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近代史，一个不能不正视的问题是：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的兴起相距整整20年，为什么看不到有什么改革的实际措施？中华民族当时自我更新为什么如此迟滞？
要解开这个难题，可以并应该从不同的视角和层次去探求。行动与思想难于分离，这里拟着重从思想史的角度作一些粗略的考察。
翻开这个时期的历史，有个奇怪的现象理应引起人们深思：在统治层中极少听到改革的强烈呼声。
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非常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被奉为儒家经典的《易经》鼓吹“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观，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的重要思维方法。每当忧患频仍之世，变法、整治之声必起。早在道光帝即位以前，清皇朝的腐败景象已历历在目。龚自珍以思想家的敏锐，一面鞭笞黑暗，一面大声疾呼：“一祖之法无不蔽，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但鸦片战争尚未结束，他已赍志而殁。其挚友魏源也曾在鸦片战争前后鼓吹改革，尖锐地指出“天下无数百年不蔽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主张。可是，应者寥寥，不成气候，特别是在皇帝及当权的大臣之中极难找到类似的呼声。这与道咸两代为政的指导思想密不可分。
道咸两代当政者们既不是荒淫的昏君，主观上也不想投降卖国，更不是食古不化的迂呆。那些迂腐不堪的经学家们虽然可以备受尊敬，但对内外政策的制定谈不上有什么重大影响。从总体上看，这两代统治者倡导的是经世致用。以道光帝来说，他一再强调的是：“士不通经，不足致用；经之学，不在寻章摘句也，要为其用者。”这是他的一贯主张，例如道光十五年，他在同一个翰林谈话之际便一再告诫：“汝在家总宜读经世之书。”“汝试思之，词章何补国家？但官翰林者，不得不为此耳。”咸丰帝是个短命之君，30岁便“龙驭上宾”了，且忙于镇压太平军，难于有所作为，但他仍然信守其父的主张，也曾谆谆告诫臣下：“多读有用书。”“文章小技，能与不能无足轻重。实事却要紧。”
经世致用是儒学内部的一种思潮，它在遵守儒学根本信条的前提下致力于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这个思潮不绝如缕，只要儒学被视作统治思想，几乎就可以找到它的影子。但它引起人们的关注，通常都是社会腐败现象特别严重的反响。
有清一代，经世致用思潮曾两度兴盛。一是清初顾炎武等人总结前朝覆灭的教训，为反对明末空疏的学风而倡导。他沉痛地写道：“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进入19世纪，清朝全盛时期已过，官场的腐败、社会的凋敝又一次触动了朝野有为之士的心弦，盛极一时的汉宋之学无力解决这些难题，经世致用思潮再度弥漫。1826年，魏源受贺长龄之托，仿照明代《皇明经世文编》的体例编就《皇朝经世文编》，此后，补编、续编、三编、四编、五编、新编、统编等同类书接踵问世，反映了这一思潮在19世纪中国长盛不衰的状况。鸦片战争以后，内忧和外患交织，经世致用便成了统治阶层应付这个困境的基本思路。
经世致用之学的特征之一是力求从实际出发去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鸦片战争打乱了中外关系的基本格局，筹海防夷成了朝野上下关注的焦点，也为经世致用思潮增加了新的内容。
他们的思路是沿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向发展的。
第一，了解夷情。
一个不知来自何方的“逆夷”居然把天朝大国打得损兵折将、失地赔款，这是清朝立国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局面。遵循“知己知彼”的古训，出现了了解和研究夷情的热潮。
热衷于了解夷情的不仅有被目为民族英雄的林则徐等人，也包括道光皇帝、奕山、奕经、耆英等向来为中国不少史家所贬斥的人物。例如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皇帝就曾要正在浙江前线统兵的奕经等人审讯英俘时“细询该国底里。……其至内地所经过者几国？克食米尔距该国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可通？……该女王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该国制造鸦片烟卖与中国，其意但欲发财，抑或另有诡谋？”有些问题令人发噱，但这正是当时人们认识水平的真实反映，也是当朝皇帝急欲了解世界真面貌的表现。这类事例还有不少。下达上述上谕半个月后，道光帝又询问台湾军政负责人达洪阿、姚莹等人：“该夷（指战俘）中必有洞悉夷情之人，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属者共有若干？……”提出一系列他急欲了解的夷情。耆英等人在两广总督任内还曾专摺上奏美利坚立国大概情形，并将上述基本情况大体说清楚了。他还奉皇帝之命查阅过《万国地理图》。
众所周知，林则徐与道光帝等人在对待侵略者的方针上是有差别的，但他们异中有同，都趋向经世致用，在力求知己知彼、了解夷情这一点上是没有差别的。
不过，为了解夷情作出最大贡献的是一批以经世致用著称的学者，其中好些是干练的中下级官员。除了魏源在1842年编了《海国图志》50卷本以外，徐继畬在福建布政使和巡抚任内利用主管“夷务”之机虚心请教外国人，编成《瀛环志略》，于1848年刊行，战后又苦心研究，写成《康輶纪行》十六卷，除了西藏地区的情况外，还介绍了不少西藏周围地区及西洋各国的情事。广东著名学者梁廷楠则写就包括介绍英美状况的《兰伦偶说》、《合省国说》在内的《海国四说》一书。此外，汪文泰的《红毛番英吉利考略》、蒋敦复的《英志》和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研究西方和域外各国的著作也相继在这个时期问世。这些著作介绍了有关各国的地理、历史和现状，有的还介绍了他们的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富饶的情况，为正确地认识世界和学习西方铺下了最初的台阶。
第二，整军经武。
鸦片战争令朝野人士大都认识到西方军队在好些方面远胜于清军，几乎没有什么人不承认西方的“船坚炮利”，还有少数人进一步认识到西方军队在训练和组织、指挥方面也远胜于中国。对中国军事弱点的认识更成了“师夷长技”的直接通道。
在战争初期，林则徐已动手购买西方的枪炮。而战争还未结束、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策还未面世以前，道光帝和一些督抚、士绅已急于学习和掌握西方对手的军事技术。在他们看来，中国所以在江浙闽广等地一再受挫，无非是军事装备不如“逆夷”，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情况就会根本改观。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正月，台湾军政负责人在审讯战俘时就曾“诘以制造药炮用何物料，该夷能否造办”。同年七月十六日，道光帝的上谕谈到：“前因海疆防御首重战船，降旨饬令粤省酌筹制造……着奕山等悉心体访……究以何项船只最为得力，即购备坚实木料，赶紧制造……其该省洋商内如有深悉造船之法及力能设法购买夷船者，并着文丰留心访察，加以激劝。”过了六天，他又发出指示：“朕闻浙省获一夷奸，系广东人，在彼二十余年，以造船为主，……修造船只是否坚实灵巧，能否适用？着奕经、刘韵珂查明，据实具奏。”九月间，两广总督和巡抚等明确提出“必须仿照夷船式样作法，庶堪与该夷对敌”，道光帝立即表示“着照所议办理”。当经营对外贸易的商人（“洋商”）买到了外国船，或者有些士绅仿照美国船和请外国技师指导制造水雷成功以后，道光帝立即予以支持奖励。
可见，在孜孜不倦地整军经武中（仅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就发出有关上谕12个），他们实际上已经走上向西方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道路。
但是，这一步没有发展成为类似60年代以后被称为洋务运动的对工业化的追求，更没有成为系统改造旧的社会运行机制的起点。
以了解夷情来说，一直处于浅尝辄止的状态，研究外国基本上是自发的、零星的，没有一个政府部门考虑过要系统地进行这方面的工作。直到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还发生过这么一件怪事：在西藏拘留了两个法国人，从他们的行李中查出“夷字五张，又夷字二十一本，其中是何语言，无人认识”。以后历时半年多辗转送至四川、广东，还是无法解决这个难题，最后还是在广东找到美国“夷目”帮忙，才弄清那不过是几封家信和天主教常用的福音书！如此窘相，在战争初起之时就已出现，可是就是没有人着手培养翻译人才，直到1862年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京师同文馆才在北京建立。
再看一下造船制炮的状况。道光帝和一些督抚、士绅确曾热衷于学习西方、造船制炮，在广东已经有人分别“雇觅夷匠”造出了小船和火药、水雷。可是，由于中国工人没有受过近代工业技术训练，也缺乏必要的技术装备，造出来的船“放入内河，不甚灵便”，皇帝的决心便动摇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他在答复广东的上谕中就说：“火轮船式，该省所造既不适用，着即毋庸雇觅夷匠制造，亦毋庸购买。”水雷制成后，也因施放技术没有妥善解决而不了了之。接着各地督抚纷纷上书，在因地制宜的借口下主张只对旧有船型稍加改进。例如，山东巡抚说：“臣与登州镇道及水师员弁再四熟商，博采众议，旧有各船弁兵习用已惯，且与北洋相宜，今造新船，似宜悉循旧制，惟船头改尖，船尾改宽，通船板片加厚，船体大木加粗，先求坚固，以耐风浪。”不久，道光帝便表态“着照所议办理”。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统治者内部开展的关于“善后章程”——即对付新局面方略——的讨论中，从军事方面走向“师夷长技”的通道在草创阶段便被堵塞了，直至太平天国的狂飙震撼大江南北、这个政权再度受到威胁时，他们才又一次想起夷人的枪炮还有点用处。
出现这样的局面决非偶然。
障碍首先来自于知识不足。道光、咸丰两帝及其大臣们都对西方的状况缺乏基本的了解，对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严重现状确乏起码的认识，这种蒙昧状态不可能成为自觉学习西方的基础。他们更不了解造船制炮等军事工业不可能孤立地成长，这些产品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综合经济技术水平，企图一举成功、几年内就达到和超过西方同类产品的水平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状况下，稍遇挫折便安于“悉如旧制”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其次，障碍还来自于当时缺乏从学识到政策的良好转化机制。同任何时代任何地域一样，当时的中国也有一些识见超群或在某些方面有真知灼见的人物，在健全的社会里，他们的学识应该有上达当路的途径。道光帝曾以“虚怀纳谏”的明君自居，但君主专制制度的本质和末世的腐败使他无法真正兼听广取。例如，魏源的《海国图志》代表当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认识的最高水平，它所提出的“师夷长技”等一系列对策不失为切中时弊的救世良言，可是，道光帝生前虽已有两种版本问世，他却都无缘获睹。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兵部左侍郎王茂荫给皇帝上书：“臣所见有《海国图志》一书，计五十卷，于海外诸国疆域形势、风土人情详悉备载，……于守之法，战之法，款之法，无不特详。……其书版在京，如蒙皇上许有可采，请敕重为刊印，使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并令亲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学，以知夷（虽）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尽管当时《海国图志》的最新版百卷本已面世六年，上书人还未看到，这仍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如真蒙采纳，将有震聋发聩之功。可是，这个建议却如石沉大海，更不用说将其中的创议变成国家的政策了。早在道光二十四年（1842年）魏源便责问：“知己知彼兵家策，何人职司典属国？”“何不别开海夷译馆筹边谟？”但在60年代以前，根本没有人理睬这些建议，直到国家遭到更大屈辱以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称译署）才于1861年1月成立。
如果再深入一层去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最大的障碍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落后因素。中国古代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如不清醒地加以分析，过时的东西就会成为阻碍前进的重负。
魏源曾经好不容易从历史记载中找到一句话“吾闻由余之告秦缪矣：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以证明师夷长技古已有之，但因这句话来自《史记》，既非儒家经典，亦非圣人教诲，实不足以使儒门时贤信服。岭南一些经世派的儒学大师对此便作出了强烈反应。梁廷楠写道：“今天下非无讲求胜夷之法也，不曰以夷攻夷，即曰师夷长技。……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在举了三个似是而非的所谓西学中源的例子后，他断言：“但能实事求是，先为不可胜，夷将如我何？不然而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双方都是经世致用思潮的著名代表，在夷务问题上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而且从先秦儒家的典籍看，梁氏的论断更符合孔孟的本来意思。
这种来自文化糟粕的障碍不仅表现在理论的论争，还成了实际工作中排拒正确建议的堤坝。当时，法国和俄国都曾建议中国派人到他们那里学习修船铸炮的技术，清政府都坚决拒绝了；一个熟悉天文算法的美国人要求为中国效力，也被拒之门外，理由是这乃“天朝定制”，不必多生事端！这些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机会被轻轻地放弃了。
这种文化中的落后因素集中表现为愚昧的天朝心理，这成了当时与西方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直接障碍。当时许多国家要求与中国互派大使，要求进京递交国书并与中国的国家元首和高级官员会谈，这本来是现代外交的常识，却被坚决拒绝，理由仍然是“中国自有定制，向例所无，不能增加”。
经世致用思潮曾经成为“师夷长技”的中介，但“向例”或传统观念又反过来成了它的障碍。这幅互相矛盾的画面就是19世纪中国的现实图景，历史进程的延误自然难以避免。
道、咸两朝虽然没有提倡改革，但一再强调“整顿”，从广义上看这也是一种改革。在召见一个地方大吏的时候，道光帝曾经阐明他的指导思想：“汝此去，诸事整顿，……譬如人家一所大房子，年深月久，不是东边倒塌，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至要动大工。”咸丰帝即位之初也一再发出上谕“敕沿海整顿水师”，支持“整顿财政”和综核名实、整饬吏治等等。这些都体现着在经世致用思潮影响下务实求治的努力。
那么，整顿究竟收到了哪些效果，从中可以引出什么经验教训呢？
先看看军队的情况。八旗兵和绿营本是清朝的基本军事支柱，可是，在道光、咸丰年间，不但八旗兵已丧失战斗力，绿营也已成腐木朽株。全国有绿营兵60万人左右，每年支出2000余万两，占全国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至近一半，但兵不足额已成公开的秘密，各级领兵官员普遍吃空额，贪污军费。军纪败坏也已经达到兵匪不分、无恶不作的地步。
有个在八省历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至署理巡抚达30年的官员曾有这样的见闻：道光十八年他调任太原知府，看到的竟是“太原驻防兵丁剽悍，窝盗为匪，肆无忌惮，居民指满城为梁山泊，而地方官莫敢谁何！”道光二十二年他在福建任职，发现作为绿营组成部份的“水师与洋盗，是一是二，其父为洋盗，其子为水师，是所恒有。水师兵丁，误差革退，即去而为洋盗；营中招募水师兵丁，洋盗即来入伍”。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有的御史还向皇帝报告：“近日各省营伍操演之日，所有马匹兵勇往往临时雇觅替代……其军器或至朽烂不堪，火药或至不能运送。”
这些公私记载表明，当时朝野上下都知道军队已经腐烂，“力除积弊”、“大加整顿”一类的上谕没有少下，却均收效甚微，原因在于这支军队除了解散重建之外已经毫无出路，可是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在兵匪一家的状况下，裁撤旧军队会立即增加社会动荡的因素。在鸦片战争中，各地都曾募勇御敌，结果易聚难散，“勇散为盗，在在劫掠”，令许多督抚心存疑虑。再加上按清代军制，地方大吏手下都有兵，总督有督标，巡抚有抚标，此外还有漕运总督、河道总督辖下的漕标、河标，军事官员如提督、总兵则分辖军标、镇标，这些都是利薮所在，所以，尽管其中也有明达之士立意改革，这些军队的整顿始终成为具文。
除了军队以外，其它内政应该怎样整顿呢？另一著名经世致用派学者陈澧认为：“为今之计，中国贵乎崇廉耻、核名实，刑政严明，赏罚公当，则可战可守，外夷自不敢欺。”这是两千年来中国历代以经世致用为己任之士的老调，不幸的是，却成了道咸年间当政诸公的共识和他们整顿各方工作的指导思想。
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贪污、受贿、侵吞公款已成风气，等而下之的书吏衙役则包赌包娼，敲剥百姓。而各级官员每季度和逢年过节、红白喜事总要向上司及其幕僚乃至门子奉送各种名目的礼金。有人曾比较坦率地记下了这方面的支出：他出任陕西督粮道，“通计每年用度，连京城炭敬，总在五万金上下，而告帮求助者不在其内”。后来他授四川按察使，到任前赴京觐见，从军机大臣、各部尚书、侍郎、九卿等“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考虑到当时全国财政收入不过四五千万两，这些不能不说是惊人的巨款。这个当时尚称清廉的官员不由浩叹：“署事如打枪，此指州县言之，不料监司大员亦复如此。”各省向朝廷有所请求，不送几千两“部费”俾有关官员有所分润，通常都无法通过。政风如斯，靠几名御史的监察和上司“核名实”，加上利用派系矛盾，有时也可逮住几个败类，解决一些枝节小事，但却于大局无补。
此外，这个古代老的统治机器中司法制度也极为黑暗，要是说省以上还有专门的司法机构的话，州、县的行政负责人却同时就是法官，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这为他们受贿勒索提供了条件。
历史进程已经到了这么一个阶段，不管如何充分发挥经世致用精神、在原有轨道上费尽力气去“整顿”，都已经无法解决吏治中的痼疾，出路在于建立现代的行政制度、分权的制约机制和社会化的监督体系。可是，除了1855年归国的容闳以外，举国上下没有什么人对此有所了解，主客观都没有为这样的变革准备好最低限度的条件。
当时的文武官员是通过三个途径晋升的：科举、捐纳和保荐，主要是科举。
捐纳即用钱买官。请听道光皇帝一席话：“我最不放心的是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但他旋即表示，因为财政困难，官还是要卖的。
那么，科甲出身的读书人会不会好一些呢？作为敲门砖，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和时文八股，而这些无补世用，历来为有识之士所诟病。武举更加荒唐，考的是沿袭几千年的弓马和所谓韬略。鉴于科举制弊端百出，从顾炎武到冯桂芬都赞成用推荐的办法取而代之。前者认为：“天下之人，无问其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则我之所收者，既已博矣。”后者则说：“观于今日科目不得人，而始知圣人乡举里选之善也。”这是经世致用派的一种重要主张。可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历来的保举推荐虽然也发现了一些人才，但总是免不了朋比之弊，等而下之则用金钱去买通关节。正如顾氏自己所说：“今之生员，以关节得者十且七八矣，……故以今日之法，虽尧、舜复生，能去在朝之四凶，而不能息天下之关节也。”推举的办法更难以避免这个弊端。有个以“锐意世用”自居、做过十年小京官的人沉痛地写道：“每见外官有事于铨部者，为吏所持，辄至质衣装、货车马，举责（债）出国门，甚或蹭蹬终其身。”说的虽是同光之间的经历，道咸之际情况应该也无二致。改科举为推举，能遏止这类腐败吗？
其实，在人才选拔上，症结不在于选拔方法，而在于士子们十年寒窗所反复吟诵的时文和经史均已不适于安邦治国的需要。即使如经世派所倡导的那样以务实精神去研究刑名、钱粮和郡国利弊，只要没有新的知识注入，亦无法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改革科举制的最好办法是废除它，但不幸，直到蹉跎了半个世纪之后这才成为现实。
经世派所能提出的最好建议就是魏源主张的“何不大开直言之科筹国计，再开边材之科练边事？”或如两广总督祁贡建议的那样把“制器通算”、“熟谙舆图情形”等有关科学技术知识列为考试内容——这已经是他们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如要再前进一步，就要走上建立以学习西学为主的现代教育制度的道路了。即便如此，他们的这些建议还是只能被束之高阁，原因非常简单：不论已否登上仕途，他们毕生学的就是儒家的经典和时文、诗词，上焉者再以这些为依据研究一些施政的实际情况，为什么要与自己过不去，把生疏得很的科学技术列为考试内容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把“整顿”叫得多响，又怎能不落空呢？
让我们再看看财政经济方面的改革是怎样被延误的。
鸦片战争以后，上上下下都在叫喊财用不足。困难是怎样造成的呢？战争的损失自然是重要的原因，光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就支付了2100万圆，除商欠300万外，其余由政府支付，每圆折合白银七钱，共计1260万两，这笔款分四年支付，头两年基本上是动用财政存款，后两年则主要由粤海关支付，都比较顺利交完，再加上军费支出，负担更重。
但从当时全面情况看，这尚不是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第一次鸦片战争没有动摇清廷的财政根基，“道光末年，户部库储尚二千余万，各省亦辄二三百万”，以广东来说，在1854年以前“粤中库储极丰……海关库常存款百万，运库、司库各百余万，粮道亦数十万”。
困难首先由于这个政权已经过于腐朽，它已无力革除自身的弊端。检阅有关文书，人们不难发现经世派人士都对被称为三大政的河、漕、盐有许多建言，其中不乏有重大价值的主张，却迁延多年无法实现。例如，清代承袭元明旧制，每年运送400万石米至京师，这叫漕运，但因为上下渔利，各种正常不正常的费用加在一起，每石有时竟达18两，总计达7000多万两，而每石在京只值1两多。嘉庆中，协办大学士刘权便建议每石折银一两四钱，解京发饷。鸦片战争后，冯桂芬重申旧议，指出：“谚运：价高招远客。……但令市中有米，即不必官中有米。”这个利国利民的主张仍如石沉大海。1875年，薛福成又一次旧议重提，指出这样做有七个好处，包括“内外支销漕项，节省至千万两之多”，又能令“民力久纾”，“米商奔赴，百货流通”，但他仍落得白费精神！直至1900年，清政府才下令改为折收银子，却仍保留100万石漕粮。迨至辛亥革命后，这个问题才随着清政权的灭亡而彻底解决。一个不触及根本的改革，却费时一个世纪！
再看看河工吧。“两河岁修五百万，实用不过十之一二耳，其余皆河督以至兵夫瓜剖而豆分之。”
盐政的情况也没有什么差别，只要清廉的干员稍加整顿，收入便可急剧增加。例如，郭嵩焘于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十五日接任两淮盐运使，至八月初九离任，接任时“库储不及四万”，经过他擒治巨枭私贩，大力整顿，除清缴欠饷十多万外，移交时“尚存库储二十余万金”。以此亦可略窥稍早几年——即道咸年间——盐政的腐败情况。
前人有云：“盐政、河工素利薮，以征求无厌日益弊。”乾嘉盛世尚且如此，鸦片战争后更是江河日下了。
少数人无法扭转乾坤，祸根在制度。当时各省积欠各种公帑以千万计，“积欠之故，在于亏空；亏空之故，在于挪移；挪移之故，在于漫无稽考。以一县之主，独操出纳权，下车之日，公用后而私用先，室家妻子之百需……惟所指挥，莫敢过问。”在各级官长唯我独尊指挥一切的情况下，腐败既无可免，也难于纠正。像冯桂芬这样的经世致用派已经敏锐地看到这一点，可是在当年，民主监督、分权制约不过是天方夜谭，他们还不认识这是真正的救世良方。同时，这类行为已经成为多数人认可的社会风气，即使以经世致用自命的人物也常常不能出污泥而不染。要改变它就要与多数官吏为敌，为数不多的梗介清廉的经世致用之士又哪里有这样的勇气和力量呢？
最后，又一个根本原因在于绝大部份人跳不出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传统经济政策的藩篱。历史摆在19世纪中国人面前的根本任务是实现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这是中国富强的关键所在。执政者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这个方向呢？
与自然经济相适应，中国传统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是以农为本。鸦片战争后，道光皇帝及其大臣们还没有警觉到这个指导思想必须改变，在讨论如何“善后”时，他们满脑子都是如何造船、铸炮、练兵，偶尔谈及经济，想到的就是“官荒地亩，如何分饬各府州县清查，招垦纳租，以资津贴”。明达如冯桂芬也认为：“居今日而言裕国，宜何从？曰：仍无逾于农桑之常说，而佐以树茶开矿而已。”
与此同时，他们有意无意地给各种商品经集活动制造种种障碍。
以开矿来说，当路不但没有积极提倡，且常借故禁止。例如，道光二十二年下半年，有人在直隶喜峰口外开银矿，一道上谕便下来了：“喜峰口密迩京畿，游民胆敢聚众私开银矿，日久恐滋弊端，不可不严行查禁……即设法将此项流民全行驱逐，净绝根株。”矿产资源当然不能乱挖，但整顿有两种态度，一是弄清情况，权衡利弊，正确引导，另一是不分青红皂白严予打击、禁绝。不幸的是，执政者采取了后一态度。
对于人民自发的贸易活动他们也采取查禁的方针。道光二十二年十月，战争刚结束，直隶总督就向皇帝报告：“本地商渔船只不准偷越外洋也。查天津、宁河等处商船向例只准赴奉贩运粮石……应即咨明江浙各省，如来年开河以后彼处口岸有天津、宁河船只前往贸易者，令该地方官查明，执照不符，即禀清移咨本省，除将该船主重治外，以后即不准该船再行出洋贸易，以杜流弊。”不久皇帝便批准了这个建议，指示“本地商船不准偷越外洋……按照现议章程一体遵办”。这里所说的“偷越外洋”，不过是在中国沿海各省间从事贸易活动，这也要“重治”和“不准”，本来就很弱小的商品贸易便更难于动弹了。
在同外国商人长期交往过程中，广州出现了一批熟悉对外贸易并与外商有较密切联系的人才，如果通达时变的话，应该把这批人视做宝贵财富，依靠他们促进贸易的繁荣。可是从皇帝到地方大吏都视他们为异己力量，千方百计予以打击。他们被加上“私通外夷”、“奸民”等罪名，有的被“正法”，有的被借故判重刑，列举的罪名如“向在夷人处专教华言，贪其微利，甘为指使”，或给夷人“写就书信，设谋画策，希图常留收用，以为进身之步”，现在看来都很含糊，是否构成犯罪大有可疑之处。
在对外贸易方面，清政府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被迫打开大门的，一有机会就立即露出令人难以理解的封闭态度。道光二十八年七月，有一俄国商船驶到上海，载来狐皮、面粉要求出售，只因俄国“向在北地陆路通商”，硬是不准在上海贸易。皇帝还下令地方官应“告以中国向有贸易一定章程，碍难另创新例……饬令回帆”。他们仍然固守传统的“定例”，力图阻碍中国与日益发展的世界市场的联系，这些都是与商品市场不断扩大、发展的历史潮流背道而驰的。
在当政者看来，上述政策与讲求经世致用之学是完全一致的。把外商拒之门外，惩治一切不在固有的社会经济运行轨道中安分守己而要显示逐利主动性的臣民，在他们心目中都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避免滋生事端的必要条件，这就是从当前实际出发的通经致用。至于这些行为必然阻滞中国向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转化，令中国的富强化为泡影，这都已经超出经世致用派固有的思维框架了。
只有个别受到欧风美雨浸润的经世派人士的眼光超出了这个局限。魏源就是这一类出类拔萃的人物，鸦片战争刚结束，他便公开建议应该支持和保护中国商人发展对外贸易，把整治水师与保护商务结合起来。他说新式水师建立后，“倘内地出洋之商愿禀请各艘护货者听”，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主张把保护商人出洋列为国家武装力量的正式任务。同时，出于对官僚的贪婪腐朽的深切了解和西方所以富强的初步知识，他主张发展经济以民营和民用为主，依靠“本地之富民”，而严格限制官府和官吏的干扰。他说“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若官修战舰火器局，则止需立于粤东”，并应规定官吏“不许承办船工”，还要破除陈腐的华夷观念，引进西方的人才和科学技术。不幸，这些富强大计都成了只堪后人凭吊的书生空谈。历史就在这里被延误。
鸦片战争后的20余年，中国人没少付“学费”。历史被延误的原因很多，而不能不正视的重要原因是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困境。以这个时期应变的根本指导思想——儒学及经世致用思潮来说，它就处在深刻的内在矛盾之中。
首先是它的内容与历史需要的矛盾。儒家的经世致用之学是个涵盖面很宽的概念，在古代中国尚未建立精确的学科分类的情况下，它包括治理“天下郡国利病”的多种学科：行政、司法、财政、税务、贸易乃至交通、水利、农工等等，在这诸多方面都形成了许多被视为无可怀疑的观点和对策。可是，当时的历史任务是实现中国社会的转型，而由此所需的知识恰恰是一切古方正药所没有的。这是儒家文化自我封闭和清代闭关锁国政策的恶果。历史停滞不前不能简单归咎为坏人当道，历史的困境与文化的困境息息相关。
其次，从思维方法的角度去考察，这个思潮本身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经世致用之士通常都自觉地以求实来反对空疏和迂执，致力于研究实际事务，有的且以实事求是相标榜，但这个思潮无非是儒家内部的一股潮流，其基本前提是通经，通经的本质是宗经，其极端是以经典词句为是非标准，而与求实精神背道而驰，有些经典上的思想且已转化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传统意识或先验观念。在这20年间，不少仁人志士不乏爱国热情，却因跳不出传统的窠臼而无所作为。改革的缓慢，整顿的蹈空，从文化角度看正是这种思维方法内在矛盾的悲剧。
19世纪救国大业的前进必须伴随着中国文化的新生，为此需要外来文化中优秀成份的滋润，但它本身首先包含着促进自己新生的因素，经世致用思潮的求实精神就是推陈出新的重要催化剂。从魏源起，19世纪中国所有先进思想家，都是以此为中介去寻找新的救国救民真理、吸取国外先进文化的。中国文化蕴含着许多珍宝，实事求是就是其中一份珍贵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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