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日，康熙正在养心殿批阅奏章，少顷，他似乎有意无意地又翻开了恩师伍次友的折子。
康熙看着看着，竟情不自禁地小声读了起来：
“……臣以为四方不靖，当先以安内为要。不能定民，不可言靖藩；不能聚财，不可言兵事。东南波兴，天下板荡，则西北边患弥甚，实难骤然荡平。见事不疑，疑事不为，详虑而后行，则事鲜有不克之理。吾主乃天下圣君。自有明断。臣一管之见，不得之愚，敢不曲陈于陛下。
臣本疏旷散人，游历江淮、讲学山东，观士子之心，似已翕然向北，当勉心尽意，广罗人才，荐贤于庙堂，为吾主大业，竭奉绵薄之力。久违圣颜，时念不忘，对此孤烛昏焰，草章远呈，能不潸然涕下……”
康熙读着，泪水情不自禁地淌了出来。
自己的这位恩师，才真正够得上“居庙堂之高，心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啊！
康熙感叹不已，朕的每一言，每一行不是得益于恩师的教诲吗！
朕早已一连免了七个府的钱粮，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的岁收入了。
朕并非沽名钓誉，朕恨不得天下掉下几库粮食来！但眼见春荒将至，百姓总得有充饥的东西才行，有吃的便有法度。不然，会出更大的乱子——百姓，是不能得罪的！
诸大臣也尽心尽力，为撤藩后引起的叛乱为朕尽职尽守。
户部大人米翰思尤其令朕感动。
地震修殿，朕跟他要钱，他一口拒绝，说府库没钱。朕很生气，正准备治他的罪。谁知道在朕正为撤藩后平叛所需响银发愁时，他竟一口向朕保证，说他户部有钱买粮，可以支用五年。
朕为了能很有把握地平定这次叛乱，遍征贤臣良士，索谋问计。尤其是周培公的谋略深得朕心。
周培公之才能实令朕佩服之极；
那日在乾清宫的一番畅谈阔论，朕至今记忆犹新。
“为将之道，”周培公说道，
“军火未升，将不言饥；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鼓一鸣，将不记身家性命……这都是通常之理。
“为将者代天征伐，以有道伐无道，纛旗一升，耗国家百万帑币，驱三军蹈死生不测之地也；值此非常时期，应施之以非常之道。
“仁义礼智信，对我则可；对敌则不可。对敌当施之以暴，诱之以利，欺之以许，残之以忍，无忠恕之可言。”
康熙听至此，插口问道：“你愿意做个什么将军？”
“臣愿为善败将军！”
“善败将军？”康熙吃惊地问道。
“对！”周培公振振有词地解释道：
“善败将军并非常败将军。淮阴侯韩信、蜀汉之孔明，皆善败将军！兵法所谓善胜者不阵，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终胜——小败之后连兵结阵，透彻敌情，再造胜势，比之项羽百战皆胜而乌江一战一败涂地，岂不好得多么？”
康熙不禁哈哈大笑。
周培公受到鼓励，不禁大为兴奋，双眸炯炯有神，接着说道：
“臣请以南方军事陈言！”
“国家一旦南方有事，会怎样呢？”
周培公双手相合，沉吟着说道：
“臣以为将以岳阳、荆州或南京为决战之地！”
“你说详细！”康熙将椅子朝前拉了拉。
周培公的目光好像穿透了墙壁在遥视远方。
“如叛兵调度得方，那他们就会以岳阳、衡阳为根据地，夺取荆襄，东下南京，水路沿运河北上，陆路由宛洛插向中原，会师于直隶。但现在看来，他们未必做得到。叛军中骄兵悍将居多，心思不齐，指挥不一，民心不从，这样的如意算盘打不好，臣以为他们只不过想划江而治而已。”
“我当以何策应付？”康熙目光深不可测，幽幽地审视着周培公。
周培公一笑。
“倘苦真的如此，主上当以湖南为决战之地，同时沿长江布八旗劲旅，稳定北方局势，以江西、浙江为东线，以陕西、甘肃、四川为西线，割断敌军联络，倾天下之力各个击破——如此跳梁小丑，敢不束手就擒？”
说到这里，周培公略一顿，又道：
“当然，要剿抚并用，恩威兼施。打仗的事，不单是两军矢石交锋啊！”
康熙听得是既紧张，又高兴。
面对目前局势，康熙不禁赞叹周培公的远见卓识是何等正确！
吴三桂“划江而守”的战略，迅速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点。
在政治上，吴三桂“划江而守”的战略，使之处于被动的受舆论谴责的地位。自吴三桂山海关引清军入关大败李自成后，多尔衮统重兵进取北京，接着迁都于此，进行了统一全国的斗争。
清军先后击溃了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又颠灭了弘光、隆武、绍武、永历请南明政权。至康熙初年，基本上完成了统一大业（当时台湾有郑氏势力盘踞抗清）。
康熙即位，尤其是亲政以后，躬理政务，励精图治，采取了积极的巩固统一事业与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数十年战乱，土地荒芜，人民倍受战乱流离失所之苦，他们迫切希望社会安定，恢复和发展生产。康熙的所作所为符合了人民的要求，顺应了时势的发展。
正在此际，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发动了规模浩大的“三藩之乱”，使人民再次遭受战乱之苦。而且，更为人民所不能接受的是，吴三桂兵驻长江以南，奉行“划江而守”的战略，并进而发展为“划江而国”。重演东晋南宋偏安江南半壁江山的历史，这对受儒家大一统思想影响颇深的大部分中国人民来说，是难以容忍的。
故口诛笔伐者四起，吴三桂受到了舆论的谴责。他失去民心，如何能成功？
在经济上，“划江而守”的战略，使吴军的财力物力步入了困难的境地。
吴三桂起兵在经济方面虽然已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但由于坐失战机，未能速战速决，形成长期对峙，使已备财力物力耗尽。为了支付战争费用，吴三桂不得不对其占领地勒索搜刮，纵使将士烧杀淫掠。如此，又导致了人民怨声载道，形成恶性循环。
在军事上，吴三桂奉行“划江而守”的战略，致坐失战机，形势逆转。
吴三桂进抵湖南兵临长江后，曾有两个极为有利的时机。
第一个时机即吴三桂以迅猛之势攻占长江南岸时，清军虽作了某些布防准备工作，但尚未因御，且有惧吴之心。如果此时渡江北上，恐怕皇帝的宝座得易主了。
另一次是陕西王辅臣发动宁羌兵变后，数月之间，西北要地秦州、巩昌、定边、靖边、临洮、庆阳、绥德、延安、固原、兰州等地相继失陷，西北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甚至对北京都形成了严重的威胁，成为康熙最大的后顾之忧。
此时，清廷正集中全力在正面战场上抵御吴三桂的凶猛攻势。
可见，清军的主力几乎全在正面战场上。在此西北空虚的情况下。吴三桂若能审时度势地派出一员大将率一支主力部队由四川北上，再由西北出山西内蒙包抄京城；江南吴军再趁势渡江北上。南北夹击，最终胜负就很难预料了。
然而吴三桂没有想到这些，只派出小股兵力声援西北，未到却已被堵截。相比之下，康熙则先稳西北，再集中攻击江南，比吴三桂集团在大局判断上要高出一筹。
由于骤然停顿自守，大周国内江尖锐化，尚之信、耿精忠各怀鬼胎；王辅臣也难以自保；孙延龄则不能调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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