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眼巴巴地看着北京却不能入城，心中不无烦恼。他最惦记的就是陈圆圆，下落不明，一想到她，那绝代佳人的美貌就出现在眼前，入城之心尤为急切。王命不可违，只得从命。但想到对农民军的深仇大恨，又驱使他毫不迟疑地去追赶，必欲置农民军于死地而后快。他忍住内心的隐痛，于五月一日迅速渡过卢沟河，疾驰追击农民军。途中，三桂还在想着陈圆圆，命人回京师、替他寻找。《庭闻录》，卷1。
农民军出京时，用骡马载驮大量物资，行军速度缓慢，才出城三十里，他们的殿后部队就被三桂追上。农民军回避交战，丢弃金银财物和无数妇女，都被三桂夺走。农民军丢弃的仅是很小一部分，携带过多的财宝已成为他们的巨大负担，每天行军不过数十里，三桂从后边穷追不舍。农民军不得不继续抛弃大量金银财物和辎重物资，减轻负担，轻装快速撤退。从卢沟河至固安百里，所弃“衣甲盈路”，都被吴军收去。《国榷》，卷101，6081页；《平寇志》，卷11，249页。
李自成率部离京经畿南地区，计划走陕西，奔向西安。但他处境日益艰难：后边有三桂与清兵的追击；前边有已降农民军的原明朝官员与地方的地主武装纷纷倒戈，拦截农民军撤退。农民军被迫前防后堵，两面作战，伤亡、溃散、逃跑，使农民军大量减员，实力不断遭到消耗。
五月一日上午，李自成及其将士才到达北京南120余里的涿州（涿县）。在这里，原明官员冯铨等人纠集地主武装，占据涿州，阻击农民军。自成大怒，挥军攻城，激战达半日，城未攻下，农民军却是“尸横遍野”。《明清史料》丙编第5本，406页。自成无奈，被迫弃而不攻，继续向南撤去。这一战误了时间，使清军、吴军迅速赶了上来。
二日，农民军退至保定。由于仓皇撤离北京，连日行军，屡遭袭击，广大战士已是口干舌燥，饥肠辘辘，人马皆疲。进保定府时，虽说钲鼓喧天，但部伍不整，骑兵无行列，漫无秩序。农民军没有饭吃，就用宝物向当地百姓换些食物充饥。《保定府志》，卷17。
三桂兵已追到，农民军奋起迎战。已受到饥馁折磨和过度疲惫的农民军经受不住清、吴军的凶猛攻击，又失败了。农民军不能立足，迅速撤离保定。为了赢得撤退时间，延缓清、吴军的追击，农民军把从皇宫内带走的锦、绮等御用织物都缠挂在树上，把重新烧制成的金、银块抛置在路旁，目的是诱使追兵争抢财物，可以稍缓追击，而农民军加快行军速度，日夜兼行三百里，把追兵抛在后头。《保定府志》，卷17，“忠烈”。
三桂与清将领自然懂得农民军的意图。对于一向以掠夺财物为目的的清军来说，财宝不能不要，却不容许因取财物而误了时间。他们很快又从后面追了上来。
三日这天，清、吴军追至定州（河北定县）北十里清水铺，已远远望见农民军正在向前赶路。与此同时，负责断后的李自成部将谷大成也发现后面尘土飞扬，渐渐地显露出骑兵飞奔的踪影，知道追兵已到，便勒转马头，传令部众停止前进，排成阵式，等待与追兵交战。不一会儿，三桂兵赶到，立即发起攻击。农民军已连日奔波，归心似箭，无意恋战。两军刚开始接战，农民军后阵先乱，谷大成厉声呵斥，对临阵逃缩者即以军法处置，挥刀连斩数人，仍然没有制止住部众的骚动。三桂看出对方破绽，驱兵大进，农民军阵势顿时大乱。在混战中，谷大成不幸阵亡。部众见主帅被杀，掉头奔溃，自相蹂践。吴军趁势猛攻，农民军死伤累累。李自成部将左光先率部来救，后继的清兵一涌上阵，举长刀，砍断他的马足，马当即扑倒，左光先从马上跌下来，腿跌断。护卫给他换了一匹坐骑，扶他上马，他痛得连马也不能骑。兵士们就把他扛起来，慌忙退出战场，逃走了。余众都往西北方向逃去。此战，农民军死亡数千余人，追兵夺回被带走的妇女2000余人，还有金、银砖720块，以及骡马、器械不计其数，都成了吴军的战利品。清兵又追杀十四五里，然后收兵返回定州屯驻。但见：
骷髅尽是良民骨，
日幕沙场化作灰。详见《国榷》，卷101，6083页；《平寇志》，卷11，250页；《李闯小史》，154~155页。
定州的地主武装擒斩大顺政权的州牧董复《平寇志》写作“董复”，《国榷》写作“董牧”，《李闯小史》写作“董一阳”。，把头颅献给三桂。三桂为他的父亲设灵位，特割下谷大成首级，放在吴襄灵前祭祀，“泣血尽哀”。《平寇志》，卷11，《李闯小史》等皆书“谷大成”，《明史·李自成传》，《吴逆始末记》则书“谷可成”，《国榷》，卷101，书为“谷英”。所获辎重财物都赏赐给他的将士。三桂召集溃散的农民军，两三日之内，集万余人，收为自己的部下。关于定州之战，各书均见载，且明确记为定州北。惟不见载于《清世祖实录》，仅载庆都之战，而各书除《庭闻录》却无此战之记。连清人修《明史》也记为定州，而不记庆都。考定州与庆都相距甚近，战役发生在定州北，似《清世祖实录》误记为庆都。所记战役日期为五月八日，亦与诸书记五月三日不合。可能把此后发生的真定之役日期误为定州之役。三桂以喜悦的心情，向摄政王多尔衮报捷。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陈圆圆回到了吴三桂的身边，经过一场生死的磨难，他们终于团聚了。
陈圆圆如何在兵荒马乱之中投入到三桂的怀抱，却是有一段难以说清的经历。根据可靠的记载，李自成撤离北京时，刘宗敏将占据的田弘遇府第搜掠一空。当他们出京后，街民涌入田府，宅里空无一人，偌大个府第，到处是遗弃的酱醋食物、生活用品。田氏家的人，包括陈圆圆在内都不知去向。田家女眷、“妾殊美者”，都被刘宗敏等分占。《甲申核真略》，52页。在农民军撤离后，田宅忽然不见一人。一种可能是藏于民家；一种可能是被农民军带走。如果刘宗敏把她们遗弃在田府，她们自不必藏于百姓之家。最有可能的是，她们被农民军带走了。从北京至定州途中，三桂已从农民军手中夺得大量财宝，数千妇女。在这些妇女中，田家女眷当在其中。李自成杀吴襄一家时，陈圆圆没有被害，亦证明陈没在吴家，或是因她的姿色不肯加以杀害，而把她保留下来。所以，刘宗敏撤走时，是不会不带走她的。在农民军被吴军与清军追杀紧迫，且被战败之后，于混乱之中，陈圆圆随同其他妇女也就被遗弃在路上。陈圆圆知道追兵系吴三桂所部，便找上门去，两人于战场上重逢，喜悦之情是不言而喻的。有诗为证：
若非壮士全师胜，
争得蛾眉匹马还？
蛾眉马上传呼进，
云鬟不整惊魂定。
蜡炬迎来在战场，
啼妆满面残红印。吴梅村：《圆圆曲》。
如果不是“壮士”（吴三桂）打了大胜仗，怎么能重新夺回圆圆“匹马还”？三桂得知她归来，急不可待传见。由于受到惊吓，途中颠沛，她的美丽的头发凌乱不整。看得出来，她惊魂未定，心有余悸。迎来她的时候，正是在战斗刚刚结束的战场上，蜡烛、火炬通明，照在她那喜泪流的脸上，留下了淡淡的一道道红印。
短短几句诗，就把一个经战乱的风尘女子的形象，劫后幸存的喜悦心情描述得惟妙惟肖。虽说是经艺术加工的诗句，却是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三桂与圆圆久别重逢的动人情景。三桂重得圆圆，夙愿以偿，心满意足，不必细叙。三桂复得圆圆，众说纷纭。王永章《甲申日记》说山海关战后，圆圆就去找三桂；钮琇《觚剩》说三桂驻师山西绛州，将渡河时得之；陆次云《圆圆传》说得之于京师；吴梅村《圆圆曲》说得之于战场，等等。考各说，如山海关大战刚结束，李自成败归之时，圆圆如何逃出京师，匹马去山海关找三桂？三桂征山西是在顺治元年十月，在此之前数月，三桂居京师，为何不得圆圆，却至山西后，由飞骑送她至军中？自成撤走后，京师商人为吴家发丧，又哄传三桂将入京，如圆圆在京，为何迟迟不露面？又，清军入北京，也不见圆圆出来找三桂。由此可见，她此时不在京中，当被带走离京。惟《圆圆曲》说得圆圆于战场，接近史实。但在何地战场，却没有交代。一种可能是，山海关战后，或定州战后，在战场上得到圆圆。似后说得当。又有诗为证：
武安席上见双鬟，
血泪青娥陷贼还。
只有群亲为故国，
不因女子下雄关。
取兵辽海哥舒翰，
得妇江南谢阿蛮。
快马健儿无限恨，
天教红粉定燕山。吴梅村：《杂感六首》。
定州之役，是李自成南撤后遭到的第一次重大挫折。此次战役表明，农民军的士气与战斗力在继续下降，已成惊弓之鸟，使人很难相信它会重新振作起来。吴军、清军士气仍处在最佳状态，战斗力不见毫减。名为清、吴军联合追击，但从战斗实况来看，吴军却是充当了开路先锋和追击的英雄，它一直冲战在前，清军基本上充当了后援的角色。据后来有人揭发，与吴三桂一起追剿李自成的豫郡王多铎，在庆都激战中，“潜身于僻地”，躲避在一旁，尽量回避与农民军交战。《清世祖实录》，卷44，21页。
自定州败后，农民军于五月四日退至定州南的真定（河北正定）。这是一座不大的城邑，大街小巷都充塞了农民军战士。边大绶：《虎口余生记》，30页。自成也退居此城暂息。自从四月二十二日山海关大战以来，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农民军遭到一连串的失败，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还在四五个月前，他挥数十万之众，渡过黄河东征，直趋北京，所遇多少险关、劲旅，无不摧枯拉朽，所向无敌，长驱数千里，未尝一败！不意遇到吴三桂这个劲敌，屡战屡败，所得金银财物多被他劫夺，这还不算，如今又被他撵得无立足之地，仅仅几个月，局势变化之大，几如天壤之别！这究竟是为什么？他左思右想，不得其解。他从一系列的失败中感到自己蒙受了奇耻大辱，而将士们也因他的失败渐怀二心，产生了不信任的情绪，他们一向崇拜的“闯王”，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彩。自成把这一切后果都归于三桂的无耻叛变。因此，他把愤怒都集中到三桂一人身上，恨得咬牙切齿。他不想在追兵面前显得自己怯弱，应当给三桂一次教训，表明他有能力敢于击败任何强敌！于是，他决定亲自同三桂一战。他挑选精锐骑兵、率领他们北上出击。正驻营于定州的三桂发现农民军驰来，迅速指挥布阵，张开两翼迎战，从东西两个方向展开进攻。很不幸，农民军又被击败了，损失万余人，自成眼见自己又败在吴三桂手下，心中愤懑已极，但无力挽回败局，忍痛抛下躺在战场上成千上万的农民军战士的遗体，拨转马头，跑回了真定。《国榷》，卷101，6085页。参见《明史纪事本末》，卷78，“李自成之乱”。
次日，李自成调集大队兵马，督率诸将，要与吴三桂决一死战。在阵前，自成厉声高呼：“今日亲决死斗，不求人助，乃为豪杰耳！”《吴逆始末记》。他指的是三桂不许借助清兵，与他决一胜负，才是真本领。三桂根本不予理睬，指挥吴军冲阵，清将固山额真谭泰、准塔、护军统领德尔德赫、哈宁噶等率前锋兵参加战斗。《清世祖实录》，卷5，9页。双方纵兵大战，从上午一直激战到傍晚，互有杀伤。忽然，东风大作，黄沙蔽天，农民军阵中旗帜或被刮倒，或被折断。自成感到难以取胜，担心农民军久战有失，急下令收兵，撤离战场。当他正要回营，一流矢飞来，恰射中他的肋下（一说中其肩），从马上跌落下来，护卫及诸将忙把他救起，奋力疾驰还营。关于李自成受箭伤，详见《国榷》，卷101，6087页；《流寇志》，卷13，196页；《明史·李自成传》，卷309；《明史纪事本末》，卷58等书，还有《李闯小史》载一份南明奏折中提到从“闯营”逃出的一名兽医张奎明，也证实自成“肋下中箭”。《庭闻录》及《虎口余生记》不载受伤事。清、吴军也已力竭，没有追赶，返回营地休息。
这天，农民军陆续撤出真定，据当时在城外目睹实况的边大绶写道：“自北而南，尘土蔽天，然皆老幼参差，狼狈伶仃，十‘贼’中夹带妇女三、四辈，全无纪律。”《虎口余生记》，30页。李自成受伤后，没有进城，暂驻玉皇阁，正要吃饭，听说吴三桂的追兵将到，就顾不得吃饭，拔营西走，《庭闻录》，卷1。《虎口余生记》：自成“不进城，在关帝庙吃中火即行。”将携带不方便的辎重都烧毁，轻装疾驰。他们经获鹿（今仍名）、井陉，于六日出固关，退入山西境内。《虎口余生记》，31页。
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曾以雷霆万钧之力，掀起了浩大的革命浪潮，势如万马奔腾，迅猛异常，把明朝大大小小的统治者都吞没于浪潮之中。不幸的是，它遭遇到了吴三桂与清军这两块巨大的顽石，经几次猛烈撞击之后，浪潮终于悄然而疾速地退去了。定州、真定两大战役，农民军受到重创，更加速了它的退却。随着农民军主力和自成本人退出河北，京师以北，居庸关内外各城，以及天津、真定等处都投降了清朝。《清世祖实录》，卷5，9页。但是，李自成不会就此甘心失败，他要重整旗鼓，掀起新的波涛，向他的仇人吴三桂和其主子清朝统治者发起新的冲击！他进入山西境内，先屯平阳（山西临汾），布置兵力，分守山西各战略要地，堵截追兵，不得入山西。然后，他北上太原，回到西安，重新筹划他的恢复计划。《虎口余生记》，31页。
且说吴三桂，在真定一战大获全胜，让将士们略作休息，又传令进军，尾随农民军之后，跟踪追击。五月七日，当农民军已过平定州西的时候，追兵已到核桃园（固关北侧），直抵固关前。李自成调后营人马返回关上防守。《虎口余生记》，31页。此关居山西与河北之间，为一战略要地，易守难攻。吴军与清军自山海关至固关，长驱数千里，不间断地行军，常常是昼夜兼程，据朝鲜人报道：“自北京至保定府凡七日程（此为朝鲜人的计程方法），八王（阿济格）疾驰三日才及于保定，马困人疲，不能远逐云。”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58，3735页。特别是在途中，屡经激战，更是形神皆疲，在险关面前，不堪再战，急需休整。吴三桂到此决定班师。
五月十二日，吴三桂与英亲王阿济格等出征将领还京。多尔衮派大学士范文程等出城迎接慰劳。入城后，即谒见多尔衮。《清世祖实录》，卷5，70页。
吴三桂在短短的两个多月中，借助清兵的支持，连续击败农民军，夺取了京师，将农民军主力驱逐出河北，巩固了京畿地区，为清朝统一全国取得了牢固的立足之地。三桂及其将士的这一功绩，得到了清朝统治者的肯定和高度评价。三桂在给兵部的文件中详述他和他的主要将领的功绩，写道：
本藩忠义激昂，誓不与贼俱生，父母身家举置度外，不待言矣。仍多方鼓舞联络，幸辽镇文武官兵同心僇（努）力倡之于前，而关门各将士并能协和鼓励应之于后。四月二十一、二两日战，守者均矢肝脑涂地之心，用能催坚破垒，净扫妖气。此一役也，立肇造大定之基，揆厥勋劳，原非浅鲜……
文件还具体提到立有大功的将领的事迹，如总兵何进忠，“捐驱突阵，血功特懋”；再如副将杨珅、游击郭云龙、参将孙文焕“效力最多”；还如监记同知童逵行、陈全国“摧锋借箸，以文史而兼武弁之劳，其功更难泯灭”；再有游击鲁登，副将陈时登、夏登仕、胡亮“保关御寇，宣力并著”，特别是夏登仕、胡亮“当关门抚道投贼求生之时，独能同仇战守，忠义可喜”。这四个人“智勇兼资，俱属有用之材”。这些有功人员，有的“格外酬异”，有的“优加京衔”，有的“破格升赏”，有的“优补”重要官职。《庭闻录》，卷1。
在另一份文件中，就山海关与真定（或为庆都）两大战役作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家应天顺人，定鼎燕京，不期月间，率土来王，已成车书一统之治。揆厥始基，实肇造于关门之一战，而庆都（或为真定）之追剿，独暑星驰，摧锋陷阵亦不可泯之劳勋。”
吴三桂“已叨王爵”，请求给他的有功将吏晋级赐赏。三桂说：
查辽镇文武将吏诸生千有余员，其间有同谋归命者，有远请王师者，有当先迎驾者，有陷阵前登者，有效死守堞者，又有以一人而兼数劳者，虽功有大小，秩有崇卑，其归命投诚以宣力于朝廷，策勋于开创，则一也。……查当日同谋归命，又兼督战守者则同知童逵行也，前册另款开列矣。又，远请王师兼任战守者则副将杨珅、郭云龙、孙文焕也，前册亦另款开列矣。此前，册开之总兵、副将、参、游、都、守等二百四十八员，同知、参谋三员，则皆顺天归命，先登血战，应居首功者也。至云某月日，某地战守，此在摄政王（多尔衮）目击，亦贵部之所心悉，本藩（三桂自称）不敢赘陈琐屑……
当日明祚斩绝，本藩总统两镇，值人心皇皇，靡定之秋，其与本藩同肝胆而归顺清朝，舍性命而悍御逆闯，倘非动以望外之功名，万不能有济。今追溯成功之机，全赖此著。本藩又不得不申说明白，仰邀同仁之视也。总之，关门、庆都之役，人人用命，战系实战，功系实功，既开首功，又与寻常战守之功大有区别。破格升袭，赏一劝百，关系重大。贵部必能见及于此矣。……
吴三桂力陈他的将吏功勋卓著，为他们邀功请赏，连续上奏疏，编定文武清册两本，要求按功劳“撰给敕书者，即与世袭敕书；文职应超等擢用者，即与转咨吏部超等擢用”《庭闻录》，卷1。。
清朝正当巩固已取得的胜利，并需进一步向全国发展之际，多尔衮比谁都需要三桂及原明将吏的合作与支持。因此，他加意笼络吴三桂和他的将士，招降更多的汉官参加清政权，举凡所请，绝大部分都予满足，这使他们感恩于清朝，拼命效力，更踊跃于前。这些，都不在话下。
对于吴三桂来说，爵位已至王位，为人臣之限，无以复加。他所希望的是，给他一块封地。他选择了齐鲁，打算向多尔衮提出这个要求。齐鲁（山东）地区为南北适中之地，历史源远流长，物阜民厚。西周时，周公旦封此；春秋时，有齐桓公称霸。三桂大概想作周公旦，或有朝一日成齐桓公的霸业吧！他的这一企图，是方大猷传出来的。方大猷原任蓟州监军，随三桂一起降清。三桂令他暂驻通州，他于五月一日、二日间入京。这就是说，他是随同三桂一起到了北京的。三桂南下追击农民军，方大猷没有参与这一军事行动，仍驻守通州。七日，他曾护送他的老师杨士聪出京，经通州，在方家小住数日，至十一日，他又进京，次日即十二日，见到了刚返回京城的三桂。十四日，他离京回通州。第二天，他送别杨士聪南下。三桂求封齐鲁的事，就是他在自己家中向杨士聪透露的。他还说，三桂“切嘱抚镇属各武官不得散往他处”，在批准封地齐鲁后，打算“悉用旧人”。《甲申核真略》，40~41页。据杨士聪记载，方大猷说这番话的时间，是在五月七日。显然，三桂于南下追剿农民军前，向方大猷等人透露了自己的这一想法。杨与方是师生关系，自然无话不谈。方提供的这个情况颇重要。大抵三桂估计时局，只要彻底打败农民军，大功就算告成，南北即可议和，划黄河为界，他则居两国之间，可收南北之利。这便联系到三桂与多尔衮在山海关前威远台谈判时所达成的口头协议，大概不是子虚乌有之事！
不过，三桂一厢情愿的想法毕竟没有实现。因为种种迹象表明，当时，掌握实权的多尔衮根本无意给三桂封地。他给自己的将吏请功邀赏，多尔衮都予满足，而给三桂赏赐也相当丰厚，却闭口不谈“裂土”封藩。在他看来，清朝仅得到京畿地区，大局还不稳固，而且无地可封，所以此时封藩为时尚早。三桂也算识趣，他观察多尔衮意向，也就绝口不提封藩的要求。他最终封藩云南，那是数年以后的事。此是后话，暂且不提。三桂回京后的活动，史无记载，大概是闲住京师，与士卒休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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