上，于1853年2月9日到达江西九江，随后遣兵三千前出，扼守鄂赣交界广济县境内的老鼠峡，自将两千兵扎营于龙坪。这么一点兵力，又何挡于雷霆之力。
1853年2月15日，太平军进抵老鼠峡，一夜尽覆陆建瀛前遣之军。躲在三十里后的陆钦差闻败，急乘小船一逃九江，再逃当时的安徽省城安庆。安徽巡抚苦求其留守此地，他仍不顾而去，只身逃往南京。
陆建瀛的逃跑开了一大恶例，长江沿岸的清军纷纷效法，闻风即溃。东进的太平军一帆千里，如入无人之境，轻取九江、安庆、铜陵、芜湖。南京已成了风前之烛。
陆建瀛逃归南京后，同城的江宁将军祥厚力劝其再赴上游督战。可陆氏已经吓破了胆，自闭在总督衙署内堂中三日不见客。原来奉旨赶至南京协防的江苏巡抚杨文定，见势不妙，不顾同僚垂泪哀求，也出城逃命，理由是防守南京后方的镇江！
陆建瀛的做法使咸丰帝暴跳如雷。他于1853年3月6日收到江宁将军祥厚弹劾陆、杨的奏折，立即下旨将陆建瀛革职逮问送刑部大堂治罪，授江宁将军祥厚为钦差大臣署理两江总督，组织南京城的防御。几天后，仍觉心气难平，又下旨抄没陆建瀛的全部家产，并将其子刑部员外郎陆钟汉革职。
然而，这一份威严无比的谕旨却无人接收，无人执行了。
1853年3月8日，太平军前锋进薄南京，19日攻入城内，20日尽荡城内之敌。已被革职尚未拿问的前任钦差大臣陆建瀛、已经授职尚未奉旨的继任钦差大臣祥厚，统统死于太平军的刀下。在天国的军威之下，懦却的与胆壮的无分别地魂归一途。
当石头城易帜巨变的报告传到北京时，咸丰帝流泪了，当着众臣的面……
1853年3月28日，太平天王洪秀全在万军簇拥下进入南京城，仪卫甚威，路人跪迎。南京被定为太平天国的首都，改名天京。中国出现了南北对立的两个都城。
紫金山下玄武湖畔的南京号称虎踞龙盘的名城，曾为六朝故都。明太祖朱洪武元璋在此开基立国，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仍以此为陪都。清代以北京为首都，以盛京（今沈阳）为陪都，改南京为江宁。当时的文人墨客又多用古名金陵。但南京这个名词，一直没有从老百姓的口中消失。去掉一个名称容易，抹去一片记忆甚难。这个在当时南中国最大的城市，为清代管辖苏、皖、赣三省，兼理漕、河、盐三务的两江总督的驻所，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之一。
杨秀清由此看中此地，太平天国由此号其为“小天堂”。尽管今日历史学家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的得失众说纷纭，但它在当时许多人心目中具有帝王气象。
定都伴随着封爵加官。广西而来的“老兄弟”成了管理城市的新主人。王朝的典仪建立了，天国的规制大定了。天王洪秀全兴奋地颁布诏书：
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
一统江山图已到，胞们宽草任逍遥。
这道在今日文士眼中不够雅致的七律格式的诏书，看来确系洪本人的手笔。东王杨秀清也颁下诰谕：
……兹建王业，切诰苍生，速宜敬拜上帝，毁除邪神，以奖天衷，以受天福，士农工商，各力其业。自谕之后，尔等务宜安居桑梓，乐守常业，圣兵不犯秋毫，群黎毋容震慑，当旅市之不惊，念其苏之有望。为此特行诰谕，安尔善良，布告天下，咸晓万方……
为这位不识字的“真天命太平天国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杨秀清撰此诰谕的书手，今已无从考其姓名，但文笔颇为古朴。洪秀全的诏书也罢，杨秀清的诰谕也罢，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即新朝已建，王业已立，“妖胡”行将扑灭。
位于今南京市汉府街的两江总督衙署，此时被改为天王府。许多年后，它又成了继洪秀全反清革命的孙中山、号行国民革命的蒋介石的总统府。此为后话。但从1853年3月直至咸丰帝病死，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在此牢牢地坐在他的王位上。
正当洪、杨据南京为都时，北京的咸丰帝陷入了苦苦思索：登极以来，日夜操劳，为的就是求天下平治，可为何局势却坏到这般田地？
面对着一次次的失败，咸丰帝似乎也承认自己用人不当。林则徐出师未捷身先死，丧失了两个月的时机；李星沅名高却不足以当大任，但操劳过度死于疆场还算是尽忠了；赛尚阿在召对时颇有对策，谁知一至前线反束手无策；徐广缙在反英人入城、平广东“会匪”时表现上乘，谁知到头来竟敢欺朕；陆建瀛负恩昧良，厥罪尤重，本死有余辜，但毕竟是战死了，总不能再加罪死人，于是还得开恩按总督例治丧；眼下一个向荣，已进至南京东的孝陵卫，扎下江南大营，一个琦善，亦赶至扬州，扎下江北大营，可天晓得他们能否不辱君命，击灭这股不肯剃头的“发逆”。
想来想去，除了用人不当外，咸丰帝实在看不出来自己的举措有何失当之处。对于布兵攻剿的方略，已详尽到何处设防何处进兵；对于逆匪处置的指示，也已具体到如何收买如何反间。总不能让朕亲赴前敌，事事办理妥当吧！前方传来的军报，从来都不过夜，当日便予以处置；前方将帅要兵，便调动十八行省精兵十万，就连关外龙兴之地的部队都动用了，更何况各地又大量雇勇；前方粮台要饷，便倾出家底搜罗近三千万两，户部的银库空了，各地的储备尽了，就连内务府的开支也十分紧张。还有那些没良心的地方官，嫌户部指拨的银两到达太慢，居然点着名要拨内务府银两一百五十万，朕也忍了，未加究治。 只有臣子以天下养朕，哪有臣子敢掏皇帝的私房腰包。至于用兵之道，古训煌煌：在于赏罚严明。军兴三载，各地督抚换了个遍，桂、湘、鄂、赣诸省的军政官员换了一茬又一茬，被革发遣的不力将弁又何止数十员。就说向荣，六次惩黜，稍有微劳，即予开复。朕不惜于典刑，不苛于赏赉，可是这批臣子也太没有天良了！由此越想越气，将革职拿问的赛尚阿、徐广缙统统定为斩监候，并把赛尚阿的家产抄了，四个儿子统统罢官！
可在眼下，不用这批人又用谁呢？恩师杜受田撒手仙逝，满朝的文武，谁又能帮朕出出主意，挽狂澜于既倒！
咸丰帝的这番反思是永远找不到出路的。社会动乱的根源之一，在于乾隆末年起半个多世纪的政治腐败。文官爱钱，武官惜命。拼命做官，无心做事。见利竭力钻营，见难弥缝逃避。绝大多数的官员已经不能在政治目标上与朝廷中枢保持一致。在李星沅、周天爵先后劳累病死之后，在广州副都统乌兰泰、湖北巡抚常大淳、安徽巡抚蒋文庆以及前面提到的陆建瀛、祥厚兵败自杀或被杀之后，在赛尚阿、徐广缙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之后，当官已成了危途。捞不到钱，却要送命，做官还有什么意思？湖北巡抚龚裕，见太平军盛，居然自行上奏，诡称其患病且不知兵，请求开缺！在升官不能打动心思、罢官反觉释然的时候，咸丰帝又用什么来鞭策、激励臣子们的效忠呢？
在万般无奈之际，咸丰帝多次地想到天意，难道上天偏向于“天国”而不再倾向自己？从1850年冬至1853年春，他曾九次亲承大祀，每次都祈求上天祖宗的保佑。 他甚至下令地方官将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韦昌辉等人三代祖坟彻底掘毁，并明确指示将坟后“坐山后脉概行凿断”，以坏其风水。 在军事不利的危急关头，他还两次颁下《罪己诏》，一次在1852年5月17日，另一次在1853年2月15日，求上天宽宥，民众原谅，臣子尽心用命。 局势没有丝毫的好转，反是更坏。《罪己诏》本是皇帝的最后一招，此招出手无效，难道真是天命终绝？上天哪，祖宗哪，你们既然择我为天子，选我继帝位，为何不给我指明一条能走的道？
勤政的咸丰帝，此时愁肠百转，渐渐地倦怠于政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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