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君臣自云南腾越州逃跑，于顺治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抵达囊木河，进至中缅边界，离缅甸只有十里。缅人派兵守关，防守边界。黔国公沐天波先入关晓谕。沐氏世代守云南，云贵各土司，远至缅甸，无人不知，无人不敬重。缅人一见天波至，都下马罗拜。待天波说明事情经过，缅方同意永历入境。但他们提出条件，“必尽释甲杖，始许入关”。永历只好同意，他的卫士们和中官及随从人员，凡有武器弓、刀、盔甲、器械都从身上解下，丢至关前，多如“山积”。永历和从员被彻底解除了武装，才被接纳入关，赤手空拳地进入缅境。［明］刘茞：《狩缅纪事》，7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二月二十九日，永历和他的随从人员到达蛮莫，缅方当地官员思线前来迎接，礼仪周到，谦恭友好。他们由蛮莫继续前行，至大金沙江时，已是三月初二日，缅甸国王仅派4条船迎接。因为船太少，永历选取从官646人，命他们各自买船，走小河，其余900余人，马940余匹，由陆路前进。永历离腾越时，还有将吏士卒4000余人，但在撤退的途中，纷纷逃跑，有些人病死，现只剩下这1500余人了。三月十八日，永历乘舟至井梗（又写作井亘）暂驻。缅甸国王大起疑心：“此等非避乱，乃是阴图我国耳！”发兵袭击，明将吏伤亡不少，其余被缅人强逼分到各寨住户人家，供其主人役使。这些享尽福禄的权贵们受不了污辱，气愤填胸，像内使江国泰、总兵姜承德、通政司朱蕴金等人都自缢死于树上。活着的人，资财都被劫夺，穷困无归，在江上漂泊，被暹罗（泰国）人发现，愿招他们去暹罗。以明宗室岷王之子为首的80余人，便投到暹罗去了。以上见《狩缅纪事》，8~9页、《也是录》，211页；参见《永历纪年》、《小腆纪年附考》，卷19，29页、《云南备征志·故实》，卷19，2页。
迟至五月四日，缅甸国王才派官员并备两只“龙舟”，吹打鼓乐，前来井梗迎接永历。次日动身，八日到达赭。缅方把永历和他的所有随从人员都安置在这里，建草房十大间，外面“编竹为城”，作为永历的宫垣。其他将吏“自备竹木”建房，为其栖身之所。每天派百余名士卒“更番护守”。《狩缅纪事》，10页；参见《明史·诸王传》，卷120，8151页。
永历和他的随员在赭过起了流亡生活。开始，缅方还供应食物，没过多久，供应日渐减少，因而度日十分艰难。永历又患了腿疮，“旦夕呻吟”，焦思万虑，愁肠百转，一筹莫展。邓凯：《求野录》，212页。然而，随从文武诸臣多“日以酣歌，纵博为乐”。缅民前来贸易，文武官短衣跣足，混在缅甸的妇女中间，“席地坐谈”，“呼卢纵酒”，毫无顾忌，大失体统，不以为耻。永历派各官每夜轮流巡更，他们便各找知己伙聚，“张灯高饮，彻夜歌号”。中秋之夕，大学士马吉翔、司礼监李国泰到王维恭处饮酒，命带来的艺人唱戏。此艺人很明事理，不禁涕泣，说：“皇上近在咫尺，王体违和，此何等时候，还欲行乐，我虽是小人，不敢从命。”王维恭大怒，拿起竹杖拷打这位艺人。哭喊声惊动了永历，传旨禁止，王维恭才不敢行凶。又有蒲缨与太监杨国明开场赌博，永历十分生气，命卫士捣毁赌场，但他的旨意谁也不执行，“争赌如故”。以马吉翔为首的一伙人，继续把持这个流亡政权的朝政。本来，他们已无公事可办，仍在这个流亡政权中操持一切。九月间，缅甸国王提供新收获的稻谷，永历指示，分给从官中生活困难的人。马吉翔却据为己有，私自分给与自己亲近的人。诸臣纷纷不平。总兵邓凯大声斥责：“时势至此，还敢蒙蔽皇上，升斗之惠，不给从官，良心何在？”马吉翔恼怒，命他的人将邓凯“掀跌阶下”，将脚摔坏，差点摔死！马吉翔专权，坑害良善，不一而足。永历小朝廷被逐出中国，流亡缅甸，已是国破家亡，身在异域，尚醉生梦死，党争伐异，真是腐败到了何等地步！难怪缅甸一些老成官员私下感叹：“天朝大臣如此嬉戏无度，天下安得不亡！”以上见《狩缅纪事》，10~11页；参见《也是录》，212~213页，《行在阳秋》，卷下。
再说李定国自磨盘山败后，收拾余众，没有赶上永历一行，又想到君臣俱死无疑，不如另做打算。他听说白文选在木邦，便去找他，说：“主上入缅，敕汉兵入关。我若深入，恐生不测，万一北兵（指清兵）有警，此地无险要可御，莫若妥择边境，屯集作后图。”文选的想法却不同，他认为永历左右无重兵，欲单身前去护卫。两人意见不合，定国率所部从孟艮抵猛缅驻扎，招集流散各处的溃众，声势稍振。《小腆纪传·李定国传》，卷37，364页。参见《三藩纪事本末》，卷4，73页。
定国走后，白文选率将士入缅甸，寻找永历。兵临阿瓦城，距永历所在井梗仅60里。缅甸王派人通知永历，汉兵四集，请下令阻止。诸臣集于永历舟前会议，要求与白文选联络。总兵邓凯、行人任国玺请行。大学士马吉翔专权，害怕他们向文选揭露他的罪过，极力阻止，暗中向缅甸人说：“此二人无家，去则不还矣！”缅甸不准行，又不告知文选确信，文选只好退兵。《小腆纪年附考》，卷19，27页。
永历的一些将吏以缅甸不是久居之地，想要离开，另谋出路。黔国公沐天波、绥宁伯蒲缨、总兵王启隆在一棵大树下，商议离缅甸之计，便邀来马吉翔同议。沐天波等提出，到户腊、孟艮等处，找李定国，“尚可图存”。马吉翔惟恐投到定国军自己失去权势，反对离开缅甸，说：“如此，我不复与官家事，诸公为计可耳！”沐天波三人一听，默然无语，起身散会。《小腆纪年附考》，卷19，29页。
接着，咸阳侯祁三升持定国之命，率师来请永历出缅。缅人要求永历予以阻止。有的就劝永历：这正是我君臣出险的一个好机会。马吉翔又出面阻止，请派锦衣卫丁绸鼎、考功司杨生芳前去，向祁三升传达永历的敕令：“朕已航闽，将军善自为计。”三升捧敕痛哭，以为永历真的航海到福建去了，下令退兵。邓凯：《求野录》。马吉翔不惜用欺骗把祁三升骗走了。他为杜绝李定国、白文选再来缅甸迎请永历，竟给把守关隘的官员下了一道命令：今后有一切官兵来，都给我杀了！邓凯：《也是录》。
当李定国、白文选确知永历并没有离开缅甸时，通过各种途径，或派人、或收买缅甸人屡次向永历转达奏疏，敦请他尽快离开缅甸，特别是李定国前后奏疏三十余道，半为缅甸人所得。但缅甸扣留奏本，也不放永历走，实际上，已把永历君臣扣留起来。顺治十七年七月，文选率兵入缅，至阿瓦城下，迎接永历。缅甸国王要求永历予以制止。但永历诸臣“燕雀自安”，不想再回到清兵占领下的云南，担惊受怕，不如在缅甸更安全。所以，答应了缅方要求，“草草与之敕，令毋进兵”。文选不相信这是永历的本意，坚持迎请。缅方拒绝。于是，文选下令攻城，眼看城将攻破，缅人急中生智，答应三天后让永历君臣离缅。文选退兵十里等候。三天后不见动静，才知道受骗上当，又发动进攻，而缅人已加强了防御，文选的进攻非但没有奏效，反而招致失败，文选望城痛哭而去。《小腆纪传·白文选传》，368页；参见《小腆纪年附考》，卷20，3页；《三藩纪事本末》，卷4，74页。
文选遭此失败，心中愤懑，必伺机再采取军事行动。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1661年）初，他约会李定国攻缅。这时，定国已攻取孟艮，又招集庆国公贺九仪及其部众万人，“军声复震”。文选自木邦的南甸发兵，途中与定国会师，他们决心此次必攻克缅甸，救出永历，“以成恢复中原之举”！他们先以计取。收买缅人，给永历送去密信，其中说：“臣等兵不敢深入者，激则生内变也。谕令扈从出关方为上策，何诸臣泄泄不以为意也！”敦请永历速决。永历回信慰劳。文选派人造浮桥，以迎永历。他们的营地距永历居地才六七十里，以为此举必能成功。不料被缅人侦知，将浮桥毁掉。定国、文选见此计不成，便发动进攻。
缅人集兵十五万迎战于锡箔江。缅兵拥有巨象千余头，兼有枪炮，横阵二十里，鸣鼓震天，呐喊进战。定国、文选兵不及缅兵的十分之一，武器惟有长刀、手槊、白棓而已。定国激励部众奋战，大败缅兵，被歼灭者以万计。定国、文选挥军，渡过锡箔江，临大金沙江，准备渡江袭击阿瓦城。
四月间，定国向缅人发出通牒，要求借道入觐永历，并提供象马粮糗。缅甸断然拒绝，据险设炮，加强防守，把江船烧掉，使明兵无法渡江。定国等动员士兵设厂造船。缅人以大量军队正面牵制明军，又别遣奇兵偷袭船厂，将已造的船全部烧毁。明军渡江不成，对峙下去更难，一则缺粮，一则疾病流行。军中携带家属，老幼皆有，受到饥饿与疾病的折磨，兵士与家属相继死亡。坚持月余，仍被阻于大金沙江之畔。不得已，除了撤军，别无良策。定国回军，行至亦渺赖下，暂作居住之地，文选退回到锡箔江据守。以上见《求野录》、《小腆纪年附考》，卷20，5页、9页。参见《三藩纪事本末》，卷4，74页。
永历君臣是在吴三桂穷追不舍的情况下，仓促之中，猝然决定入缅的。永历的本意，大抵是想作暂时的避难。因为他毕竟是中国的一朝皇帝，他不能久居异国，总是要回来的。谁料他的多数从臣并不想回国，以马吉翔为首的一伙人，从出于控制永历、独掌大权的卑鄙目的出发，一再阻挠永历离开缅甸，想方设法割断他与李定国、白文选的任何联系。缅甸方面，也毫无道理地不放永历走。其中的一个因素，就是马吉翔挑拨和煽惑缅人，鼓励了他们扣留永历。所以，李定国、白文选，祁三升等与缅人屡经交涉，甚至不惜动用武力，终达不到目的，直到永历被杀，这些亡国忠臣也未能再见上他一面。
永历和马吉翔等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此去缅甸不回，竟招致杀身之祸，这岂不是自取灭亡！
正当李定国、白文选与缅甸纷争之时，在边境的另一方，镇守云南的吴三桂正在向朝廷请兵进缅，力图消灭他们。
三桂请兵进缅，还得从裁撤军队说起。在云贵大规模战事结束后，顺治十七年，朝廷准备将云南的满洲八旗兵撤还京师，五万绿旗兵拟裁去两万。因为把大批军队留在云南，耗费大量军费开支，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沉重负担。据户部统计，在用兵期间，云南一省每年的俸饷银高达900余万两。《逆臣传·吴三桂传》，卷1。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以顺治十六年、十七年国家征收的课银为例，分别为2666230两《清世祖实录》，卷130，17页。、2716816两《清世祖实录》，卷144，19页。、即以国家两年的“课银”收入也抵不上云南一年的军费开支。如按顺治十五年以前的收入来计算，相差更为悬殊。其他各省驻军无处不需要军费，朝廷如何能负担得了！
云南的沉重军费负担，已引起朝廷的忧虑。浙江道监察史季振宜上奏，痛陈云南军费之重。他指出：“如云南兵饷以千万计，闽、浙兵饷以百万计。今以滇南初服，委之平西王，令其便宜行事。该藩兵力原厚，而满洲、绿旗兵丁复屯数万，其间更番往来，经历数省，供亿夫船粮糗，所费不赀，其不独云南困，而数省俱困矣。”他认为，应把驻云南的满洲兵移驻湖南，以减轻国家对云南的军费负担。《清世祖实录》，卷136，4~5页。自清军入关以来，无日没有战争，生产遭到破坏，加之清入关前明朝的经济已处于崩溃状态，清接手这个烂摊子，财政相当困难。继季振宜此奏之后，户部于顺治十七年五月又一针见血地说出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难，特别提到云南兵多，已使国家陷入更为艰难的境地。户部报告说：目前“国赋不足，民生困苦，皆由兵马日增之故”。云南所需粮饷尤多，“以致各省挽输，困苦至极。合计天下正赋，止八百七十五万余两，而云南一省需银九百余万，竭天下之正赋，不足供一省之用。该省米价，每石至二十余两，兵民交敝，所系匪（非）小。平西甲兵素称精锐，今或撤满兵，或酌减绿旗并投诚官兵，应敕兵部酌议，务部永远可行”《清世祖实录》，卷136，22页。。
无论朝廷重臣，还是地方大吏，都强烈呼吁，只有撤军、裁军才能使国家的财政负担有所减轻。
截至顺治十七年五月，吴三桂的兵到底有多少？幸好清官方给我们提供了十分准确的数字。在上面引述的户部奏疏中透露：“云南平西王下官甲一万员名、绿旗兵及投诚兵（包括归降的南明兵与农民军）共六万名。”两项合计，共七万人。《清世祖实录》，卷136，22页。三桂在进军云贵过程中，收编了数以千计以至万计的降卒降将，都隶属他的统率之下。这些人特别能战斗，堪称雄兵猛将。再加上他从辽东带来的将卒，也是一支能战斗的部队，成了军中的骨干部分，“素称精锐”。他的军队既多，又能打仗，是一支令人可畏的军事力量！除此，在云南还驻扎了不属于他统领的满洲八旗兵，如信郡王多尼平南将军卓罗等部、洪承畴部，与三桂兵合计，总数可达十二三万。这对于云南省来说，是无法养活这么多军队的。户部提出的报告，引起世祖的重视，以为此事为“国家要务，关系重大”，要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速奏”。
以军事起家的吴三桂，自然不愿意裁减他的军队。为此，他向朝廷申辩：“边疆未宁，兵力难减，宜如旧时。”说“边疆未宁”，也是实情。李定国、白文选还隐蔽在中缅边境伺机出击；永历作为明朝的象征，政治的偶像还存在，有卷土重来之忧。但他们的力量已消耗殆尽，对付他们，是不需要数万大军的。三桂提出的理由，不过是个借口，目的是不让朝廷动他的一兵一卒！三桂明白，要保持自己的地位与威望，就必须有一支强有力的庞大军队。
三桂的心腹将领、副都统杨珅出了个主意：以先除永历，“绝人望”，使裁撤军队之议不能实施。《逆臣传·吴三桂传》，卷1。这正是洪承畴所密授的“不可使滇一日无事”之计，此刻即以剿灭永历为名，动用军事力量，就能保证军队之数不致裁减。
吴三桂觉得这的确是个好主意，于顺治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关于吴三桂奏疏日期，《逆臣传》、《清史稿》等书只载顺治十七年，不具月日。《清世祖实录》，卷134载于顺治十七年四月丙午（二十二日）条下，《庭闻录》则记为二月二十日，前后相差近两个月。三桂请兵进缅前后两疏，此记似将第一疏日期二月二十日误为第二疏四月二十二日之期。，向朝廷提出进兵缅甸、殄灭永历的奏疏。清朝官书《清世祖实录》、《逆臣传》，以及《清史稿》等都载有这篇奏疏，但都是摘记，且有改动，惟《庭闻录》记录最详，系原疏照抄。为了解该奏疏全貌，也便于分析三桂此时的基本思想，现将全文引录如下：
臣三桂请进（兵）缅（甸），奉旨：一则曰：“若势有不可行，慎无强行”；再则曰：“斟酌而行”。臣窃以为，逆渠李定国挟永历逃命出边，是滇土虽收而滇局未结，边患一日不息，兵马一日不宁，军费浩繁，睿虑益切。臣荷恩深重，叨列维藩职守，谓何忽（忍）以此贻忧君父！顾臣向请暂停进缅者，益谓南服新经开辟，人心向背难知，粮食不充，事多牵系，在当日内重而外轻也。乃拜疏之后，果有元江之事（指上文提到的沅江土司那嵩之叛）。土司遍地动摇，仗我皇上威灵，一举扫荡。由此蓄谋观望之辈，始知逆天之法难逃，人心稍觉贴然。然逆渠在边，终为隐祸，在今日内缓而外急也。
臣恭承上谕，一则曰：“若势有不可行，慎勿强行”；再则曰：“务必筹划，斟酌而行。”大哉天语！详慎备至。臣智虑粗疎，言无可采。惟是再三筹斟，窃以为边孽不殄，实有三患二难，臣请毕陈其说。
夫永历在缅，而伪王李定国、白文选、伪公侯贺九仪、祁三升等分驻三宣六慰、孟艮一带，藉永历以惑众心，倘不乘此天威震赫之时，大举入缅，以尽根株，万一此辈立定脚跟，整败亡之众，窥我边防，奋思一逞。比及大兵到时，彼已退藏，兵撤复至，迭扰无休，此其患在门户也。
土司反复无定，惟利是趋。有（如）我兵不动，逆党假永庆以号召内外诸蛮，饵以高爵重禄，万一如前日沅江之事，一被煽动，遍地烽起，此其患在肘腋也。
投诚官兵，虽已次第安插，然革面恐未革心，永历在缅，于中岂无系念？万一边关有警，若辈生心，此其患在腠理也。
今滇中兵马云集，粮草问之民间，无论各省银两起解愆期，难以接济，有银到滇，召买不一而足。民室苦于悬磬，市中米价巨增，公私交困，措饷之难如此也。凡召买粮草，民间须搬运交纳。如此，年年纳，岁岁输，将民力尽用（于）官粮，耕作半荒于南亩，人无生趣，势必逃亡，培养之难又如此也。
臣彻底打算，惟有及时进兵，早收全局，诚使外孽一净，则边境无伺隙之患，土司无簧惑之端，降人无观望之志，地方稍得苏息，民力稍可宽舒，一举而数利存焉。窃谓救时之方，计在于此。谓臣言可采，敕行臣等尊奉行事。
臣拟今岁八月间，同固山额真卓罗统兵到边养马，待霜降瘴息，大举出边，直进缅国，明年二月，百草萌茅，即须旋师还境。但自省城边上，一路粮草，应于云南设法支给，又在边上养马，必得四、五十日，尽力喂养圆膘，须供得两月路程，方可行动。出边之日，每人自捐一月口粮。臣通计大兵，绿旗兵、投诚兵、土司猓猡兵及四项苦特勒，约共十余万口。以在边养马，出边捐粮，作八、九、十日算，各支不等，约该米七万余石。此内如投诚官兵与随带人口，先于安插之日已给月米，节次题明。又经户部拨给官兵（顺治）十六年饷银在案，今应一例随军支给粮饷，其余绿旗、苦特勒原不支粮，今出兵远征官兵，必带苦特勒随往边外，无粮何以养活？应于出边之日为始，将苦特勒照例给米，俟回到滇省，再行停支。又有土司猓猡目兵，原未食粮饷，应于调到之日，照例给米，并酌给盐茶、银两与所带苦特勒一例给米，以励其行，回日方行停支。此两项虽算在十万口之内，但原非食粮之数，米系外增，自出兵之日起支之粮，又在到边七万石之外。此盖就出边外而言也。如明春回兵，除马匹仍须牧放，积下一月口粮，在边接济，大约前后共得十万石。此项粮米，不敢外请，发银专待户部。原议拨给云南十六年买米银两，并十七年俸饷、豆草银两，催解到滇，臣分发到边上召买，以备支给，另行开销外，至于满汉约共有马六万余匹，作喂养五十日算，以米、豆、大麦三色兼搭，每马日得仓升八升，共该二十四万石，若以今市价论，需银无数。如谷熟收之日，市价稍平。臣大约酌量米、豆、大麦各价不等，多少牽筭，每斗约作八、九分，该银二十余万两，又马日支草二束，共该六百万束。若以今日市价论，每束该七、八分一钱不等，需银甚多，俟秋成后，臣鼓励士民召买，每束量给草价、脚银二、三分，约该银十七、八万余两，乃可以告成事。虽所费如此，然一劳永逸，宜无不可也。《庭闻录》，卷3。
三桂这篇奏疏，洋洋千余言，既形于辞色，又讲求实际，尤其是“三患二难”说，更具说服力，读来顺理成章，使人强烈感到，进兵缅甸，消灭永历，势在必行。
在云南基本平定后，兵部曾密令三桂等追入缅甸，剿除永历，“以靖根株”，特指示洪承畴“相机布置”。承畴目击云南“凋敝景象”，当地土司及降卒“观望”，人心不稳，不可操之过急。再说，大军如穷追进缅，惟恐李定国等号召土司、降卒复叛，袭清军之后，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主张“先安内，乃可剿外”，今秋冬（顺治十六年）暂停进兵。三桂的这道奏疏，也透露了他与承畴持同样的意见，曾向朝廷作了解释。朝廷议政王大臣会议，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暂停进兵。《贰臣传·洪承畴传》。但从这道奏疏中，又明显地看出，在此之前，即在暂停进兵之后，三桂改变主意，力主进兵缅甸，已有进兵缅甸一疏，内中引用世祖对前一疏的批示即是明证。《逆臣传·吴三桂传》载此疏内称：“前者密陈进兵缅甸事，奉敕曰：‘若势有不可，慎勿强。……’”显见在此疏之前，已有一疏，但各书均不见载。这道奏疏，不过重申了前疏的意见，并提出了他的更为具体的用兵方略。他计划用兵包括征用当地土司的士兵十余万、征用战马六万余匹。诸凡兵士粮饷、马匹、草料、运输费用，共用银两百二三十万余两。这个数字，对于财政相当困难的朝廷，仍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也就是说，在原有支出云南军费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开支。三桂的这一长篇奏疏就是请兵请饷。费用浩繁，不能不引起世祖和廷臣们的慎重考虑。
世祖读过此疏，没有马上表态，命议政王贝勒、大臣及户、兵两部“速议”，拿出意见来。《清世祖实录》，卷134，20页。
过了七天，四月三十日，议政王大臣及户、兵两部将会议结果上报世祖：“平西王吴三桂疏言，永历在缅，伪王李定国借以蛊惑人心，相应进剿，其现在云南满洲官兵，听该藩与各都统商酌率往。至于兵马钱粮，所需甚多，不惜措处维艰，亦万难即运至滇。目前应用草料，敕该藩设法措办，务使兵民两利。再查户部拨给云南十七年八分兵饷银三百三十万两，已经催解，其已解到者，听该藩支给进征兵丁，其未解到者，仍严饬各督抚星夜解往，以为接济。”《清世祖实录》，卷134，22页。
大臣会议的意见，明确地表示，同意进剿缅甸，但同时也指出，最大的难处是兵马钱粮，不能满足三桂所开列的数目。他们提出解决的办法，首先责成三桂“设法措办”，再是户部已调拨本年度大部分饷银，作为接济，此项银两也由三桂负责支给进征兵丁。
世祖接到这份报告，没有做出批示，却很快命学士麻勒吉、侍郎石图，前往云南，同三桂“面商机宜”。
朝廷内外，关于云南撤兵与进剿，却有不同意见。浙江道监察御史季振宜认为：“云南宜先守御，而守御专任平西一藩（指三桂），应分该省之满兵驻扎湖南，相机接应。”《清世祖实录》，卷136，5页。把满洲八旗兵撤到湖南，其意是减轻云南的粮饷负担，也减轻了朝廷的财政压力。都察院上奏，说：“云南旗兵，粮饷不足，请以一半暂驻，一半撤回，可省军需数万。”如果三桂兵力因此而减弱，可把靖南王耿继茂部由广西移到贵州驻防。《清世祖实录》，卷137，11页。还有，此前户部也认为，云南应撤兵，裁减部队。议政王大臣会议，都逐一地否决了他们的建议和意见，坚持认为：“滇逆未靖”，驻守云南的所有部队，“不便议撤”。《清世祖实录》，卷137，11页。又说，广西是要地，贵州地方险窄，靖南王不便移藩至贵州。《清世祖实录》，卷137，18页。
三桂留兵不撤及进兵缅甸之议，由于得到了议政王贝勒、大臣们的一致坚决支持，终获世祖批准，即使靡费军饷，耗资巨大，但为江山永固，也在所不计了。后来，乾隆皇帝对三桂请兵进缅事做过这样的评论，他说：“立意殄灭由榔（永历），‘三患二难’发自三桂；檄缅甸，李定国，降白文选，皆出自三桂之筹划。然其筹划岂实为我国家哉！三桂之必欲灭由榔，实犹近日之阿睦尔撒纳之必欲灭达瓦齐，则彼之为宣力，皆所以自为也！”《小腆纪年附考》，卷20，15页。
顺治十七年八月，在学士麻勒吉、石图同三桂密筹，并返回报告后，世祖颁布命令，授内大臣爱星阿为“定西将军”，率部往征李定国，与吴三桂“相机征讨”。《清世祖实录》，卷139，16页。爱星阿，姓舒穆禄氏，满洲正黄旗人。他的祖父就是赫赫有名的清朝开国勋臣扬古利。顺治八年，世祖为追念扬古利的功勋，授予他领侍卫内大臣职。在批准吴三桂请兵入缅灭永历时，特命他与三桂共同进征。同时，又命都统卓罗、郭尔泰、逊塔、署护军统领毕立克图、护军统领费雅恩哈、前锋统领白尔赫图等随征。《清朝先正事略·爱星阿传》，卷2，17页。世祖指授爱星阿等凡事要“会议而行”。如与三桂一处，“一切事务，俱用王印行，若不与王同处，即以尔印行”。以下内容，同以前的敕谕一样，强调军纪，执行朝廷既定政策。《清世祖实录》，卷139，16~17页。
这一命令是颁给爱星阿的，但同时也向三桂下达了进军的命令。三桂还没接到这个命令，又上了一份奏报，请兵剿贵州土司。据他们的情报，贵州水西（黔西）土司安坤“久蓄异谋”，最近听说杀牲畜祭鬼，“将为不轨”。马乃土司酋长龙吉兆兄弟，“私受李定国伪敕”，修造武器，“逆行已彰”。乌撒土司安重圣“亦反侧叵测”。他想要“先发制人”，“乘其未动，早为剿平，以清肘腋之患”。以此来“伸国威者也”。《清世祖实录》，卷139，22页。
征伐之令出自天子，须请示朝廷批准后方可用兵。本来水西等土司已归降，三桂却说他们欲图谋不轨。所列证据，还看不出有“谋反”的明显迹象。三桂都要“先发制人”，对这三个土司大张挞伐，再次征剿。三桂的目的，不过是制造“敌情”，给世祖和廷臣们造成一个印象：云贵的形势又有反复，不仅云南不安定，连贵州也岌岌可危，以此来催促朝廷准他用兵。廷臣们并没有认真核实“敌情”，仅听他之言，即建议从其所请，令其“悉心筹划，相机歼剿”。世祖也马上批准了。《清世祖实录》，卷141，3页。三桂又取得了用兵权，在贵州、云南边境一带再一次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过了不久，顺治十八年三月，吴三桂送来了战报：“擒获龙吉兆，克平马乃土司。”《清圣祖实录》，卷2，4页。此次战役，历七十余日才破其寨，将龙吉兆、龙吉佐兄弟一并擒获。三桂对兄弟俩进行了审问：“为什么要谋反？”兄弟两人说：“我受（明）国恩三百年，仗义守死，何名为谋反？”三桂厉声斥问：“难道不怕死吗？”兄弟俩倔强地说：“我两人尽忠而死，难道不贤于你不忠不孝而生吗？”两人同声斥骂不止。三桂大怒，命割去舌头，然后斩首处死。《小腆纪传·龙吉兆传》，卷35，351页。
吴三桂镇压了马乃土司，朝廷把它改名为普安县，设知县一员，分设土司巡检，准令世袭。《清圣祖实录》，卷2，4页。这次军事活动刚刚结束，三桂全力准备进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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