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洋务运动的研究热闹了好几年，老兄有何高见？
袁：一言难尽。谈起洋务运动总是离不开恭亲王奕訢、曾国藩与李鸿章。除慈禧以外，对19世纪下半叶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人物恐怕就数他们了。而就思想而论，曾国藩是个突出的典型。
友：直至20世纪上半叶，曾国藩的影响仍然引人注目，在这几个人中他似乎影响最为深远。但我给你们这些编哲学史的弄糊涂了：有的专章论述，有的却闭口不谈。曾国藩究竟是不是哲学家？
袁：有差别才好。千篇一律、人云亦云的书你愿意看吗？是不是哲学家未见有法定标准。以家称人或自称，所在皆有，良窳不一，难以深究。至于应否写入专史，这就要看作者的史识如何了。
说到这里我倒想起一个有趣的问题：曾国藩的思想究竟属哪一家？
时贤把曾氏列为中国近代的重要哲学家(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主要把他视作理学家。这样定位不能说毫无根据：一是他曾师事唐鉴，并向倭仁请益，二人都以理学名世；二则他的有些文章，如《答刘孟容书》、《顺性命之理论》、《书学案小识后》、《送唐先生南归序》等，口口声声“学者何？复性而已矣。所以学者何？格物诚意而已矣”（曾国藩：《答刘蓉(孟容)书》，《曾国藩全集》书信(一)21页，岳麓书社1990年，长沙），道学味十足，而在其他文章中也不时流露道学气。
不过，多方面地看看曾氏的言行，判定他为理学家又有轻率之嫌：
第一，应该看到程朱理学是官学，曾氏出身于翰林，位兼将相，常把修心养性的官话挂在嘴边自在情理之中。
第二，他受过理学大师的薰陶，熟悉程朱之学，理学对他说来不都是门面话，但那仅是其思想的一部分，同时，学与成家，其中程度大有差别。曾氏讲理学，大体说来无非是陈陈相因的旧话。而真正称得上家的人，总要给一种学问增添点新内容。
第三，曾氏毕生信守儒学，但儒学不等于理学。
曾氏究竟怎样看待理学？
他对理学奠基人不乏褒扬之辞，甚至不惜为之辩护：“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49页。）在他精心挑选认为足以代表中国文化的三十二位圣哲中，这五人都占一席。可是，他赞的主要是这五人继承孔学或解经之功，而不在于他们的发明。
一再被引用以证明曾氏理学思想的是这么一段话：“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求此四术遍观而尽取之。是以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2页）把宋学推到首位，表达了他巩固现行社会秩序的强烈愿望，这是由他的政治思想所决定的，而德行居首又是古今中外教育思潮的主流，所以他如此训示士子自在情理之中。可是，不能忽视他接着就补充说：“程朱诸子遗书具在，曷尝舍末而言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3页）可见反对空谈心性，要立足于经世致用，这才是他的宗旨所在。
同时，这些赞辞出自冠冕堂皇的官方训示。看看他在知交中如何评论理学和理学家，对其真实思想的了解就会更全面和深刻一些。他在给郭嵩焘的一封信中写道：“性理之说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熟视而莫敢谁何，独于一二朴讷之君子攻击惨毒而已。”（曾国藩：《复郭筠仙中丞》(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五)，《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六，第1页。）这些入木三分的评论，简直是对理学和理学家的控诉书。
至于在私家记载中，曾国藩口中的理学家更不成器。倭仁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大师，曾氏私下却说：“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仁)，然才薄识短。”（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八年五月廿八日)，学生书局1964年，台北。）他曾罗致一批道学先生，“然第给以厚糈，不假以事权”。有一次他的亲信幕僚对这些人有不敬之词，他便直言不讳地告诫他：“此辈皆虚声纯盗之流，言行必不能坦白如一，吾亦知之。然彼所以能猎得厚资者，正赖此虚名耳。今必揭破之，使失其衣食之资，则彼之仇汝，岂寻常睚眦之怨可比？杀身赤族之祸伏于是矣。盍戢诸！”（徐珂：《曾文正幕府人才》，《清稗类钞》第三册第1389-1390页，中华书局1984年，北京。）很难想象，如此看待理学中人的曾氏会是一个理学家。
第四，看看他如何引导亲人治学，理学在其心目中的位置就更加清楚了。
现存1459封曾氏家书，好些包含着谆谆告诫弟弟和子侄如何治学成才的内容，敞开心扉表达了他的学术思想和对理想人格的期许。
他在给其弟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学问之道，能读经史者为根柢，如两《通》(杜氏《通典》、马氏《通考》)、两《衍义》及本朝两《通》(徐乾学《读礼通考》、秦蕙田《五礼通考》）皆萃《六经》诸史之精，该内圣外王之要。若能熟此六书，或熟其一二，即为有本有末之学。”（曾国藩：《致沅弟》，咸丰八年五月三十日，《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93页，岳麓书社1985年。）这里提到的四《通》都是专题文献汇编性质的书。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即以杜佑的《通典》为蓝本而更为详备，其内容包括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兵考、刑考等二十四个方面，徐乾学的《读礼通考》是一部未编完的书，秦惠田的《五礼通考》即因徐氏体例网罗众说而编成。礼的含义很广，后者不完全是一部礼仪之书，用曾国藩的话来说是：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曾国藩：《圣哲画像记》，《全集·诗文》第250页。）曾国藩向自己的亲属推荐四《通》，显然是让他们了解社会和通达政务。他自己就说过：“如马端临录于《文献通考》中者，则经济之学无不洞晰。秦味经录于《五经通考》中者，则典礼之学无不精研。”（曾国藩：《复吴竹如侍郎》，《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二，第27页。）
南宋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和明代邱囗的《大学衍义补》两书以《大学》的八目为纲，“皆征引经训，参证史事，旁采先儒之论，以明法戒，而各以已意发明之”。这实际是一套为皇帝及其臣下准备的政书，前者除了讲帝王为治之序、为学之本等外，子目包括辨人才、审治体、察民情、戒逸欲等等，而后者则补以前书所缺的治国、平天下两目，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方面，而以经流思想最具特色。值得注意的是，邱囗在理学史上并没有什么地位，真德秀虽对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起过重要作用，而就理学的理论而言，不过是朱熹思想的裨贩或二三流的角色。在理学被奉为官学的时代，任何人要进入社会上层都不能不有所了解，曾氏选择这两部书是耐人寻味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它们具有很大的实用性，既有修心养性的进德之道，又不乏经世济民之术，与他的义理与经济不可分离的主张十分合拍。
要是说他给他弟弟推荐的六部书中还有一部理学著作的话，给他儿子开列的必读书目就更加明白无误地把理学置诸脑后了。他说：“十三经外所最宜熟读者莫如《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余生平好此四书，嗜之成癖……自此四种而外，又如《文选》、《通典》、《说文》、《孙武子》、《方舆纪要》、近人姚姬传所辑《古文辞类纂》、余所抄十八家诗，此七书者，亦余嗜好之次也。……吾儿既读《五经》、《四书》，即当将此十一书寻究一番。”（曾国藩：《谕纪泽》，咸丰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全集》家书第430页。）这张教子书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把一个坦率地承认平生喜爱的古今著作不包括理学且希望儿子信守这条治学道路的人称之为理学家，不是显然厚诬古人了吗？
友：可是，难道理学对曾国藩纯粹是门面话吗？理学与曾国藩的关系究竟怎样？
袁：把曾氏思想看作是发展过程，你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30岁(1840年)以前他忙于科举和求官，与理学谈不上有什么关系。31岁开始先后向唐鉴、倭仁学习理学，如醉如痴，于是以道学先生自居，开个玩笑便自责“直大恶矣”，觉得自己的诗写得不错，又骂自己“如是可耻之至”，喜爱围棋，与友人下一局，自省为“全无心肝矣”。（《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118、130页。）他的主要理学著作如《顺性命之理论》、《答刘孟容书》(道光二十五年)、《书学案小识后》都是道光末年学习理学的作品，与太平军作战后逐渐摆脱理学的羁绊，咸丰十年后他事业进入巅峰期，理学的影响便更淡了。
友：这样一说，听起来不是全无道理。但你认为他的思想属哪一家呢？
袁：在学术思想上如果一定要戴顶帽子，称曾国藩为儒家的经世致用派比较合适。
他的儒学思想有自己的特点：
一是调和汉宋，博采众长。对儒家内部的各种流派，曾氏力持博采众长、无所偏倚的态度。他曾在给一位朱熹信徒的复信中表示：“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曾国藩：《复夏囗甫》，《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三，第12页。）而他所以推许秦蕙田，原因之一就在于“秦化《五礼通孝》可以通汉宋两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曾国藩：《复颍州府夏教授书》，《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第38、40页。）而在宋儒中他也力主调和朱陆及其后学：“当湖学派极正，而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废之流。”（曾国藩：《复颍州府夏教授书》，《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第40、38页。）在儒家之外，他推许庄周为圣哲，盛赞其才，屡予征引。这些都表现了他治学的博大胸怀。
二是立足于经世致用。他调和各家、吸收众长不是无原则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经世致用。为什么他那么看重四《通》？因为在他看来，“欲周览经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马端临《通考》，杜氏伯仲之间。”“秦(蕙田（《五礼通考》的作者——引者)于杜、马为近。”（曾国藩：《圣哲画像记》、《全集·诗文》第250、251页。）也就是说，他把这些看作经世的大典。他还认为：“文章之可传者，惟道政事，较有实际。……浅儒谓案牍之文为不古，见有登诸集者，辄鄙俗视之；不知经传固多简牍之文……江陵盛有文藻，而其不朽者乃在筹边、论事诸牍。阳明精于性理，而其不刊者实在告示、条约诸篇。”（曾国藩：《圣哲画像记》、《全集·诗文》第250、251页。）什么样的文章才算是传世之作？不同的答案体现着人们不同的人生和价值观念。这段话本身不是什么不刊之论，但它道出了曾国藩的理想和追求。据此断定经世致用是曾氏治学的基本倾向，恐怕不是没有足够根据的揣测。
有的论著称曾氏为礼学家。看到把曾氏视为理学家过于勉强，试图作出新的概括，不失为有益的探索，因为曾氏的大弟子李鸿章就说过：“其学问宗旨以礼为归。尝曰：古无所谓经世之学也，学礼而已。”（李鸿章：《曾文正公神道碑》，《李文忠公遗集》卷四，第19页。）问题在于这个概念不容易准确界定：首先，儒家内部没有形成一个可以称为礼学的学术思想流派；其次，曾氏不是专治一经的学人，这个概念很容易使人们产生不必要的误解，以为曾氏是研究礼学著作的专门家；再次，曾氏对礼的推许表达了他的经世思想的重要方面，但还有一些重要方面，特别是具有时代意义的新思想，又不是礼学二字所能涵盖的。
所以，我认为把曾国藩称为儒家的经世致用派较为贴切。
友：你唠叨半天，证明曾国藩是经世致用派，这与洋务运动有什么关系？
袁：洋务运动是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应付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的主要措施。儒学是当时的统治思想，也是清政府施政的指导思想。为什么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那么起劲办洋务？这些洋务活动与儒学有哪些关系？只有通过剖析这些“中兴”重臣的思想才能找出比较准确的答案，而曾国藩又是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人物之一。要了解19世纪的中国儒家如何对付西方文化的挑战，就不能不了解曾国藩的思想。
友：在同时代的人物中，倭仁不是更有资格代表儒家吗？
袁：儒学有多种流派，倭仁不失为其中一派的典型，不妨称之为不变派，虽然包括倭仁在内的古今人物严格地说没有绝对不变的。不少论著喜欢掇拾倭仁反对变革的言论以证明儒家的陈腐，可是，不能忘记这种回应并不代表19世纪中国儒学的主流。倭仁位尊而权轻，他对同治以后的朝政谈不上有什么重大影响。曾国藩曾直言不讳地说：“艮相(即倭仁)老成宿望，近年势颇孤立。”（曾国藩：《复吴竹如侍郎》，《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二第21页。）这不是个人的遭遇问题，而是这一类人的迂腐无法解决任何紧迫问题。他们起过阻滞和牵制作用，但真正代表儒家主流应变动态的是被称为洋务派的那些大臣们的言行，而曾国藩则是其中的承先启后的人物。
友：承先启后？
袁：对。我所说的承先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继承了魏源以来一些先进人物的思想，使之付诸实践。儒家的应变构思不自曾国藩始，魏源的《海国图志》特别是其中的《筹海篇》就是最初的蓝图，可是它生不逢时，成了书生议政的记录。使这些探索付诸实践的是洋务运动的领袖，尽管其中一些重要主张并没有得到贯彻。二是他成了吸引同时代先进人物和先进思想的中心。曾氏的一大特点是广收人才，其幕府之盛一直为晚清人士所赞誉。其学生李鸿章说：“朝廷乏人，取之公旁……知人之鉴，并世无伦。”（李鸿章：《曾文正神道碑》，《李文忠公遗集》卷四第20页。）现在看来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吹捧，虽然难免带点溢美气味。同光年间许多督抚出自其麾下，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对先进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与《海国图志》一脉相承，是儒家经世致用的又一大纲，写成以后，冯氏首先想到的就是寄给曾国藩，并请他为之作序：“敢乞赐之弁言，旗青云而显，附骥尾而彰，荣幸我矣。”（冯桂芬《与曾揆帅》，《显志堂稿》卷五第30页。）而曾氏除早已托李鸿章等人致意希冀招其入幕外，好些政务乃至军事问题都虚心求教（曾国藩：《致冯敬亭》，《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六第36页），《校邠庐抗议》更是赞扬备至。他曾致函冯氏：“蒙示以校邠庐大论四十首，属为序跋。细诵再四，便如聆叶水心、马贵与一辈人议论，足以通难解之结，释古今之纷。……尊论必为世所取法，盖无疑义。”（曾国藩：《致冯敬亭》，《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四第18页。）
当时真正了解西方的知识分子首推容闳，在天京之行失望后，他逐渐寄希望于曾氏。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曾文正者，于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容闳：《西学东渐记》8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他在中国的事业就是在曾氏支持下开始的。
近代中国的第一批科学家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都曾是曾氏幕中人物，郭嵩焘是其挚友，而薛福成则是一介书生，是在他直接培育下脱颖而出的。
我看不妨从广上去解释“承先”的内涵，说曾国藩“承先”包含着汇萃当时文化精英的先进思想的意思。
至于“启后”则更显而易见。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主要领袖，他是从曾氏幕中走上出将入相高位的。同时，他不但在未中进士前受业于曾氏门下，即使在其恩师扶植下成了独当一面的将帅和封疆大吏后，还继续受到曾氏的频频指点。后来，李氏及其他洋务派大臣的事功已经超过曾氏，但基本的思路仍在曾氏的言行中可以见其端倪。
友：究竟是哪些基本思路的端倪呢？
袁：曾国藩考虑的不是中国的全面变革的问题。两种异质文化的接触，首先引发的往往是局部的冲突和融合，只有少数最敏锐的思想家能迅速了解双方根本差别所在。不过，不能因此忽视局部性变革的巨大意义，人类社会的历次重大变革都是以这些局部性的变动为契机的。问题在于从哪些方面开始？这对此后的发展必然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值得注意的是曾氏主张从何变起。
曾国藩主张的变革环绕着困扰朝野上下的如何处理同西方列强的关系而展开。大致有这么几个要点：
第一，各国平等相处。
同治六年，曾国藩提出一个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主张：“其争彼我之虚仪者许之，其夺吾民生计者勿许。”（李鸿章：《曾文正公神道碑》，《李文忠公遗集》卷四第19页。参阅《曾国藩全集》奏稿九第5784-5787页，岳麓书社1991年。）这个意见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
从乾隆爷开始，中国和西方各国交往的一大障碍就是要不要行跪拜礼等所谓礼仪问题，鸦片战争后侵略者咄咄逼人，但是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执政当局仍在皇帝能不能及如何会见外国使节等虚文上纠缠不休，这类纠纷甚至成为触发或激化双方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清廷看来，这类礼仪“体制攸关”，难以让步。背后是个重要的文化心理：中国是天朝上国，与其他各国不是平等的敌体。中国告别中世纪要解决的众多问题之一，就是摆脱这个文化心理羁绊，按照现代观点去认识和处理各国之间的关系。林则徐组织翻译国际法，迈开了重新认识各国关系的重要一步。20年过去了，风浪叠起，中国蒙受了包括北京被占、签订城下之盟的巨大屈辱。侵略者的蛮横和残暴中包含着历史的必然，如果中国人老是停留在限于义愤填膺地谴责敌手的水平上，那在世界舞台的角逐中恐怕只能长期扮演不长进的弱者的角色。历史不理会道德说教，它是在各种力量的冲撞中刻下自己前进轨迹的。要与对手平等地对话，就必须正视和克服自己的弱点。曾国藩的上述主张便体现着认识的提高，其实质是要清廷清除虚骄之气，在对外关系中把注意力集中到维护国计民生的基点上来，为建立现代外交关系奠立基础。历史已经证明，现代国际关系中建立平等关系的主要障碍来自西方列强和其他侵略者，但不必讳言，像中国这样贫弱的被压迫国也有自身的不恰当的习惯和措施成为形成不必要的国际纠纷的因素。曾氏所指责的正是清廷自身的这些弱点。
当然，曾国藩没有那么全面、明确的认识，他主要是从过往的经验教训中体会到症结所在的，因此，他通常只能用古老的语言表达出一些朦胧的现代意识。例如他说过：“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曾国藩：《复李少荃》，《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八第15页。）时下不少论著喜爱引用这句话以证明曾氏对外“妥协投降”，其实与曾氏的本意相差颇远。曾氏援引孔子的话出自《论语》，原话是：“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子张书诸绅。”这个被孔门视作南针的信条，要求人们言行忠诚、有信、敦厚、慎重，这体现着儒家的理想人格和道德规范，旨在激励人们自尊自强，以自己高尚的人品去赢得尊重。这里包含着在与别人交往中必须尊重对方的意思，但其中绝无以谄媚的奴颜去讨好别人之意。曾国藩用这些古话，表达的是要求转变天朝上国君临万邦的传统观念，把国际关系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
不妨听听他自己的诠释，对其意思的理解可能更为准确：“自古善驭外国，或称恩信，或称威信，总不出一信字……既已通好讲和，凡事公平照拂，不使远人吃亏，此恩信也。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临难有不可屈挠之节，临财有不可点染之廉，此威信也。《周易》正家之道，尚以有孚之威归诸反身，况立威于外域，求孚于异族，而可不反求诸己哉？斯二者看似迂远而不切于事情，实则质直而消患于未萌。”（曾国藩：《复应敏斋观察》，《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第44页。）他谆谆告诫的是应以自尊、自强的态度去对待外国，与“妥协投降”自然风马牛不相及。
有的论著认为，曾氏一再讲“信”，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无非是引导中国人去信服和服从外来的侵略者，那正是地道的投降理论。其实，这是对历史背景缺乏全面了解造成的误解。不错，十九世纪西方列强在中国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总的说来在中外冲突中中国是正义的一方，但这不等于说中国方面在中外冲突中的一切行为都是无可指摘的，不能低估长期宗法专制统治和闭关锁国造成的愚昧在对外交往中的负面影响。例如，当时所谓反入城事件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在一些地方大吏和士绅看来，让一些外国人依照条约进入一些地方的城内做生意和游览简直是奇耻大辱，因此千方百计激励“民气”，拼死抗拒，有的事件(如广州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反入城斗争)还成了诱发祸国殃民的大灾难的重要因素之一。曾国藩所说的“信”，首先就是针对那些“显违条约，轻弃前约”（曾国藩：《复应敏斋观察》，《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第44页）的错误行为而发，冀图引导有关人士以理智的慎重态度去处理同外国的关系，与那些逞气蛮干、不顾后果的短见浅识相比，自是棋高一着，利国利民，扯不上是什么“妥协投降”。曾国藩还不可能具备现代外交知识，其认识有不全面之处，但时至今日，在基于不同国家自身利益的纵横捭阖的交往中，信守条约和诺言、争取更多的与国建立深浅不同的互信关系仍是不可忽视的原则。中国历来重视“以史为鉴”，今天的史家更不应该谴责十九世纪清醒的理性的爱国主张。
第二，在对外关系中确立以和为主的方针。
晚清时期，朝野上下在对外关系的基本方针上有和、战两种不同的主张，曾国藩曾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在朝廷中“恭邸重在和局，醇邸重在战守，物论与醇者较多”。（《曾国藩全集》日记(三)1599页，同治八年正月初五。）曾国藩的这段日记写于同治八年，当时恭亲王奕訢主持朝政，权倾一时，而其弟醇郡王奕譞也“在内廷行走”，是慈禧牵制奕訢的一个棋子，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奕譞上奏“议驱除洋人之法”，其中包括“请令督抚激励绅民打毁天主堂”、“请将大内各洋货颁赏，屏弃异物”（曾国藩：《与左季高》，《曾文正公书札》卷六第31页）等主张，集中反映了朝廷内外盲目排外的愚昧心态。
在50年代，曾氏虽然心存疑虑，但未坚决反对以战雪耻的方针。咸丰八年(1858)他曾对左宗棠吐露胸臆：“夷务果有翻局，不悉听其所要，是极好机会。然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昔在宣宗皇帝，亦尝切齿发愤，屡悔和议而主战守，卒以无良帅不获大雪国耻。今欲罢和主战，亦必得三数引重致远折冲御侮之人以拟之。”（曾国藩：《与左季高》，《曾文正公书札》卷六第31页。）进入60年代以后，他转而坚决支持以和为主的方针。他曾对心腹幕僚说：“醇邸意在主战……吾以目下不可不委曲求全，而又不可不暗中设防奏覆。”（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四)2224页，学生书局影印，1964年，台北。）他又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写道：“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有识者虽知战不可恃，然不敢壹意主和，盖恐群情懈驰，无复隐图自强之志。”（曾国藩：《复李中堂》，同上卷三十三第9页。）为贯彻这一方针，他认为必须信守和约，避免激化矛盾，不以战争手段解决双方冲突，着眼大局，不在小事上纠缠。他说：“鄙意办理洋务，小事不妨放松，大事之必不可从者乃可出死力与之苦争。”（曾国藩：《复吴竹庄廉访》，同上卷三十一第10页。）
他的转变主要是由几个因素促成的。一是对双方力量对比的清醒估计。他早就看到无论在军事还是经济方面中国都正处于弱势，军事冲突往往给国家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因此，应该在整体上实行以和为主的方针。二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僧格林沁等人对一些问题处理不当，激化了矛盾，辱国殃民，令他难以忘怀，所以他一再以不纠缠小事为戒。三是受到郭嵩焘和冯桂芬等先进思想家的影响。郭氏是他的老朋友，曾系统地提出一套对外关系理论（参阅本书《从林则徐到郭嵩焘》），曾国藩的以和为主的思想是进入60年代以后形成的，包括其南宋以来历史经验等观点，明显具有受惠于郭氏的印记。在这期间冯桂芬也认为，在同外国相处中切忌“以小嫌酿大畔”（冯桂芬：《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第73页，光绪丁酉明善社刊），“今既议和，宜一于和，坦然以至诚待之……然则将一切曲从乎？曰：非也。”（冯桂芬：《善驭夷议》，同上第75页。）这些论著于辛酉春(1861年)曾呈送曾氏并大获赞誉。（曾国藩：《致冯景亭》，《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四第18页。）目前看到的曾氏“壹意主和”的记录都比此晚出。不能武断曾氏本来没有主和之意，当英法联军蹂躏京津之际，他就曾流露：分兵北上救援于事无补，而有损于围剿太平军。但上述史实已足于证明，他们(还可加上奕訢和李鸿章)在处理中外关系上的以和为主的主张是互相呼应、相得益彰的。
第三，力主购买和制造船炮。
洋务运动的开端和重要内容在于购买和仿造西方船炮。就仿造而言，其发轫于曾氏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要考察的是其出发点是什么。咸丰十一年(1861)他曾上奏：“至恭亲王奕訢等奏请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凡恃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摺》[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八日]，《曾国藩全集》奏稿(三)，第1603页。）这是师夷长技的重要开端，它表明就是在与太平军生死搏斗中曾国藩仍然没有忘记夺英法所恃。师夷是为了制夷，从魏源到曾国藩一脉相承，确认这一点有助于准确地把握洋务运动的性质。
第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
在近代中国，好些学习西方的大事都与曾氏有密切关系。例如，《几何原本》明末翻译出版了其中的前六卷，19世纪60年代李善兰完成前人未竟事业，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合作译出后九卷，令中国人得睹全帙。曾国藩极力支持，承担了出版费用，实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派幼童留美，在上海机器局添设翻译局，他都是主要决策人，而这些对西学在中国的传播都起了良好的作用。
第五，在学习西方中不忘独立自主，捍卫国家主权。
众所周知，曾氏一直不同意借洋兵助剿太平天国。他自己说过：“彼以助我而来，我若猜忌太深，则无以导迎善气。若推诚相与，又恐其包藏祸心。观于汉口焚船等案，片言不合，戎事立兴。嫌衅一开，全局瓦解。臣始终不愿与之会剿者，盖亦筹之至熟。”（曾国藩：《议复调印度兵助剿摺》，《曾国藩全集》奏稿(四)第2391页。）也就是说，对西方列强他一直深怀戒心，生怕他们侵犯国家的利益和主权。他赞成学习西方，但认为不能长期受制于人，必须把学习西方变为增强独立自主力量的一个环节。例如，购买西方轮船后就有两种主张：“顷又接劳辛阶总制咨到札稿，其意欲全用外国人不欲参杂用之。国藩愚见，既已购得轮船，即应配用江楚兵勇，始而试令司柁、司火，继而试以造船造炮，一一学习，庶几见惯而不惊，积久而渐熟。”（曾国藩：《复恭亲王、桂中堂》，《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八第22页。）后一意见显然体现了曾氏力求国家自立、自强的意识。
友：这些转变与儒家思想有什么关系呢？
袁：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看其中关系：
一是它体现着儒家思想开始变化。这个变化是从处理中外关系开始，而涉及二千多年来未变的一个根本观念——夷夏现念。这是后来一系列重大变化的开端。
二是它显示了儒学变化的一个基本路向：从外来文化中汲取营养，推动自身的变革。儒学与佛学的融合曾导致新儒学——宋明理学的诞生，在19世纪下半叶，也已露出重走这条道路的端倪。
三是这个变化是儒家固有因素孕育出来的。曾国藩所以能成为为变革开路的人物之一，在于他继承了儒家的几个优秀品格。
首先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儒家的优秀传统之一是培育了中国人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结合的自觉，治国、平天下的追求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箴言已经成为社会认可的理想人格和道德规范。曾氏晚年被封为武英殿大学士，位尊为“相”而居汉大臣之首，但按照清代政制，这仅是没有实权的尊号。在其事业的鼎盛期，他虽是节制几省军务的主要军事统帅，但其实职始终是地方大吏——直隶总督、两江总督。按照思不出其位的原则，他完全可以循规蹈矩，以完成本职工作为满足，可是，他一再发出建立机器局、派遣留学生等倡议。这些行动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急于改变国家贫弱面貌的爱国热忱超越了个人成败得失的考虑。他曾同李鸿章说过：“鄙意北方数省因循已久，……东南新造之区，事事别开生面……制器造船各事，皆已办有端绪。自强之策应以东南为主。阁下虽不处海滨，尚可就近董率，购办器械，选择人才，本皆前所手创，仍宜引为己任，不必以越俎为嫌。”（曾国藩：《复李中堂》，《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二第19页。）在专制制度下，越俎代谋小则招怨，大可惹祸。据内容看，此信大约写于1867年李氏被任命为湖广总督后。曾氏一生谨慎，平定太平天国后又恐权重位高招忌，加上健康每况愈下，因而一再要求归田以完晚节，如果不是出于考虑国家安危，他的行动实在无法理解。
其次，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推动他的爱国情怀走上与学习西方相结合的基本因素。从主观上看，那些坚决反对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蠢人也不乏爱国热情，两者的区别在于是虚骄还是求实。儒家的经世致用派一贯强调从实际出发，这种学风代代相传，成为这一流派的人物历来较有成就的重要原因。曾国藩继承这个传统，也一再强调“不说大话，不骛空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问学》），“禁大言以务实”。（曾国藩：《劝戒浅语十六条》，《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0页。）理学家们沉溺于心性之学，热衷于从考察思想动机中去鉴别君子与小人，而曾氏对此作了重大的修正，他说：“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而鄙论则谓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昧暧即为小人。”（曾国藩：《复郭筠仙中丞》，《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四第8－9页。）晓事、知人，这都是主客观密切结合的实践活动，这些活动不但有客观标准可寻，而且必须眼睛向下，虚心考察实际情况，从阅历中方能得之。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同上，第8页。）把是否如实地认识客观事物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对理学笼罩下的社会上层说来，这是非同小可的是非标准的变动。试想一想，醇王、倭仁之流完全可以标榜自己是秉公的君子、爱国的典范，倭仁至死仍在提醒皇帝“勿忘庚申之变”——即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之耻，但其对策却是“毋以诗书为迂阔”（倭仁：《遗摺》，《倭文端公遗书》卷二第30页），要“非圣之书，屏而不读”（倭仁：《应诏陈言疏》，同上第3页）。按照他们的思路，国家固然走不出困境，儒学亦必然继续在泥淖中打滚。曾国藩在君子小人的区分这一重大问题上作出新的概括，这既是对理学的勇敢挑战，也是为实事求是地体察国内外情况、汲取新知识、采取新措施祛障辟路。针对中国士大夫的思维特点，他特别强调不能迷信经籍。他说：“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君子之作事，既征诸古籍，诹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致冒昧从事耳。”（曾国藩：《笔记十二篇》，《曾国藩全集》诗文393页。）务实之意溢于言表。
再次，他继承发扬了儒家思想中的主变因素。儒家有强烈的“率由旧章”的保守性格，亦有丰盛的变动不居的辩证法遗产。以曾国藩来说，直至道光三十年(1850)他仍然郑重其事地申明：“独至我朝，则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宪，既备既详，未可轻议。”（曾国藩：《应诏陈言疏》，《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6页。）对内外交困的境况感受不深，缺乏变以解危的紧迫感。随着太平天国义军在大江南北驰骋，他由一帆风顺的京官转到地方上兴办团练，阅历增长，对社会痼疾的了解加深，求变的思想便日益加强了。他在1859年写道：“吉，非有祥瑞之可言，但行事措之咸宜，无有人非鬼责，是即谓之吉。过是则为吝矣。……《易》爻多言贞吝。易之道，当随时变易，以处中当变，而守此不变，则贞而吝矣。……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曾国藩《笔记二十七则·悔吝》，《曾国藩全集》诗文360页。）震就是动，要反乎贞吝而在变动中求吉与无咎，在于正视现实，不断改正既往的缺点错误。个人如此，国家大事也是如此。进入60年代以后，曾氏积极推动和参与学习西方的洋务，这也是重要的思想基础。
从曾国藩身上，我们又一次看到儒学在变，儒学也可以变。如果光从思想本身看，变化是从龚自珍特别是魏源开始的，但真正付诸行动，或思想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实际的社会生活，却与洋务运动领袖们的言行密不可分，因此应该珍视这个变化。曾氏的言行不是孤立的，它代表着一批儒门人物的新动向，例如洋务派在朝廷的主要代表奕訢1867年刻印了自己的文集，除了儒家原有的迂见外，也与曾氏等人一样显露了这一派人的新追求。请看：“圣人之心浑然一理，故仁知合德”，“凡人之心胶于一定之见而不知变，事物之来应之必多所滞，以其不能明理故也。”（奕訢：《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乐道堂文钞》卷三第11、12页。）这不是在骂不知变化的儒者背离了圣人之道吗？
友：按仁兄的说法，曾国藩简直成了适应时势的英雄，而中国大陆的多数史家迄今仍视他为历史罪人。你恐怕把事情弄颠倒了吧？
袁：学术上的是非从来不以支持者多寡为定。同时，我还相信我的观点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赞同。
史家非难曾氏无非两条：一是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二是处理天津教案“卖国投降”。而这两条都有可疑之处。
友：难道他没有镇压太平天国？
袁：他当然是战胜太平天国的统帅。问题是这场战争的性质是什么？如果这是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与反对现代化的势力在搏斗，而清政府代表后者，那么曾氏自然罪责难逃。不幸，当时的清政府固然腐朽不堪，而有的史家也已有力地证明太平天国建立后不久便迅速封建化。只要确认了这个前提，那么，清政府同后期的太平天国(天京事变后)决战，便成了难分轩轾的两个宗法专制集团之间的斗争，所谓曾氏是镇压革命力量的刽子手的罪名就难以成立了。
友：在处理天津教案中，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此举内负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曾国藩：《谕纪泽》[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1375页），你还要为他辩护？
袁：看一个历史人物，自我评价当然可供参考，但决不能不加分析地视为定论。
先看看天津教案的基本事实：
同治九年(1870)五月二十三日，24名外国人在天津被打死。以国籍分，计法国17人，俄国3人，比利时2人，英国和意大利各1人。其中包括法驻津领事丰大业和十名修女。另外还有中国神甫1人，死伤教徒数十人。并烧毁了法国人办的望海楼教堂、仁慈堂、法国领事馆以及英美人办的耶稣教堂十座，破坏和掠走财物一批。
起事原因：1，多年积怨加上蒙昧无知，一些无稽谣言迅速传播，说教堂把迷魂药分给教民，拐骗丁口特别是幼童，取脑挖眼剖心以配药，已发现被挖的眼睛盈镡，等等。天津府、县等官员不但不予澄清、制止，反助长流言，致使群情激愤，演为暴行。2，法国领事丰大业在与地方官吏交涉中，面对包围的群众两次开枪，其中一次击中知县的仆从，点燃了事件的导火索。
处理结果：行凶人员16人斩首，29人分别判处军杖徒各刑。支付抚恤费和赔偿财产损失49万两。派崇厚到法道歉。天津知府、知县革职和流放黑龙江“效力赎罪”。
今天回顾这个旧案，曾国藩有没有“卖国投降”之嫌呢？
从法理的层面看，丰大业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但总的说来正如李鸿章所说“此案诎在津民”（李鸿章：《遵旨带军赴直摺》(同治九年七月初五)，《李文忠公全庥》奏稿卷十六，第35页），惩凶、赔偿无可厚非。在办案中，曾国藩、李鸿章坚持国家主权，拒绝洋人参加审判，也拒绝了他们的一些无理要求，如杀提督、知府、知县等。同时，在办案中他们坚持以清代固有法律为根据。在曾国藩看来：“在中国戕官毙命，尚当按名拟抵，况伤害外国多命，几开边衅，刁风尤不可长。”（曾国藩：《天津教案奏结》，《教务纪略》卷四第4页，上海书店影印。）李鸿章也认为：“冀终归于一命一抵了案。”（李鸿章：《论天津教案》[同治九年九月初九]，《李文忠公集·译署函稿》卷一第2页。）从当今法学观点看，这自然是大有争议的，但这却是《大清律》的重要原则，乾隆十八年就曾降旨强调“一命必有一抵”（《清史稿》卷144，《刑法》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210页，北京），在清律中也大致体现了这个精神。很难说这个案件的处理没有可訾议之处，但揆诸法律，似乎扯不上投降卖国等罪名。
友：事情应该首先从政治层面看。西方列强是侵略者，人民群众的反帝、反侵略行动代表正义，不但不支持反而摧残这些正义斗争，难道不是卖国投降行为吗？
袁：这是一些人喜爱的思维方式，但细加推敲，其中包含着好些必须澄清的问题。一是怎样判断国家和人民利益所在，如何厘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者？二是群众是否总是正义的化身，应该支持他们的一切行动，特别是反对西方各国的行动？请让在下慢慢道来。
曾国藩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力疾赴津办理此案，众议纷歧。论理者佥谓宜乘此机与之决战，上雪先皇之耻，下快万姓之心，天主教亦宜趁此驱除。论势者则谓中国兵疲将寡，沿江沿海略无豫备，西洋各国穷年累世但讲战争，其合纵之势、狼狈之情牢不可破，邂逅不如意，恐致震惊辇毂。鄙人偏信论势者之言，冀以消弭衅端，办理过柔，以致谤议丛积，神明内疚。”（曾国藩：《复李次青廉访》，《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三第13页。）
这里比较准确地概括了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
前者充满爱国激情，与朝野上下多数人的愿望正相符合。可是，政治不是感情游戏，它不能跟着激情自由驰骋。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必须全盘考虑各方利益所在和力量对比，在现实的基础上坚决维护自己所代表的国家或社会势力的利益。而这种主张却任凭自己报仇雪恨的愤懑，不顾国家安危，孤注一掷，逞快一时。因此，从政治层面看，这是没有远见把国家命运当儿戏的误国主张。
后一主张冷静地考虑了力量对比——中国正处于弱势，估量了国家利益——消弭边衅、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其政治远见是前者无法比拟的。可是，要提出和坚持这一主张，必然受到社会舆论即所谓清议的谴责，这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氛围(闭关锁国习惯与天朝心理的奇特混合体)同经世致用派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的对立。
曾国藩深受传统文化浸润，因此他还要承受来自自己内心的压力，“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的喟叹就是务实的政治家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儒家二位一体的曾国藩的内心独白。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的求实精神战胜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令他作出了明智的选择。他对自己的儿子吐露心声：“天津事尚无头绪，余所办皆力求全和局者，必见讥于清议。但使果能遏兵，即招谤亦听之耳。”（曾国藩：《谕纪泽纪鸿》，《曾国藩全集》家书二，1374页。）这是为国家利益而忍辱负重的高尚情怀。
由此可以引出两个结论：
一是不能盲目肯定群众所干的一切，包括在“反帝”或其他高大的名义下的行动。应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没有这种理性态度，历史就仍然是一笔糊涂帐。我们吃“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的苦头已经够多了。一百多年前，郭嵩焘已经痛心疾首地分析过某些群众性蠢行的祸害。（参阅本书《从林则徐到郭嵩焘》。）对天津教案中的群众行为，在肯定其爱国初衷的同时，也应指出其行为的愚昧性及损国害民的后果。其实，正如郭嵩焘所指出的，19世纪许多不合理的反洋人行动并非民众自发，而是由官吏和士绅策划的，是他们在宗法专制思想和对世界现状惘然无知的状态下制造或鼓励了这类蠢行，我们也不必以这类言行作为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典范。
二是在天津教案中曾国藩不但没有“卖国投降”，而且显示了不顾个人屈辱而为国宣劳的爱国情怀。
友：老兄的意思岂不是洋务派才是爱国楷模？在侵略者面前，他们的骨头是软的！
袁：话不能说得那么绝对，对任何历史人物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往往都不符合实际。洋务派有过误国之举，但是不是都是“软骨头”，或有时软有时硬，这些都是应该细细讨论的问题。今天不扯整个洋务派，只围绕曾国藩来谈。
在近代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国家独立一直是个决定历史进程的基本问题之一，症结在于怎样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基本问题。曾国藩的对策不外两个要点：
一是师夷长技，夺其所恃。西方列强既是侵略者，又是老师，一身二任。只要承认这个前提，就不能不承认曾氏及其他洋务派的出发点是对的。有人认为他们的出发点不是反帝爱国，而只是挽救腐朽的清廷，镇压人民，因此不值得肯定。我想，这个论断既与历史事实不符，也苛求前人。要求百年前的清代大臣不考虑清政府的命运，撇开挽救清政府去谈救国，那他们就成了革命家了。同时，翻检曾氏全集，凡是谈到学习西方的地方都必然提及这有利于对抗列强，说他只考虑镇压人民云云，却于史无据。如果有人不相信这句话，倒不妨花点时间去查一查。
二是要求整饬自身。同治元年间他写道：“鄙意求胜于洋，在中国官不要钱，兵不儿戏，不仅在税饷之盈绌，尤不在体制之崇卑。”（曾国藩：《复李少荃中丞》，《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第35页。）同治五年(1866)他又写道：“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临难有不可屈挠之节，临财有不可点染之廉……。”（曾国藩：《复应敏斋观察》，同上卷三十第44页。）这些话反映了他对吏治和军事败坏、外交工作迂腐无能的强烈不满，也体现着他反对腐败、励精图治的强烈愿望。
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则是“以忠刚慑泰西之魄，而以精思窃制器之术，国耻足兴”。（曾国藩：《复李少荃中丞》，同上卷二十第38页。）他是在同治元年(1862)说这句话的，这也是他致力洋务的指导思想。这足以证明洋务运动从滥觞之日起就以雪耻自强为轴心。
同时，事物总是在对比中显示自己的特性的。19世纪下半叶，高喊与侵略者不共戴天、以驱赶洋人为快却不愿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之士比比皆是，这些人口中的爱国、救国、反侵略说到底是南辕北辙的空谈。同他们相比，曾国藩等洋务派人士无疑是更高明更清醒的爱国者。骨头的软硬不能以反洋人的嗓门大小去厘定，也不能以主战还是主和去衡量。
当然，曾国藩也没有找到救国的正确道路。在这个问题上，他与郭嵩焘等先进思想家相比有较大的差距（参阅本书《洋务思潮与王韬、冯桂芬、郑观应等的探索》），但那更与“卖国投降”无关了。
友：直到20世纪，曾国藩仍然是许多人心目中的英雄，魅力未减，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袁：这的确是非常有趣的现象。蒋介石奉曾国藩为楷模，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梁启超、蔡锷也崇拜他。甚至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对曾氏推崇备至，1917年他致信友人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长沙。）直至1920年6月，他仍虔敬地念叨：“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毛泽东：《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1920年6月23日]，同上第490页。）更有趣的是，蒋介石留下了“手钞曾文正嘉言录”的记录（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5年1月2日条，香港龙门书局1965年影印），而毛泽东的《讲堂录》中也一再摘抄曾氏的格言。（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1、592、593页。）同时，这不是他们几个人的偏爱，而具有相当的广泛性，20世纪上半叶，《曾文正公家书》是许多家庭的教子书，1949年以后这部书在大陆销声匿迹三十多年，至80年代又成了书店中的常见书。1911年春蔡锷应聘至滇任新军第19镇37协统领官，选编《曾胡治兵语录》为“精神讲话”教材，该军后来在辛亥革命和讨伐袁世凯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17年4月，商务印书馆刊行了这本语录。黄埔军校创办伊始，校长蒋氏将之略加补充，又印发全校“人各一编”，国民党老一辈的将领没有读过这本书的恐怕很难找到。如果考虑到共产党的不少名将和重要领导人周恩来、林彪、徐向前等都曾在黄埔工作或学习，加上1943年延安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刊登了《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读》，要各级军官学习（《中国兵书集成》第50卷卷首说明，解放军出版社、辽沈出版社联合出版），其影响的广泛和深刻更不容低估。
为什么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如此推许曾国藩？简单地说，他们都视曾氏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典范。梁启超说曾氏“卒乃变举世之风气而挽一时之浩劫，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后儒先之言所能逮也”，并说其著作“实揭吾国民之伟大精神”。（梁启超：《曾文正公嘉言钞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第2页；《曾胡治兵语录》序，商务印书馆1917年，上海。）而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毛泽东：《致萧子升信》[1915年9月6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5页。）
友：这些评价未必准确。
袁：的确，任公的论断似有溢美之意，而毛泽东的思想后来有很大变化，这些都是不容否定的事实。但他们的意见包含着合理因素，即肯定曾氏的著作体现着中国文化的正面价值。古往今来都没有“句句是真理”的人，曾氏思想中也不乏负面因素。问题在于我们过去对曾氏在中国近代文化中的独特作用研究很不充分。
我想，有几个特殊条件为曾氏在文化领域的成就奠定了基础：1，对中国传统文化兼收并蓄，老庄、管子、法家、兵家、经、史、诗、文、历代典章制度和儒家内部各派理学、心学、汉学等等，他都颇为熟悉。2，丰富的政治军事经验。他在翰林院学习和工作十多年，先后兼任礼、兵、工、刑、吏五部侍郎，后来统军作战十余载，身任总督十多年，集军政和外交大权于一身。他是19世纪最富军事政治经验的中国人之一，恐怕只有李鸿章可与匹敌。3，毕生坚持不懈的读书写作习惯。
只要善于对待，他所积累的好些心得、经验不失为可贵的文化遗产。
友：具体说说他在文化领域的哪些方面有所建树，恐怕比空洞的论断更令人信服。
袁：就纯学术方面说，他写过一些文字学的札记(见其杂著《笔记二十七则》)，显示了他的功力，但谁也不会认定他是文字学家。不应忘记他是有丰富政治、军事经验而又注重修身的大儒，谈他对文化的建树离不开这个基点。
经世致用是涵盖面很广的概念，它既是思维方法，又包含众多的学科。我想，就曾国藩来说，他在中国式的行政管理和军事学方面留给后人的东西便颇为丰盛。
先说说他所总结的行政管理，它体现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其中不乏可取之处。
第一，博取众长的为政指导思想。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基本观点之一是为政与修身的统一。这就是《大学》所说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曾国藩也是遵循这个思想去参与政治活动的。但在变化了的天地里，他没有以传统自囿，而是推进传统。早在1851年他便认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第50页，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刊。）
请看他所追求的理想：“念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其所以不及仲尼者，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独缺……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以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可弃也。”（《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652－653页[咸丰十一年八月十六日]。）这里说的是他为政与修身的指导思想。有清一代，朝廷历来把儒学视为至高无上的指导思想和是非标准，不容有所偏离，曾国藩在日记中透露自己的心声，虽然仍肯定仲尼高于诸子，但老庄墨却成了修身的典范，管商则是治国之标的，这不是他偶然的念头而是多年深思熟虑的结论。
曾氏历来喜读老庄，50年代末以后他的事功步入巅峰期，老庄思想的影响也随之加深。在中国历史上，士大夫消极避世之际常以老庄自娱，曾氏在建功立业的鼎盛时期醉心老庄，这是比较罕见的现象。窥其用心有二：
一是安身立命的基础。曾氏一向以谨慎、谦让著称，50年代末他已渡过了困难时期，军政大权在握，兄弟均位居高位，盈亏相续、福祸相倚的信念萦绕胸际，仅从道德规范的层面用力已不能完全满足他家长保声名之需，以老庄思想为安身之本体的意识便应运而生。他在同治元年(1862)的日记中写道：“因九弟有事求可、功求成之念，不免代天主张，与之言老庄自然之趣，嘱其游心虚静之域。”（《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721页[同治元年二月十七日]。）稍早，他已一再强调：“以庄子之道自怡”，“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第16、20页。）这些都证明天道自然虚静已成了他的根本信念之一，于是反对骄傲、妒忌、追逐名利、奢侈等修身活动便置于更高和更深的基础上了。
另一层用意是以老庄之道为施政的指导思想。同治七年十二月(1869年1月)他写道：“思古圣王制作之事，无论大小精粗，大抵皆本于平争、因势、善习、从俗、便民、救敝。非此六者，则不轻于制作也。吾曩者志事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以不与、不遑、不称为法，若再深求六者之旨而不轻于有所兴作，则咎戾鲜矣。”（《曾国藩全集》日记(三)第1579页。）这时，太平天国和捻军已相继失败，战乱以后以清静无为之道治国，休养生息，中国历史上不乏先例。曾氏此时提出不轻兴作，显然有承袭这些历史经验之意。
星移斗换，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沿用古代经验颇为困难，也非曾氏本意。当时的急务在改革而非无为而治，实际生活中也没有出现清静无为的局面。曾氏这些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公开宣告要博采众长、择善而从，有些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措施因此而得以采纳。例如，他向往管、商治民之严整，在实际操作中他强调管理之要“一在树人，一在立法”，而军政官员“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同上日记[三]第417、371页），这与现代法思想有相通之处。又如，既然博采众长，也就没有什么理由要排拒西方之长，创设机器制造局、刊刻西方科技书刊、派遣幼童出国等新政也就成了汲取西方之长的必要措施。1862年，当中国的科技人员在他支持下造出了第一艘轮船时，他热情洋溢地说：“华衡芳、徐寿所作火轮船之机来此试演……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766页。）许多学习西方智巧的爱国图强的盛举都由他首倡，显然同他的兼收博取的指导思想密不可分，这是他给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添加的新内容。
第二，以勤廉为本的居官准则。
中国历代贤臣能吏提出过难以数计的官箴，这是在儒家“修身为本”的政治思想薰陶下自励励人的格言。曾国藩自拟的修身箴言、联语也有不少，最基本的是以勤廉自勉。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仆与阁下及诸君子相处十余年，谆谆以勤廉二字相劝。仆虽衰老，亦尚守此二字兢兢不懈。”（曾国藩：《复黄日岐军门》，《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二第16页。）有时，他加上一个谦字，使意思更加完备。他对两个弟弟说：“余以各位太隆……故将劳、谦、廉三字时时自惕，亦愿两弟之用以自惕。”（曾国藩：《致沅弟季弟》[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834页。）
在朝野上下贿赂公行、贪泉泛滥的情况下，一个为各方瞩目的军政大员要出污泥而不染，真是谈何容易。曾国藩也未能免俗要一次又一次动用公款给各方送“别敬”、“炭敬”、“部费”、“程仪”，以求不致处处制肘、动辄得咎。同当时的大小官员一样，他也有来路不当的收支。他曾坦率地对儿子谈及有关情况：“直督养廉银壹万五千两，盐院入款银近二万两，其名目尚不如两江缉私经费之正大……余计每年出款须用二万二三千金，除养廉外，只须用盐院所入七八千金，尚可剩出万余金，将来亦不必携去，则后路粮台所剩缉私一款断不必携来矣。”（曾国藩：《谕纪泽》[同治八年三月初三]，同上第1355页。）他所动用的粮台、盐院的收入虽有上述送礼的部分，也不乏“以公银作私用”（曾国藩《致澄弟》，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同上第1052页）的成分。
不过，在一个末世王朝中活动的曾国藩除了这些已成社会惯例的收支外，仍不失为比较清廉的大员，这主要表现在自奉甚薄。他服膺老庄的表现之一，是在养生之道上也信奉自然之说，反对服食贵重补品。他还认为“多欲如好衣、好食、好声色、好书画古玩之类，皆可浪费破家”（曾国藩：《书赠仲弟六则》，《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33页），也反对官僚们已习以为常的购置田产、修造房屋和祖宗祠堂。时人给他的鉴定是：“未尝置屋一廛，增田一区，疏食菲衣，自甘淡薄，每食不得过四簋，男女婚嫁不得过二百金，垂为家训。”有些人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以“无产阶级”的代表自居，却肆意挥霍，与曾氏真有天渊之别。
同时，他还严于约束子弟和亲人，对其弟国荃的贪婪行径有所批评，而对子女则更严加管教。他谆谆告诫他们：“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曾国藩：《谕纪鸿》，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同上家书二第836页。）“总之，爱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风而已。莫怕寒村二字，莫怕悭吝二字，莫贪大方二字，莫贪豪爽二字。”（曾国藩：《致澄弟》，同治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同上第1058页。）我想，对当今的大员及衙内们说来，曾氏的治家言行仍不无教益。
特别有意思的是曾氏对勤的诠释：“勤字之要但在好问好察。”（《曾国藩全集》日记一499页，咸丰十年五月初六。）勤之一字本来是沿袭多年的修身规范，但在曾氏那里却注入了新的内容。他说：“细思处人处事之所以不当者，以其知之不明也。若巨细周知，表里洞澈，则处之自有方术矣。吾之所以不能周知者，以不好问、不善问耳。”（《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855页，同治二年二月初一。）也就是说，勤字不但是普通的行为准则，而且是待人处事成败的关键，而其基本内涵也不仅是努力不懈，更重要的是要“好问”、“善问”、“善察”，从而洞悉人和事的本来面目，为正确地处事待人提供可靠的基础。
经过曾氏的新诠释，“勤”这个行为规范被赋予了人生观和方法论的意味。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办事、待人必须从实际出发，为此要坚持的基本方法是要乐于和善于调查研究。这体现着经世致用派的实事求是的基本信念。再考虑到他把知人、晓事作为君子有别于小人的主要标志，与作为领导者行为规范的勤的诠释构成密不可分的一体两面。这充分显示出曾氏思想的深邃。
第三，“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准则。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来自《孟子》，原文是：“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章句上》。）曾国藩继承这个思想并将之作了详尽的解释：“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851-852页，同治二年正月廿一日。）要是说孟子强调的是虚心采纳各种意见，那么在曾国藩那里，取、与两件事成了相互推动、永不终结的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与此同时，曾国藩还把这确定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之一。他在《日记》中写道：“九弟来久谈，与之言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道，……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657页，咸丰十一年八月廿八日。）而且在他权力所及之处，他还力图将这个原则化为必须遵守的制度。咸丰九年(1859)他在给部下的一封信中谈到：“前曾语阁下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后望将取诸人者何事，与人者何事，随时开一清单见示，每月汇总帐销算一次。”（曾国藩：《复李申夫》，《曾文正公书札》卷九第14-15页。）这不是把既定的原则化为制度或工作方法了吗？我甚至认为这同当今众所周知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不无关系，说后者继承和发展了前者内在的合理成分恐怕不会毫无根据。
友：这不是将古人现代化了吗？
袁：文化不可能昨死今生，任何民族的当代文化总同过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有一定的理论素养，都不难历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同“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两者的差别，此刻似乎没有必要在仁兄面前唠叨这些常识。但也不可忽视他们异中有同。从一定意义上说，取人为善不就是从群众中汲取一切合理的意见和长处吗？与人为善其实也就是帮助群众实现群众自己的要求和利益。
顺便说说，为了认真听取各种意见，曾国藩也同当今的头头脑脑一样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曾国藩：《致沅弟》，同治元年六月二十日，《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843页）自律律人，这有书为证，可不是在下信口开合。
有些朋友也许会诘问：剥削阶级你虞我诈，那时谈得上“以善相浸灌”？这是一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说法。任何人类共同体，大至全人类、各个国家和民族、阶级或社会集团，小至一个小小的俱乐部或家庭，都有基于多种因素形成的同与异两个方面。异就是矛盾，就孕育或包含着冲突和对抗的因素。问题在于哪一方面是主导面，同时用什么思想为指导去处理那些矛盾。曾氏的这些主张可贵之处在于体现了中华民族长期积累下来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有益经验。这些文化遗产中同维护中世纪的宗法专制统治有关的部份(这在曾氏思想中并不鲜见)，我们自然应该抛弃，但正确的东西为什么也要弃若敝屣呢？
友：这确实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对前人的思想，特别是体现着民族文化积累的那些思想，应该多视角地予以分析。
袁：最有意思的是他的造就和使用人才的思想。这是我想着重向仁兄介绍的第四方面。
曾氏幕中人才之盛，知人之明，他生前身后早有定评，也未见有人提出异议。这应归功于他在人才问题上的远见卓识。
首先，他把能否“得人”即解决人才问题看作事业成败的关键。他一再告诫：“求人自辅，时时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难。”（曾国藩，《致沅弟》，咸丰八年四月初九，《全集》家书一第382页。）“细思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740页，同治元年四月十三日。）为什么他力主派幼童出国学习呢？原因在于“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等奏》，《筹办夷务始末》卷八十二第46页。）在他笔下，重才、育才已经关乎国家的独立和盛衰。
其二，人才是在培育和磨砺中成长的。他面对内忧外患，而原有的军政机构已腐朽不堪，急需另找依靠。有没有人才，如何发现人才，这是他必须回答的问题。他以经世派的求实睿智作出颇为深刻的答案：“天下无现成之人才，变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进，才亦渐充。”（曾国藩：《劝诫浅语十六条》，《全集》诗文第441页。）没有天生的聪明才智，多干，多思，勤读书，虚心向有经验的人请益，才干必源源生长。重要的是领导者要以培育人才为己任，而不要不自责而责人。他曾提醒属下：“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若在上者不自咎其才德之不足以移人，而徒致慨上智之不可得，是犹执策而叹无马，岂真无马哉？”（《曾国藩全集》日记一422页，咸丰九年九月廿四日。）
在解决了人才的重要性和有马、无马(人才)这些前提后，他还对如何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提供让他们脱颖而出的适宜环境提出了一系列精辟意见。请听我慢慢道来。
其三，选才应不拘一格。求全责备历来是打击英才的一条大棒，特别是在理学统治下空谈心性成风的社会环境下，敢与流俗抗争的杰出之士更易成为众矢之的。曾国藩早就对这种社会风气深恶痛绝，深知这不过是培植庸才、摧折杰士的毒雾。道光三十年(1850)他便上书皇帝，指出朝中大臣“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曾国藩：《应诏陈言疏》，道光三十年三月初二，《全集》奏稿一第7页。）三年后，他又痛心疾首地说：“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揄修袂而养跬步，倡为一种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厕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次骨。”（曾国藩：《复龙翰臣》，《曾文正公书札》卷四第38页。）曾氏不了解这是衰败中的中世纪专制制度的固有症候，更不知道出路只有一条：彻底改造原有的社会制度。但其可贵之处在于敏锐地看到必须别树一种人才观。
他认为时代已在呼唤人才的崛起：“方今兵革不息，岂无奇材崛起？无人礼之，则弃于草泽饥寒贱隶之中；有人求之，则足为国家干城腹心之用。”（曾国藩：《剿捻告示四条》，《全集》诗文第421页。）关键是应有正确的选拔人才的标准，不要令不世奇才因小疵而见弃。他说：“大抵任事之人断不能有誉而无毁，有恩而无怨。自修者但求大闲不弃，不可因讥议而馁沈毅之气。衡人者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材。苟于矫矫者过事苛求，则庸庸者反得保全。”（曾国藩：《致恽次山中丞》，《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三，第20页。）“要以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无因寸朽而弃连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曾国藩：《复庄卫生》，同上卷八第30页。）
平庸者往往面面俱圆，而奇材大器则个性鲜明、瑕瑜互见，这是屡见不鲜的现象。曾氏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奋力与这种纵容庸懦而摧折杰士的氛围抗争。为了贯彻这一主张，他特地提醒下属不要因资历和地域而限制人才的使用。他说：有为者“不宜复以资地限之。卫青人奴，拜将封侯，身尚贵主。此何等时，又可以寻常行墨困奇倔男子乎？”（曾国藩：《与李次青》，《曾文正公书札》卷五，第32页。）所以，他因奉旨在家乡组建团练起家，湘军自然以湘人为多，但他确实网罗人才不分畛域，其幕府兴盛的原因之一就是到处求才，而李鸿章和淮军的兴起更离不开他的着意扶植。
其四，要把人才放在适当的岗位上。
当时，官方的安排使用是士人的主要出路，他们的穷达主要取决于掌权者如何选材用材，事业的成败也与此息息相关。曾氏晚年总结自己的经验时特地回顾这一重大问题，他说：“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当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曾国藩：《笔记十二篇》，《全集》诗文第392－393页。）在理学盛行之世，人们出于不同的动机，往往以不恰当的所谓“德”的规范去决定人才的取舍，而不看是否能不负所托推进事业，而他们衡量德业的方法又常常是吹毛求疵，在卫道的大言下卑劣地争权夺利，不顾事业成败。曾氏对“忠实”、“盛德”之辈误事的微词，对器使适宜的恳切呼呈，以及对君子、小人划分标准的愤懑，实际上都是对理学摧折人才的批判。这并不是说他把德才并重的标准置诸脑后，而仅是就如何正确坚持这一标准总结了自己的切身体会。
其五，鼓励下属独立谋求发展。
尊重、服从上级领导同谋求自身的独立发展，这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下都是不易妥善处理的重大问题，在中世纪专制制度下情况更为棘手。曾国藩高出同时代人的卓识之一是公开鼓励下属谋求独立发展。他曾致信李鸿章：“昔麻衣道者论《易》云：学者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无于周孔脚跟下盘旋。前此湘军如罗罗山、王璞山、李希庵、杨厚庵辈皆思自立门户，不肯寄人篱下，不愿在鄙人及胡、骆等脚下盘旋。淮军如刘、潘等气非不盛，而无自辟乾坤之志，多在台从脚下盘旋，岂阁下善于制驭、不令人有出蓝胜蓝者耶？”（曾国藩：《复李宫保》，《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五第33页。）自先秦荀子等人开始就鼓励后人超越前辈，不过，真正见诸行动的，特别是军事和政治领导者，却历来是鲜见的特立独行。中国传统文化中虽不乏尊重个人独立人格的论述，但那不过是吉光片羽，专制制度下的上下关系以顺从为主要特征，且已上升为美德。曾氏却力倡“自立门户”，“自辟乾坤”，把传统文化中尊重个人的因素发挥尽致。为此，他甚至主张宁用“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而能“遇事体察”者，不用“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的官气十足之辈。（曾国藩：《复李黼堂》，同上卷十二第20－21页。）这固然与他领导的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跌宕起伏、生死相寻、不能不充分发挥部属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有关，也显示了他罕见的胸怀。
其六，以鼓励为主，引导人才成长。
曾国藩有一条很重要的体会：“人才何常，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称许不绝于口，揄扬不停于笔，人谁不欣欣向荣？”（曾国藩：《复许仙屏编修》，同上卷三十三第44、45页。）这并不是说曾氏主张不分是非，倡导互相吹捧的庸俗气氛，相反，他力主吏政和治军都必须严格。但在方法上则必须着眼于表扬和鼓励，而在批评缺点错误的时候也必须注意选择适当的场合，照顾对方的自尊。他曾规劝有关人士：“阁下昔年短处在尖语快论，机锋四出，以是招谤取尤。今位望日隆，务须尊贤容众，取长舍短，扬善于公庭，而规过于私室，庶几人服其明而感其宽。”（曾国藩：《复吴竹庄方伯》，《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第26页。）也就是说，他主张精明必须与宽容结合，且要以尊重别人为前提。他的这些主张同现代心理学有惊人的暗合之处，例如，马斯洛就认为：“除了少数病态的人之外，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对于他们的稳定的、牢固不变的、通常较高的评价的需要或欲望，有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51页，华夏出版社1982年北京。）阿德勒个性心理学的基本观点之一则是不断追求优越是人们行动的内驱力，它引导着个人和种族不断进步。
此外，曾氏“推贤让功，和衷共济”、顾大局求团结的言行，也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精神。人才能否迅速成长，乃至事业的成败，重要的条件之一是必须保持团结奋斗的比较健全的环境。曾国藩说过这么一段话：“大凡良将聚则意见纷歧，或道义自高而不免气矜之过，或功能自负，而不免器识之偏，一言不合，动成水火。……外省盛称楚师协和，亲如骨肉，而于胡林翼的苦心调护，或不尽知。”（曾国藩：《历陈前湖北抚臣胡林翼忠勤勋绩摺》，《全集》奏稿三第1636－1637页。）这不但是对胡林翼的表彰，也是曾国藩自己的切身体会和夫子自道。湘淮军与太平天国及捻军的搏斗最后以后者的失败而告终，前者团结奋战的状况总的说来远胜后者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同任何军事、政治集团一样，湘淮集团内部也有矛盾，但作为主要统帅的曾国藩以其宽广的胸怀比较恰当地处理了内部的纷争，有力地维护了团结的大局，为部属各显其能创造了重要前提。
曾国藩把度量的大小列为区分君子小人的又一重要标尺。他说：“所谓小人者，识见小耳，度量小耳，致使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妇之间，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则不然，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敝屣；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曾国藩：《笔记二十七则》，《全集》诗文380页。）他以此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
不顾是非的掣肘，是常见并最易引起相互报复而结仇的现象。曾氏在面对这类情况时正是秉着宏其度、反求诸己的精神去处理的。例如同治元年(1862)间，他同江西巡抚沈葆桢因厘金分配问题发生争执，沈要扣下应解湘军的厘金自用。除了双方上报朝廷裁定外，曾氏这样解剖自己：“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己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808页，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五日。）当时，曾国藩正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的身份统辖包括江西在内的四省军务，巡抚也归其“节制”之列，此事虽最后由朝廷裁决，但其严于责己的精神无疑是可贵的。
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反对自己的人，也是曾氏顾大局、识大体的重要表现。突出的例子是处理同左宗棠的关系。他的墓志铭中有这么一段话：“其于左公宗棠趣尚不同，而奇左公智术，以公义相取，左公亦以显名天下。”（黎庶昌：《曾国藩年谱》附录《荣哀录》第95页。）可是，左氏在曾氏扶持下脱颖而出成为独当一面的军政要员后，却以爱闹意气和喜骂人的特点平添许多纠纷。在19世纪60年代，这些纷争不含要不要反对西方侵略者这一类牵涉爱国、卖国、妥协、投降等重要原则的内容。当矛盾表面化以后，曾氏采用两条办法：一是表扬、鼓励不参与纷争的部属，如他一再赞扬李鸿章“阁下不与左帅争意气，远近钦企”（曾国藩：《复李宫保》，《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三第39页），并说这是李进德甚猛的表现。二是当骂到自己头上时则不予理睬。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左公之朝夕诟詈鄙人，盖亦糊闻一二，然使朝夕以诟詈答之，则素拙于口……故以不诟不詈不见不闻不生不灭之法处之。”（曾国藩：《复郭筠仙中丞》，同上卷二十六第12页。）他甚至嘱咐自己的儿子：“余于左、沈二公以怨报德，此中诚不能无芥蒂，然老年笃畏天命，力求克去褊心忮心。尔辈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气，于二公但不通闻问而已，此外着不得丝毫意见。切记切记。”（曾国藩：《谕纪泽》，《全集》家书二第1333页。）这样的胸怀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工作中出了差错怎么办？这是经常遇到的问题，处理不当，动辄对人际关系带来恶劣影响。曾国藩也以非常慎重的态度去看待这个问题，他说：“大抵事败而归咎于谋主者，庸人之恒请也。”“国藩在军时，有一时与人定议，厥后败挫，或少归咎于人，不能无稍露于辞色者，亦以见理未明故耳。”（曾国藩：《笔记二十七则》，《全集》诗文377页。）这种自责正表现了他力求维护团结的情怀。
与此同时，他极力提倡“不忮(妒忌)”、“不求”的道德规范，冀图从修身中消弭阻碍形成良好人际关系的因素。他说：“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我今告后生，悚然大觉悟！”“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曾国藩：《忮求诗二首》，同上第38页。）
友：这无非是老生常谈罢了！
袁：的确，曾国藩思想中的正确部分常常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闪光，即使由于他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深化或发展了的观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结晶。从总体上看，他的指导思想就是在他那个社会阶层或集团内部建立起中华民族历代先贤梦寐以求的和谐的人际关系。以上五个方面无一不贯串着这个思想。“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和为贵”（《论语》），这是我们民族足以傲世的睿智，也是曾国藩思想的出发点。博采众长、以善相浸灌、尊重和扶植人才、顾大局求团结等等都离不开和而不同的精神。当然，曾国藩只是在社会的上层或湘淮军内部讲和而不同的，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文化精神的应用范围也有可能扩大。
此外，曾国藩生活在中国由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折期，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同现代化事业的结合点。例如，中外历史均已证明，任何国家走出中世纪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是摆脱宗法专制体系对人们的束缚。曾国藩自然不可能对此有清晰的认识，可是，他的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支持有为之士自辟乾坤、尊重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同僚等观点，既体现着“和而不同”等传统文化的智慧，也蕴含着同个性解放的现代观念相通的一些因素。应该细心考察体现在近代历史人物身上的这一类可贵的结合点，而不应轻率地断定这些都是无足称道的老生常谈。
友：在军事思想上曾国藩的主张又有什么魅力，致使《曾胡治兵语录》长盛不衰？
袁：曾国藩的军事思想也是一种文化遗产。湘淮军同太平天国、捻军之间的战争是中国古代战争的终结，双方都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继承者，但由于湘淮军领导集团的文化素养远胜对方，他们继承和有所发展的东西更多。
现在看来，有这么几个要点是特别值得重视的：
第一，组建一支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团结奋战、酷羡英雄的军队。
古往今来，除了为数不多的雇庸军或以抢掠为生的武装集团可以金钱、美女为诱饵而组成以外，一支大的部队在不忽视物质利益的前提下，通常总要有一个深入人心的明确的思想政治纲领为团结的基础，才能长期奋战、不致成为一触即溃的乌合之众。曾国藩深知其中道理，因此，他攻击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以“赫然奋怒，以卫吾道”（曾国藩：《讨粤匪檄》，《全集》诗文第232－233页）为围剿太平天国的战旗。撇开双方政治上的是非不说，应该说这个纲领确实是维系湘淮军长期奋战的思想基础。一部《曾胡治兵语录》共十二章，前十章讲的都是思想和政治，把思想和政治作为建军的根本，十分值得重视。
在思想建设中，曾国藩把培养部队以好胜之心为核心的士气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他说：“军事最贵气旺，必须有好胜之心，有凌人之气，酷羡英雄不朽之名，兼慕号令风雷之象，而后兴高众附，有进无退。”（曾国藩：《复李幼泉副郎》，《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一第4页。）他除了以升官发财为鼓舞官兵英勇作战的动力外，还非常重视军官的成就美名的教育，并采取预防措施保护和激励士气。他的幕僚有这样的记录：“师论兵事，主胜负不在形而在气。有屡败而无伤，亦有一蹶而不振，气为之也。余出兵屡败，然总于未战之先，留一退步，故尚不至覆巢毁卵。”（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六月十五日，台湾学生书局影印版(三)1885页。）
此外，他还把维护部队的团结放在突出的位置上。他一再教育部将：“凡两军相处，统将有一分龃龉，则营哨必有三分，兵夫必有六七分，故欲求和衷共济，自统将先办一副平恕之心始。……处处严于治己，而薄责于人，则唇舌自省矣。”“湘军所以无敌者，全赖彼此相救。虽平日积怨深仇，临阵仍彼此照顾；虽上午口角参商，下午仍彼此救援。”（《曾胡治兵语录》十，和辑。）根据现有史料全面地看，湘淮军内部虽有矛盾，但团结对敌的大局却一直没有破裂。有的史家热衷于揭示曾李矛盾，似有失之片面或渲染过甚之嫌。当剿捻之战陷入困境之际，互相依赖支持实是曾、李关系的主流。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谈到：“来示谓：中外倚鄙人为砥柱。仆实视淮军、阁下为转移。淮军利，阁下安，仆则砥柱也。淮军钝，阁下危，则仆累卵也。”（曾国藩：《致李宫保》，《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六第18页。）他甚至认为散布曾李或湘淮不和无非意在挑拨：“令兄筱泉书来言：左公函中有湘淮暗分气类之语，即从大帅分起云云。鄙意湘淮实无丝毫衅隙。渠前批霆军之禀，颇似有意簸弄。尊处军事若不得手，左公必从而□□之。”（曾国藩：《复李宫保》，同上卷三十一第22页。）时下流行李鸿章取代曾国藩为剿捻统帅是由于两人争权的说法亦无足够的根据，此事的主要原因是曾的健康状况很差，而剿捻初期的失利主要原因则是战略转变和重组军事力量过程的困难，而不是淮军不听曾氏的号令，李鸿章接任之初也未能立即走出困境就是明证。而在整个剿捻之战中，他们师徒俩互相支援、共同商议的记录连篇累牍，很难不赞之为关系良好。在围剿太平天国中情况更是如此。因此，当李鸿章剿捻成功荣膺重赏之际，曾氏的贺函写道：“协揆酬庸之命，恰如人人意中所欲出，此间朋好多以李府之登庸，为曾氏之大庆，纷纷来贺，斯亦一时之佳话也。”（曾国藩：《复李中堂》，同上卷二十六，第34页。）恐怕无法斥之为虚情假意，而不是压抑不住的满腔喜悦自然流露。
曾氏高明之处还在于他重视将政治思想、军事上的各项要求灌输到部队中去。对将领和僚属他不轻下命令，而宁愿以师友的热肠频频嘱咐和商讨或撰成格言戒语劝勉；而对下级员弁和兵勇，他则编就明确、易懂的歌谣和营规，令他们传唱和遵守。《保守平安歌》、《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爱民歌》、《解散歌》、《营规》不愧为19世纪思想政治工作的佳作和重要文献。“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要端详，”“第二打仗要细思”，“第七不可抢贼赃”……（《全集》诗文第422－432页。）读后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毛泽东为红军编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名篇。
友：这可有点出格了，革命和反革命怎能相提并论？
袁：认真读过毛泽东著作的人都知道，他提倡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习，包括自己的敌人在内。他什么时候说过不要向被目为“反动”或“反革命”的历史人物学习呢？任何人如果主张只向志同道合的历史人物或当代英杰学习，必将走向废弃重要文化成果的危险境地。一个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20世纪的中国军事史中，除了蔡锷、蒋介石公开号召学习曾国藩外，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同曾氏也有许多共同点(当然也有重要差别，这是不言自明的)。至于这是自觉吸收还是无意中的巧合却并不重要，反正青年毛泽东曾经认真读过曾文正公遗著。
书归正传，继续谈曾氏军事思想的特点。
第二，不迷信书本，注重实战经验，广集众智，一切从实际出发。
从孙子到戚继光的军事著作以及史传所记的重要战役曾国藩都曾考察研究，特别是对相隔较近的戚氏，他从湘军组建之初便借鉴良多。可是，他从自己的经验中深知不能迷信书本和前人。他曾这样回顾自己的军事生涯：“国藩久处兵间，虽薄立功绩，而自问所办皆极拙极钝之事……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千百中无什一之合，私心既深自愧叹，又因此颇疑古人之书皆装饰成文，而不可以尽信。敝部如塔罗李鲍，外间有文人叙其战绩已与当时实事迥不相符，窃疑古书亦复尔尔。”（曾国藩：《复尹杏家》，《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九第38页。）因此，他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考究实事，多思多算”。（曾国藩：《复李眉生》，同上卷二十五第29页。）
为了贯彻这一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认为必须十分重视有实际作战经验的将领的意见，在他们中间实行军事民主。他说：“师行所至之处，总须多问多思。思之于己，问之于人，皆好谋之实迹也。昔王璞山带兵有名将风，每与贼遇，将接仗之前一夕传各营官齐集，与之畅论贼情地热……令诸将各抒所见，如何进兵……诸将一一说毕，璞山乃将自己主意说出，每人发一传单，即议定之主意也……王之将战会诸将各献计谋，皆宜深思而善学之。”（曾国藩：《与李幼泉》，《曾文正公书札》第23－24页。）这不是简单的方法问题，求实和尊重有真知灼见的人才乃是根本所在。
第三，制胜之道在人不在器。
在采用西方的新式武器问题上曾国藩虽然积极性稍逊于李鸿章，但他决非抱残守阙、抗拒外来新鲜事物之辈。同时，他还敏锐地看到不能见物忘人，而应把人看作决定性的因素：“炸弹轮船虽利，然军中制胜究在人而不在器。”（曾国藩：《复左中丞》，同上卷二十第36页。）这是在同治元年(1862)采用西方武器较多之际他一再告诫所属的观点。
与此相关联的是，他一贯强调部队必须严格管理和严格训练。在他看来，“小仁者，大仁之贼……宽纵不可以治军。”（曾国藩：《笔记二十七则》，《全集》诗文359页。）他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营规，对作息、“站墙”(警戒)、操练、扎营、行军、服装、号令等都有明确的要求，并严禁抽鸦片、赌博、奸淫等不良习气，规定“规矩要肃静，有礼有法有号令。……奸淫掳掠定要斩，巡更传令都要查。”（曾国藩：《陆军得胜歌》，同上第428页。）对这些规定他要求勤于落实。他说：“营官之要全在一个勤字。训练勤，则弱卒亦成劲旅矣。稽查勤，则哨队咸守营规矣。”（曾国藩：《朱守隆禀报接管湘前右营》，《曾文正公批牍》卷二。）这些规定和要求的贯彻，是湘淮军战斗力较强的重要原因。
第四，稳中求变、战无常法的战略战术。
同中国历代有为的统帅一样，曾国藩也以学习和运用孙子兵法为要旨。其特点是：
1，稳中求变。曾氏用兵以谨慎著称，时人甚至病之为“儒缓”，即染上了儒家保守性的毛病，他亦以此自警。但是，其中也包含着合理因素。《孙子兵法》便强调：“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兵法·形篇》。）曾氏是秉着这个意思行事的。不但在战略上，而且在行军、扎营、接仗等各个环节，他都力求先立于不败之地。他甚至把“打仗要打个稳字”（曾国藩：《初定营规二十二条》，《全集》诗文第461页）定为营规，一再“教诸将平日要走行快，临阵要打得稳”。（曾国藩：《致沅弟》，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二日，《全集》家书(二)第1305页。）但这并不等于他不求变化，相反，他一再提醒战无常法，抄袭过往的战例往往误事。“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而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曾国藩：《笔记二十七则》，《全集》诗文第385页。）但他总的宗旨是：“先求稳当，次求变化。”（曾国藩：《致沅弟》，咸丰八年正月初四，《全集》家书(一)第365页。）
2，力戒浪战，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他对曾国荃说：“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曾国藩《致沅弟》，咸丰七年十月十五日，同上第348－349页。）他所说的安排算计，包括敌我双方情况的了解、战斗的部署、后勤供应、出现不利情况的救援等等都有全盘的安排。换句话说是：“算毕而后战，不宜且战而徐算。”（曾国藩：《与李次青》，《曾文正公书札》卷五第38页。）力求大处着眼，小处下手，不留下漏洞。
在算计中如发现没有把握，他主张宁可不打，这样才有利于保持旺盛的士气。“为将者设谋定策，攻则必取，不然毋宁弗攻。守则必固，不然毋宁弗守。攻之而为人所逐，守之而为人所破，虽全军不遗一镞，其所伤实多。”（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六月十五日，影印本(三)第1885页。）
3，集中兵力。《孙子》主张集中兵力：“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孙子·虚实篇》。）曾国藩继承这一思想，也力主集中兵力。他曾批评部将：“阁下用兵事事可法，惟开仗时分支太散，队伍太少，如晨星之落落，不足以摄敌之胆，转足以长贼之气，人皆以此议阁下之短。”（曾国藩：《复张凯章》，《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四第28页。）这是他指挥作战中的一个重要主张。
4，以全军破敌为上，保城池次之。
他有一个重要主张是：“危急之际，以全军保士气为主。”（曾国藩：《复李宫保》，同上卷三十一第23页。）同治元年九、十月间，李秀成、李世贤率部围攻金陵城外雨花台曾国藩营地46天，在此期间，曾氏兄弟频商要不要退兵，曾国藩又一次重申这个原则：“总之，用兵之道，全军为上，保城池次之。弟自行默度，应如何而后保全本军。如不退而后能全军，不退可也；如必退而后能全军，退可也。”（曾国藩：《致沅弟》，同治元年十月十五日，《全集》家书(二)第890页。）
这四点虽不能概括曾氏战略战术的全部，已足以显示这些思想的价值。听听一代名蒋蔡松坡的评论吧：“其论出师前之准备，宜十分周到……与近今之动员准备用意相合。其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得土地、城池为意，所见尤为精到卓越，与东西各国兵学家所唱道者如出一辙。临阵分枝宜散，先期合力宜厚二语，尤足以赅括战术战略之精妙处……先期合力者，即战略上之集中、展开及战术上之开进等是也。所论诸端，皆从实行后经验中得来，与近世各国兵家所论，若合符节。吾思先贤，不能不馨香崇拜之矣。”（蔡锷：《曾胡治兵语录》第十一章按语，《蔡松坡集》第125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这是出自既有理论素养又有统兵经验的内行人的评语，有力地证明了曾氏思想中包含着弥足珍贵的成分。
第五，分化瓦解敌人。
曾国藩的一个恶谥是“曾剃头”，被有关人士有意无意描绘为嗜杀成性的“刽子手”。可是，认真翻检一下史料，这些说法与曾氏的言行和性格特征又相距颇远。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薰陶下，曾氏确实有“乱世用重典”的思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管子、荀子、文中子之书，皆以严刑为是，以赦宥为非。子产治郑，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严刑，以致义安。为州县者，苟尽心于民事，是非不得不剖辨，……不得不刑恶人，以伸善人之气。”（曾国藩：《劝戒浅语十六条》，《全集》诗文第436页。）不过，我们不能据此便断定他主张乱杀人。他制定的清理刑狱的有关规定倒是十分重视“严禁讹索”、“禁止滥传滥押”、办案必须“详慎访察”的。
对待“土匪”和太平天国等革命武装他也主张严厉镇压，并将二者混为一谈。他说：“今乡里无赖之民，嚣然而不靖，彼见夫往年命案、盗案之首犯逍遥于法外，又见夫近年粤匪、土匪之肆行皆猖獗而莫制，遂以为法律不足凭，官长不足畏也。平居造作谣言，煽惑人心，白日抢劫，毫无忌惮……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曾国藩：《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摺》，《全集》奏稿(一)第44—45页。）在“锄强暴”的名义究竟杀了多少“土匪”和反抗暴政的革命军或无辜民众，三者各占多少，计算起来颇不容易。这体现着一切政权必然具有的镇压机能。就这一点说，曾国藩确实无法逃脱“残忍严酷之名”。不过，不能据此便断定在当时的军政大吏中曾国藩特别嗜血成性，在用兵之初他就“出示严禁妄拿”，不准在征剿“土匪”中累及无辜。（曾国藩：《查拿浏阳征义堂余匪示》，《全集》诗文第473页。）尤其是咸丰八年(1858)曾氏复出，思想和事业都逐渐步入成熟期，他在捍卫自己政权的生死博斗中十分注意宽严结合、分化瓦解敌对势力。
咸丰十一年(1861)他制定和公布“凡是胁从皆免死”的政策，规定“第一不杀老和少……第二不杀老长发……第三不杀面刺字……第四不杀打过仗，丢了军器便释放。第五不杀做伪官，被胁受职也可宽。第六不杀旧官兵，被贼围捉也原情。第七不杀贼探子，也有愚民被驱使。第八不杀捆送人，也防乡团捆难民。……往年在家犯过罪，从今再不算前帐。……若遇胁从难民归，莫抢银钱莫剥衣。”（曾国藩：《解散歌》，《全集》诗文第431-432页。）1865年在剿捻之战中他又重申：“倡首为乱者不过数人，甘心从逆者为数亦少。……其困贫偶从，及被胁从捻者，一概赦宥免死。”（曾国藩：《剿捻告示四条》，同上第420页。）
在整治哥老会中，他的政策思想更趋成熟，一是规定打击的范围只限于真正有罪的少数人：“鄙意当遍张告示，但问其有罪无罪，不问其是会非会。所谓罪者，大罪一条：谋反叛逆是也。中罪三条：一曰杀人伤人，二曰聚众抢劫，三曰造蓄军器是也。……如此办法，则会中之千万好人安心而可保无事，会中之数千恶人势孤而不能惑众。”二是在方法上实行“外宽内严”：“所谓外宽者，凡控告会匪者皆不批准，凡供扳会匪者皆不捕拿。……所谓内严者，确访要紧头目，立拿解省，不在湘乡审讯，而听省城核断，则或诛或释，必皆允当。”（曾国藩：《复刘韫斋中丞》，《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一第19、26、45页。）在现代法治制度建立以前的中国，提出和实行这样的政策，公允地说是比较精明和稳妥的，更非通常嗜血的酷吏所可比拟。
我从政策思想的角度疑及曾氏的恶名不实，并非说他是救民水火的菩萨。不管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的战争和造反，总是伴随着痛苦和破坏，问题只在于要鉴别这是否历史进步所必须的代价。这个问题扯起来牵涉面太大，这里就不去说它了。还要指出，政策主张同实行的效果也有区别。曾国藩自己就说过：“胁从宜宥，殊不易办。昔年曾刊刻《解散歌》，而散者甚少。固由官兵乡团抢夺银钱衣物，致各贼不敢逃出；亦由无食无衣之民太多，混身贼中，聊为偷生旦夕之计。”（曾国藩：《复刘子恕太守》，同上卷三十第3页。）这些都是衰败中的皇朝的痼疾，曾氏也只能徒呼奈何！
第六，“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曾国藩：《格言四幅书赠李芋仙》，《全集》诗文第432页。）
湘军建立之初曾氏便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他要求“每逢二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曾国藩：《与张石卿制军》，《曾文正公书札》卷二第38页。）后来，他特地写了《爱民歌》要军勇传唱，其内容的精细，表明他下过一番苦功去了解实情。《爱民歌》的许多内容与毛泽东为工农红军制定的纪律如出一辙，这是由两者都是农民为主要成分、活动的社会环境大致相同所决定的。请看：“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食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曾国藩：《爱民歌》，《全集》诗文第429-430页。）
为了减少军队的坏习气，曾国藩还承袭戚家军的传统，在募勇中强调：“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曾国藩：《营规》，《全集》诗文第463页。）同时，他谆谆告诫要“令军士种蔬喂猪”，力求通过劳动保持兵勇的朴实本色。他说：“以无土气即无生气也，屯圃之法，请认真课之。”（曾国藩：《复张凯章》，《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五第11页，卷十六第8页。）这也包含着他抵御坏习气，提高素质为不扰民之基的苦心。
20世纪中国各派巨擘崇敬曾国藩，原因不可能完全相同，但肯定离不开他所继承和发扬的中国传统文化。以上对曾国藩思想的简要述评表明，他的部分优秀思想至今仍熠熠生辉，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史中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考察他的思想，至少可以引出两个结论：一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看成与现代化互为水火是没有根据的，二是论述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而无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关成就无疑是残缺不全的。
曾国藩的思想不可能完美无缺。他活动于中国社会由中世纪向现代转变的苦难历程的前期。他不但缺乏建设和管理现代经济这一类极端重要的知识，就是在政治思想和人文学科领域也没有达到民主、法制、个性自由这些核心思想的水平。但我们不能走向另一极端，抹煞体现在他身上的东方智慧。
迄今为止，中国大陆的多数史家仍对曾国藩持贬抑态度，主要是认为他镇压太平天国和处理天津教案不当。政治和文化是虽有联系但有严格界线的两件事，F·培根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均不足取，可是，他对科学文化发展所作的杰出贡献早已载入世界史册。因此，即使对曾氏罪行的指责属实，也不必把他看成一无是处。而上面我已说到，他的所谓罪名有的是是非难分(如太平天国)，有的则是他和他所代表的洋务派忍辱负重、稳定和局、为救国创造必要前提的重大努力，因为洋务运动的实质是一种不成熟的改革活动。
现在是还历史本来面目、公正地对待改革先驱的时候了。至于他们没有找到正确的改革道路，那是我们应该另行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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