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在云南发动叛乱的时候，迅速遣使各地，带着他的信和讨清檄文，约会他的旧部故交，同他一起行动。除了约会尚藩、耿藩、孙延龄等人，还有两个重要人物，这就是平凉的王辅臣，甘肃的张勇。书中前已交代，他们都曾是三桂的部下，先后调离云南，王辅臣赴陕西任提督，驻守平凉（甘肃平凉）；张勇则出任甘肃提督，驻守甘州（甘肃张掖）。以个人关系而论，三桂跟辅臣的关系最为亲密。他在选择使者的人选时，得知云南援剿右营标下听用官汪士荣一向为辅臣所亲信，于是就选派他为特使，携带他的两封信和任命札二道，从间道赴平凉，都交给辅臣，令辅臣将其中的一封信和一委任札交给张勇。
王辅臣、张勇都以骁勇敢战著称。他们为人正直，忠于职守，为三桂所器重。他非常需要他们起兵，在西北开辟新战场，可造成南北夹击清朝之势。这一形势对他将具有深远的政治与军事意义。因为王、张实握西北地区的兵权，手下有强兵猛将，是两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无疑将给三桂的叛军增添不可多得的生力军。不仅如此，王与张驻防的地方，皆属战略要地和边防重镇。辅臣驻平凉，为陕西与甘肃两省的适中之地。自明以来，山西、陕西向称京师“右臂”，与山海关外的辽东称为“左臂”，恰成两个对应的战略地区。如果王、张两将在平凉、甘州起兵，一举可以控制西北，而出平凉，举足可进入陕、山，迅速逼近清朝的心脏——北京，从而构成巨大的威胁。同时，王、张的兵力足以牵制住清朝的大批兵力，三桂在湖南可以从容攻战，而在东南沿海又有耿藩之助，这就造成东西、南北夹击清朝的有利态势，置清朝于不能自拔的绝境。
吴三桂满以为，凭自己往日对王、张的恩情，特别是对辅臣的特殊礼遇，他们一定会闻风而动，听命于他。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王、张无意从叛，而且予以坚决地拒绝。当王辅臣读了三桂的信后，他首先想到的是，朝廷恩情至深，待他如心腹。他还记得，三年前，他在京准备赴平凉上任时，圣祖对他的一片厚望。圣祖爱惜他是个将才，总舍不得让他离京远去，眷眷之情，溢于言表。他说：“朕真想把你留在朝中，朝夕接见。但平凉边庭重地，非你去不可。”特命钦天监为他选择一个好日子动身。日期选在年内，而时已近年底，圣祖又说：“行期已近，朕舍不得你走。上元节就到了，你陪朕看过灯后再走。”又命钦天监再选择上元节后的吉日。到临行这一天，圣祖接见他，温言细语，授以方略，谈了很久，然后重加赏赐。御座前有蟠龙豹尾枪一对，圣祖指着这条枪说：“此枪是先帝留给朕的。朕每次外出，必把此枪列于马前，为的是不忘先帝。你是先帝之臣，朕是先帝之子。他物不足珍贵，唯把此枪赐给你。你持此枪往镇平凉，见此枪就如见到朕，朕想到留给你的这支枪就如见到你一样。”辅臣感动得拜伏于地，痛哭流涕，久久不起，说：“圣恩深重，臣即肝脑涂地，不能稍报万一，敢不竭股肱之力，以效涓埃！”他接受了圣祖赏给的这条枪，流着眼泪拜辞圣祖，带着朝廷的“天恩”厚谊，踏上新的征程……《广阳杂记》，卷4，185~186页。
辅臣重念朝廷厚恩，相形之下，三桂的一点恩情就显得黯然失色了。在圣祖与三桂之间，意味着正义与叛逆，他只能选择前者，毫不留情地抛弃了后者。还在一个多月前，即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圣祖刚得到了三桂起兵的消息，马上就给陕西总督哈占、提督张勇、王辅臣等发去了特急指示：“逆贼吴三桂，傥有伪札、伪书，潜行煽惑，当晓谕官兵百姓，令其举首，向朝廷报告。”他特别强调，他们都是他亲自提拔的“股肱之臣”，捍卫边境，绥辑军民，惟他们是赖。圣祖让他们把他的希望和命令传达下去，使陕西军民都知晓。《清圣祖实录》，卷44，19~20页。圣祖预先告诫的话语，犹在耳畔回响，鼓励着他忠于朝廷，绝不背叛。因此，他在三桂的诱惑面前，一刀切断他与三桂的个人感情的联系，没有犹豫，立即命令拿下汪士荣，连同信札，派他的儿子王继贞押解，星夜驰往北京。
康熙十三年二月初，王继贞押解汪士荣到了北京，面见圣祖，奏报事情经过，把三桂的信札一并呈上。圣祖大喜，夸赞了他们父子一番，将汪士荣处死。圣祖对兵部指示说：
陕西提督王辅臣，久历戍行，劳绩素著，近举首反贼吴三桂所送伪劄，遣子奏闻，坚守臣节，益见忠贞，朕心深为嘉悦，前已有旨，事平之日，从优议叙。今应即行加恩，以彰激劝。
当即授给辅臣三等精奇尼哈番世职，授其子王继贞为大理寺少卿。《清圣祖实录》，卷46，3页。
王辅臣举首三桂逆书、父子晋级的事，却激起张勇不胜愤怒：“我二人事同一体，你既想作忠臣，也应事先告诉我，以便共同商量后，派人进京报告。不想却背着我，单独献忠于朝廷，这是叫朝廷怀疑我，岂不是出卖我吗？我看你忠臣能做到什么时候！”自此，两人结下了矛盾，不能和衷共事。《广阳杂记》，卷4，186页。
其实，张勇既然没有得到三桂的信札（王辅臣并没有把三桂的信札转给他），都被辅臣一并交上，朝廷也不会轻易怀疑他的。不过，辅臣事先不知照张勇，难免有邀功请赏之嫌，张勇生气，也是人之常情。恰巧此时，四川已叛，总兵官吴之茂派人给张勇送去劝降信，这回该轮到他立功了。他在同年三月，把来使同“逆书”一起上交给圣祖处理。圣祖大为称赞，“命从优议叙”。《清圣祖实录》，卷46，17页。
辅臣父子举发三桂“逆书”，促使圣祖对陕西方面警觉起来，十分重视这一地区的防务。他感到有必要派一得力大臣前去总揽一切事权，应付可能发生的紧急事变。他选中了刑部尚书莫洛，授以全权，经略陕西。圣祖在向吏、兵两部解释这项任命时说，陕西是边陲重地，西控番、回，南通巴蜀，幅员辽阔，素称“疆”。“逆贼”吴三桂煽乱滇、黔，四川从逆，而山西“地处邻封”，恐有“奸徒”摇惑，以至人心不宁。虽有督抚、提镇等官各尽职守，但军务繁重，必须派遣一大臣，“假以便宜，相机行事，方可绥靖内外，保固边疆”。他认为刑部尚书莫洛曾任陕西总督，深得当地军民之心，熟悉当地情况。因此，他决定特授经略，率领满兵驻扎西安，会同将军、总督一起制定有效措施。他规定，巡抚、提镇以下各将官，“悉听节制”，兵马粮饷也都听他调发，“一切应行事宜，不从中制”；文武各官由他选用，吏兵二部“不得从中掣肘”；邻省用兵，应当救援的，酌量策应。如有军事行动，将军、总督要领兵前去。等湖广、四川地方平定，即命莫洛还朝。
为提高莫洛的地位，有利于统辖各个方面，号令专一，特加莫洛武英殿大学士，仍以刑部尚书管兵部尚书事，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任陕西经略，赐以敕印。《平定三逆方略》，卷8，13页。
陕西本来有封疆大员，圣祖却又置一经略，位在总督之上。实际上，圣祖是把莫洛当做他个人的代表派到陕西，行使着朝廷所赋予的最大的权力。这表明，圣祖是多么重视陕西的防务！
尽管辅臣父子向朝廷表明态度，同三桂划清界限，未必能赢得圣祖的完全信任。因为他知道辅臣与三桂有过密的关系，他确信这种关系不会一下子断绝。圣祖对辅臣不那么放心，这从他的军事部署和具体任命可以反映出来。
这是同年七月初的事。圣祖单独给甘肃提督张勇发了一道指示：“秦省边陲重地，恐奸宄窃发，尔乃封疆大臣，朕所简任，可率所部总兵等官，固守地方，有为乱者，严行辑治，以副朕倚任股肱之意。”《清圣祖实录》，卷48，18页。张勇任甘肃提督，却让他关注陕西方面的情势，密授以方略，严防逆乱发生。尤其强调张勇是他亲自选任的，以示恩于他，表明皇帝对他的特殊信任。
对张勇如此，相反，对辅臣却想法把他调离陕西。在对张勇发出上述密旨之前，圣祖已命令辅臣同将军席卜臣等赴荆州增援。后因情况有变，指示辅臣不必再去荆州，或者随将军赫叶等进取四川保宁，或仍驻平凉，具体由莫洛酌遣。莫洛回奏，说四川“逆贼”正固守保宁，而广元所属百丈关诸处，有“贼众盘踞”，前往增援的兵力不足，拟将增援的副都统吴国正和马一宝的军队发往广元（今仍名）。《清圣祖实录》，卷48，12页。
这时，突然发生了新的情况：叛军分三路来犯，已包围了宁羌州（陕西宁强）。此处属陕西，为清军入川的后路，圣祖命令莫洛“速行救援”。《清圣祖实录》，卷50，6页。正在保宁的莫洛得到命令，即速传令有关将领赴援。先在宁羌州城外击败叛军，迫使他们撤围而逃。考虑到宁羌地关重要，圣祖及时改变时辅臣的命令，通知莫洛，调遣副将雷继宗与辅臣部固守宁羌诸处。《清圣祖实录》，卷50，8页。就这样，辅臣没有去平凉，而到宁羌州驻守下来。
经略莫洛率师进征四川，在陕西汉中与四川保宁交界的地区受阻：四川叛军又攻占了七盘关与朝天关（两关在广元与宁羌州之间），切断了清军的饷道，驻广元的清援军已缺饷两个月，屯聚在略阳（今仍名）嘉陵江上的粮船被叛军夺去。粮饷不继，清军无法向前推进，而且已处于很危险的境地。圣祖急令：“定西大将军”贝勒董额、经略莫洛、四川总督周有德、巡抚张德地速撤保宁清军，回师广元。要莫洛等人亲自殿后，以利原驻广元的清军安全回汉中，固守阳平（宁羌西北，略阳南）等处，歼除宁羌地区的叛军，“整顿士马，再图恢复”《清圣祖实录》，卷50，11页。。
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初，莫洛率部至宁羌州，驻南教场，与辅臣兵营相距二里许。初四日，辅臣标兵突然向莫洛营发起进攻，愤怒呼喊，要粮饷，要好马，蜂拥而来。莫洛猝不及防，他的亲随满兵拼力抵抗，以雨点般的箭矢将乱兵射退。于是，辅臣亲自督战，再次猛冲，矢齐发。莫洛也出，挥兵反击。一颗鸟枪流弹飞来，正命中莫洛，当即身死。莫洛所部章京、笔帖式及兵士多死于乱阵之中。《八旗通志·莫洛传》（初集），卷158。3975页。
战斗结束后，莫洛的标兵和运粮兵还有两千余人，均被辅臣收降。七日，辅臣率叛兵自宁羌州撤至沔县（今陕西勉县西侧）。莫洛余部两千余人不愿参加叛乱，纷纷逃窜，所剩无几。辅臣感到势孤，便从沔县北上略阳驻守。《清圣祖实录》，卷51，19页。定西大将军董额随莫洛之后，撤至沔县，才得知辅臣叛变，急忙退保汉中，迅速向朝廷奏报。他此时还不知道莫洛死活下落，至于辅臣为何叛变，他也一无所知《清圣祖实录》，卷51，7页。。
王辅臣叛变，大概是圣祖没有想到的事吧！消息一传来，他十分震惊。他无法想像，前不久辅臣还揭发了三桂的煽诱，逮住其使者，遣其子入京报告，如今其子还在京师，那么，辅臣为何突然叛朝廷呢？虽然已很快得知莫洛已死及辅臣兵变经过，至于兵变的内幕，他尚不知。圣祖急忙召见辅臣的儿子王继贞，一则告诉其父谋反的消息，一则想从他那里得到点信息。圣祖劈头就是一句：“你父亲反了！”继贞尚能镇静，也许他还没有反应过来，便回答：“我一点也不知道。”圣祖就把陕西方面的奏报出示给他，继贞神情突变，吓得浑身战栗，口噤不能言。圣祖从容地说：“你不要害怕，朕知你父忠贞，决不至于做出谋反的事。大概是经略莫洛不善于调解和抚慰，才有平凉兵哗变，胁迫你父不得不从叛。你马上就回去，宣布朕的命令，你父无罪，杀经略莫洛，罪在众人。你父应竭力约束部下，破贼立功，朕赦免一切罪过，决不食言！”《广阳杂记》，卷4，186页。
圣祖把继贞放回，赦免其父之罪，即已确定了对王辅臣的基本方针，力争招抚，和平解决。这时，圣祖深知，王辅臣兵变，已对时局产生重大影响，他对大学士们说：“今王辅臣兵叛，人心震动，丑类乘机窃发，亦未可定。”反映了他内心忧虑重重的沉重心情。由于王辅臣叛变，他甚至打算亲临荆州，指挥作战。《清圣祖实录》，卷51，7~8页。可见这一事件的严重性，已直接危及他的整个战略。事情很明显，陕西一乱，与四川叛军会合，北进中原，长驱北京，而清军云集荆州，北方空虚，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清朝的危机。但圣祖仍然相信王辅臣不会背叛他，很可能为叛兵裹挟所至，宁愿招抚，省去兵戈，对朝廷有利。
圣祖在放走王继贞之后，又派遣科臣苏拜携带他的招抚谕旨前往陕西，会同总督哈占商酌，选择干练人员，或亲去辅臣处，或派他人代替，向辅臣宣布朝廷旨意，招其归顺，并尽快“安抚乱兵”。《清圣祖实录》，卷51，13页。与此同时，圣祖在军事上不能不严加防备。首先加强省会西安的兵力，以“保固秦省”。他把调往兴安等处的兵马改调到西安，令他们“星夜奔赴”，不得迟误。他犹感兵力不足，但“京师禁旅，遣发颇多”，已无兵马可调，他决定再调蒙古兵。他指示兵部：“秦省重要”，令理藩院员外郎拉笃祜等三名官员速征鄂尔多斯调蒙古兵三千五百人，调归化城土默特兵七百人，皆赴西安驻守备征。《清圣祖实录》，卷51，8~10页。至康熙十四年（1675年）正月，归化城土默特二部、四子部落、毛（茂明安）、吴喇忒三部计七旗兵已启行，鄂尔多斯因天寒马瘦，先行备装，等待调发。《清圣祖实录》，卷52，14页。圣祖很担心驻守广元（四川广元）、保宁的清军遭到辅臣叛军攻灭。为保证这支生力军安全地撤离，顺利撤至汉中，特遣驻北京的八旗兵（每佐领三名），“速催起程”，赴西安协守。进驻西安的各支大军，酌置留兵守西安，其余全部赴定西大将军董鄂军前，接应广元、保宁的清军撤回汉中。《清圣祖实录》，卷51，13~14页。
继上述指令发出之后，圣祖发现陕西兴安州（今安康）实为一战略要地，便对议政王大臣等人说：此地“西近汉中，北接潼关，东南直逼郧阳（湖北郧县），最为要地”。他迅速命令副都统穆舒浑、已任命为云贵总督的鄂善、副都统希福等率兵，包括增援的蒙古甲兵，“驰赴兴安”，共同防守汉中各处战略据点。《清圣祖实录》，卷51，16页。
圣祖紧急部署完毕，又加紧对辅臣进行招抚。在派出苏拜招抚专使之后，即十二月二十三日，圣祖再给辅臣发出一道长篇敕谕，大略内容是：
近据总督哈占奏称：进剿四川，军中噪变，你所部溃乱，朕闻听此信，“殊为骇异”！朕思你自大同归属英王阿济格，后归于正白旗，世祖知你赋性忠义，才勇兼优，特把你提拔到侍卫之列，继而命你随经略洪承畴进取滇贵。你果然不负期望，竭诚尽忠，大建功勋，因而晋级总兵，宠任优渥。及至朕即位，以你为勋旧重臣，疆所依赖，特提升你任陕西提督，召你进京陛见，当面询问，益加知你天性忠贞，献计略超群，朕心深为喜悦。特赐作密谕，至今言犹在耳，想你还能记得吧！
去冬（康熙十二年）吴逆叛变，所在人心怀疑观望，实在不少。你独首创忠义，揭举逆札，擒捕逆使，差遣你子王继贞驰奏。朕召见你子，当面询问情况，愈知你忠诚纯正笃厚，果然不负朕，知疾风劲草，于此一现！其后，你奏请进京觐见，面陈方略。联以你一向忠诚，深为倚信，而且边疆要地，正需你弹压，因此未让你来京。经略莫洛奏请率你入蜀。朕以为你与莫洛和衷共济，彼此毫无嫌疑，故命你同往再建功勋。直到此次兵变之后，面询你子，始知莫洛对你心怀私隙，颇有猜嫌，致有今日之事。这是朕知人不明，使你变遭意外，不能申诉忠贞，责任在于朕，你有何罪！朕对于你，“谊则君臣，情同父子”，任信出自内心，恩重于河山。以朕如此眷眷于你，知你必不负朕啊！至于你所属官兵，被调进川，征戍困苦，行役艰辛，朕亦悉知。今事变起于仓促，实出于不得已。朕惟有加以矜恤，并无谴责。刚刚发下谕旨，令陕西督抚，招徕安排，并已遣还你子，代为传达朕意。惟恐你还犹豫，因之再特颁发一专敕，你果真不忘累朝恩眷，不负你平日的忠贞，幡然悔悟，收拢所属官兵，各归营伍，即令你率领，仍回平凉，原任职不变。已往之事，一概从宽赦免。或许经略莫洛，别有变故，亦系兵卒一时激愤所致，朕并不追究。朕推心置腹，决不食言。你切勿心存疑虑畏惧，幸负朕笃念旧勋之意。《清圣祖实录》，卷51，19~21页。
圣祖的这道敕谕，如其说是谕旨，不如说是他个人给王辅臣的私人信件，写得异乎寻常地心平气和，娓娓动情。回忆他与辅臣之间的一件件、一桩桩事，充满了浓厚的情谊，就是心肠再硬的人读了这些话，也不能无动于衷！全篇无一句指责辅臣的话，相反，他把这场事变的责任自己全部承担过来，自责没有知人善任，事先并不了解他跟莫洛之间的嫌隙，而莫洛之死，或许是他别有变故，惹起士卒一时激愤所致，这些都与辅臣本人和士卒毫无关系。所有过犯，一概宽免，不予追究。只望他回心转意，不辜负以往君臣间的情谊和朝廷的重托。直到最后，圣祖也没有说一句威胁的话。相反，在字里行间不免流露出乞求之意。这是前所未有的。在这里，圣祖表现了政治家的恢弘的气度，极大的耐心。在圣祖看来，当此危机的时刻，追究莫洛至死的罪责已无任何实际意义。最紧迫的是，要尽一切努力消除由于辅臣叛变所造成的政治危机，权衡利害，他宁肯牺牲莫洛，甚至不惜乞求，千方百计把辅臣重新争取过来，是符合清朝根本利益的。
王辅臣为什么突然叛变，在事实真相未予澄清之前，的确是个谜。不久，辅臣给圣祖上了一道奏疏，申诉兵变起因，真相才得以大白于世。这是康熙十四年（1675年）正月十五日，他写了一份自我剖白的奏本，派遣莫洛部属原任郎中祝表正携带，代为转达，把他的儿子王继贞留下不遣返北京。祝表正至京，呈上奏本，兵变经过才一目了然。事情是这样的：
正月十三日，陕西总督哈占派遣一官员，把圣祖的敕书送来略阳，辅臣与众将领“恭设香案，跪听宣读”，倍受感动：“臣听闻之下，肝肠寸裂，心胆俱碎，恨不即自灭亡！”惟有向北京方向“号泣，抚众哀鸣而已”。他怀抱感恩之情，如泣如诉地写道：“草木尚尔知春，犬马亦思报主。臣独何忍负我皇上！”接着，他申诉事变起因。事情的远因，还在莫洛初到任陕西时，辅臣提出要进京谒见皇上。圣祖指示，可与经略面议。他自平凉奔赴西安，见到了莫洛，以当年洪承畴所实行事宜向他陈述了几点想法，希望莫洛从中吸取其经验教训，但莫洛听不进去，不以其忠言为忠，反以其言为忤谬，对他遂生猜嫌。莫洛没把辅臣放在眼里，他的司官们也个个“侧目”，瞧不起他。辅臣写到这里，申辩说：“我是奉旨意特远道来西安，向他陈说方略的，说得是与不是，他何曾答复一句话！竟然置之不理。辅臣是个刚烈性子的人，为人倔强，当年三桂对他很好，也仅是件不大的事，伤了他才决意走的。他岂能容忍莫洛如此高傲！自此“怀恨在心”。当时，他便顾虑文武不和，“恐误大事”，于是，向圣祖要求随军南征，离开此地，脱离莫洛而已。圣祖答复，无论到湖南，还是到四川，都是给朝廷效力，眼下需要他留下。辅臣就留了下来。此事，已种下了怨恨、嫌猜。
辅臣又说到第二件事：那是在去年（康熙十三年）八月，辅臣一再请求，莫洛才同意给他添马兵两千，同时却将辅臣所属固原官兵的好马“尽行调去”，而把“被瘦茶马”发给他。到了九月，马还未到；十月初，就催他起程进川。这明明是逼迫于一时，“陷臣死地”，报复他多说话、提建议之怨。及至部属发动兵变，并非他的本意，他至死不从，“几欲自尽”。但事变已成事实，他如死，莫经略的事必加于自己身上，因此“臣死亦不能明”，故“忍耻以至今日”。圣祖赦免其一切过犯，要他还平凉，即表示“臣敢不仰遵圣意”！最后，他请求圣祖派使臣到陕西，宣布圣意，使“官兵各得生全”，“俯加存恤”即使“粉臣之骨，碎臣之尸，臣亦死且甘心焉”。
同月二十四日，圣祖批示按，据档案原件，辅臣奏本为康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圣祖批示为正月二十四日。核之《清圣祖实录》，卷52，6页，记在“癸酉”条下，为正月十四日，与原档所记相差十天。，关于遣使安插官兵，前已有旨，辅臣所属官兵照旧归伍，即率他们回平凉，至于莫洛部属兵丁愿归农者，由地方官“加意安插”，愿到辅臣处充兵的，可与哈占商量“收补入伍”。关于差使臣事，从北京到陕路途遥远，官兵久待不便，一切事宜即照前已发谕旨执行。至于辅臣忠贞，“朕所悉知，屡疏陈奏，心迹已明”。应“殚心供职，以图后效，不必复行引罪”以上详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藩档案》，“陕西提督王辅臣密奏本”，案字577号。。圣祖将此敕谕交祝表正，返回陕西，再向辅臣招抚。不幸的是，他也被辅臣杀害了。《清圣祖实录》，卷52，6页。
王辅臣的奏本和圣祖的批示，已清楚地说明宁羌州兵变，实非出自他事先的策划，乃是莫洛欺压汉官兵，激成变乱。《圣武记》、《逆臣传·王辅臣传》等书均说王辅臣“怀叛志”、“阴生异志”等，此说不确。莫洛的悲剧，是他以满族贵族大员傲视王辅臣，不平等地对待他，不仅引起他本人的不平，连他的部属也愤愤不已。当时从陕西到四川，历程艰辛，粮饷不足，忍饥挨饿，好马被换成劣马，更增加了行军的艰难，加之当时形势混乱，军心不稳，故易启事端，一触即发，终于造成了莫洛之死。他不过是统治集团优待满人、排斥汉人政策的牺牲品。这一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三桂叛变包含着民族矛盾的诱因。这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正在湖南战场指挥作战的吴三桂，一直在盼着陕西王辅臣、张勇起兵的好消息。他知道，他们一旦起兵，将会带动整个西北乃至中原响应，成为又一大战场，那时，将会给清朝造成多么巨大的军事与政治的压力！随着时间的流逝，仍不见任何动静，他派去的使者也一去不复返。一年过去了，他对辅臣、张勇不再抱有希望。就在康熙十三年底与次年正月之交，突然传来辅臣在宁羌起兵的消息，三桂精神为之一振，毫不迟疑地拨出二十万两白银，铸印“平远大将军陕西东路总管”，交付已叛降的秦州知州巴三纲转赠给辅臣。《圣武记》，卷2，65页；参见《清圣祖实录》，卷53，11页；《逆臣传·王辅臣传》。三桂慷慨馈赠，似乎比清朝空口安抚更有吸引力！辅臣所居平凉，原属荒凉的边防之区，生活一向很清苦，他的部下度日维艰，粮饷不足，本来就对朝廷不满，人心思乱，而三桂的诱惑，助长了其部属与清朝的离心力，反满的民族情绪顿时高涨。三桂指示已入川的大将王屏藩和吴之茂由汉中出陇西应援，到处散布委以官职的文札，地方武装及回、蒙古等少数民族都纷纷响应，接踵而起。三桂叛后一年还平静的西北地区，迅速陷入大动乱之中。
在这种形势下，辅臣已经身不由己。他是个精细的人，凡事都看得明白。尽管朝廷对他表示出了高姿态，圣祖做出非常友好的表示，并保证他本人和家属的生命与地位不受丝毫侵犯，可他仍然疑虑重重，总担心此系朝廷的权宜之计，谁能肯定朝廷于事后不追究往事！特别是莫洛身为朝廷满族重臣，圣祖的心腹，能说就让他白白死掉吗？不管怎么说，辅臣是不能逃脱责任的。担心、后怕，使辅臣无意回归清朝，他把朝廷的招抚置之脑后，决心铤而走险！
王辅臣抗拒清兵，依附于三桂，在陕甘地区展开了军事行动。他先说降秦州副将陈善，以秦州城（甘肃天水）叛降。辅臣由略阳移至秦州，并毁掉陕甘两省边界的凤县（今凤县西南）偏桥，派其部将王好文率众把守栈道，清兵粮道不通，所运之粮不得运送。入守凤县的清兵以粮竭突围而走。《清圣祖实录》，卷53，2页。辅臣则留兵守秦州，自率旧部归平凉。
圣祖得知王辅臣安然回平凉，清兵粮道被断，很生气，下诏斥责“定西大将军”董鄂等人：你们到了西安，没有随经略莫洛取道秦州，却经由栈道绕路而进，托故马瘦，竟驻汉中，致使宁羌兵变；王辅臣回秦州时，你们又不跟踪追击，急忙回汉中，及至保宁清兵撤回，你们又仅留将军席卜臣守汉中，自统大军回了西安。已提醒你们，栈道险要，却不多留兵防守，竟让叛军据守，致使广元、朝天关等处又被叛军占领。这都是董鄂等人“退缩迟延”造成的，理应解除职务。但目前正临大敌之时，仍令董鄂平定秦州、平凉等地。《清圣祖实录》，卷53，2~3页。
圣祖的部署及其战略战术，还不能马上奏效，陕甘叛乱在迅速蔓延，扩大，清兵步步退却。由于饷道被切断，清军被迫退回西安。汉中、兴安等重镇已被三桂将王屏藩等占据。辅臣向各地发出信函和任命文件，约会起兵。固原道（今宁夏固原）陈彭受巡抚之职，定边（陕西定边）副将朱龙受任为招抚总兵，还有巩昌（甘肃陇西）游击袁承梁以城叛，副将江有仓、参将潘瑀策动阶州（甘肃武都）、文县（甘肃今仍名）、洮州（甘肃临潭东）、岷州（甘肃岷县）叛变；临洮（今仍名）守备鲁文耀叛；尤其是甘肃省城兰州被游击董正巳策反，巡抚所属弁卒作乱，占据全城。《逆臣传·王辅臣传》，卷2，13~14页。据甘肃提督张勇得到的可靠情报，甘肃方面最先跟三桂、辅臣通款谋反的，就是董正巳。他差心腹先去秦州，跟知州巴三纲通信。其后，守备吴承印又串联鲁文耀、马洪，各与辅臣联络，表示愿同时起兵。兰州城千总杜士黄，充当马洪、吴承印的内应，煽动甘肃巡抚所属各军官和士卒，密谋起事。秦州知州巴三纲派其弟巴五秘密来兰州，与任职布政司的笔帖式本家人巴锡谋划，白天在董正巳家，晚上居于巴锡家，逐个作巡抚所属游击、守备各军官的策反工作。
二月五日，辅臣部向兰州进攻，董正巳等乘机夺占了全城，清巡抚华善逃出城，奔凉州去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藩档案》，“张勇密题”，案字713号；参见《清圣祖实录》，卷53，8页。兰州“外控西垂，内接临（洮）、巩（昌），为秦中要区”《平定三逆方略》，卷12。。此城一失，西北震动，许多城镇或叛或陷，还有一些城镇与乡村，被当地武装所把持。如三水、溶化、白水、浦城、韩城诸县，“土寇蜂起，掠劫乡村”《清圣祖实录》，卷53，11页。，局势混乱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陕西方面，各郡邑随之骚动，叛乱纷起。同州（大荔）游击李师膺据神道岭起兵，连陷洛川（今仍名）、宜川（今仍名）、鄜州（富县）等城，延绥镇所属鬻水、鱼河、波罗各营、葭州（佳县）、吴堡（今仍名）、清涧（今仍名）、米脂（今仍名）等县先后叛，起兵响应。他们攻城略地，绥德、延安、花马池、靖边等相继失陷。《逆臣传·王辅臣传》，卷2，14页，参见《清圣祖实录》，卷53，20页。
由王辅臣带头起兵，引起陕甘连锁反应，绝大多数的地方将吏都参加了叛乱，只有甘肃提督张勇、总兵孙思克、西宁总兵官王进宝、宁夏总兵官陈福未叛。因此，陕西全省未能全部失陷，只剩下西安一府及邠、乾二州了。甘肃仅保有辽西走廊一狭长地带。康熙十四年三月，圣祖为表彰他们尽忠朝廷，特晋升新职，授予张勇为“靖逆将军”、加孙思克左都督、加王进宝都督同知；提升陈福为陕西提督。《清圣祖实录》，卷53，18页。四月，王辅臣派人携带吴三桂授给张勇的札印，再次前去诱降，授张勇为“陕西西路总管平远大将军”。张勇大怒，不容分说，下令把来使推出斩首。王辅臣给王进宝送去一封信，劝其归降吴三桂。进宝断然拒绝。他们两人将此事如实报告了圣祖，圣祖大为高兴，为鼓励他们竭诚投效朝廷，特封张勇为“靖逆侯”、授王进宝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清圣祖实录》，卷54，8页。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吴三桂又亲自发给王进宝札文，他向圣祖报告，并把札文一并交给朝廷。《清圣祖实录》，卷58，9页。
圣祖已看出，将来恢复陕甘，必赖张勇、王进宝等汉将。还在二月，甘肃巡抚华善极言张勇可用。他在奏疏中说：“逆贼王辅臣今据关山以西，岐山以北，黄河以南，与蜀贼（指吴之茂等人）联结，加以西番、土回乘隙屡犯，河西危甚，其得免于沦陷者，提督张勇之力。目前情势，非提臣不能守，非提臣不能战，非提臣不能破贼恢复。第事权不重，未免掣肘。”他请皇上赐给敕印，得以“便宜行事”。《贰臣传·张勇传》甲中，79页。此疏正合圣祖之意，故立授“靖逆将军”，通知兵、吏部大臣：甘肃省“凡总兵以下官员，听从张勇调遣、提拔、补授”。《清圣祖实录》，卷59，2~3页。仍兼管甘肃提督事务；总督不得制约，一切征剿事宜，均由张勇便宜行事。《清圣祖实录》，卷59，11页。张勇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圣祖的完全信赖，把甘肃省的军事全部托付给他了。
康熙十四年（1675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宁夏突然发生兵变，张勇的得力助手和战将陈福被乱兵杀死。次年正月，圣祖迅即采取措施，改调西宁总兵官王进宝代替陈福的职务，出任陕西提督，暂驻秦州，继续兼西宁总兵官。宁夏总兵官缺，责成张勇和巡抚华善推补。《清圣祖实录》，卷59，3页。很快，张勇推荐他的原部将现任天津总兵官赵良栋到宁夏任职。圣祖立即批准，还把总兵官一职改为宁夏提督，由赵良栋升任此职。由于西北军情紧急，命令他兼程上任。赵良栋卸任的天津总兵官，由陈福的弟弟、现任涿州参将的陈奇破格出任。《清圣祖实录》，卷59，11页。赵良栋是甘肃宁夏人，骁勇善战，颇有机谋，称得上是一个优秀的将才，他与张勇、王进宝并称为“河西三汉将”。在张勇的统率下，同王辅臣展开了激烈的争战，最终完成了恢复陕甘的任务，并在平定三桂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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