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逼订二十一条，使它在中国获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绝对优越的地位，美国对日本势力的扩张感到惊恐和忌妒，也加强了它在中国的侵略活动，两国间的矛盾出现了新的激化。
斗争首先发生在资本输出问题上。
美国早就想在中国投资：1910年企图取得福建船坞和造船贷款权，1914年企图取得华北几省的铁路权，由于日本反对，都没有成功。1913年威尔逊声明退出六国银行团，鼓励私人自由贷款，但因中国政局动荡，银行家徘徊不前。大战爆发后，资金被吸引到利润最大、风险最小的军火生产方面，更不愿意向中国投资。这时，日本也由于缺少资金，且忙于对中国进行军事和政治的侵略，顾不上对华投资。所以，大战发生后的头两年，美、日两国在资本输出方面没有发生什么矛盾。等到1916年，美国受二十一条的刺激，同时国内资金确实过剩①，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才有一些资本家转向中国市场，在一年里成立了四笔借款，使其他列强大为震动，日本把这一年称为“美国贷款年”。
“美国贷款年”的头一笔借款，是4月7日利益坚顺公司（Lee，Higginson＆Co.）和中国政府签订的借款额为五百万美元的《六厘金币库券合同》。这笔借款是在同年2、3月间商谈的，当时，日本正在加紧干涉袁世凯帝制，并扣留盐余使中国财政极端困难。美国这笔借款显然是对袁世凯政府的支持和对日本的挑战。日本竭力破坏这项借款，大肆宣传长江流域的中国商人对这笔借款如何不满，将要掀起抵制美货运动；同时又向北京政府进行挑拨，说美国如何不可信赖②。美国方面对这笔借款只实付一百万美元，因袁世凯悍然称帝引起内战而停付。帝制取消后，原来参加六国银行团的纽约银行家们出来干涉，说侵犯了他们的贷款范围，拒绝予以支持。这笔借款的债券无法发行，贷款因而夭折。
第二笔是广益公司（AmericanInternationalCorporation）疏濬山东、江苏境内大运河的贷款②，共六百万美元，由于工程涉及两省，分别订了两个合同：4月19日该公司与山东地方政府订立的《山东南运河七厘金币借款合同》，和5月13日与北京中央政府订立的《导淮改良运河七厘金币借款合同》，各三百万美元。这次
贷款的条件非常苛刻，除去折扣和佣金，中国方面实得百分之九十，此外还规定包工费应为工程全部费用的百分之十。连广益公司代表给总公司的报告也得意地说：条件之优厚是对华贷款前所未有的③。正当美国兴高采烈的时候，日本站出来要求分享利权，它说根据1898年中德《胶州租借协定》和《民四条约》（即二十一条）的规定，日本对山东运河投资享有优先权。9月15日它又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同时由日本兴业银行出面同广益公司直接谈判。结果美方不得不妥协，从全项工程六百万美元中分给日本二百五十万美元。中国政府急于得到贷款，也表示同意。1917年11月20日签订了正式合同，日本又取得胜利①。
第三笔贷款是1916年5月17日裕中公司（SiemsCarey＆Co.，广益公司的子公司）和北京政府签订的《承造铁路增订合同》，贷款一千万美元，取得一千五百英里（后减为一千一百英里）的铁路修建权。计划修铁路五条：衡阳至南宁、丰镇（今属内蒙古自治区）至宁夏、宁夏至兰州、广东琼州至乐会、杭州至温州。这些铁路完成后，还可以获得再修一千五百英里的权利。借款除以路产作抵，裕中公司还取得在造路前和造路期间在中国设厂制造铁路器材的特权，路成后参与经营管理和在沿线“发展工业”等权益。
裕中公司的借款有强烈的政治目的。芮恩施承认：它是美国在中国铁路方面掠夺广泛权益的“一个重要起点”②，是“中国政府从未给予外国的非常有利的让与”③，它既能扩大美国在华势力，又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破坏列强的势力范围。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卫理说：“我们有力量……使它们采取一种明智的态度，因为他们要靠我们提供金钱和物资。”芮恩施更露骨地说，要用裕中投资去打垮列强在中国的坚固战线①。
取得铁路修建权是列强划定在华势力范围的一个重大标志，有关各国自然不容别国在其势力范围内分享这项利权。签约后，法、俄首先向中国抗议美国侵犯了它们的势力范围和条约利益。英国虽然没有抗议，但要求美国同它合作，条件是美国只能参加投资，英国必须掌握各个企业的领导权并多分红利，等等。美国不答应，谈判破裂，英国便向中国提出抗议，也就是间接地向美国表示：要想在中国修铁路是可以的，但非跟英国合作并接受英国的领导不可②。
美国取得的五条铁路线都不在日本势力范围之内，所以日本未提抗议，但它并没有忘记进行破坏活动。它要求美国让其参加投资，共同修建铁路③。并指使北洋政府里的亲日派反对发行美金债券。美国碰到这么多麻烦，加上已经参战，便决定暂时不修铁路，而把这些铁路权益作为业经到手的特权保留下来④。
1916年年底，中美又成立了第四笔贷款，即11月16日美国芝加哥大陆商业信托储蓄银行（大陆商业托拉斯银行。ContinentalandCommercialTrustandSavingsBankofChicago）同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在华盛顿签订的五百万美元借款，名义上作为发展交通和实业之用，实际上是维持北京政府行政开支的紧急需要①。这家银行还得到了再贷款二千五百万美元的优先权。四国银行团抗议侵犯了他们的权利，日本更提出芝加哥银行有亲德倾向作为反对的理由。这次威尔逊为了争取北京的这个新政权，态度十分强硬，训令芮恩施通告有关使馆说：任何对中美借款合同牵强附会的解释，“都将遭到本政府十分坚决的反对”②。银行团终于让步。
由于日本多方阻挠破坏，“美国贷款年”收效不大。
这期间日本战时经济日趋繁荣，协约国向日本的订货激增，外贸由入超转为持续出超，到1917年，黄金储备已达到十一亿五千万日元③。于是，日本开始建立对中国的财政控制。截止1918年，日本贷给中国八十多笔借款，总数近四亿日元（其中包括西原借款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详见下节），未经公布的秘密借款还不包括在内。日本贷款的特点是，每一笔都只象征性地垫付一部分，下余款项支付之前，总要向北京政府或者地方政府另外勒索一些权利。这样，日本陆续获得了如土地租让权、战略铁路敷设权，等等，还计划把铁路修到中国的心脏地区。日本还用金钱收买，使北洋政府中的许多部门服从于它的利益。美国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朗格（BreckenridgeLong）指出：日本“用财政的绳索吊死这个巨人只是时间问题了”④。美国的对策是趁四国银行团协定即将满期的时机，积极筹划成立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新银行团，把一切由贷款取得的权利归银行团所有，打破日本独占局面，以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取代日本成为霸主。
斗争的另一个焦点是中国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的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中国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之苦，没有必要参加这个肮脏的战争。但中国丰富的人力和潜在的物力资源，交战国双方都很垂涎，都想用来加强自己的战争实力。北洋军阀也想借参战的机会取得帝国主义的财政和军事支援，翦除异已势力，壮大自己。因此，在参战问题上，交织着复杂的内外矛盾，发生了激烈的斗争。
参战问题的矛盾最初存在于日本和英、法、俄之间。1917年前，德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德国驻华公使辛慈拼命拉中国参加德奥阵营，英、法、俄则切盼中国参加对德作战。1915年11月三国曾经向袁世凯提议，以中国参战作为它们支持帝制的条件，因日本坚决反对而作罢。日本顾虑中国参战后，在结束战争的和会上将以战胜国的资格发言，会动摇它在中国夺得的种种权益。袁世凯知道他当皇帝主要靠日本的支持，不敢违反日本旨意而贸然有所举动。
到了1917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北京方面，袁世凯早已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总统黎元洪和国务院总理段祺瑞正在争夺大权，各自寻找帝国主义做靠山，参战问题成了他们之间明争暗斗的焦点。段积极主张参战，以扩充皖系武力；黎担心段的势力由此更加膨胀，反对参战；国会里的南方议员害怕段凭借武力消灭南方国民党力量，同黎元洪站在一边，因而出现了所谓“府院之争”。美、日两国也在参战问题上极力争夺对这个新政府的控制权。
美国原来在大战中采取中立政策，以财力物力支援协约国，目的是保存实力，等到两败俱伤之后，再由它来收拾残局，并同日本争夺远东霸权。甚至德国在1917年1月宣布无限制潜艇政策后，威尔逊还是这样的主张①。但美国在内外压力下，终于在1917年2月3日宣布对德绝交，同时对各中立国发出通告，要求它们同美国采取一致行动，中国也在被邀请之列。美国对德绝交，下一步必然参战，但美国并不希望中国参战，因为它知道自己参战后更分不出力量来同日本作斗争，中国参战反而会给日本进一步控制中国的机会。一向致力于排斥日本、扩大美国在华势力的芮恩施公使这时误解了美国国务院意图，立即对北京政府的总统、副总统、总理、国会领袖以及交通系、国民党人士等进行游说，鼓动中国参战。段祺瑞提出：一要财政援助，贷款一千万美元；二要保证军事上不受外国控制，即要求有利用外援打内战的自由。碰巧当时海底电缆损坏，芮恩施无法同国务院联系，这位头脑发热的外交官为了把中国拉到美国一边，不等上级指示，就自作主张，于2月7日照会中国政府说：“我敢负责担保，我国政府将按贵国政府要求，采取适当手段，使中国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时能担负其责任，而不致损害其国家独立、军事指挥及政权行使。”渴望得到外援而热昏了头脑的段祺瑞，不等美国的正式文件到来，就在2月9日对德国政府恢复无限制潜艇战提出抗议，并向芮恩施保证，如美对德宣战，中国至少将对德绝交。芮恩施对自己导演的这一幕闹剧十分满意，吹捧北京政府，说“这是中国第一次独立参加世界政治，中国已跻身于现代国家之林。”①国务院对芮恩施的轻率行动很恼火，连忙打电报向他和中国政府泼冷水。先是让芮恩施劝中国政府对于响应美国号召不要太积极，以免孤立；接着就限定中国最多只能对德断交，即使美、德交战，中国也不要参战，应静候美国决策。2月26日更明确提出，美国不能接受芮恩施的建议援助中国，它会使中国招致一向担忧的大祸，而美国将无力解救③。蓝辛要芮恩施说服中国不要参战，使日本无隙可乘。他认为维持现状就是美国的胜利。
这时，日本一反原来的态度，不但不反对中国参战，而且竭力拉北京入伙。所以发生这样大的转变，原因是1916年7月3日日俄订立了第三次协定和第四次密约，协定规定彼此保卫在远东的权利与利益，密约承认“双方重要利益需要中国不落在任何第三国政府势力之下，此第三国或将敌视俄国或日本。将来遇有需要时，须开诚交换意见，并协定办法，以阻止此种情势之发生。”更重要的是因为日本在1917年2、3月间分别同英、法、俄、意达成秘密协议：日本支持中国参战；四国应允在战后和会上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④。有了这些国家的保证，中国即使能参加和会，日本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日本决意把被美国抢走的对北京政府的领导权夺回来。第一个办法是利诱。1月20日，寺内首相①的亲信西原龟三在北京同中国政府秘密签订第一次交通银行借款五百万日元，以收买段祺瑞（详见下节），二是怂恿段祺瑞从速与德国绝交。2月9日，北京政府在公布对德抗议前五小时通知日本，本野外相对驻日公使章宗祥说：“仅提抗议，于中国地位似非得计；不如即行宣布断绝国交，并不必俟抗议回答。”三是施加压力，本野在同一次谈话中责备说：“现两国正谋亲善，而事关大局，未肯事先接洽，仅为形式上之提前通知，深冀中国政府熟考。”段祺瑞连忙回电说：“此后一切进行，非诚意接洽不能收互相联络之效。”本野对段祺瑞甘当日本附庸感到高兴②。3月14日，中国宣布对德绝交，本野又催促尽快宣战。北京政府向协约国提出参战条件，要求庚子赔款中的德奥部分永远撤销，其余部分展缓十年不付利息；提高关税税率；废除《辛丑和约》中关于京津铁路沿线及天津地区驻军的规定。这些本来是正当要求，条件也不算高，但本野却竭力反对，并大肆恫吓，说什么中国如先提参战条件，“恐失与国同情”，如不迅速参战，“恐转瞬战局告终，中国必致进退失据”①。日本反对中国提出参战条件，主要是害怕取消这些不平等条约的规定会动摇它刚刚勒索到手的新的特权。
日、美两国在中国参战问题上的斗争，导致了北京政局的进一步混乱，“府院之争”越来越尖锐，引出了督军会议胁迫宣战、包围国会、黎元洪免段祺瑞职务、八省独立、张勋复辟、段祺瑞重新上台等一幕幕闹剧和丑剧，结果美、黎失败，日、段得胜，1917年8月14日，中国正式对德宣战。从此以后，段祺瑞更加骄横，坚持武力统一南北，把借到的外债半数以上用于内战，当时舆论说他“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是十分确切的评述。段祺瑞为首的北京政府成为空前的投靠日本的卖国政权。
在“府院之争”的过程中，日、美双方都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支持各自的代理人。袁世凯当总统时的日籍顾问有贺长雄，怂恿段祺瑞解散国会以贯彻参战主张；芮恩施警告外交部次长陈箓：任何企图推翻国会以达到参战目的的举动将不能获得美国的同情。在讨伐张勋战役中，日本以一百万日元供段作军费，日本中将青木宣纯并参加指挥，日本公使要求各国使节不干涉段的军事行动。这时，美国响应黎元洪的呼吁，出面支持他的总统地位。6月4日蓝辛指示芮恩施照会中国政府：“中国是对德参战还是保持现状，那是次要问题，中国最需要的是恢复并保持其政治统一”②，并要求英、法、日向中国提出同样的劝告。
对于上述美国照会，英、法表示异议，说参战虽次于内政，但这个问题对中国也非常重要。日本更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6月15日复照谴责美国此举干涉中国内政，日本驻美大使佐藤爱麿向国务卿蓝辛提出口头声明说：美国政府一向熟知日本与中国有特殊而密切的关系，前国务卿布赖安在1915年3月13日照会中曾经公开承认，并宣称“美国在华活动从来不是政治性的”，为什么又提出这样的照会呢？要求美国以某种形式重申布赖安照会精神，重新保证对日本的友好态度③，尖锐地提出了它在中国的地位问题。
日、美在中国的激烈斗争把两国关系推向战争边缘，但双方都不愿破裂。这是因为，日本战时经济的繁荣全靠军事工业的发展，需要从美国进口钢材和生铁，一旦来源断绝，将遭受致命打击①。它还希望美国也能象英、法、俄一样承认它在中国的地位和权益。至于美国，既然已经参战，在远东就更需要同日本妥协，以保护关岛、中途岛和菲律宾的安全。保卫在华利益是重要的，但还不是非战不可；在中国的经济斗争，与其象“贷款年”那样遭受抵制而收效不大，不如跟日本妥协合作，打破它的独占。此外，俄国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使革命转向社会主义进行得相当顺利，帝国主义国家对此忧心忡忡，极想利用日本去镇压俄国革命；日本也想乘机夺取西伯利亚，这种反革命勾结需要保持相互间的和好气氛。
美国决定同日本妥协，1917年5月，主动要求日本派出特使，就保证中国政治上和领土上的完整问题进行商谈②。日本立即同意，6月13日正式任命前外相石井菊次郎为特使，以“感谢美国参战”为名，前往美国谈判。
石井一行于8月22日到达华盛顿，受到极大礼遇。9月8日双方开始正式会谈。石井动身前，本野给他的秘密指令说：“只要美国不妨害日本的特殊利益，日本就无意妨碍美国的经济活动。”①这是日本的谈判基调。
谈判中，蓝辛首先提议两国共同宣告取消在中国的一切势力范围，重申“门户开放”原则。日本政府坚决反对讨论势力范围问题；至于重申“门户开放”原则，要以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为条件②。美国为求得妥协，愿意适当满足日本的要求，但是，第一害怕引起中国人民对美国政府的恶感，第二为了便于以后随时推翻，不肯把话说得十分肯定和明确。双方在遣词用字方面可谓煞费苦心，石井主张日本在中国享有“卓越利益”（Paramountinterest），说“卓越利益”这个名词原是美国首创，前国务卿西华德（W.H.Seward）曾用来形容美国在墨西哥的地位。蓝辛说，日本在第二次英日同盟中曾用过这个名词，结果朝鲜被日本并吞，所以绝对不能再用，主张用“基于地理位置的特殊利益”。石井改用“特殊利益及势力”，蓝辛也不同意。最后决定用“特殊利益”（Sp-ecialinterest）这个语意含混的名词。11月2日，双方交换照会，内容主要是：一、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在与日本属地接壤的部分有特殊利益；二、两国政府同意不侵犯中国的独立及领土完整，信守门户开放和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③。这就是所谓的《蓝辛石井协定》。
《蓝辛石井协定》完全是背着中国搞出来的。中国政府曾要求：谈判直接涉及中国时，应该同中国政府充分协商。蓝辛予以拒绝，只是向中国公使顾维钧保证“不会损中国以利日本”。会谈十分保密，顾维钧后来回忆说，他当时越来越打听不出会谈的进行情况①。在北京的芮恩施公使事先对此也毫无所知②。保密的对象显然是中国政府。双方换文以后，日本在6日，美国迟至8日，才把换文内容正式通知中国。这是对中国主权的莫大蔑视和破坏。北京政府只是在11月9日发表一个温和的声明说：中国政府只尊重“友邦基于条约所得之利益”，“不因他国文书互认，有所拘束。”③连抗议也不敢提。蓝辛却对中国公使顾维钧说，这个协定“看来确实对中国有利”，因为中国也能够从领土相接近要求特殊利益；中国的声明是不必要的，协定并不想约束中国。他还标榜说：“在谈判中，我始终是想着中国的利益的”①。但正是蓝辛本人戳穿了自己的谎言。谈判记录载明：蓝辛表示他理解日本的人口压力和发展工业的需要，占领朝鲜和向东三省扩张主要是由于这种“不可避免的需要”而产生的②。说这种话的人居然厚颜声称“始终想着中国的利益”！
协定公布后，日、美两国对“特殊利益”的解释马上发生分歧。日本公使林权助6日给中国的照会故意把“特殊利益”译成“特殊地位”，以显示协定是政治性的。石井菊次郎更解释说：设想中国发生天灾、瘟疫、内战或布尔什维主义，日本“出于自卫的考虑”，必须“帮助中国”，这种“特殊利益”只能从政治上去理解。相反，美国公使芮恩施在8日给中国的照会中，则强调协定的经济性，说只是由于两国的地理关系，日本在工商业上“占有某种便利”③。从此以后，双方口头笔端，论战不休，直到协定被废除时还没有停止。日本充分利用这个协定的政治性质去打击美国，抬高自己。协定还没有正式公布，日本外交官就拿它向中国政府夸耀示威；后来又通过报纸和驻各国使节向全世界广为宣传，以便让中国人痛切地感到被美国出卖①。在东北，日本特工人员和官吏对美国人态度特别蛮横粗暴，以表明他们是这个地区的主宰。蓝辛在参议院的一次外交委员会上承认这是战时的权宜之计，它的后果是暂时的②；但日本经常在蓝辛掩盖事实时揭底，弄得他非常尴尬。
日本为《蓝辛石井协定》欢呼。11月3日，即正式换文的第二天，本野外相就打电报向石井祝贺。东京政界人士称之为“石井子爵的伟大外交胜利”③。有人还写文章称颂为“几代人以来远东外交史上最伟大的建设性成就”④。这些显然是得意忘形时的过甚之词。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终于为最大的帝国主义所承认，这当然是一个胜利。但协定丝毫也没有解决美、日在中国的根本矛盾，胜利是不牢靠的，它潜伏着一场战后必然发生的更加激烈的斗争。
美国也在谈外交胜利。国务院在公布协定的同时发表声明说：尊重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重申门户开放政策，是谈判的主要结果之一①。蓝辛更自我吹嘘，说协定“在进一步保护中国主权方面，以往条约没有超过它的”②。事实证明，美国除去避免了美、日之间一场公开冲突之外，一无所获。它从日本得到的只是空洞的所谓原则上的承认，毫无实际意义。日本这时不再需要大隈内阁那样露骨的恫吓和武力威胁。寺内内阁正在运用一种新的手法，顺利地实现着一个规模更大、影响更深远的侵华阴谋。美国希望维持中国现状的目的表面上似乎实现了，暗地里日本对北京政府的控制却空前加强，中国人民的苦难与日俱增。日本在《蓝辛石井协定》里所作的保证，恰恰是它扩大对华侵略的最好的伪装。
②这是英、日斗争中的一个插曲。据说，朱尔典得知周自齐将赴日，乃以巨款托上海唐绍仪设法密探内幕。唐命袁的亲信袁克宽之子袁英买通宫内尉勾克明、内史沈祖宪、机要局主事沈进善，盗出日、袁勾结文书，摄制复本，由朱尔典转送芮恩施，内情外泄，勾克明等因此被捕。见郭廷以：前书，页454，注1。
②自光绪末年以来，日本在奉、吉两省租用民房设置警察机构，地方政府多次提出交涉，日方都置之不理。郑家屯事件后，又在郑家屯、四平街之间设置警署多处。见张忠绂：前书，卷1，页183。
③张忠绂：前书，卷1，页192
①大战前夕，美国经济力量在世界上已首屈一指。战争扩大了它在中南美和欧洲的市场；它在大战中又大做军火生意，使经济实力更加壮大。工矿业总产值从1914年的二百四十亿九千万美元增加到1919年的近六百四十亿美元（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页51）。出口贸易由1914年的二十三亿六千四百万美元增加到1917年（大战中出口最高年度）的六十二亿九千万美元（谢沃斯季扬诺夫主编、易沧等译：《美国近代史纲》，页870—871）。大战四年半当中，美国资本输出输入相抵，共出超一百一十亿美元（尼尔林、弗里曼著，柳克述、陈汉平译：《金元外交》，页17）。战后，美国从债务国变成最大债权国，世界黄金的一半集中在美国（《远东国际关系史》，页323）。
②Reinsch：前书，页191。
③疏濬大运河工程，是导淮工程的一部分。导淮工程是1911年由美国红十字会开始筹办的，在实地考察和提出工程方案之后，红十字会认为财力不足，转交给广益公司承办。大战爆发，美国市场上无法推销该项工程的债券，一度停顿。1916年为了配合美国在中国发动的经济攻势，广益公司决定先进行大运河工程。
①FRUS，1916年，页106。
②由于美国对德参战，这项工程计划迄未实行。
③FRUS，1916年，页181。
④芮恩施：前书，页213。
①Davis：前文，载《太平洋历史评论》，卷48期1，页56。
②Davis：前文，载《太平洋历史评论》，卷48期1，页57—58。
③FRUS，1917年，页170。
④《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页249。
①WellingtonKoo：WellingtonKoo’sMemoir（《顾维钧回忆录》），卷2，页128。顾维钧在这里说：“袁世凯逝世，黎元洪匆匆接任，全国处于混乱中，北京必须弄到一笔钱以维持行政开支。财政总长陈锦涛博士急于举借外债，以获得财政支援。”
③《日本外交史》，上册，页419。
④Curry：前书，页191。
①美国国务卿蓝辛在《大战回忆录》（WarMemoir）中写道：1917年2月1日，他向总统汇报德国坚持无限制潜艇战的复照。总统说，他越来越认为：保存“白人文明”并使之统治世界，很大程度上靠我们坚持不介入战争，因为战后我们将不得不重建被战争破坏的各国（页212）。农业部长豪斯敦（Houston）在他著的《八年》（Eightyears）第一卷里回忆，2月2日讨论德国潜艇政策时，总统说：为了使白种人或一部分白种人能保持强大，以对付黄种人——例如，日本与俄国联盟以统治中国——那么最好是不采取任何行动，哪怕是被人笑骂为懦夫（页229）。转引自Curry：前书，页157—158。
②Reinsch：前书，页253。
①FRUS，1917年，补编1，页411。
②日俄第三次协定和第四次密约全文，见王芸生编：前书，卷7，页32—34。英、俄、法、意四国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一切权利的秘密协议的日期，英国为2月16日，俄国为2月20日，法国为3月1日，意大利为3月28日。见LaEargue：前书，页95—97。
③寺内正毅在元老山县有朋支持下，于大隈内阁1916年10月9日倒台后，继起组阁本野一郎代替加藤高明任外相。
①王芸生编：前书，卷7，页79—81。
②王芸生编：前书，卷7，页87、89、92。
①FRUS，1917年，页49。
②同上书，页50、72—75。
③当时美国对钢材和生铁的禁运已使日本的二十八家造船厂受到严重影响。见IanNish：JapaneseForeignPolicy（尼西：《日本外交政策》），1869—1942，页111—115。
①《日本外交史》，上册，页281。
②《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页436。
③《日本外交文书》，大正6年，第3册，页773—774。
①《日本外交文书》，大正6年，第3册，页813—817；FRUS，1917年，页264—265。蓝辛10月10日说：“特殊利益”会使“双方作恰当解释有广阔的余地”，石井认为日本得以把它解释为它能够在中国驻扎军队和警察以保护它的特殊利益，见MadeleineChi：前书，页111。
②WellingtonKoo’sMemoir，卷2，页155—156。
③Reinsch：前书，页307—309，摘译如下：我是间接得知美日密谈的。11月4日我去日使馆，办完例行公事，林权助男爵给我看了协定的电文，当时我真是百感交集。此事关系中国如此重大，而竟向一切人保密，特别是对我这样一个首当其冲的外交官保密，真令人吃惊。回使馆后，即去电华盛顿国务院询问，杳无回音，而中国政府以及在华的美国人纷纷来要求予以证实。国务院对我毫无帮助，直到7日晨才得来电；而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几天前就拿着协定向中国政府夸耀胜利了，协定在签字前就由东京分送给了英、俄、法、意等国使节。
①王芸生编：前书，卷7，页107。
②FRUS，LansingPapers，卷2，页451—453。对于“协定并不约束中国”的谬论，我国公法学者陈体强对此曾作批判：这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两个外国以中国为对象，订立条约，划定势力范围，就是对中国利益的损害。中国有权把领土按照自己的条件对外国资本开放，但外国之间擅订条约，剥夺了中国在自己领土上的这种权利，自然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见陈体强：《蓝辛石井协定》，载1950年12月12日天津《进步日报》。
③FRUS，LansingPapers，卷2，页436—437。美、日谈判前，助理国务卿朗格和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卫理曾向蓝辛建议：美国对日本的特殊利益要慎重对待。日本可能争辩说，它通过同中国订立条约已取得优先地位，美国最好采取“回避和拖延”的策略，等战争结束时再说，那时英、法两国能同美国一起来保持在华的门户开放。蓝辛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见MadeleineChi:前书，页107—108。
④LaFargue:前书，页137；王芸生编：前书，卷7，页106—107。
①FRUS，1917年，页271—272。
②IanNish:前书，页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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