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在北方的迅猛开展，使上海等地的帝国主义分子惊恐异常，他们担心反帝斗争的烈火会毁坏他们在华的侵略地位和特权。英国当时在中国拥有巨大的政治优势和经济利益，投资多，贸易量大，并以长江流域为势力范围，它对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前景更是忧心忡忡。公使窦纳乐和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这两个英国正式和非正式的代理人都被困在北京，与外界消息隔绝，不能照旧策划侵华了，于是上海代总领事霍必澜（P.Warren）应时而起，在江海关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F.A.Aglen）等支持下，主动承担起保护英国权益、分裂清政府的重要角色。6月14日，正当西摩联军在京津路上乱窜被阻的时候，霍必澜电告外交大臣索尔兹伯理说，北方消息越来越坏，长江流域的任何骚乱必将造成对英国的巨大损失；他说：“我深信，我们应当立即与汉口及南京的总督达成一项谅解。我完全相信，如果他们可以指望得到女王陛下政府的有效支持，他们将在所辖地区内尽力维护和平”。他建议给刘坤一和张之洞以海军支援④。英国政府正密切注视中国的严重情势，担心其他国家乘机侵入长江，破坏它的优势地位，前一天已命令海军部采取措施，预防其他列强进行干预，阻止它们强占舟山和长江炮台⑤。霍必澜的电报来得非常及时，索尔兹伯理称许它是维持长江秩序最可取的办法，授权霍必澜向刘坤一、张之洞提出保证，如果采取措施维护秩序，他们能得到英国军舰的全力支持①。他命令海军部分别派军舰去南京、汉口转达英国政府的决定。当时英国大量兵力被牵制在南非对布尔人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它在中国兵单将寡，镇压北方义和团已力不从心，当然更谈不到调集大军对广大的长江流域实行“有效占领”了。勾结中国地方实力派应付困难局面，实行所谓“互保”，使得长江流域中立化，不介入对外作战，既可用以镇压当地群众的反帝斗争，又可在“互保”名义下排除其他列强趁机侵入长江流域，这对英国说来是最为有利的。
刘坤一、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僚被义和团的发展势头弄得心慌意乱，徬徨无策。他们同两广总督李鸿章一样，对义和团深恶痛绝，曾多次要求清政府严厉镇压。6月15日，又联名奏请“明降谕旨，定计主剿”，警告西太后如果听任义和团发展下去，必然引起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导致清政府的倾覆②。这个主张在义和团蓬勃兴起、西太后企图加以利用的时候，当然不可能被采纳。刘坤一的辖区位于长江下游，帝国主义在中国最大的侵略据点上海又在其境内，他首当其冲，神情格外沮丧，仿佛末日将临。正当走投无路的时候，英国准备海军支持他维持秩序的保证使得他喜出望外。6月16日，他对英国驻南京领事孙德雅（A.Sundius）说：他欢迎英国海军的保护，盼望英舰早日来到。唯一的保留条件是英国不占领江阴炮台，免得导致群众骚乱①。他又对金陵关税务司韩森（P.Hansson）表示：他迫切需要英国支持，愿意尽力维持长江一带的和平。“只要英国方面帮助，[他]什么都肯做”。他还说：“不管太后的意图如何，他决心照自己的方针行事。”②这个“硕果仅存”的湘系军阀首领，被义和团运动的声势吓破了胆，有了英国撑腰，竟不惜同清政府分裂，这自然使英国十分高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辖区位于长江中游，他虽然也欢迎英国的支持，但方式上同刘坤一不完全相同。他告诉英国驻汉口总领事法磊斯（E.D.H.Fraser）说：他感谢英国政府愿对他提供支援，但不打算接受海军保护，因为英舰若进入长江，其他列强也会效尤，局面变得复杂起来，他不能对因此发生的后果负责。张之洞表示决心与刘坤一维持秩序，保护洋人，相信暂时不至于发生什么重大事故。如有需要，保证立即与英国商量①。张之洞、刘坤一电商后，18日联合致电驻英公使罗丰禄转告英政府，他们有足够力量维护长江流域的和平，不需要英舰帮助。“若英水师入江，内恐百姓惊扰生事，外恐各国援例效尤”，转而不利②。英国政府考虑他们的意见，电令上海英国海军高级将领谨慎从事，避免海军示威，英舰暂时不进入长江③。
霍必澜是个莽撞的侵略分子，不像索尔兹伯理那样老谋深算。他原以为得到刘坤一同意后，英舰即可顺利地开进长江，轻易地实现独占长江流域的野心。现在他的打算落空，感到失望，于是放出欧洲国家即将攻占吴淞的空气，利用刘坤一依靠英国的心理，施加压力，提出中英“共守吴淞炮台”的要求。刘坤一表示，如果英国能阻止其他列强的军舰进入长江，他愿意接受这个要求，并授权上海道余联沅与霍必澜商定具体的“合作”办法。这个消息泄露后，引起美、法等国的不满。美国人福开森（J.Fergson）对盛宣怀说，各国领事没有占领吴淞炮台的意图，中国“若为[英]所愚，各国必不服”①。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白藻泰（Bezaure）也表示反对。刘坤一转而认为“英允保护，确系诡计。”“惟有稳住各国，方可保全长江”，不同意中英“共守吴淞炮台。”霍必澜的计划，再度遭受挫折。
正当霍必澜积极策划夺占吴淞炮台的时候，各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天津租界开战以及进犯北京的西摩特遣军被围后下落不明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到上海，引起那里的官僚、买办、商人盛宣怀、沈瑜庆、赵凤昌、何嗣焜等人的莫大恐慌，他们预料上海及长江流域必然会发生战争，于是四出奔走，力图使战火不烧到这一地区。他们认为要“保全”上海和长江流域，应由刘坤一、张之洞共同出面与上海领事团而不是单独同英国订立条约，实行“互保”。在这些人中间、长期主持电报局、招商局，这时又负责督修芦汉铁路的大买办盛宣怀尤其突出。由于他消息灵通，又与帝国主义、地方督抚都有联系，“地位最宜”，他被公推出来进行撮合活动②。6月23日，盛宣怀得到美国驻沪总领事古纳（J.Goodnow）③支持后，电告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说：“全局瓦解，即在目前，已无挽救之法，逆料萧墙之内，必有变局”，要刘、张在未接到宣战谕旨以前，与上海各领事订立“互保章程”，“以定各国之心”。他说：此事“非从权不可，若一拘泥，不仅东南同毁，挽回全局亦难。”④24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分别致电张之洞、刘坤一，他说：“窃察驻沪各国领事之意，亦在维持平和，保全大局，并无别情。惟恐两处消息不灵，互抱疑念，驯致事变，祈即由尊处急派妥员来沪，与各领事会议，以保局面，迟无济事”①。25日，刘、张复电到上海，接受他们的建议，指定上海道余联沅为代表，邀请盛宣怀以帮办名义，协助订约。26日，余联沅出面邀上海各国领事在会审公廨开会，将预拟的《中外互保章程》九条和《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提出来讨论。前者内容主要为：“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第一条）；“各口岸已有兵轮者，仍照常停泊，惟须约束水手人等，不可登岸”（第四条）；各国如“竟自多派兵轮驶入长江等处，以致百姓怀疑，藉端启衅，毁坏洋商教士人命产业，事后中国不认赔偿”（第五条）；各国兵轮不得靠近炮台停泊，水手不可在炮台附近练操（第六条）；“上海制造局、火药局一带，各国允兵轮勿往游弋、驻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第七条）等②。后者内容主要有：上海各租界由各国巡防保护，严拿“土棍”，添募巡捕，在城厢内外昼夜巡逻，租界四周由中国军队常川驻守等。各国领事对《互保章程》第五、六、七等三条，争执很久。他们坚持订约必须事先政府授权，因此当天没有签字。第二天，古纳代表各领事致函余联沅，对刘坤一、张之洞负责保护地方，加以赞赏，宣布“只要他们在所辖省份内能够并且确实维护外国人根据同中国政府订立的条约而享有的权利，我们各国政府过去和现在均无意在长江流域单独或集体采取任何行动，或派任何部队进行登陆”③。余联沅代表刘坤一、张之洞保证维护“秩序”，保护洋人生命财产，古纳代表各国领事宣布不向长江进兵，不在上海登陆。双方都承担了责任，这就是所谓的“东南互保”。英国发起的由它单独与刘、张的“互保”，由于形势的突变，扩大为列强个个有份的“互保”，这当然不是英国的本意，但它事出无奈，别无他法，只好勉强同各国一起参加“互保”。不久，清政府招团御侮和对外宣战的谕旨，先后传到上海。刘、张等一面扣压谕旨，防止扩散，一面反复向领事团保证“无论北事如何”，“仍照所议办理，断不更易”。李鸿章更称宣战谕旨等为“矫诏”，“粤断不奉”④。他们在各自的辖区内，大力镇压群众，维持“秩序”。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宣告与本国主子决裂，使得帝国主义分裂清政府的计谋得逞。
刘、张等原以为《中外互保章程》很快能完成签字手续。7月3日，他们照会领事团签约，此后又不断催促，都没有成功。英国外交大臣告诉罗丰禄，对于那些便于执行的规定，它将欣然照办，但《互保章程》“只能作为条陈，不能作为约章，因其中有英国权利，不便委弃，中国责成，不便越俎。”①法国认为《互保章程》“所建议的办法在许多方面指出了法国政府愿意遵循的方向，但是，他们不准备授权他们的总领事在该协议上签字，从而使他们自己受到约束。”②德国宣告“江鄂两督拟订各节，碍难径允。”①帝国主义所以不愿签字，是因为有些规定限制它们在长江的活动，而且当时形势有了显著变化，被围的西摩特遣军，已经回到天津租界，各国增援军队陆续到达大沽，刘、张卖力镇压群众又很“有效”。英国特别担心订约会影响它在长江流域地位，丧失优势，使它同其他列强等同起来，对它不利。7月13日领事团正式拒绝签字。《互保章程》虽没有订立，刘坤一、张之洞在以后的各种场合里，仍然把它看为已经正式签订的文件，继续大力加以贯彻执行，“互保”的局面维持了下来。“东南互保”所起的作用是限制和妨碍了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和扩大，削弱了反帝斗争的力量，便利了帝国主义对北方义和团的进攻，加深了满汉统治阶级的矛盾，进一步削弱了清朝的统治。
“东南互保”的范围，原来只限于两江和湖广总督的辖境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等五省。两江总督对浙江有“兼管旧例”，浙江布政使和巡抚又先后向盛宣怀表示请求章程中“长江及苏杭内地”的“杭”字改为“浙”字，要求“悉照江南办理”②。闽浙总督许应骙与福州俄、美、日、英、法、德等领事签订了《福建互保章程》，宣称它与“江鄂办法不谋而合”。③署理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德寿宣布广东愿列入互保范围内，山东巡抚袁世凯曾表示与刘、张采取相同立场，它们都算是加入“互保”的地区。除上述各省外，四川总督奎俊与陕西巡抚端方都支持“东南互保”，尽管他们并没有正式宣布加入。上述实行“互保”的十来个省分，联成一片，对帝国主义分裂清政府作出积极的响应，加重了清朝分崩离析的局面。
霍必澜等对这个所有列强都有份的“互保”，因其实际上影响了英国在长江流域的特殊地位，很不满意，千方百计地力图挽回看来行将丧失的优势。联军攻占天津以后，他们积极活动，打算派英军登陆上海，武力控制长江。英国虽然一再宣布不派军队登陆上海，军舰不进入长江，反对瓜分中国，但在暗中却在吴淞口集中了三十多艘军舰，命令预定调赴华北的印度兵二千多名滞留香港待命，并撤退重庆海关洋员和内地洋商、教士，做好了武装占领上海的准备。霍必澜故意散播端王载漪打算调动刘、张的总督职位的谣传。英国政府虽然也很想恢复它在长江流域的独占地位，但对英军登陆上海有顾虑，于是调西摩到上海了解情况，作出决定。西摩积极支持霍必澜的主张，并亲到南京活动。刘坤一同意在其他列强军舰不入长江，英国在南京、汉口、九江、镇江各只泊一艘军舰的条件下，三千名英军可在上海登陆。8月10日，霍必澜宣布上述协议。法国外长第二天宣称不了解英军何以要在上海登陆，如英军登陆，法必照办。德国外交副大臣也说：“既然我们在最近的将来没有独占扬子江流域的希望，我们的任务至少应阻止英国的独占“④。17日，英军二千名在上海登陆，加上续到的登陆人数达三千名。各国纷纷效尤。8月30日，由六百名海军陆战队、一个山炮中队和一连越南人组成的一支法国军队也在上海登陆。9月，德国东亚兵团的两个连约五百人也接踵登陆，他们还在浦东修建了一个可容一千二百人的兵营。日本派了六百名水手作为海军登陆。上海美国人要求美国政府派军队来上海。法、德、日军队陆续在上海登陆，是对英国的又一次打击，它原想重新树立它在长江流域的特殊地位，却又一次遭到挫折。德国外交副大臣说：不能让英国单独监督长江口的中国水师；英国可能把单独监督视为较高的警察权，作为各方承认氏江流域属于英国势力范围的证据，他要求各国各派一些船舰哪怕一只前去监督。法国外长也强调，无论如何，联合行动比英国单独监视要好些⑤。英国为了对付德、法、美的反对，并防止德、俄联合，以利于俄国独占中国东北，便力图与德国妥协。10月16日，英、德两国缔结《扬子协定》，议定将中国沿江沿海各口岸自由开放，维持中国领土现状，第三国如欲在中国获得领土利益时，缔约国应采取一致步骤。英国借此表示两国有共同的政策，以反对俄国对中国东北的图谋。但德国另有打算，它以此抵制了英国对长江流域的独占，却不愿充当英国反对俄国的工具，明确表示“该协定不包括满洲”。英国利用德国反俄的设想落空。英、法、德等登陆上海的军队直到1902年才从上海撤走。
英国为了保持它在长江流域的地位，积极笼络张之洞，并支持刘、张的统治。义和团运动期间，唐才常为首的自立军曾企图在长江流域联络会党起事，拥立光绪复辟。他们还同霍必澜联系，希望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霍必澜坚决表示，英国不同意自立军在长江流域采取行动。自立军领导人“不能够期望得到女王陛下政府的同情”①。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汉口英国领事帮助张之洞拘捕在汉口租界内活动的自立军首领唐才常等二十余人，加以杀害。英国还对张之洞提供了一笔七万五千英镑（折合五十万两）的贷款，帮助他解决发不出军饷的困难。
日本在八国联军入京后，在厦门制造事端，妄图趁机抢占福建省。8月20日，首相山县有朋草拟了《北清事变善后策》②，认为中国虽暂时免于瓜分，但日后肯定避免不了这个结局。为了将来不至于措手不及，主张乘机首先在福建、浙江、江西扩大势力，获得驻军、筑路、开矿等特权。22日参谋总长大山岩训令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一有机会，就动手占领厦门。日本于23日制造了厦门日本“布教所”起火案，厦门领事马上令日本海军登陆“保侨”。26日又加派日军，添设炮兵阵地，如临大敌。儿玉还打算亲率三个旅团日军占领厦门。由于英、美等国干涉，俄国又于8月25日宣布撤退北京使馆，部分俄军随往天津，日本内阁才决定暂不入侵福建，避免扩大事态，厦门日军遂于8月31日撤走。日本在厦门的行动虽只是一个小插曲，但从中可以看出刚挤进“强国”行列的日本，蓄意乘机大捞一把，由此暴露了它狂妄阴险的帝国主义野心。
④叶昌炽：《缘督庐日记》，载《义和团》，卷2，页470—471
⑤Thomson：前书，页125。
①Thomson：前书，页131—132。
②《李希圣致张亨嘉书》，载《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页148。一个英使馆牧师于联军占领北京后不久回国，他记载从北京到通州沿途所见时说：“我们一路经过的村落和分散的农舍，全部地绝对地被废弃了。地里的庄稼都已成熟，但无人看管，无人收割，留在那里任其腐烂。”见Allen：前书，页292。
①《蓝皮书选译》，页41。
②L.K.Young：BritishPolicyinChina，1895—1902（杨：《英国对华政策》），页163。
①《蓝皮书选译》，页42。
②张之洞：《张文襄公电稿》，卷35，页4。
③BritishPolicyinChina，页162。
①《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9编，《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页74—75。
②BritishPolicyinChina，页162；《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页80—81。
③张之洞：前书，卷160，页16。
④BritishPolieyinChina，页163。
①盛宣怀：前书，卷35，页30。福开森曾充任刘坤一的顾问，又与盛宣怀关系密切。
②惜阴（赵凤昌）：《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载《人文月刊》，卷2（1931年），第7期。
③上海领事团首席领事为葡萄牙华德师（J.M.Valdez），但这时不起重要作用。
④盛宣怀：前书，卷36，页5—6。
①《日本外交文书》，卷33，别册一，《北清事变》上，页484—485。
②《中外互保章程》全文见盛宣怀：前书，卷36，页11—12。又见《日本外交文书》，卷33，别册一，页486。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系根据《民国上海县志》，个别地方有漏字和错误。
①《蓝皮书选译》，页128；盛宣怀：前书，卷36，页11。
②盛宣怀：前书，卷36，页8、17—18。
③《蓝皮书选译》，页126；许同莘编：《张文襄公电稿》，卷36，页2。
④《蓝皮书选译》，页122。
⑤《张文襄公电稿》，卷36，页14。
①盛宣怀：前书，卷36，页36—37。
②《蓝皮书选译》，页205—206；《日本外交文书》，33卷，别册一，《北清事变》上，页51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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